寅恪案：此札可与《初学集·八十》崇祯十六年癸未四月《复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参证。此两书俟后论《谢辇下知己及二三及门》诗时，更述之，兹暂不多引。此札辞旨虽与两书类似，但是否同一时间所作，尚有问题。《复阳羡相公书》中“恭闻督师北伐，汛扫胡尘”等语，即指《明史·二四·庄烈帝纪》“（崇祯十六年）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之事。（寅恪案：“丁卯”即初四日。可参《明史·三百零八·奸臣传·周延儒传》。）《寄长安诸公书》题下自注“癸未四月”，故此两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在扬州会晤李邦华时交其转致者。至此札未载年月，不能确定为何时所作。但据《寄长安诸公书》中“顷者，一二门墙旧士，为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贻书，连章累牍，盛道其殷勤推挽，郑重汲引，而天听弥高，转圜有待”等语，岂即指周彝仲寄牧斋之札而言耶？倘此假设不误，则此答周彝仲之札，尚在两书之前所作也。俟考。细绎此札，其最可注意者为“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等语。盖牧斋当时甚愿玉绳援己入相，而玉绳竟不为之尽力。继闻崇祯帝之逾分奖饰，极有入相之可能。今忽得此札，传玉绳之言，谓虽曾尽心殚力，而思陵之意终不可回。牧斋据此乃知玉绳深忌己身之入相，仅欲处以帮闲冷局，聊借是勉应君上之旁求，并少顺群臣之推荐。遂不觉发怒，与玉绳绝交，而认之为死敌也。其经过之原委，请略述之。
《南雷文定后集·二·顾玉书墓志铭》略云：
乙丑（康熙廿四年），余泛吴舫，遂主周氏。（寅恪案：“周氏”指周顺昌子茂兰。）于其座上见顾宗俊者，为玉书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志铭为请。玉书，名麟生，世为常熟人。父大章，陕西副使，谥裕愍。宜兴者，裕愍之门人。其再相也，玉书入其幕中。起废、蠲逋、清狱、薄赋四事，玉书颇与闻之。虞山故与宜兴涿鹿善，宜兴心欲起涿鹿（指冯铨），而众论不同，姑徐之以观其变。虞山遂致书宜兴云：“阁下含弘光大，致精识微。具司马公之诚一，寇莱公之刚断，而济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韩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废为朝政第一。至如涿鹿，余不具论，当年守涿之功，屹然为畿内保障。岂可一旦抹摋，尚浮沉启事乎？往见子丑之际，持局者过于矜愎，流为欹侧，一往不返，激成横流。此正今日之前车也。”玉书见而讶其翻逆案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以其书泄之于外，举朝大哗。虞山闻而恨之，后十年玉书有家难，虞山不能忘情，几置之死，因徙居吴门。家世膏粱，骤承贫薄，玉书不以芥意。婿赵延史、周旦龄（等），皆诸生。旦龄即周忠介公之孙也。
寅恪案：玉书所见牧斋致玉绳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九月玉绳再相至北京以后，及得周彝仲书以前所作。其欲玉绳荐起冯振鹭，乃阴为己身再起之预备。盖牧斋与振鹭在当时虽为对立之党派，然若思陵能统一并用，则冯氏得起，己身亦可同进矣。兹姑不论其此时之用心如何，但其以《易经·坤·彖》“含弘光大”之义为说，实亦牧斋于明末南都时所持之政见也。颇疑朱由崧之“一年天子小朝廷”（见《有学集·八·长干塔光诗集·一年（七律）》），其以“弘光”为年号者，固出于此，而拟此“弘光”之号，即采自牧斋之意。殆欲以“含弘光大”统一并用，标榜当时政策之故欤？关于牧斋致玉绳此书，尚有可注意者二事：一为牧斋称誉玉绳，连举北宋宰相司马光、寇准、王旦、韩琦四人以相比拟，足见牧斋用典适切，非俭腹者可及。然亦由其熟玩《东都事略》之故。牧斋于王偁之书，曾有一段因缘，观《初学集·八五·书〈东都事略〉后》及《有学集·四六·跋〈东都事略〉》并同书三一《族孙嗣美合葬墓志铭》等可知也。二为前论《有美诗》谓黄梨洲虽与牧斋交谊笃挚，然时有讥刺之语，殊不可解。意者太冲于阉党有杀父之仇，其见解绝异于牧斋之“含弘光大”。牧斋殁后廿一年，梨洲游苏州，目睹旧朝党家之沦落，乃知实由受之追恨玉书泄其密书所致，因遂于畴昔夙好之人，不惜为不满之辞耶？
至玉绳之再相，颇由东林推动之故。此事今不能详述，亦不必详述。但旧籍中有关于周延儒再相，侯恂与有力焉一节，兹录于下。其正确之性质，尚待考实。唯以其与后论侯恂、方域父子及左良玉事牵涉，故并附及之，以备参究。
文秉《烈皇小识·七》“崇祯十年辛巳”条云：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寅恪案：“桐城”当作“怀宁”。此误）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寅恪案：张天如、吴来之为策划玉绳再相之主要人物，各出一股，不待多论。冯振鹭、侯若谷、阮集之三人各分任一股，合张、吴二股计之，共为五股。六股之数尚少一股，文氏独缺分任此股之主名，当有所讳。牧斋于此颇有嫌疑。然今考牧斋此时正为河东君之事筹措经营，精疲力竭，若黄扉、金屋同时并举，揆之虞山平日经济状况，恐未必有此能力也。俟考。
又梨洲所言顾氏家难事，今难考知。但《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札五首》之一（可参同书同卷《与（钱）湘灵札》中“仲恭非死于其弟，乃死于其兄”等语），有涉及此事之语，或与太冲所言有关。其文云：
仲恭家事，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不敢漫置一喙。年丈伟望硕德，乡评倚重，忍不出片言，断其曲直乎？景之丈为顾氏懿亲，得其立议，即玉书亦必信服，他可知也。为亡友又复饶舌，当不惜知己一笑耳。
寅恪案：王兆吉者，常熟王嘉定长子梦鼎之字，而梦鼐之兄也。王氏父子兄弟事迹见《初学集·五七·王府君墓志铭》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二五·王梦鼐传》等。景之者，常熟赵士春字。士春为明末常熟著称之人，事迹见《明史·二二九·赵用贤传》附《士春传》及《常昭合志稿·二五·赵士春传》等。仲恭者，常熟顾大韶之字，即玉书之叔也。
《初学集·七二·顾仲恭传》云：
顾大韶，字仲恭，常熟人也。父云程，神庙时为南京太常寺卿。仲恭与其兄大章字伯钦，孪生子也，连袂出游，人不能辨其少长，有张伯皆、仲皆之目。伯钦举进士，奉使休沐，颜面肤腴，衣冠骑从甚都。仲恭老于书生，头蓬不栉，衣垢不浣，口不择言，交不择人，潦倒折拉，悠悠忽忽，每引镜自诧曰：“顾仲恭乃如许！”
