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期河东君与卧子之关系，已如上述。兹附论河东君此期嘉定之游。就所见材料言之，河东君嘉定之游，前后共有二次。一为崇祯七年甲戌暮春至初秋。二为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今依次论述之。虽论述之时间，其次序排列先后有所颠倒，然以材料运用之便利，姑作如此结构，亦足见寅恪使事属文之拙也。
河东君第一次所以作嘉定之游者，疑与谢三宾所刊之《嘉定四君集》有关。其中程嘉燧《松圆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记云：
庚午春日莆阳宋瑴书于垫巾楼中。
及马元调为谢氏重刻《容斋随笔》卷首《纪事一》略云：
去年春，明府勾章谢公刻子柔先生等集，工匠稿不应手，屡欲散去。元调实董较勘，始谋翻刻，以寓羁縻。崇祯三年三月朔，嘉定马元调书于僦居之纸窗竹屋。
据此《嘉定四君集》刻成在崇祯三年春季，崇祯七年河东君在松江，其所居之地，距嘉定不远，经过四五年之时日，此集必已流布于几社诸名士之间，河东君自能见及之。如《列朝诗集·丁·一三》所选娄贡士（坚）诗。其中有《秋日赴友人席修微有作同赋》一题，足证嘉定四先生颇喜与当日名姝酬酢往还，河东君得睹此类篇什，必然心动，亦思仿效草衣道人之所为。揆以河东君平生之性格及当日之情势，则除其常所往来之几社少年外，更欲纳交于行辈较先之胜流，以为标榜，增其身价，并可从之传受文艺。斯复自然之理，无待详论者也。至若嘉定李宜之与王微之关系，可参赵郡西园老人（寅恪案：此乃上海李延昰之别号）《南吴旧话录·二四·闺彦门》“王修微”条及附注，兹不详引。又检《有学集·二十·李缁仲诗序》所言“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及申论伶玄“**乎色，非慧男子不至”之说，疑即暗指李、王一段因缘。牧斋于王修微本末多所隐饰。如《列朝诗集·闰四·草衣道人王微小传》，不言其曾适茅元仪及后适许誉卿复不终之事实。（见《明诗综·九八·妓女门·王微小传》。）盖为挚友名姝讳。其作《缁仲诗序》亦同斯旨也。
河东君第一次作嘉定之游，虽应有介绍之人，然今既不易考知，亦不必详究。但其作第二次之游，则疑与第一次有别，即除共嘉定耆宿商讨文艺之外，更具有“观涛”之旨趣（见后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十五通）。故就河东君择婿程序之地域与年月之关系约略言之，崇祯八年秋晚以前，为松江时期。八年秋晚以后至九年再游嘉定复返盛泽归家院，为嘉定盛泽间时期。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为杭州嘉兴时期。此后则至虞山，访牧斋于半野堂，遂为一生之归宿。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间，几达十年之久。中间离合悲欢，极人生之痛苦。然终于天壤间得值牧斋，可谓不幸中之幸矣。古人有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见《战国策·六·赵策》《史记·八六·刺客传·豫让传》《汉书·六二·司马迁传》及《文选·四一》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等。）河东君以儒士（见《牧斋遗事》“国朝录用前期耆旧”条所述牧斋戏称河东君为柳儒士事）而兼侠女，其杀身以殉牧斋，复何足异哉？
河东君首次嘉定之游，今仅从程松圆诗中得知其梗概。唐叔达（时升）虽亦有关涉此事之诗，但《嘉定四君集》刻成于崇祯三年春季，故唐氏所赋之诗，未能收入，殊为可惜。更俟他日详检旧籍，倘获见唐氏诸诗，亦可弥补缺陷也。
上海合众图书馆藏《耦耕堂存稿诗》钞本上、中、下三卷。其中卷载有《朝云诗八首》（孟阳之婿孙石甫介藏钞本，题作《艳诗》。刻本钞补题作《朝云诗》。此原钞本，本题《朝云诗》，旁用朱笔涂改“伎席”二字。孙石甫事迹可参光绪修《嘉定县志·一八·金望传》，及同书一九《金献士传》并《有学集·一八·耦耕堂集序》等），《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诗》，虽选《朝云诗》，但止《耦耕堂存稿诗》此题之前五首，而无后三首。兹全录《耦耕堂存稿诗》中此题八首，略就其作成时间及河东君寓居地点，并与河东君共相往来酬和诸人，分别考述之于下。
今综合松圆在崇祯七年甲戌一年内所作诸诗排列次序考之，《朝云诗八首》，殊有问题。此题之前诸题，自《甲戌元日闻鸡警悟》，即《朝云诗》前第十五题，为崇祯七年所赋第一诗。其他诸题如《朝云诗》前第十二题为《花朝谭文学载酒看梅复邀泛舟夜归即事》，前第九题为《三月晦日过张子石留宿同茂初兄作》，前第六题为《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此皆注明月日，与诗题排列次序先后符合，甚为正确，绝无疑义。但《朝云诗》前第二首《送侯豫章之南吏部》（寅恪案：“章”应作“瞻”），据《侯忠节公（峒曾）集》首附其子所编《年谱》“崇祯七年甲戌”条云：“是冬十一月之官南中。”《朝云诗》前第一题为《和韵送国碁汪幼清同侯铨曹入京先柬所知》中有“归装岁暮停”之句。又，《朝云诗》后第三题《邹二水知郡枉访有赠》，题下自注云：“南皋公孙，由汝上，流寓京口。”据《耦耕堂存稿诗自序》云：“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初视之，似《朝云诗八首》乃崇祯七年冬季所作。细绎之，诗中所言景物，不与冬季相合。《耦耕堂存稿诗〈钞本〉·朝云诗》第七首上有朱笔眉批云：“八诗自晚春叙及初秋，时序历历可想。”此批虽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即就此题第一首第一句“买断铅红为送春”及第七首第一句“针楼巧席夜纷纷”之语观之，可证其言正确，不必详察其余诗句也。然则此题诸诗必非一时所赋，乃前后陆续作成者。岂此题诸诗作成之后复加修改，迟至冬季始告完毕，遂编列于崇祯七年冬季耶？更有可注意者，此题八首诗中，前五首与后三首，虽时节气候相连续，然此后三首中所述款待河东君之主人，皆在其城内寓所。主人固非一人，但直接及间接与唐叔达有关。颇疑此题前五首为前一组，此题后三首为后一组。此后一组与此题八首后一题之《今夕行》，复有密切相互之关系。牧斋编选《列朝诗集》，择录《朝云诗》前五首，而遗去《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何以不为孟阳讳，转为叔达讳，其故今未敢臆测。然《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与《朝云诗》前五首所赋咏者有别，亦可据此以推知矣。
今欲考此次河东君嘉定之游，所居住游宴之地，必先就程孟阳（嘉燧）、唐叔达（时升）、张鲁生（崇儒）、张子石（鸿磐）、李茂初（元芳）、孙火东（元化）诸人居宅或别墅所在，约略推定，然后松圆为河东君此次游练川所作绮怀诸诗，始能通解也。
