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陷入战乱以后，特别是洛阳被匈奴攻占以后，中原人民纷纷外出避难，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向东北投奔鲜卑慕容廆（wěi），慕容廆当时效忠晋室，他选择地方安置流民，然后从中选拔有文化的作为自己的幕僚，此举对他建立前燕政权和开发东北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个方向是投奔在西北凉州的张轨，张轨是汉人，自然会善待流民，还设了武兴郡来安置他们。逃往这两个方向的，以中下层人士为多，上层阶级的人很少。上层人士大都流亡到了南方，这也是中原人避难的第三个方向。

《晋书》记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资治通鉴》记载：“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这里指中原）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颜之推在《观我生赋》的自注中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十个世家大族带着他们的乡邻、宾客、部曲（仆人，也包括私家部队），一起来到江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汝南周氏、谯郡桓氏、颍川荀氏、颍川庾氏、太原王氏、泰山羊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义兴周氏等。而据当代的史学家谭其骧先生统计，当时北方人民逃亡到南方去的总数有九十余万，约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北方，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逃到了南边。这次人口大迁徙，就是史学家口中所谓的“第一次衣冠南渡”。

到了南方以后，这些人大多还是选择和原来的乡邻住在一起，抱团定居在某一个地方。为了安抚他们，后来成为晋元帝的司马睿允许他们用以前居住的郡县名来给新形成的聚居区命名，比如从原来琅琊郡过来的，就重新设立了琅琊郡，从陈郡过来的，就重新设置了陈郡。这些新建的郡县就是侨郡、侨县，不属于土地原属郡县政府管辖。据《宋书》记载，仅长江下游，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一带，就有三十三个侨郡和七十五个侨县。土断(1)前，侨民用白纸登记户籍（白籍），区别于原住民用黄纸登记的户籍（黄籍）。白籍与黄籍最大的不同是可以登记原籍贯。

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出现——在北方还有同样名字的郡县，一样的地名给后世的人们记史、讲史带来了难度。为了区分，我们只能将这些郡县区分出南北。

长江流域，虽然自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立国以来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开发历史，但直到西晋末年，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是大大落后于黄河流域的。在晋室东渡的时候，长江流域仍然存在耕作技术比较原始、单位产量不高的情况。这次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把南方此前没有开发的土地开垦了出来，耕牛也开始广泛推广，南方的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北方人口南移的集中地，除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外，还有长江中上游的荆州地区，所以南方经济发展也以这两个地区最为显著。渐渐地，荆州、扬州成了南方经济的两个重心，有了“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的俗语。

来自北方的世家大族初来乍到，会尽可能去照顾南方土著大族的利益，以求得和谐共存。建康(2)、吴郡、义兴、吴兴等地开发得比较早，吴人势力比较强，他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北来大族就去开发浙、闽地区，有意识地向东南方向发展，尽可能不在太湖流域求田问舍。他们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到现在的温州、台州等地。林、黄、陈、郑、詹、丘、何、胡这八姓的北方大族到福建发展，当时有“衣冠南渡，八姓入闽”的说法。

这样，南、北两大地主集团从地域上划分开各自的经济势力范围，两者间的矛盾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达到了利益共存的最大化，东晋偏安江左的局面得以维持。

随着北人南渡，清谈之风也随之南移，大量善清谈的名流士人在南方涌现，后世称这些人为“江左名士”。

(1) 土断，是东晋和南朝时期为解决南迁百姓侨置问题而推行的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主要是要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故称“土断”，“以土著为断”的意思。

(2) 为避讳晋愍帝司马邺，建邺改名为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