颇疑梨洲所云“家难”，即牧斋所谓“家事”。岂大章一房与大韶一房亲族竞争之事，亦如后来牧斋死后所谓“钱氏家难”者耶？详绎牧斋札语，其意实袒大韶一房。所云“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可见牧斋愤怒之甚。“此辈”当指与大韶一房为敌之亲支，即玉书一房。“为亡友又复饶舌”之“亡友”，即指仲恭而言。盖玉书一房，不听从牧斋之意，牧斋遂欲借王、赵两人之力以压迫之也。牧斋与仲恭交谊本极笃挚，观其崇祯十七年甲申以前所作之《仲恭传》，于伯钦、仲恭兄弟之间，似已有所轩轾。玉书之怨牧斋，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久矣。又牧斋札中称景之为顾氏“懿亲”，赵士春与顾麟生两人亲戚之关系，今不易知。梨洲所撰《顾玉书墓志铭》，载其诸婿中有“赵延史”之名。牧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十二月作景之妻黄氏墓志铭，载黄氏所生二男中有“延先”之名（见《初学集·五九·翰林院编修赵君室黄孺人墓志铭》）。延史、延先名不尽同，未必是一人。然俱以“延”字命名，岂兄弟行辈耶？更俟详考。
玉绳既不能如牧斋之所求，牧斋忽得闻徐石麒传述思陵奖饰之语，取而与周彝仲书中所言者相参较，亦明了阳羡之用心。于是失望怨怼之辞形诸诗文者，连篇累牍，刺刺不休矣。《初学集·二十·下·东山诗集·四·嘉禾司寇再承召对下询幽仄恭传天语流闻吴中恭赋今体十四韵以识荣感》（寅恪案：“嘉禾司寇”指徐石麒。见《明史·二七五》本传。《传》载石麒字宝摩，嘉兴人。光绪修《嘉兴府志·五·徐石麒传》同。钱肃润《南忠纪》“太宰徐公”条云：“徐石麒，号虞求。”《明季南略·九》“徐石麒主盟”条云：“字宝摩，号虞求。浙江嘉善人。”光绪重刻乾隆修《浙江通志·一六三·徐石麒传》云：“号虞求，嘉兴人。”又《陈忠裕全集·二九·虞求徐公行状》云：“公性纯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禄养，因自号虞求，以志永思。”尤可资考证）云：
夕烽缠斗极，昃食动严宸。帝赉旁求急，天章召对勤。睿容纡便殿，清问及遗民。当宁吁嗟数，班行省记真。虚名劳物色，朴学愧天人。（自注：“上曰，钱某博通今古，学冠天人。咨嗟询问者再。”）四达聪明主，三缄密勿臣。东除宜拱默，北响共逡巡。日月诚难蔽，云雷本自屯。孤生心自幸，幽仄意空频。漫欲占连茹，何关叹积薪。丹心悬魏阙，白首谢平津。感遇无终古，酬恩有百身。尧年多甲子，禹甸少风尘。歌罢临青镜，萧然整角巾。
寅恪案：此诗列于《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诗之后。又据《明史·一一二·七卿年表·二》崇祯十六年癸未“刑部尚书”栏载：“石麒正月削职。”初视之，似牧斋得闻虞求召对之语，在崇祯十六年正月或四月以后。细绎之，此诗“夕烽缠斗极，昃食动严宸。帝赉旁求急，天章召对勤”即指上引《明史·二四·庄烈帝本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初六日）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诏举堪督师大将之事。此时距十六年癸未元日，几达两月之久。想当日徐氏召对之后，即秘密速报牧斋。观《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壬午除夕（七律）》略云：
蓬荜依然又岁除，如闻幽仄问樵渔。耗磨时序心仍在，管领山林计未疏。
可为牧斋在崇祯十五年岁除之际，已得虞求密报，即玉绳排阻信息之确证。故牧斋得以据之洞烛玉绳之奸诈。由是可以推知其答周彝仲札亦在得闻徐氏密报之后矣。其所以列此诗于十六年四月之后者，恐因不便泄露徐氏早有密报之事。是年四月，钱、徐两人或又会于扬州，流传转述，事后赋诗，庶可避免嫌疑。且借以见徐氏所为，有合于孔光不言温室树之义欤？
此题后第三题复为《挽西蜀尹西有长庚二首》。其第一首“万言书上黄扉寝”句下自注云：“西有为余上书蜀相，不蒙省答。”“蜀相”当指王应熊而言。《明史·二五三·王应熊传》略云：
王应熊，字非熊。巴县人。（崇祯）六年，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八年，乞休去。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独念应熊刚很，可借以制之，力言于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应熊。明年六月，应熊未至，延儒已罢归。延儒被逮，不即赴，俟应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顾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对曰：“需王应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月，应熊至，宿朝房。请入对，不许。请归田，许之。乃惭沮而返。
寅恪案：非熊本玉绳党，即使再任，当亦未能起用牧斋。可知牧斋在当时实负宰相之望，为朝野所推，故延儒尤忌之也。因并附记之，以供参考。
抑更有可论者，《初学集·七九》卷末附瞿稼轩《跋语》云：
先生平生持论，一味主于和平，绝无欹帆侧柁之意。特忌者不知，必欲以伐异党同之见，尽力排挤，使之沉埋挫抑，槁项山林而后快。假使先生得乘时遘会，吐气伸眉，以虚公坦**之怀，履平康正直之道，与天下扫荆棘而还太和。雍熙之绩，岂不立奏。而无如天心未欲治平，人事转相挠阻。岁月云迈，白首空山，徒令其垂老门生，闭户诵读，共抱园桃之叹。此式耜于编纂之余，而窃不胜世道之感也。因并述之，以缀于后。崇祯癸未八月，门人瞿式耜谨跋。
寅恪案：《初学集》为稼轩承牧斋之命编纂校刻者。今《初学集》目录之后，载稼轩《后序》，末署“崇祯癸未九月朔日”。此外别有跋语，即上所节录者也。此跋语附于七九卷之末。下一卷首载《上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据是，可以推知牧斋当时实有意特列两书于次卷之首，所以见其在崇祯朝出处本末，与阳羡始合终离之关键。瞿氏跋语所言，牧斋平生持论“无欹帆侧柁之意”，即“含弘光大”之义。忌者必欲使之“槁项山林”，即“领袖山林”之旨。故稼轩之跋与牧斋之诗，可以互相证发也。此《癸未元日杂题长句》第六首第七句“千树梅花书万卷”，亦是牧斋自道其当时之实况。赋此诗时，绛云楼虽未落成，但牧斋之家所藏书籍早已甚富。兹不须广引，即取前论《东都事略》时，言及之《钱嗣美墓志铭》中“余家居访求遗书，残编落简，捐衣食无所恤”之语，可证知也。至“千树梅花”，乃指拂水山庄之梅而言。前论《东山酬和集·一·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诗时，已详言之，兹可不赘。唯牧斋举此以谢绝玉绳，亦更有其故。《初学集·一五·丙舍诗集·上·阳羡相公枉驾山居即事赋呈四首》，其一云：
阁老行春至，山翁上冢回。衮衣争聚看，棋局漫相陪。乐饮倾村酿，和羹折野梅。缘堤桃李树，一一为公开。
其二云：
黑头方壮盛，绿野正优游。月满孙弘阁，风轻傅说舟。鸱夷看后乘，戎马问前筹。侧席烦明主，东山自可求。
其三云：
堤柳眠风翠，楼花笑日红。秾华欺冷节，妖艳仗天工。舟楫浮春水，车茵爱晚风。暂时忧国泪，莫洒画桥东。