程松圆（嘉燧）《耦耕堂集自序》云：
天启（五年）乙丑五月，由新安至嘉定，居香浮阁。宋比玉（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度岁于此，梅花时所题也。（崇祯三年）庚午四月，携琴书至拂水，比玉适偕。钱受之属宋作八分书“耦耕堂”，自为之记。（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城。余偶归，而唐兄叔达适至，因取杜诗“相逢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之句，颜西斋曰“成老亭”。先是（崇祯四年）辛未冬娄兄物故，已不及见移居。（崇祯七年）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过江还，则已逼除，因感老成之无几相见，遂留此。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而唐兄亦仙去。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云：
垫巾楼。辅文山后，积谷仓前。员外郎汪明际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
同书一九《汪明际传》略云：
汪明际，字无际，一字雪庵。弱冠名籍甚，精易学，工诗画。万历戊午举于乡，选寿昌教谕。（寅恪案：乾隆修《严州府志·十·官师表》，载明崇祯间寿昌县教谕，有“汪无际，嘉定人”。）读书魏万山房，倡导古学。迁国子学录，历都察院司务，营缮司主事，晋员外郎。督修京仓。以疾告归。给谏邹士楷遗书劝驾，拟特疏荐举，辞。后以同官接管误工，拜杖死。子彦随，字子肩，工画。崇祯（六年）癸酉副榜。痛父冤殁，终身庐墓。
徐沁《明画录·五》云：
汪明际，字无际，余姚人，占籍华亭。登乡荐。画山水，苍凉历落，笔致秀逸，以士气居胜。
寅恪案：孟阳以新安人侨寓嘉定，虽早欲买田宅于练川，而未能成。（见《松圆浪淘集·总目》“蓬户卷四”目下注云：“（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葬毕还吴，同孙三履和至梁宋间。（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五年）丁酉，皆闲居，日从丘（子成集）、张（茂仁应武）二丈，唐（叔达时升）、娄（子柔坚）二兄晤言，有蓬户诗。买田城南未成。”及《空斋卷五》载《买田宅未成戏为俚体》诗，首二句云：“城南水竹称幽情，几念还乡买未成。”）故在崇祯五年春，移居西城以前，往往寄居友人别业。其在嘉定寓居之垫巾楼，亦略同于常熟拂水山庄之耦耕堂。耦耕堂之得名，已详载于《初学集·四五·耦耕堂记》。垫巾楼之名，亦与此相同，实出孟阳友人所题，而非松圆所自名也。《后汉书·列传·五八·党锢传·郭太传》云：
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如此。
盖孟阳以山人处士之身份，故可借林宗之故事以相比。若孟阳本人，似不应以此名自夸。至于汪无际后来由乡荐（寅恪案：光绪修《嘉定县志·一四·选举志·科贡门》“举人”栏，万历四十六年戊午载有汪明际之名），仕至员外郎，其在孟阳僦居之前，尚希用世，更不宜即以处士终身之林宗自况，亦甚明矣。然则此楼之名，岂汪氏特为松圆而命耶？俟考。
复次，取《松圆浪淘集·总目》“春帆卷十三”下注略云：“（万历四十年）壬子秋僦居城南垫巾楼，与唐子孟先同舍并居。（四十一年）癸丑冬宋比玉（珏）至。”并《春帆集》中《移居城南送李缁仲（宜之）乡试并寄（龚）仲和（方中）》《垫巾楼中宋比玉对雪鼓琴》两题，及《松寥卷十四·元日同唐孟先垫巾楼晏坐》，又前引《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庚午春日莆阳宋瑴书于垫巾楼中”及孟阳《耦耕堂集自序》“（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城”等语，综合观之，则知孟阳自万历四十年秋，至崇祯五年春，二十年间，其在嘉定，乃寄居汪无际城南之垫巾楼，而与崇祯五年春间以后所移居之西城寓所，非同一地，自与河东君嘉定之游，不相关涉者也。盖昔人“城南”一词，习指城墙以外之南方而言，如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博陵崔护”条“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等，可为例证。孟阳习于旧籍成语，自故用此界说。至其所谓西城，则指城内之西部。由是言之，“城南”与“西城”，其间实有城墙之隔离也。此点似无足关轻重，但以与河东君在嘉定居住游宴之问题有关，且孟阳诗中，屡见垫巾楼之名，易致淆混，遂不避烦琐，先辨之如此。余可参下论唐时升园圃条等。
《列朝诗集·丁·一三·上·唐处士时升小传》略云：
时升，字叔达，嘉定人。少有异才，未三十，谢去举子业，读书汲古，通达世务。居恒笑张空弮开横口者，如木骝泥龙，不适于用。酒酣耳热，往往捋须大言曰：“当世有用我者，决胜千里之外，吾其为李文饶乎？”太原公（寅恪案：指王锡爵）执政，叔达偕其子辰玉读书邸中。（寅恪案：辰玉者，指王锡爵之子衡。见《明史·二一八·王锡爵传》）天下渐多事，上言利病者纷如。叔达私议某得某失，兵农钱谷，具言其始终沿革，若数一二。东西构兵万里外，羽书旁午，独逆断其情形虚实，将帅成败，已而果然。先帝即位，余以詹事召还。叔达为文赠余，备陈有生以来，所见闻兵革之事，谓今日聚四方之武勇，转九州之税敛，与一县之众角，已十年而不得其要领。国初所以收群策群力，定乱略，致太平，公之所详也，其可为明主尽言乎？或谓广厦细旃，非论兵之地，则汉之贾谊，唐之李泌、陆贽、李绛独何人哉？余未几罪废，不克副其望，而叔达之穷老忧国，为何如也。家贫好施予。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晚年时闭门止酒，味庄列之微言，以养生尽年。语及国事，盱衡抵掌，所谓精悍之色，犹着见于眉间也。
黄世祚等修《嘉定续志》附前志一九《人物志·文学门·唐时升传》考证云：
时升工山水。有《西隐寺纳凉册》六幅，随意挥洒，颇得云林天趣。自题云：“余不善画，亦不工书。（万历十九年）辛卯长夏，避暑西隐之竺林院。山窗无事，用遣岑寂，非敢与前人计争巧拙也。留与元老禅兄一笑。”程庭鹭、施锡卫皆有跋。又宋道南曾见先生画幅，石摹子久，树仿云林，颇神似。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处士唐时升宅”条云：“北城。”其后附张鹏翀（寅恪案：鹏翀，嘉定人。事迹见《嘉定县志·一六·宦迹门》及《清史稿·五百零九·艺术传》等。又，《嘉定县志·二七·艺文志·别集类》载：“《南华山人诗钞》十六卷，张鹏翀著。”）《过叔达先生故居》云：