其四云：
若问东山事，将无畏简书。白衣悲命驾，红袖泣登车。甲第功谁奏，歌钟赏尚虚。安危有公在，一笑偃蓬庐。
寅恪案：此题前第一题为《清明河阳山上冢》，第二题为《寒食偕孟阳璧甫山行饭破山寺》。此题第三首复有“秾华欺冷节”之句，可知崇祯十二年己卯清明寒食后不久之时，玉绳曾到拂水山庄访问牧斋也。玉绳既亲见拂水山庄园林之胜境，则其“虞山正堪领袖山林”之语，尤为适切。《才调集·五》元微之《刘阮妻二首》之二云：“千树桃花万年药，不如何事忆人间。”然则牧斋此时已拥有萼绿华之河东君，又何必不忘情于人间买菜求益之书哉！第六首“君看松下有清风”句，即王摩诘《酬张少府诗》（见《王右丞集·七》）云：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反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盖右丞此诗，正可道出牧斋答复玉绳所欲言也。
其七略云：
潘岳已从槐柳列，石生宁在马蹄间。邓尉梅花侵夜发，香车明日向西山。
寅恪案：“潘岳已从槐柳列”句，牧斋实兼采《晋书·五五·潘岳传》安仁谄附贾谧事，与李百药《（北齐）书·二二·卢文伟传》所载，两者合用，构成此句。且因“石生宁在马蹄间”句，同是晋人故实（除钱遵王《注》所引者外，并可参《世说新语·政事类》“山公以器重朝望”条，刘《注》引虞预《晋书》），遂联想及之耳。遵王《注》引《北齐书·卢文伟传》云：
卢询祖好臧否人物。尝语人曰：“我昨东方未明，过和氏门外，已见二陆两源森然与槐柳齐列。”盖谓彦师仁惠与文宗那延也。
以释之，自是不误。惟《北齐书》本作“两源”，而此注作“两潘”，殊为可笑。恐是由于偶尔笔误，抑或版本目录专家疏于乙部校雠之学所致耶？俟考。“邓尉梅花侵夜发，香车明日向西山”一联，前于论《京口舟中感怀》诗时已及之。邓尉山在苏州府治之西南，故称之为“西山”。但此不过希望河东君病愈出游之意。其实此时河东君正在病中，非真能往游苏州也。又此诗七、八两句之意，实暗用《晋书·七九·谢安传》中“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及“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等语。牧斋诗之“西山”，即《谢安传》之“东山”也。但牧斋赋此诗时，正怨望朝旨之不至，则与谢安石大相违异耳。一笑！
复次，董小宛与冒辟疆之因缘，为世人所习知乐道者，但与本文无涉，自不应旁及。唯其中有关崇祯十五年冬河东君偕牧斋至苏州一事，则不可不略辨之。以明了河东君当日患病之情状也。冒襄辑《同人集·三》载张明弼所撰《冒姬董小宛传》云：
（虞山钱牧斋先生）维时不惟一代龙门，实风流教主也。素期许辟疆甚远，而又爱姬之俊识。闻之，特至半塘，令柳姬与姬为伴，亲为规画，债家意满。时又有大帅以千金为姬与辟疆寿，而刘大行复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远近与姬饯别于虎疁。买舟，以手书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书与门生张祠部为之落籍。
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略云：
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复字青莲。籍秦淮，徙吴门。（崇祯十五年壬午）阳月过润州，时闽中刘大行自都门来，与陈大将军及同盟刘刺史饮舟中，适奴子自姬处来，云姬归不脱去时衣，此时尚方空在体，谓余不速往图之，彼甘冻死。刘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称风义，固如是负一女子耶？”余云：“黄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为。”刺史举杯奋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即于今日往。”陈大将军立贷数百金，大行以摸数觔助之。（寅恪案：《同人集·四》所录陈梁则（梁）《与冒辟疆书》，其中一札有“才渔仲来，刻下试精神，作收弃儿文，兼试渔仲之参”等语，可与此参证。）讵谓刺史至吴门，不善调停，众哗决裂，逸去吴江。余复还里，不及讯。姬孤身维谷，难以收拾。虞山宗伯闻之，亲至半塘，纳姬舟中。上至荐绅，下及市井，纤悉大小，三日为之区画立尽，索券盈尺。楼船张宴，与姬饯于虎疁，旋买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饮于拙存堂，忽传姬抵河干。接宗伯书，娓娓洒洒，始悉其状。且即驰书贵门生张祠部立为落籍。吴门后有细琐，则周仪部终之（寅恪案：《同人集·六·影梅庵悼亡题咏》周吴昉（士章）《悼董宛君（七律）八首》之三末句云：“早知愁思应难扫，悔却当年月下媒。”颇疑周仪部即指此人。俟考），而南中则李总宪旧为礼垣者与力焉。越十月，愿始毕。然往返葛藤，则万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
周亮工辑《尺牍新钞·五》钱谦益《与冒辟疆书》云：
双成得脱尘网，仍是青鸟窗前物也。渔仲放手作古押衙，仆何敢贪天功。他时汤饼筵前，幸不以生客见拒，何如？嘉贶种种，敢不拜命。花露海错，错列优昙阁中。焚香酌酒，亦岁晚一段清福也。
综合上列材料观之，牧斋实于崇祯十五年冬季往游苏州。但河东君并未偕往。据前引《壬午除夕》诗，其结语云“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之语，则是年冬季河东君尚在常熟家居病中，可以推知。且辟疆亦未言河东君偕往，尤足为牧斋独至半塘之旁证。亮工殆以河东君与小宛既为同类，而柳钱并是风流好事之人，遂加以想象，造作两人同至半塘，以完成董、冒因缘之佳话耶？余详后论河东君适牧斋后患病条。至牧斋此次之至苏州，当别有原因，非专为双成脱籍事也。前引《庄烈帝本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清兵入塞，京师戒严。诏举堪督师大将者。戊寅，征诸镇入援”之事。牧斋此时于诸镇勤王入卫者，颇致殷勤，如前论其与史道邻之关系，即是一例。检《初学集·壬午除夕》前一题为《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二首时有郎官欲上书请余开府东海任捣剿之事故次首及之》诗，前已论及。兹更推绎此题二首排列之先后，疑其为崇祯十五年冬季在苏州所作。盖程氏乃响应诏书北上勤王入卫者，牧斋特为赋诗送行，恐亦欲其为己身尽力之故。然则牧斋是年冬季之至苏州，其主旨实在求以知兵起用。奔走经营，乃至如此。“一代龙门，风流教主”固非虚誉。但若察其内容，转觉可笑可怜矣。
复次，董、冒因缘关涉之人颇多，兹仅就前已述及之刘渔仲言之，其人与黄石斋最为密切。其事迹兹不必详述，姑择录所见有关材料于下。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七·嘉兴起义诸臣传·刘履丁传》云：
刘履丁，字渔仲，漳州人。大学士黄道周高弟。聪明绝人，字画篆刻皆极其妙。博物好古，诗深□，自成一家。崇祯间以贡为郁林州知州。见天下方乱，致书友人曰：“孔贼犯天津，一月而弒两藩。吾辈不知死所矣。”因研究诸家兵法。至是与徐石麒等起义。敌至，为仇所刺，并杀其子以降。（寅恪案：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屠象美”条谓：“闽人刘履丁以善陈洪范，通北兵。惧泄，夜走胥山沈氏墓，追获之。”与屈氏所言迥异。特记于此，以俟考定。）
《初学集·五三·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略云：
漳浦刘履丁以诸生应辟召，擢郁林州知州。将归葬其父母，而谒铭于旧史氏，曰：“履丁之先世，自光、固徙莆田。元末有尉漳浦者，而家焉。先母黄氏，其父郡守公，理学巨儒，与从伯父国征、介征同乡举。丁闻之石斋黄夫子，惟夫子之言，质而不华，可以信于后，愿有述也。”余曰：“子之夫子，吾执友也。古之为文者，必有所征。余之知履丁以其师，知履丁之父母以其子，可谓有征矣。”
寅恪案：光绪修《漳州府志·一八·选举·三·荐辟门》云：
刘履丁，崇祯十一年辟郁林知州。
程松圆《耦耕堂存稿诗·下》载《口占送刘渔仲之郁林任（七绝）》云：
蒹葭杨柳送双旌，五岭宜人独桂城。今日逢迎满天地，不须君到自题名。
此诗为松圆于崇祯十一年在杭州所作，可与上引诸材料互证。余详后论黄石斋《与郑芝龙》第二书。其他如牧斋、石斋著述并冒辟疆《同人集》所录范质公、陈则梁、张公亮诸人书札中，皆有关涉刘氏之文字，今不备及。但有一事略可注意者，即渔仲与人参之关系。盖吾国古代《本草》中之人参，当为今之党参，即前述王介甫不肯服用之紫团参。后起外来之东北参甚为世所珍重，遂专攘昔时人参之旧称，而以上党郡之名属之土货。
又谈孺木《枣林杂俎》中《荣植类》“人参”条（可参阮葵生《茶余客话·二十》“人参”条并梁章巨《浪迹丛谈·八》“人参”“高丽参”及“参价”条等）云：
辽阳东二百余里，山深林密，不见天日，产人参。采者以夏五月入，裹三日粮，搜之最难，或径迷毙人。万历中，辽东李都督如松尝馈某侍郎一本，重十六斤，形似小儿。海盐姚叔祥记。
同书《和集·丛赘类》“荐侑”条云：
崇祯末，士大夫苞苴辄千百金，苦于赍重，专用黄金、美珠、人参异币，时都门严逻，而径窦愈广。
刘舆父《五石瓠》“相公开三市”条云：
董心葵卖金卖珠卖人参于京师，各张一铺，人人知之。周宜兴安得不败。
同书“人参榼”条云：
周宜兴之再出也，从淮舟行，概不与人宴会，送席者亦却弗受。有一州郡官以人参为肴，设于小榼，赂左右，俾呈相公一见之，宜兴偶收参而麾其榼。于是沿途弁绅，密侦其例，遂有以参二斤为一器者，自是舟中之参积若山阜矣。
可知人参在明季非仅限于药物之性质，亦可视为货币之代用品矣。渔仲于明季由北京至南方，.挟此后起外来之奇货以当多金，岂为行侠救贫耶？抑或求利自济耶？寅恪非中医，且无王夫人“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之感叹（见《红楼梦》第七十七回），故于人参之功效，不敢妄置一辞。但就此区区药物，其名实之移转，价格之升降言，亦可以通知古今世变矣。至若《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中有《（康熙二年癸卯十一月）小尽日灵岩长老送参》诗（寅恪案：“灵岩长老”指熊开元。见《小腆纪年·一二》等），则遗民逸老眷恋不忘故国故交，同情分卫之举，与渔仲之好事行侠者，更应区别论之也。
抑更有可附论者，前引《同人集·四》陈则梁《与冒辟疆书》，其中涉及刘渔仲之人参事，复检余怀《板桥杂记·下·轶事门》云：
岁丙子（崇祯九年），金沙张公亮（明弼）、吕霖生（兆龙）、盐官陈则梁（梁）、漳浦刘渔仲（履丁）、雉皋冒辟疆（襄），盟于眉楼，则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寅恪案：此条可参《同人集·五·五子同盟诗》。）
同书同卷云：
陈则梁人奇，文奇，举体皆奇。尝致书眉楼，劝其早脱风尘，速寻道伴，言词切至。眉楼遂择主而事。诚以惊弓之鸟，遽为透网之鳞也。扫眉才子，慧业文人，时节因缘，不得不为延津之合矣。
寅恪案：冒、陈、张、刘、吕诸人为同盟死友，刘为冒出卖人参，以成情耦（可参《板桥杂记后跋》引吴园次（绮）《吊董少君诗序》云：“当时才子，竞着黄衫。合世清流，为牵红绣。”并加解释云：“时钱虞山作于节度，刘渔仲为古押衙。”），并分赠陈以寻盟好。然则人参之功用有如是者，亦李时珍所不及知，而王安石真可谓“拗相公”矣。横波接受则梁之忠告，遂嫁芝麓。不但借此得脱浙江伧父之困辱（见《板桥杂记·中》“顾媚”条），又可免陈畹芬、卞云装等之遭遇。则梁可谓眉楼之侠客，而兼功臣矣。至方望溪所记黄石斋与顾横波之逸事一则（见《方望溪先生全集·九·石斋黄公逸事》），颇疑其或与刘履丁间接有关。未能详考，姑记于此。
其八云：
春日春人比若耶，偏将春病卸铅华。绿窗旧谱姜芽字，绮阁新评玉蕊花。（自注：“山矾二株，河东君所扳赏，订其名为‘玉蕊’。余为之记。”）晓镜十眉传蜀女，晚帘双燕入卢家。（寅恪案：此句遵王无注，偶检《全唐诗·第四函·刘方平·新春（五律）》云“双燕入卢家”及“更浣越溪纱”。牧斋诗辞旨当出此。）江南尚喜无征舰，院落烧灯听鼓挝。
寅恪案：此首为此题最后一首，乃专为河东君而作者，即白乐天《新乐府大序》所谓“卒章显其志”之旨也，故特全录之。首两句言河东君此时正在病中。三、四两句乃言河东君之艺术赏玩。前论《东山酬和集·一》河东君《次韵牧斋上元夜小饮沈璧甫斋中》诗“玉蕊禁春如我瘦”句，引牧斋《玉蕊轩记》。此记末署：“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记。”是年十二月大尽，则距次年元日赋此诗时仅隔一日。故知此句乃写当时实况。不知玉蕊轩有无题额，倘有之，当为河东君所书。此第三句所以著“柳家新样元和脚”之旨也。五、六两句，自是以文君、莫愁比河东君，固甚适切。至七、八两句，乃言此时江南尚可苟延旦夕，最能写出当日士大夫偷安之一般心理。由今思之，甚可慨叹也。
《初学集·二十·下·东山诗集·四·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诒书辇下知己及二三及门谢绝中朝寝阁启事慨然书怀因成长句四首》云：
（诗见下。）
寅恪案：兹请先论此诗题，然后分别再论此四律。前于述《（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六及关于陈鸿节诗，已略言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至扬州会晤李邦华事。《有学集·三四·明都察院左都御史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李公神道碑》略云：