吾乡四先生，程、李、娄与唐。阅世未百年，遗迹多苍茫。惟有唐翁居，犹在北郭旁。今朝好风日，邻曲春酒香。招呼共娱乐，醉步校猎场。（寅恪案：“校猎场”谓演武场也。）回桥俯清溪，新柳三两行。宛然幽人姿，疏梅出颓墙。叩门伫立久，春风为低昂。入门抚奇树，云已百岁强。念此手泽存，剪拜毋敢伤。更有古桂花，四时自芬芳。先生手摩挲，黄雪名其堂。庭之枣纂纂，河之水洋洋。灌园足自给，不藉耕与桑。（下略。）
同书同卷“唐氏园”条云：
演武场西。中有梅庵，娱晖亭。有土阜名紫萱冈。架石为读书台，亦名琴台。唐时升辟。
同书二《官署门》“演武场”条云：
旧在西门外，高僧桥西。今在西城七图。基地三十三亩七分三厘九毫。明正统二年，巡抚周忱建广储库，贮官布。嘉靖十五年，知县李资坤改演武场。二十三年，知县张重增筑外垣，建讲武堂。垣与堂久废。国朝因之。（寅恪案：《嘉定县志·三十·古迹门》“城头”条附张陈典《寻疁城故址》诗云：“有元于此地，曾设演武场。”可知嘉定县之演武场，乃元代所建，本在城外。明嘉靖十五年改西城内之广储库为演武场。故今《嘉定县志》卷首县城图所绘演武场，即在城内。唐氏园东之演武场，自应在城内。恐读者误解，特附识于此。又《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载崇祯中诸生王绂《同朱介繁观演武场团练》诗，并可参阅，以资谈助。）
同书三一《寺观门·县城》“西隐寺”条略云：
西城七图。元泰定元年僧悦可建。明万历十八年僧存仁修。徐学谟、张其廉增创竺林院、藏经阁。
《列朝诗集·丁·一三》唐处士时升《园中十首》，其二云：
自为灌园子，职在耒耜间。秋来耕耨罢，独往仍独还。河水清且涟，紫蓼被其湾。踌躇落日下，聊用娱心颜。瓠叶黄以萎，其下生茅菅。遂恐穿堤岸，嘉蔬受扳援。丁宁戒童仆，耰锄当宿闲。宴安不可为，古称稼穑艰。
其六云：
昔我游京华，达者日晤言。著书三公第，开宴七贵园。中心既无营，澹若蓬荜门。归来治环堵，无计以自温。批葱疏平圃，种薤满高原。不辞筋力尽，所苦人事繁。虽有方丈食，不如一壶飧。非力不自食，大哉此道尊。
同书同卷《题娱晖亭四首》（《嘉定四君集·中·三易集》，此题原为八首）云：
负郭家家水竹，残春处处烟花。开尊欲栖鸟雀，举网频得鱼虾。
春霁耰锄札札，昼长棋局登登。行就南邻酒伴，立谈北寺归僧。（寅恪案：“北寺”当指西隐寺。）
风拗藤丝脱树，雨余柳絮为萍。闲居莫来莫往，小酌半醉半醒。
鹊喜携尊新客，鱼迎散食小僮。冈腰暮霭凝碧，（寅恪案：此指紫萱冈。）水面残阳漾红。
《耦耕堂存稿诗·卷中·赠西邻唐隐君》诗云：
西家清池贯长薄，中垒岑隅望青郭。仲长岂羡帝王门，樊须自习丘园乐。春前土菘美如玉，雨后露茄甘胜酪。邻翁拾果换金钱，溪鸟衔鱼佐杯勺。君家老兄山泽儒，诗文咳唾成玑珠。长篇短句杂谣咏，名（如？）君乐事世所无。山中旧业今乌有，十年衣食常奔走。归来虽曰耦耕人，儿女东西不糊口。茅斋稻畦村巷东，花时招我邻舍翁。今年春秋富佳日，药阑芰沼连桂丛。安得逐君种鱼翦韭仍披葱，不愿吹竽列鼎兼鸣钟。
寅恪案：牧斋言叔达“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可知其园圃，与居舍相连接，实为一地。其地乃位于嘉定县城内之西北区。《嘉定县志》所载“唐时升宅”条，谓在北城。张抑斋诗谓在“北郭旁”。但同书“演武场”条及“西隐寺”条谓演武场及西隐寺俱在西城。盖唐氏宅圃之位置，实在城内之西北区，故可言在北城，亦可言在西城也。孟阳崇祯五年春以后移居西城，作叔达兄弟之东邻。（此据松圆崇祯七年甲戌所赋《赠西邻唐隐君》诗，假定唐隐君为叔达之兄弟行，因而推得之结论。如唐隐君非叔达之兄弟行，则须更考也。又前引孟阳《耦耕堂集自序》云：“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东邻”孟阳自指，“西圃”指叔达。斯亦孟阳所居实在叔达园圃东之一旁证也。又孟阳《序》中所谓“寻花问柳”疑别有含义耶？一笑！）又据孟阳《今夕行》“南邻玉盘过（送）八珍”（见下引此诗全文并附论），则孟阳所居复在叔达宅圃之北，若详确言之，则叔达实为孟阳之西南邻，不过孟阳省去“西”字耳。昔人赋咏中涉及方位地望者，以文字声律字句之关系，往往省略一字，如《三国志·五四·吴书·九·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述黄盖诈降曹操事云：“时东南风急。”《全唐诗·第八函·杜牧·四·赤壁（七绝）》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盖牧之赋七言诗，以字数之限制，不得不省“东南风”为“东风”。实则当时曹军在江北，孙军在江南，“东”字可省，而“南”字不可略。今俚俗“借东风”之语，已成口头禅，殊不知若止借东风，则何能烧走曹军。倘更是东北风者，则公瑾、公覆转如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所谓“灰飞烟灭”，而阿瞒大可锁闭二乔于铜雀台矣。一笑！兹因考定孟阳与叔达居宅所在，附辨流俗之误于此。博识通人或不以支蔓见讥耶？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薖园”条（参张承先《南翔镇志·一一·园亭门》“薖园”条）云：
鹤槎山西。张崇儒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亭名招隐。植桂数十株。（《南翔镇志》作“老桂四十株”。）宝珠山茶，百余年物。
程嘉燧诗：“秋月当门秋水深，岸花寂历野虫吟。西窗旧事人谁在，溪雨梧风夜罢琴。”（寅恪案：此诗见《松圆浪淘集·春帆十三》，题作《八月夜过鲁生题扇》。）
张承先《南翔镇志·六·文学门·张廷棫传》略云：
张廷棫，字子薪，兵部郎楙族子。工诗文，与李孝廉流芳，程山人嘉燧为友。族孙崇儒，字鲁生，筑招隐亭，名流多过从觞咏，风致可想见云。
同书一一《园亭门》“薖园”条附杨世清《薖园耆英会诗序》略云：
溪北三里张氏薖园在焉。中有招隐亭，植桂数十本，间以梅杏，环以翠筱，真幽人之居也。昔长琴山人雅与松园（圆）诗老长蘅先生辈善，时时过从，觞咏弗绝。所谓数十株者，固已干霄合抱，偃蹇连蜷。花时一林黄雪，香闻数里。予时一寓目，窃叹前辈宴游，未觏此盛。予屡欲偕耆年过之，每届花时，辄以他阻。（康熙三十年）己未秋闰乃得邀（柯）集庵（时）萍庵诸老偿宿愿焉。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孙中丞元化宅”条云：
西城拱六图，天香桥。
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平桥丛桂近诸天，小巷垂杨记隐仙。雨过清池常贮月，云深乔木不知年。抱琴人立香花外，洗砚僮归草色边。迟尔清尊同啸咏，莫因兴尽又回船。”原注：“桥因薖园丛桂得名，西有法华庵。”据此，则隐仙巷别有薖园，未详谁筑。
同书一六《宦迹门·孙致弥传》略云：