吉水李公讳邦华，字孟暗，懋明，其别号也。先帝（指思宗）御极，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协理京营戎政，进本部尚书。在事一年，用中旨罢归。（崇祯十二年）己卯，特简起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逾年，丁父忧。（十五年）壬午，服除，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几，拜北掌院左都御史。抵湖口，得后命。便宜发饷，遏宁南侯左良玉溃兵。上闻之，大喜。益专意委信公。（十七年）甲申三月十八日，贼破外城，移宿吉安馆文信公祠下。诘朝，内城陷，持束帛系信公坐楣，投缳而绝。三月十九日辰时也。四月公之丧至自北京。十一月二十四日，葬仁寿乡鳌山钓鱼台之谕茔。公既葬，（孙）长世泣而言曰：“隧道之碑铭，有与吾祖游而载史笔者谁乎？”谋于诸父，渡江来请者至再。（十六年）癸未北上，要语广陵僧舍，艰危执手，潸然流涕。嘱曰：“左宁南，名将也。东南有警，兄当与共事，我有成言于彼矣。”箧中出宁南牍授余曰：“所以识也。”入都，复邮书曰：“天下事不可为矣。东南根本地，兄当努力。宁南必不负我，勿失此人也。”偷生假年，移日视息。生我知我，辜负良友，伤心克骨，有余痛焉。彷徨执笔，老泪渍纸，而不忍终辞者，以为比及未死，放只字于青简，庶可以有辞于枯竹朽骨也。（又检《牧斋尺牍·上》有《与李懋明札》一通。绎其内容，知为崇祯十二年四月李邦华起为南京兵部尚书时所作。附记于此，以供参考。）
牧斋此文作于何年，虽未能确定，但文中有“长世渡江来请”及“偷生假年，移日视息”等语，则当是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行，至次岁，即顺治三年丙戌秋间南还家居以后所作。其述左良玉与李邦华及己身之关系一节，盖欲借是以湔洗其与马、阮交结之事实，并表明其中立不倚之政见耶？牧斋颇认此次与懋明之会晤，为其一生志业所关。故于垂死之时赋诗，犹忆及此事。《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八云：
忠躯义感国恩赊，板**凭将赤手遮。星散诸侯屯渤海，飙回子弟走长沙。神愁玉玺归新室，天哭铜人别汉家。（原注：“一云，共和六载仍周室，章武三年亦汉家。”）迟暮自怜长塌翼，垂杨古道数昏鸦。（自注：“记癸未岁与群公谋王室事。”）
自注云“群公”，则懋明之外，尚有他人。《侯忠节公（峒曾）年谱》“崇祯十五年壬午”条云：
九月，改浙江嘉湖道备兵参政。
“十六年癸未”条略云：
正月之官嘉兴。夏五月，吏部上计，举府君大廉卓。而府君是时亦既病矣。天方大旱，府君步而祷焉。未几疮痏发于足跗，委顿者两月余。又一日，方视案牍，忽呕血数十口，累日乃止。投牒请于当事者三，终不许。府君方卧病时，徐太宰（石麒）以司寇事被放归里，陶陶永夕，差以为快。九月，诏使逮问周宜兴（延儒）。
寅恪案：虞求虽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削职。其归至嘉兴之月日，今不易考。但据《侯谱》，知其十六年五月以后，九月以前，必已返家。由是言之，虞求十六年正月削职后，由京南归，于四月中途过扬州时，与牧斋会晤，颇有可能。若果如是，则虞求亦是与牧斋共谋王室群公中之一人也。
又，此事亦间接涉及侯恂、方域父子，兹略论之于下。侯方域《壮悔堂文集·三·为司徒公与宁南侯书》（寅恪案：“司徒公”乃朝宗称其父恂之官号。“宁南侯”则指左良玉而言也）云：
乡土丧乱，已无宁宇。阖门百口，将寄白下。喘息未苏，风鹤频警。相传谓将军驻节江州，且扬帆而前。老夫以为不然，即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无如市井仓皇，讹以滋讹，几于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汛防之冲也。郧、襄不戒，贼势鸱张，时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骄之。储威夙饱，殚图收复，在将军必有确画。过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涉疑，义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粮，非出本愿，则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将军者，以能节制经纬，危不异于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岂谓小饥动至同诸军士仓皇耶？甚则无识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驱，伴送室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生平审处，岂后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纲纪，奉移内郡。何必双旌，聿来相宅？况陪京高皇帝弓剑所藏，禁地肃清。将军疆场师武，未取进止，讵宜展觐？语云“流言止于智者”，若将军今日之事，其为流言，又不待智者而决之矣。惟是老夫与将军义则故人，情实一家。每闻将军奏凯献捷，报效朝廷，则喜动颜色，倾耳而听，引席而前，惟恐其言之尽也。或功高而不见谅，道路之口，发为无稽，则辄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愿闻也。顷者浪语，最堪骇异，虽知其妄，必以相告。将军十年建竖，中外倚赖，所当矜重，以副人望。
此书后附杨廷枢《跋语》云：
癸未，侯子居金陵，宁南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马知其为司徒公旧部，请侯子往说之。侯子固陈不可，乃即署中为书以付司马，驰致之宁南。后一夜，侯子晤友人云：“议者且唱内应之说。”遂以书抵议者而行。侯子祸虽不始此，然自此深矣。宁南旋得书而止。余尝见其回司徒公禀帖，卑谨一如平时，乃知宁南感恩，原不欲负朝廷者，驾驭失宜，以致不终，深可叹也。偶过侯子舟中，观此书，感而识之。乙酉三月，杨廷枢记。
同书五《宁南侯传》略云：
朝廷以司徒公代丁启睿督师，良玉大喜。未几，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吕大器代。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尽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吕公代，是疑我，而欲图之也。”自此意益离。遂往来江楚，为自竖计。尽取诸盐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财。贼帅惠登相等皆附之，军益强。又尝称军饥，欲道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书熊明遇大恐，请于司徒公，以书谕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为调和计，封良玉为宁南侯，而以子梦庚为总兵官。良玉卒不为用。
同书三《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寅恪案：“阮光禄”指阮大铖）云：