孙致弥，初名翙，字恺似，一字松坪。明登莱巡抚元化孙。父和斗，字九野，一字钟陵。笃于孝友，埋名著述，不与世故。元化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不应。尝经理侯峒曾家事，计脱陈子龙遗孤，有古人风。致弥才思藻逸，书法逼似董文敏，诗词跌宕流逸。总纂《佩文韵府》，书垂成而卒，年六十八。（寅恪案：《佩文韵府》首载清圣祖《序》云：“（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又孙和斗计脱陈子龙遗孤事，可参杨陆荣编《三藩纪事本末·四·杂乱门》“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兆胜据城以叛”条。其文云：“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执子龙于广富林。子龙乘间赴水死。出其尸戮之。子特陈方五岁，亦论杀。”据《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及沄撰《张孺人三世苦节传》，卧子之子名嶷，字孝岐，生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冬。今杨氏书以特陈为子龙子之名，又谓顺治四年其年“方五岁”，皆与王氏所言不同，自是讹误。《三世苦节传》又云：“（张孺人）抱孤儿，变姓氏，毁容羸服，远避山野，如是者累岁，嶷始成立。孺人乃还故乡。”则疑张孺人实避居嘉定，而九野乃保存陈氏孤儿之人。特胜时作传时，有所忌讳，不欲显言之耳。志传言九野父之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终不应。盖火东旧部如孔有德、耿仲明等，皆为辽东人于明末降清者，且初阳官登莱巡抚，以用辽人之故，遂有孔、耿之叛，竟坐此弃市。及建州入关，此辈辽人降将在新朝为显贵。九野虽不仕清，当亦可间接藉其势力以庇护陈氏遗孤也。复据《清史稿·二百四十·耿仲明传》，仲明以部卒匿逃人，畏罪自经死。然则清初法制严酷如此，王氏隐讳保存陈氏遗孤者之姓名，更有不得已之苦衷也。检《初学集·五一》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徐公墓志铭》，其文略云：“公姓徐氏，嘉兴海盐人也。讳从治，字仲华。崇祯四年辛未起山东武德道兵备，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济南六邑。倍道宵征赴监军之命于莱。无何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二月朔与莱抚谢公琏同日受事，即日贼已抵城下。四月十六日（贼徒）架（孙）元化所遗西洋大炮，攒击城西南隅，势甚厉。公方简阅丁壮，指麾出战，炮中颡额，身仆血膋中。莱抚驰而抚之，绝矣。”考牧斋此文，乃据方拱干所撰《仲华行状》而作，与管葛山人，即海盐彭孙贻之《山中闻见录·徐从治传》，俱出一源，惟骏孙作传，兼采钱氏之文，故微有不同耳。仲华主剿，初阳主抚，旨趣大异，于此姑不置论。所可注意者，则徐氏之死，实因孙氏所遗之大炮所致一事也。又初阳用辽丁三千驻防登州之本末，可参《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关于孙中丞元化诸条。其中引赵俞之言曰：“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以其越出本文范围，兹不具论。至满洲语所以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称为“尼堪超哈”者，推原其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此点可参《清文献通考·七七·职官考》及一七九《兵考》，《清史列传·四·佟养性传》及七八《祝世昌传》，《清史稿·二三七·佟养性传》及二四五《祝世昌传》，并《茶余客话·六》“红衣袍”条等。倘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叙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又偶检《梅村家藏稿·二八·宋直方（征舆）林屋诗草序》。其中以嵇康比陈卧子，山涛比宋辕文，自比向秀、阮籍。据此推知，辕文当有暗中协助卧子遗孤之事。王胜时与辕文关系颇密，宋氏协助之事，或由王氏间接为之耶？）
同书三一《寺观门·县城》“西隐寺”条云：
西城七图。
同书二《街巷门》“隐仙巷”条云：
西隐寺西南。
同书同卷《津梁门》“天香桥”条云：
演武场西南。跨清镜塘。
又，“听莺桥”条云：
西隐寺前跨东库泾，名宝莲。元僧悦可建。明僧秉厚重建。程嘉燧更今名。
同书三十《古迹门》“鹤槎山”条云：
南翔北三里。韩世忠所筑烽墩。建炎四年世忠由平江移军海上县境中，营势联络，故多遗迹。土人掘地得瓶，名“韩瓶”，云是军中酒器。黄渡朱家村旁新河底尤多。
同书同卷同门“城头”条云：
龚志云，在县南二十里，周围二顷。中有殿址，旧传风雨之夕，尝闻音乐，或见仙女环走。未详何人所筑。今俗呼“城头”。
《列朝诗集·丁·一三》唐处士时升《田家即事四首》之一云：
江村女儿喜行舟，江上人家吉贝秋。缘岸荻花三四里，石桥南去见城头。
《嘉定县志·一·市镇门》“南境南翔镇”条略云：
县治南二十四里。宋元间创。以寺名。东西五里，南北三里。布商辏集，富甲诸镇。其地有上槎、中槎、下槎三浦，故又名“槎溪”。或言张骞乘槎至此，附会之说也。
《松圆浪淘集·雪江十五·八月过薖斋留宿》云：
江浅潮仍涨，城南放舸轻。园林长偃卧，水竹自逢迎。桂满华轮缺，畦香白露盈。酒阑闻曲后，愁绝独沾缨。
《耦耕堂存稿诗·中·（崇祯七年甲戌）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云：
多年不复到南村，水木依然竹亚门。剩客旧题留几阁，故人兼味具盘飧。莺啼乔木知春晚，蜂绕藤花得日喧。同上小航重笑语，前溪纤月正黄昏。
同书下《（崇祯十二年己卯）四月同潘方儒郑彦逸再过鲁生薖斋》（寅恪案：此题前第五题为《元旦和牧斋韵》，前第四题为《同泰和季公惜别用前韵》，前第二题为《瞿稼轩五十》，前第一题为《送别萧伯玉》。检《初学集·丙舍诗集·上》牧斋皆有与孟阳此四题相关之作。故知崇祯十二年己卯春间孟阳亦在常熟，是年首夏，则已返嘉定矣）云：
经过已是数年余，又值清和四月初。小艇渔湾浑昔梦，空梁歌馆半成墟。孤怀自怯看遗画，老眼犹堪强细书。他日村酤不须设，秪尝林果擿园蔬。
《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嘉隐园”条云：
鹤槎山北。刑部郎张景韶辟。
同书一六《宦迹门·张任传》附《景韶传》略云：
景韶，字公绍，以荫授南太仆典簿。（仕至）刑部云南司郎中。崇祯（六年）癸酉以公事牵连下狱。久之，放归。邑漕永折与有力焉。
同书一九《文学门·张凝元传》略云：
张凝元，字抚五，一字桐山。居南翔。明刑部郎景韶子。诸生。幼嗜学，为侯、黄两忠节所器重。覃精古籍，日事校雠。诗出入唐宋，尤神似范、陆。癸亥卒，年六十五。
同书三十《第宅园亭门》“张氏园”条云：
南门外西南。太学生张士悫辟。士悫，字实甫，参政恒子。（寅恪案：恒事迹见《嘉定县志·一六·宦迹门·张恒传》。）
《耦耕堂存稿诗·中·三月晦日过张子石留宿同茂初兄作》云：
晓雨看消巷陌尘，茶香次第酒清醇。深房散帙仍留宿，秉烛为欢又送春。凭仗风流皤腹客，料量诗酒白头人。明朝更逐东园会，蔬笋盘筵不厌频。
《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杞园”条云：
南翔镇。诸生张鸿磐辟。中有只鹤亭、芳讯阁。枸杞树大可数围，故名。
同书一九《文学门·张鸿磐传》云：
张鸿磐，字子石，侍郎任从孙。诸生。书法苍劲，诗古文词有乡先正典型。游浙闽，与范景文、黄道周酬唱。道周和诗有“圣朝何日下干旌”句。（寅恪案：依《南翔镇志·六·张鸿磐传》所附道周和诗“干旌”当作“旌竿”。盖鸿磐原诗本是“竿”字韵脚也。）性好义，天启末，前邑令胡士容以不拜珰祠被逮，拟重辟。鸿磐鸠千金，赴京营救，得免。崇祯末，部议复邑漕。鸿磐与侯汸、申荃芳伏阙上书，得永折。刑部尚书徐石麒以人才荐，固辞。乙酉后，冒万死周旋侯氏家难，尤人所难。康熙间举乡饮大宾。戊午卒，年八十六。（《南翔镇志·六·文学门·张鸿磐传》略云：“康熙间，举乡饮大宾。年八十七。”与此微异。又可参《松圆浪淘集·雪江十五·寿张子石母夫人》诗，《有学集·一九·张子石西楼诗序》，同书四六《书张子石临兰亭卷》，同书二三及《牧斋外集·十·嘉定张子石六十序》并《外集·二五·题张子石湘游篇小引》等。）
《初学集·五三·嘉定张君墓志铭》略云：
崇祯六年十二月嘉定张鸿磐合葬其父母于南翔龚家浜之新阡，泣而乞铭于余曰：“鸿磐之先世自祥符徙松江，国初居南翔。嘉靖中有名任者，起家，官开府，而其从弟以军功授陉阳驿丞，以卑官自著称者，吾祖也。”
《南翔镇志·一二·轶事门》云：
张征君（鸿磐）书法妙天下。在本邑方驾娄（坚）、李（流芳）。真迹流布，人多藏弆，而其精神团结，最为遒劲者，则云翔寺楹间两联。尝有客过之，瞻仰良久曰，此颜鲁公得意之笔也。翌日又视之，曰，笔力更过鲁公矣。抠衣再拜，低徊不能去。此客不知何如人，意必具法眼藏者。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张中丞任宅”条云：
一在南翔镇南街。堂曰承庆，嘉庆，具庆。任曾祖清建。一在城隍祠东，任官知府时筑。
同书同卷同门“檀园”条云：
南翔金黄桥南。举人李流芳辟。有泡庵，萝壑，剑蜕斋，慎娱室，次醉阁，翏翏亭，春雨廊，山雨楼，宝尊堂，芙蓉畔。
同书同卷同门“猗园”条略云：
南翔镇。通判闵士籍辟。位置树石，出朱三松手。后归李宜之。中有丰乐亭，合祠檀园（李流芳）、缁仲（李宜之）、子石（张鸿磐）三先生。
同书同卷同门“三老园”条云：
南翔镇。赠公李文邦辟。以枫、柏、桂为三老。曾孙宜之作《三园记》。三园者，三老园及檀园、猗园也。
同书一九《文学门·李流芳传》略云：
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长蘅。伯兄元芳，字茂初，诸生。工七言长句。卒年七十余。（并可参《列朝诗集·丁·一三·李先辈流芳小传》所附元芳事迹）。仲兄名芳，字茂材。幼负异材，顷刻千言，宏丽无比。万历壬辰进士，改庶吉士，卒年二十九。流芳万历丙午举人。画得董巨神髓，纵横酣适，自饶真趣。书法奇伟，一扫寻丈，结构自极谨严。诗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间。崇祯己巳卒，年五十五。论者谓四先生诗文书画，照映海内，要皆经明行修，学有根柢，而唐（时升）以文掩，娄（坚）以书掩，程（嘉燧）以诗掩，李（长蘅）以画掩云。
同书同卷同门《李宜之传》略云：
李宜之，字缁仲。诸生。居南翔。庶常名芳子。三岁孤。长负异才，博综今古。遭变，家破子歼。（寅恪案：同书三二《轶事门》略云：“甲申六月逆奴变起。南翔李氏罹其祸。”传文所谓“遭变”即指此。）时宜之客金陵。归寓侯氏东园。世祖曾于海淀览其参定《秣陵春》曲。问寓园主人何姓名。祭酒吴伟业以嘉定生员李宜之对，而宜之已前卒。（寅恪案：今武进董氏所刊《梅村家藏稿》后附《梅村先生乐府三种》。其中《秣陵春》题灌园主人编次，寓园居士参定。）
《有学集·二十·李缁仲诗序》略云：
缁仲故多风人之致，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孟阳每呵余，缁仲以父兄事兄，而兄不以子弟畜缁仲。狭邪冶游，不少沮止。顾洋洋有喜色者，何也？余曰，不然。伶玄不云乎，**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今孟阳仙游十年所。余年逾七十，缁仲亦冉冉老矣。余衰晚病废，刳心禅诵。见缁仲近刻，为之戚戚心动，追思与孟阳绪言，因牵连书其后。
《嘉定县志·一八·孝义门·李杭之传》略云：
李杭之，字僧筏。举人流芳子。诗文书画有父风。性放旷，甫强仕即弃诸生，放浪山水间。乙酉死难。
寅恪案：前论《朝云诗八首》，以诗中女主人寓居处所，先后有所不同，故可分为两组。兹请略考第一组，即前五首，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寓居嘉定之处所。依通常惯例言之，以河东君在当日社会之身份，寄居一地，与当地诸名士游宴，自宜暂寓别墅名园，如杭州汪氏之横山别墅，嘉兴吴氏之勺园，皆足为例证。至若崇祯十三年庚辰仲冬至常熟，访牧斋于半野堂，先留居舟中，而不寓拂水山庄，后径移入牧斋常熟城中之住宅，与前此不同者，则因此次实为其最后归宿之举动，未可拘平日常例，以相比拟也。由是言之，河东君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其游嘉定，当寄居某一别墅名园无疑。据《朝云诗》第五首第一句云“城晚舟回一水香”及第七八两句云“谁能载妓随波去，长醉佳人锦瑟傍”，则河东君当时必寓嘉定城外某别墅名园。又据《朝云诗》第二首前四句云“城头片雨浥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则河东君当时所居之别墅名园与城头之地极近。今就《嘉定县志》所载当日士大夫之别墅名园，其与城头相近者，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薖园。若张实甫之张氏园，虽屡见于《松圆浪淘集》中，如《涉江一·同张二丈唐兄饮城南张氏园》及《蓬户四·秋晚同张二丈唐四兄步屧城南张园》等，然《县志》止言在“南门外西南”，是否距城头甚近，未敢臆断，兹姑不论。若南翔镇亦多名园别墅，如李长蘅之檀园等，但南翔去城头三里，似距离稍远。孟阳赋诗不宜泛指，且此次与河东君游宴酬酢诸名士中，有长蘅之长兄茂初，即元芳。当时檀园李氏少年，如僧筏即杭之，及缁仲即宜之等，俱是风流文采，好事之徒。然皆茂初之侄，倘河东君此时若寄寓檀园者，恐与白头之老伯父及唐程诸老世丈，互有所不便，观牧斋序缁仲诗集引孟阳呵责之语，足证缁仲兄弟必未参与河东君嘉定游宴酬唱之会。至牧斋之不阻止缁仲为狭邪之游，且洋洋有喜色者，当指缁仲其他与河东君无涉之狭邪游宴，否则牧斋必不致洋洋有喜色，而转为郁郁有忧色矣。一笑！由是言之，河东君此次所居当非南翔之檀园，可以推知。其与城头甚近，即在鹤槎山傍之园亭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薖园两处，嘉隐园何时所辟，《嘉定县志》及《南翔镇志》未详载，假定崇祯七年以前公绍已有此园。