仆窃闻君子处己，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今执事之于仆，乃有不然者，愿为执事陈之。执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归，仆时方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者弥日。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照，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而与执事薄。噫！亦过矣。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与左诚有旧，亦已奉熊尚书之教，驰书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顺，则贼也。仆诚应之于内，亦贼也。士君子稍知礼义，何至甘心作贼？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计无复之，容出于此，而仆岂其人耶？何执事文织之深也！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
同书六《壮悔堂记》略云：
余向为堂，读书其中，名之曰“杂庸”。或曰：“昔司马相如卖酒成都市，身自涤器，与庸保杂作。子何为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举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无如子者，安往而不与庸杂，又岂必酒垆耶？”呜呼！君子之自处也谦，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党禁，又历戎马间，而乃傲睨若是。然则坎壈而几杀其身，夫岂为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怃然久之，乃知余生平之可悔者多矣，不独名此堂也。急别构一室居之，名曰“壮悔”。古者三十为壮，余是时已三十五矣。
同书首载《年谱》略云：
崇祯十六年癸未，公二十六岁。司徒公解任，避兵扬州。左良玉军襄阳，以粮尽，移驻九江，欲趋南京。南本兵乞公为司徒书，驰谕止之。阮大铖以蜚语中公。公避于宜兴。有《与光禄书》。以不即救汴，逮司徒公系狱。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奉司徒公居南园。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
顺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五岁。司徒公居南园。治壮悔堂，作文记之。访陈定生于宜兴。
《国榷·九八》略云：
壬午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总督保定侯恂免。
同书九九略云：
癸未崇祯十六年二月庚辰，平贼将军左良玉避贼东下，沿江纵掠。土寇叛兵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壬午，左良玉泊池州清溪口，副总兵王允成称以二千人勤王，纵掠青阳、南陵、繁昌。沿江**，薄于芜湖，竞传其兵叛。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知良玉为尚书侯恂旧部。恂次子方域适在金陵，代为尚书书（致良玉）。良玉得书，禀答卑谨，一如平昔。七月，议处郑三俊，逮张国维、侯恂，以秉枢不职，弃开封不守也。
徐鼒《小腆纪传·六四·逆臣·一·左良玉传》略云：
释侯恂于狱，以兵部侍郎代丁启睿督师。恂未至军，而良玉已溃于朱仙镇矣。开封陷。帝怒，罢恂官，而不能罪良玉也。（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良玉）抵武昌，至正月中启行，艨艟蔽江而下。当是时，降将叛卒假左军号，恣剽掠。蕲州守将王允成为乱首。破建德，掠池阳。去芜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盐舶尽夺以载兵，声言将寄孥南京。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南兵部尚书熊明遇不知所计。适都御史在家被召，道出湖口，闻变，乃倚舟草檄告良玉曰：“贵镇宜即日严戢兵丁，疏通江路，捩舵回船，刻期还镇。缺饷事情，候本部院到皖设法措处。勿过安庆一步，以实流言。”良玉得檄心折。邦华飞书告安庆巡抚，发九江库银十五万，补六月粮。军心大定，南都解严。邦华具威仪入其营。良玉红袜首，鞾袴，握刀插矢，俯立船头。邦华辞。乃用师弟子礼见。临别，誓以余生效顶踵。
寅恪案：侯恂与左良玉其关系密切，远胜于李邦华。当崇祯十六年正月中良玉拥兵东下，南都士大夫皆欲止之。朝宗适在金陵，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使方域为其父作书与良玉，亦情势所必致，殊不足异。后来良玉之众屯驻九江而不至南京者，实懋明筹拨银十五万两之力。侯氏之书，岂能一动昆山之心乎？朝宗自言得杨龙友传述阮集之谓已欲为左氏内应之语，因促其出走避祸。《年谱》载崇祯十六年“司徒公解任避兵扬州”及“公访陈定生于宜兴”等语，假定崇祯十六年正月至四月侯恂果已在扬州，则方域何以不至扬州而至宜兴。考《明史·二七三·左良玉传》云：
（崇祯十五年）九月，开封以河决而亡。帝怒恂，罢其官。
参以朝宗代其父致昆山书所谓“乡土丧乱，已无宁宇。阖门百口，将寄白下”及“相传谓将军驻节江州，且扬帆而前”等语，则朝宗作书之时，若谷尚未至南京。但朝宗避祸出走之日，即使若谷未至扬州，何以不留扬州以待其父，而径至宜兴定生家耶？如若谷于崇祯十六年春间及夏初果在扬州，似亦应列入与牧斋共谋王室群公之中。今载籍未详，不敢决言也。细绎朝宗之文，颇疑非其当日之原稿，致有疏误。据邵青门述朝宗刻其文集事（见钱仪吉《碑传集·一三六》邵长蘅撰《侯方域传》及《清史列传·七十·文苑传·侯方域传》）云：
末年游吴下，将刻集，集中文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人益奇之。
今观《壮悔堂集》载朝宗代其父致昆山书题作《为司徒公与宁南侯书》。考《明实录·怀宗实录·一七》云：
崇祯十七年三月癸巳，封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三桂平西伯，平贼将军总兵左都督左良玉宁南伯，蓟镇总兵左都督唐通定西伯，凤庐总兵左都督黄得功靖南伯，各给敕印。
《明史·二四·庄烈帝本纪》云：
崇祯十七年三月癸巳，封总兵官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俱为伯。
同书二三《左良玉传》略云：