据《嘉定县志·张景韶传》仅载公绍“崇祯（六年）癸酉以公事牵连下狱。久之，放还”，未详言其何时由北京返嘉定。检松圆此时著作与河东君游宴唱酬诸人中，并无公绍在内，恐其时公绍尚留京未返。其子抚五固少为名流所重，考崇祯七年，其年仅十六岁，即使未随父至京，可暂代其父为园主人，然方值家难，若留当日之名姝于其寓园居住，而非偶一游览者，则为事理所不可，舆论所不容也。职是之故，依递减方法，则舍张鲁生之薖园外，别无适合此时河东君寄寓之别墅名园。据《嘉定县志》所载，薖园在鹤槎山西。鹤槎山在南翔北三里。南翔在县治南二十四里。城头在县南二十里。综合计之，则鹤槎山即在薖园近旁，距县治南二十一里，城头距县南二十里。两处实相连接。松圆“城头”之句所指为薖园，此无可致疑者也。《朝云诗》第二首第一联即用《才调集·三》韦庄《忆昔》诗：“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其易“南国”为“南曲”者，乃参用《李娃传》及《北里志》之文（见俞正燮《癸巳存稿·一四》“李娃传”条），盖河东君此时所居之薖园，位于嘉定之城南故也。韦端己“西园公子名无忌”之句，本综合《史记·七九·范雎传》及《文选·二十》曹子建《公燕》诗，而以战国四公子中之信陵君魏无忌，代平原君赵胜与“莫愁”为对文，词人用典固可不拘，至松圆诗中之“无忌”，果指何人，虽未能确言，然当是张鲁生、张子石辈。两张似不与公子之称适合，但张公子之称，自《汉书·外戚传·赵孝成皇后传》以来，诗人往往用以目张姓。且据松圆《过张子石留宿诗》以“风流皤腹客”，即以“形模弥勒一布袋”之张耒目子石。（见《山谷内集·一四·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任《注》云：“（张）文潜素肥，晚益甚。《传灯录》：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腲脮，蹙额皤腹，盖弥勒化身也。”又庄季裕《鸡肋编》中“昔四明有异僧”条云：“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己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可互参。）盖约松圆“出饮空床动涉旬”之人（见《朝云诗》第一首第八句），即此张姓。然则，鲁生、子石辈，是否合称“公子”，又可不必过泥也。读者倘取松圆所作崇祯七年首夏《过鲁生家》诗与崇祯十二年四月《再过鲁生薖园》诗相参较，则前诗之“同上小航重笑语”句，与后诗之“小艇渔湾浑昔梦”句有关，自不待言。《朝云诗》第四首第六句“助情弦管斗玲珑”，又可印证后诗之“空梁歌馆半成墟”句。《朝云诗》第二首第七第八两句“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及第四首第五句“送喜觥船飞凿落”等语，复与后诗“他日村酤不须设，秪尝林果摘园蔬”两句互相钩牵。松圆后一诗作于匆匆五年之后，旧侣重来，同一节候，同一园林，而世事顿殊，人去馆空，其惆怅之情，溢于词表，益可据此推知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首夏，实寄寓张鲁生之薖园无疑也。又薖园即在鹤槎山近旁，此山即韩蕲王所筑烽墩遗迹。河东君之游嘉定，寄寓其地，殊不偶然。盖其平生雅好谈兵，以梁红玉自比。吊古思今，感伤身世，当日之情怀，吾人尤可想象得知也。此次游疁，所与酬酢之胜流中，似唯有唐叔达一叟，尚可共论兵事。孟阳少年时曾一度学“一人敌”之剑未成（见《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自不能与精通“万人敌”之兵法如“真安国夫人”之河东君及“假赞皇太尉”之唐处士相颉颃。至其余“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及“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之诸老（见《杜工部集·十·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一、第二两首），虽多精于诗文音乐字画，但当唐四翁“酒酣耳热，捋须大言，决胜千里之外”之时，此辈未必敢置一喙。其能相与上下议论者，亦恐舍河东君外，别无他客矣。后来河东君与牧斋共访梁韩遗迹事，俟于第四章详述之，兹暂不论。
又，《嘉定县志》编撰者见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及其自注，遂怀隐仙巷别有薖园之疑问。寅恪于此点，颇具不同之解释。请略言之，以求通人之教正。鄙意西隐寺前之桥，初以“宝莲”为名，与佛教有关，本极自然。松圆忽改旧称，易以“听莺”，当别有深意。其命此新名在何时，今虽难考知。似在崇祯十年以后，与天香桥及隐仙巷同为孟阳于同一时间，或稍先后所命之名，皆所以纪念河东君者也。河东君于崇祯九年十年间，由吴江盛泽镇来游嘉定，故《縆云诗》第二首有“听莺桥下波仍绿”之句，以纪念其所从来之地。可参下论《縆云诗》节。又河东君之以“隐”为名，至迟在崇祯十一年，详见第二章所论。至若“仙”字之义，则寅恪于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所附《读莺莺传》一文中，已考释之，读者可取参阅也。松坪诗之“平桥”指“天香桥”，“诸天”指“法华庵”。其自注谓“桥因薖园丛桂得名”，此“丛桂”即《县志》“薖园”条及康熙三十年杨世清所作《耆英会诗序》所言“植桂数十株”，并《南翔镇志》“薖园”条所云：“老桂四十株”者。夫孙元化、张崇儒为同时同邑之人，两氏之园相距又不过二十余里。纵令同以“薖”为称，亦不应同有如许著称之老桂。况“薖园”之名，实出《诗经·卫风·考槃篇》“考槃之阿，硕人之薖”之典，乃隐处之意。（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及朱熹《诗经集传》。）孙元化仕至登莱巡抚，岂可取义于《考槃》之诗以名其园？故松坪诗自注中之“薖园”，实指张鲁生之薖园，“天香桥”亦因鲁生园中之桂而得名，此无可致疑者。“隐仙巷”亦可因张氏薖园有招隐亭而得名。但玩味松坪“小巷垂杨记隐仙”之句，则疑“杨”乃河东君之本姓，“隐”亦河东君之改名，“记”则今语所谓“纪念”。盖如宝莲桥改为听莺桥之例，皆所以纪念河东君所从来之地。当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河东君虽寄寓城外鲁生之薖园，但亦应游赏城内之园亭，若孙氏园之类。《朝云诗》第五首“城晚舟回一水香”之句，可以为证。由是言之，松圆诗老或其他好事胜流，自河东君离去嘉定后，眷恋不忘，非仅形诸吟咏，更取其寓疁最久园中亭树之名，以为其香车经游园巷之称，殆有似世俗德政碑去思碑之类，亦即《诗经·召南·甘棠篇》思人爱树之别解耶？一笑！松坪生于崇祯之末，乡里旧闻，耆老轶载，自必谙悉。桥巷命名之由，当心知其意，特不欲显言之耳。又《佩文韵府·二三·上·八庚生韵》（增）“萍生”下及同书九三下《四质茁韵》（韵藻）（增）“雷茁”下，皆引程嘉燧《縆云诗》。同书四下《四支韵》（增）“画史痴”下，引程嘉燧“送老生涯画史痴”句。检此句在《耦耕堂存稿诗》中，其题为《正月同李茂初沈彦深郊游次茂初韵》，核其内容，亦是与河东君有关之作。夫松坪为主纂《佩文韵府》之人。松圆《縆云诗》及《郊游诗》之增入，尤足证孙氏于河东君之来游嘉定，其珍闻逸事，夙所留意，而隐仙巷之名，实与河东君有关也。《嘉定县志》修撰者，竟拘执松坪此诗自注，以为同时同地有两薖园，何疏舛至是欤？假定寅恪所揣测者不误，则河东君嘉定之游，影响之大，复可据此推知矣。又寅恪昔尝读钱肇鳌所著《质直谈耳》一书（参光绪修《嘉定县志·二六·艺文志·杂家类》），颇不解钝夫于河东君游嘉定后百五十年（钱书载其从兄大昕《序》。《序》末题“旃蒙大荒落如月”，即乾隆五十年乙巳二月），何以尚能传述其轶事如与徐三公子宋辕文等之关系，猥琐详悉，一至若此。迨检方志，始知巷陌旧名，风流佳话，劫灰之后，犹有未尽磨灭者。故钝夫以邑子之资格，得托诸梦寐（见竹汀《序》中所记钝夫自述之语），留布天壤间也。
崇祯七年暮春至首夏之时间，河东君游嘉定之地，及往来酬酢之人，既已约略考定，兹再移录《朝云诗》前五首全文，并分别论证之。盖此五首所赋咏者，即河东君在此时间之本事也。
程孟阳《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八首》，其一云：
买断铅红为送春，殷勤料理白头人。蔷薇开遍东山下，芍药携将南浦津。香泽暗霏罗袂解（《列朝诗集》“霏”作“菲”），歌梁声揭翠眉颦。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
寅恪案：松圆赋《朝云诗》，与杜少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见《杜工部集·一二》）关系至为密切。读者取《杜集》参之自见，不须征引原诗于此也。松圆所用杜句甚多，颇有生吞活剥之嫌，其所最注意之辞语，为《朝云诗八首》之主旨者，即杜诗原题中“寻花”二字。松圆《耦耕堂集自序》云：
（崇祯七年）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过江还，则已逼除，因感老成之无几相见，遂留此。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而唐兄亦仙去。（前已引，今重录。）
孟阳虽云崇祯七年冬展闵氏妹墓后，感老成之无几相见，因留居嘉定，与叔达诸叟日夕游宴，固有部分理由。窃疑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来游嘉定，程、唐诸老颠狂倾倒，一至于此，临别时，必与河东君预定重游练川之约。后来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再作嘉定之游，即践其前此之宿诺者也。前论《朝云诗八首》，实完成于七年冬间。故松圆此时，怀人感事之愁思，必更加甚，遂决意留疁，希望得与新相知重相见，岂仅为老成如叔达辈之无几相见而已哉？《耦耕堂存稿诗·中·（崇祯七年）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前一题为《春晖园灯下看牡丹即事》。检《才调集·一》白居易《秦中吟·牡丹》一题，《白氏文集·二》作《买花》，此诗首句“买断铅红”之语，必与春晖堂看牡丹事有思想之联系。时既春尽，人间花事已了，而天上仙葩忽来，春光犹在，故言“为送春”也。少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云“未须料理白头人”，松圆易“未须”为“殷勤”，固是反其意，但亦道其实。盖杜公之寻花，不过偶然漫兴，优游闲适，而程、唐、李诸老，则奔走酬酢，力尽精疲。此辈白头人之需殷勤料理，自与杜公迥异也。此诗第一联上句，其古典为李太白《忆东山二首》之一“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见《分类补注李白诗·三三》），其今典则“蔷薇”乃四五月开放之花（见《本草纲目·一八·上·草部》“营实墙薇”条）。“东山”谓鹤槎山，盖薖园在鹤槎山西，据薖园之方位言之，此山可称“东山”。且暗用谢安石“东山妓”之故事及李翰林诗语。下句之“芍药”，自用《诗经·郑风·溱洧篇》“赠之以芍药”之语，“南浦”乃指槎溪，即“上槎、中槎、下槎三浦”，以其在嘉定城南之故，且兼用王子安《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及《楚辞·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之出典，暗寓“朝云”及“美人”之辞，以此两者，皆河东君之字与号也。第二联上句用《史记·一二六·滑稽传·淳于髡传》，其文云：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
松圆易“罗襦襟解，微闻芗泽”之“襟”为“袂”。盖《广韵·侵韵》“襟”字下云：“袍襦前袂。”“襟”为平声，“袂”为去声，松圆易平为去，所以协音调也。又松圆用《太史公书》此传之典，其“男女同席，履舄交错”等语，固是当时实况之描写。然“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则松圆于此大有野心，独不畏唐、李诸老之见妒耶？夫河东君以妙龄之交际名花，来游嘉定。其特垂青眼于此穷老之山人，必非有所眷恋，自不待言。但使之“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者，当亦别有其故。《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云：
谙晓音律，分刌合度，老师歌叟，一曲动人，灯残月落，必传其点拍而后已。善画山水，兼工写生。酒阑歌罢，兴酣落笔，尺蹄便面，笔墨飞动。
及《嘉定县志·二十·侨寓门·程嘉燧传》略云：
善画山水，笔墨飞动。书法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
然则河东君于歌曲点拍，必就孟阳，有所承受。至其书法，顾云美《河东君传》虽云为陈卧子所教。然卧子笔迹，寅恪未见，无从证实。河东君“楷法瘦劲”（见《耦耕堂存稿诗·下·次牧老韵再赠河东君用柳原韵》诗，孟阳自注），是否更受松圆作书“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之影响，以无确据，亦未敢臆断也。
其二云：
城头片雨浥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林藏红药香留蝶，门对垂杨暮洗鸦。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