崇祯十七年正月（寅恪案：“正月”当为“三月”之误。王氏《明史考证捃逸》未之及），诏封良玉为宁南伯。福王立，晋良玉为侯。
故朝宗作此书时，良玉尚未封伯，更何侯之有？此亦足为此书乃朝宗后来所补缀之一证，并足征邵氏之言为可信也。兹有可附论者二事。一为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于不得已。“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后来竟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之句以讥之。殊不知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至“庸杂堂”之命名，朝宗所言亦非其最初真意。殆本以司马长卿自拟，而以李香君之流比卓文君也。二为自《桃花扇》传奇盛行以来，杨龙友遂为世人所鄙视。今据朝宗自述之文，则为阮圆海游说者，乃王将军。传阮氏诬构之言、促其出走避祸者，为杨龙友。戏剧流行，是非颠倒，亟应加以纠正也。寅恪近有《听演〈桃花扇〉戏剧（七律）》一首，附录于此。
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
兴亡旧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申。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锁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
若黄石斋者，则是时已被赦复官，自京乞假归里（见《明史·二四·庄烈帝本纪》“崇祯十五年八月乙丑释黄道周于戍所复其官”条，同书二五五《黄道周传》及庄起俦编《漳浦黄先生年谱》“崇祯十五十六年”条，并《黄漳浦集·四二·壬午八月荷殳入楚病卧西林适逢环命以清修力学见褒揽笔潸然聊悉寤言二十有八章》及同书四三《郡中结夏有作二章》），亦在远道预谋之列。又若曾化龙、熊明遇诸人，当复参预其事。
至曾化龙则《初学集·一六·丙舍诗集》有《送曾霖寰使君左迁还里二首》，当是崇祯十三年春间霖寰去江南按察使时所作。于此足征牧斋本与曾氏交好。检同治重刊乾隆修《泉州府志·四四·曾化龙传》略云：
曾化龙，字大云，号霖寰，晋江人。（官）江南副使，备兵常镇。寻擢其省按察使。迁江西。丁外艰归。
未言其有何左迁之事，与牧斋诗不合。但据谈迁《国榷·九七》略云：
辛巳崇祯十四年四月乙卯，通政司使徐石麒，以前镇江知府印司奇讦奏推官雷起剑及前巡抚应天张国维、兵道曾化龙事，久不结，命即勘。
可见霖寰实有被讦之案，不知何故久悬未决。虞求与霖寰有气类之好，故请速勘也。方志所据材料不尽翔实，特标出之如此。余可参后引《泉州府志·曾氏传》所论熊明遇与牧斋共谋王室事，并详后论黄石斋与张鲵渊书，兹俱不先及。又刘宗周亦当时清望，与牧斋俱为温体仁之政敌，是有为扬州共谋王室群公中一人之可能，但蕺山于崇祯十五年以吏部左侍郎奉诏至北京，是年五月二十日始达扬（见《明史·二二五·刘宗周传》及姚名达撰《刘宗周年谱》等），时日过晚，恐不可能。姑附记之，更俟详考。由是言之，牧斋所谓“群公”，虽难一一考知，然其出语必非虚构，可以无疑也。《黄漳浦集·一六·与郑将军书》第一通云：
方今□（奴？）寇渐合，辇毂荐惊，四方援兵度不能四五万，皆逡巡西道，思度河北，出紫荆，潜诣都下，无敢溯清德从景沧直上者。朝廷思间道之奇，以霖寰翁节制登莱，与大将军共济。呼余皇，出旅顺，捣沈阳，此搏熊取子之智，用之必效。然悬师万里，远袭人国，载马上车，踔泥出岸，岂得如三国时谋氿沓渚之事乎？以仆料敌，用师不过强万，四□（奴？）持重（寅恪案：牧斋《投笔集·上·金陵秋兴次草堂韵八首》之五“死虏千秋悔入关”句下自注云：“伪四王子遗言戒勿入关，东人至今传之。”盖明人往往以“四王子”称清太宗皇太极。其实皇太极乃太祖努尔哈齐第八子。见《清史稿·二·太宗本纪·一》），不敢远出。其牵制宁远，守辽沈者，必不尽撤而西。唯诸台吉跳**，及巢孔二三叛将，知我虚实者，相率鼓拊，攘取饵耳。诚得南兵万余，与兖济之师，犄角直出，挫其前锐，则真保香阿（东隅？）之策也。
其第二通云：
适刘舍亲有南都书至，称南中之望麾下，犹楚人之望叶公也。黎总戎六月南来，述在镇情形，已大不测。计天下男子，赤心青胆，一意奉朝廷者，独麾下耳。而又以盛名厚力，詟服一世，俯视左良玉辈犹腐鼠枯蝉，直以苕帚泛除之，不烦遗镞也。李大司马方今伟人，所号召豪杰立应，拟与南都诸绅击牛酾酒，以俟麾下。麾下但呼帐中健儿一二千人，坐镇京口，遣青雀小艇，飞入马当，云大将军督水师朝夕西上，彼辈望风陨角耳。天下事势，固有力省而功倍者，如楼船出登莱，节长力缓，虽有三千，不当五百之用。今得一千渡彭蠡，可当十万之师，且令塞上斩□□取通侯（寅恪案：此句所讳阙之二字，疑是“贼奴”。盖用《世说新语·尤悔类》“王大将军起事”条及《晋书·六九·周顗传》“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之语，与下文“取金印如斗”之句相应也），如登高山，犹烦拾级。若从江中扬航，取左师犹掇之也。且又以是取金印如斗，不烦劳师燕然之外，而使不肖无拉胁折胫之苦，虽削蓝为舆劲弓，改笔锋为锐剡，犹当为之，况负英杰之名，受朝宁隆眷，为天下之所利赖者乎？月初闻有三十余艘弄兵潢池，借樯橹之灵，已朝夕溃散。此沙虫区区，直以麾下诸篙即制之，不烦神力。至如为天下救苍生，护京陵，取叛帅头作劝杯，非大将军亲行不可。仆亦桑梓也，宁不为桑梓根本虑？顾神京之患，有急于桑梓者，当舍大图细，不独为副云雷之望，直取侯封，压服天下，为吾乡盛事而已也。黎总戎以李司马书必为麾下面陈情势，惟麾下悉心图之。临楮神注。
同书同卷《与张鲵渊书》略云：
登莱天末，为鹅为鹳，水泽所嬉，王正尚未渡江，诚得一疏，留为江淮阨塞之用，免至纷飞，为精卫之填木石。曾霖翁心手可资，亦远镇登莱，谁当溯长河以开青兖之路者？清源蕃徒藉藉，啸聚南安不轨。闻已渐入仙游。凡此蛇虺，只得贤守令销萌于先，整顿于后，可次第爬梳之耳。顷晤黎总戎延庆者，云出老祖台门下，持李茂翁书（寅恪案：“茂翁”即懋明），云欲借祖台力，劝郑将军自疏入援。此不过欲借高敖曹名字吓小儿耳。威鳞岂敢离渊？以仆度左师奔败之余，为诸闯所轻，必不能遂取安庆，亦不敢扬帆东下。南都名贤所聚，熊坛老诸公提挈于内，刘良佐诸将匡襄于外，借漕捐资，尚支岁月，吹篪假啸，或改鸮音，神烈精灵，鼓吹风鹤，岂可令鼻眼异常，睹京华之动静乎？黎兄欲仆作书，亦已达一函去。去腊有劝自疏入援书，已先茂翁献其媸拙。今茂翁又云尔，乃知措大不异人意。三吴重地，留都关系甚巨。茂老未到任，想未知诸贤擘画。又不知郑系岳得尚驻脚不？四海蜩螗，密勿渊深，兴言辍餐，唯有陨涕。
综合上引三书观之，其称李邦华为大司马，又谓“三吴重地，留都关系甚巨。茂老未到任，想未知诸贤擘画”。今检《明史·二六五·李邦华传》略云：