寅恪案：此诗前四句，上已论证，兹不复赘。后四句“垂杨”之“杨”及“爱酒”之“爱”，是否暗指河东君姓名而言，姑不必考辨，唯七、八两句则应是当时当地之本事也。《本草纲目·三六》“山茶”条云：“（李）时珍曰，其叶类茗，又可作饮，故得茶名。”又引《格古论》云：“花有数种，宝珠者，花簇如珠，最胜。”及周宪王《救荒本草》云：“山茶嫩叶煠熟水淘可食，亦可蒸晒作饮。”可与前引《嘉定县志》“薖园”条云“宝珠山茶，百余年物”互相参证。斯尤足为河东君此次游嘉定寄寓薖园之确据，并得藉是窥见当日河东君之闲情逸致矣。至河东君爱酒一端，详见前论卧子《集杨姬馆中》诗，于此可不具论。
其三云：
林风却立小楼边，红烛邀迎暮雨前。潦倒玉山人似月，低迷金缕黛如姻。欢心酒面元相合，笑靥歌颦各自怜。数日共寻花底约，晓霞初旭看新莲。
寅恪案：此首乃述河东君檀园游宴之实况也。“小楼”当指檀园中之“山雨楼”。此楼之命名，当取义于许用晦“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句。（见《才调集·七》许浑《咸阳城东楼（七律）》。）松圆“林风”“暮雨”等语，足为旁证。第一联上句与第二联上句相关，言河东君之醉酒。第一联下句与第二联下句相关，言河东君之唱曲。且暗以杜秋娘目河东君。盖“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乃《金缕衣》曲辞中之语，与“低迷”“黛烟”及“歌颦”诸辞相证发也。七、八两句乃指松圆等早起与河东君共看檀园芙蓉畔中新荷之本事。《南翔镇志·一一·园亭门》“檀园”条附李元芳《清晨独过檀园观荷（七律）》云：
新荷当昼便含光，要看全开及早凉。带露爱红兼爱绿，迎风怜影亦怜香。林深鸟宿声还寂，水涨鱼游队各忙。
寅恪案：茂初此诗题中之“清晨”并诗中之“新荷”“迎风”及“爱红”“爱绿”“怜影”“怜香”等辞，皆可与松圆诗语及河东君之名相印证。茂初此律似即为松圆此诗同时之作。但茂初诗题中“独过”二字，不知是否指诸老及河东君“数日共寻花底约”外之别一次，抑或实与诸老及河东君共同游赏，而于僧筏、缁仲诸侄辈有所不便，特标出一“独”字，以免老伯父风流本事之嫌耶？观孟阳此诗所述，乃诸老与河东君在檀园山雨楼中晚宴，酣饮达旦，如《史记·六六·滑稽传·淳于髡传》所谓“长夜之饮”者。次日清晨，诗老名姝彻夜不寐，余兴未阑，同赏楼前畔中之新荷，亦极自然之理，不过此为一次之事。既得新荷宜于侵晨观赏之经验，故遂有数日共寻之约欤？夫老人少寐，侵晨即起，乃生理情况所致，本不足异。但妙龄少女如当日年仅十七岁之河东君，转不似玉谿生所谓“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者（见《李义山诗集·上·为有（七绝）》），则由其生性若是，非勉强早起，追逐诸老作此游赏也。关于河东君特喜早起一端，可参散见前后论述卧子诗词中涉及河东君早起诸条，兹不更赘。
其四云：
邀得佳人秉烛同，清冰寒映玉壶空。春心省识千金夜，皓齿看生四座风。送喜觥船飞凿落（《列朝诗集》“凿”作“错”），助情弦管斗玲珑（《列朝诗集》“情”作“清”）。天魔似欲窥禅悦，乱散诸华丈室中。
寅恪案：此首第一句及七、八两句，足以证明是诗乃松圆自述邀约河东君夜饮于其所居之处，极歌唱酣醉之乐也。盖河东君当日之游嘉定，程、唐、李辈必轮次递作主人，以宴此神仙之宾客，斯乃白头地主认为吴郡陆机对于钱塘苏小所应尽之责任，如天经地义之不可逃避者。考孟阳此时其家实在嘉定西城。昔日惯例，城门夜必扃闭，时间过晚，非有特许，颇难通行。此首既无如第五首“城晚舟回一水香”之句，复无第六首“严城银钥莫相催”之语，则此次孟阳邀宴河东君夜饮，必不在其城内之寓所，可以推知。若在城外，恐舍张子石之杞园莫属。亦即孟阳《过张子石留宿诗》及《朝云诗》第一首“出饮空床动涉旬”句等，所指言之事之地也。然此诗中无显著之痕迹，姑记所疑，以俟更考。此首第一联上句可参《縆云诗》第四首“方信春宵一刻争”句。其出处皆为东坡“春宵一刻值千金”之语（见《东坡续集·二·春夜（七绝）》）。玩味松圆语意，应指河东君而言。但当时珍惜春宵之心者，恐只是孟阳，而非河东君。松圆竟作此语，何太不自量耶？下句则颇为实录，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据此可知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夕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
又，《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云：
孟阳读书不务博涉，精研简练，采掇菁英。晚尤深《老》《庄》《荀》《列》《楞严》诸书，钧纂穿穴，以为能得其用。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
寅恪案：牧斋于孟阳推崇太过，招致当时及后世之不满。兹以不欲广涉，故不具论。但谓松圆晚年尤深于《楞严》及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则于此不得不置一言。观《朝云诗》及《今夕行》，其剽贼比拟杜少陵之《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及《丽人行》，可谓至矣。牧斋何能逃阿私所好之讥乎？独此诗第七、八两句，乃混合《楞严》及《维摩诘》两经之辞义，以《楞严》之“天魔”，为《维摩》之“天女”，造语构思，殊觉巧切。牧斋谓其晚深《楞严》，钩纂穿穴，以为能得其用者，似或可信欤？全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三·钱尚书牧斋手迹跋》云：
第二幅云：“劫灰之后，归心佛乘，急欲请书本《藏经》，以供检阅。闻霍鲁斋作守道，（寅恪案：《清史列传·七八·贰臣传·霍达传》略云：“霍达，陕西武功人。顺治八年授浙江嘉湖道。十年迁太仆寺少卿。”及商务重印李卫、嵇曾筠等修《浙江通志·一二一》“分巡嘉湖道”栏载：“霍达，字鲁斋，陕西人。顺治八年、九年任。”故牧斋作此书之时间，得以约略推知。又王昶《明词综·十》录鲁斋《意难忘·雨夜》词一首，可供参证。）此好机缘，春夏间欲往访之。兄过嘉禾，幸为商地主，不至栖栖旅人也。内典可更为一搜访。”呜呼！望尘干索，禅力何在？不觉为之一笑。
寅恪案：牧斋之禅力，固不能当河东君之魔力，孟阳之禅力，恐亦较其老友所差无几。吾人今日读松圆此诗并谢山此跋，虽所据论者有别，然亦不觉为之一笑也。至《楞严经》，寅恪十余岁时，已读牧斋所作之《蒙钞》，后数年，又于绍氏见一旧本《蒙钞》，上钤牧斋印记，亦莫辨其真伪。近数十年来，中外学人考论此经者多矣。大抵认为伪作。寅恪曩时与钢和泰君共取古今中外有关此经之著述及乾隆时满蒙藏文译本参校推绎。尤注意其咒文，是否复元后，合于梵文之文法及意义。因此得一结论，即此经梵文音译之咒心，实非华人所能伪造。然其前后诸品，则此土文士摭取开元以前关于阿难、摩登伽女故事译文，融会而成。故咒心前后之文，实为伪造，非有梵文原本。譬如一名画手卷，画虽是真，而前后题跋皆为伪造。由是言之，谓此经全真者，固非。谓其全伪者，亦未谛也。当寅恪与钢君共读此经之时，并偶观尚小云君演摩登伽女戏剧。今涉笔及此，回思前事，又不觉为之一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