崇祯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寻改兵部，协理戎政。十二年四月，起南京兵部尚书，以父忧去。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刘宗周为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请督东南援兵入卫，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溃兵数十万，声言饷乏，欲寄孥于南京。艨艟蔽江东下。留都士民一夕数徙，文武大吏相顾愕眙。邦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责以大义。用便宜发九江库银十五万饷之。一军遂安。
又，《明史·一一二·七卿年表·二》“左都御史”栏：“崇祯十五年壬午，刘宗周八月任，十二月削职。李邦华十二月任。”则知石斋作书时尚未知李懋明代刘蕺山任左都御史之职，故仍以南京兵部尚书之故官称之。否则当如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赋诗称懋明为总宪公也。（诗见后引。）石斋《与飞黄书》第二通云：“适刘舍亲有南都书至。”此刘姓之人，当即前述董、冒因缘有关之漳浦刘渔仲（履丁）也。石斋与渔仲情谊笃挚，今《黄漳浦集》中诗文涉及渔仲者不少。其为师弟关系，如前引《初学集·五三·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及《四朝成仁录·七·刘履丁传》，可以证明。其有亲戚关系，则《黄漳浦集·一七·与刘渔公书》云“抑将姻娅之好，不及友朋”，亦足为证。但究属何种亲戚关系，殊不易知。据《黄漳浦集·四二·刘渔仲使至携家有寄十二章》其二云：
不得补官去，为谁嫁娶来。柴扉赊故里，荔薜费新栽。世道团风叶，乡心湿雨灰。因无分宅法，空寄陇头梅。
其十云：
作客耽江表，全身爱首丘。所思非一辙，此道远难谋。填海疑通路，移山未度舟。秦淮佳丽处，不耐老登楼。
其十二云：
如此将归好，江干吾有家。一船供宝眷，半榻上烟霞。遣女迎新妇，呼儿接舅爷。山中分鸟掌，白鹿为推车。
颇疑崇祯十五年冬季渔仲由江南遣使携家至闽，石斋因而寄诗。其《致飞黄书》所谓“刘舍亲有南都书至”者，即指此时此事而言。绎“遣女迎新妇，呼儿接舅爷”一联之意，石斋殆谓遣其女迎其嫂，呼其儿接其外舅耶？若果如是，则渔仲之女嫁石斋之子，石斋与渔仲为儿女亲家也。俟考。牧斋《请调用闽帅议》中，颇以福建方面之不同意为虑，石斋乃闽中缙绅之魁首，观其书中以神京大桑梓细为言，鲵渊又为当日守土之长吏，石斋致书告以本省苟得贤守令，即可臻治安之效，不必特烦郑芝龙之兵镇压。由是言之，钱、李、黄诸公实用三方敦促，以期郑氏出兵保卫南都江左也。兹有可注意者，一为李邦华与郑芝龙之关系。邦华于崇祯元年以兵部侍郎协理戎政。计六奇《明季北略·一一》“郑芝龙击刘香老”条云：
初，芝龙为海盗。天启七年，犯闽中、铜山、中左等处。崇祯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龙降于巡抚熊文灿，授以游击。
当崇祯元年招降芝龙者，虽为福建巡抚熊文灿，但邦华为京师兵部主持人之一，福建地方奏授芝龙以游击，邦华应亦预闻其事。夫兵部为统辖全国军事之机构。此机构之主持人对于全国之武职，实有上官属吏之关系。故郑氏乃李氏之旧属，若李氏撝谦，不以官事行之，则可借用科举制度座主门生之礼相对待。前述懋明与昆山“以师弟子礼见”，即是其例。由此言之，懋明遗书飞黄实非偶然也，或更有其他原因，俟考。一为牧斋与石斋之关系。钱、黄两人本为旧好，常通音问，自不待言。检《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驾鹅行》之后，《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之前，有《黄长公七十寿歌石斋詹事之兄》（寅恪案：石斋长兄名士珍。见《黄漳浦集·二五·赠考青原公墓碑》）一题，末云：
七十长筵列孙子，弟劝兄酬数千里。共祝皇恩无尽期，漳海西连五溪水。
故疑牧斋此诗为石斋于崇祯十五年冬复官之后，尚未归里之时所作。牧斋之赋此诗，或是出于石斋之请，而交刘渔仲转致者。盖渔仲是时实在苏州，与牧斋会晤。前论冒、董因缘时，已及之矣。据此可知牧斋此际正与石斋音问密切，当有共谋王室之文字，今未得见，殊可惜也。一为牧斋与登莱巡抚之关系。牧斋之欲任登府，前已详论。沈季明虽曾疏请任牧斋以此职，用舟师攻满洲。但牧斋手无寸铁，何能办是。其欲借助于郑氏水师之力，事理甚明。石斋《与郑将军书》第一通云：“朝廷思间道之奇，以霖寰翁节制登莱，与大将军共济。呼余皇，出旅顺，捣沈阳，此搏熊取子之智，用之必效。”又《与张鲵渊书》云：“曾霖翁心手可资，亦远镇登莱，谁当溯长河以开青兖之路者。”此“霖寰翁”及“曾霖翁”即曾化龙。检同治重刊乾隆修《泉州府志·四四》略云：
曾化龙，字大云，号霖寰，晋江人。万历戊午己未联捷进士，授临川知县。直指谢文锦以治行第一荐。时权珰用事，密嘱化龙往谒，即授铨谏。笑置之，外补宁国府同知，迁南户部员外，改兵部。丁内艰，起补北兵部车驾司郎中，督学粤东。竣事，摄海道。平刘香之乱，上功第一。移广西参议，士民勒石纪绩。擢江南副使，备兵常镇。寻擢其省按察使。有“曾铁面”之称。丁外艰归，以宿望，即家起佥都御史，巡抚登莱。时地方残破，奉旨蠲征三年，而兵频呼庚癸。化龙练兵措饷，请蠲请恤，疏凡三十二上，备载《抚登疏草》中。会闯贼变作，胶密土寇蜂起，遂破高密。化龙亟移镇胶州。胶围解，而高密城复。以疾归。抵家，病日剧。庚寅六月朔卒，年六十三。所著有《作求堂集》。
《国榷·九四》略云：
乙亥崇祯八年四月丁亥，总督两广熊文灿奏福建游击郑芝龙合广兵击刘香于田尾远洋。香势蹙，自焚溺。
《明季北略·一一》“郑芝龙击刘香老”条略云：
崇祯六年，海盗刘香老犯长乐。甲戌四月，又寇海丰。乙亥四月，芝龙合粤兵击刘香老于四尾远洋。（寅恪案“四”字疑当依《国榷》作“田”。俟考。）香势蹙，自焚溺死。
寅恪案：大云与芝龙同里，熊文灿督粤，令其摄海道，领粤兵共郑飞黄之闽兵合击刘香，平香之役，粤省上状，霖寰功居第一。后来之巡抚登莱，亦是同其前任之曾樱俱与郑氏兄弟关系密切之故（可参后论牧斋《贺孙朝让得子》诗条），当日明廷如此措施，自有理由，而牧斋之不得任登莱巡抚，乃势所必然者也。至仲含与郑氏之关系，可参《明史·二七六·曾樱传》。其文略云：
曾樱，字仲含，峡江人。崇祯元年，以右参政分守漳南。母忧归。服阕，起故官，分守兴、泉二郡。进按察使，分巡福宁。先是，红夷寇兴、泉，樱请巡抚邹维琏用副总兵郑芝龙为军锋，果奏捷。及刘香寇广东，总督熊文灿欲得芝龙为援，维琏等以香与芝龙有旧，疑不遣。樱以百口保芝龙，遂讨灭香。芝龙感樱甚。十年冬，帝信东厂言，以樱行贿欲擢官，命械赴京。御史叶初春尝为樱属吏，知其廉，于他疏微白之。有诏诘问，因具言樱贤，然不知贿所从至。诏至闽，巡抚沈犹龙、巡按张肯堂阅厂檄有奸人黄四臣名，芝龙前白曰：“四臣我所遣。我感樱恩，恐迁去，令从都下讯之，四臣乃妄言，致有此事。”犹龙、肯堂以入告，力白樱冤。芝龙亦具疏请罪。削芝龙都督衔，而令樱以故官巡视海道。寻以衡、永多寇，改樱湖广按察使，分守湖南。樱乃调芝龙剿贼，贼多降，一方遂安。迁山东右布政使，分守东、莱。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龙巡抚其地。明年迁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