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正确主张遭误解

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辽沈被后金攻占，朝廷再次起用熊廷弼，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驻扎在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又以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协助熊廷弼经略辽东，不料这两人不和，导致后来的广宁之战惨败，整个辽东全部丢失。

胜败乃兵家常事，丢了没关系，夺回来就是了，只是熊廷弼等人不能用了，朝廷便改用兵部尚书王在晋主持辽东战事。

上任之后，王在晋首先来到前线勘察，得出的结论是，广宁大败后，官军畏敌如虎，别说夺回广宁很不容易，即便夺了回来也守不住。

王在晋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当时国家财力疲敝、无法与后金长期对峙有关，所以他主张干脆放弃辽东和辽西，把最后防线“退”到山海关，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军费。

根据他的测算，重修山海关，最多耗银百万。

实事求是地说，王在晋的主张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却遭到朝臣口诛笔伐，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主张是卖国言论，即便不是卖国，也是贪生怕死、懦弱无用的表现，这种人留他何用？

王在晋被罢免后，孙承宗接替他督师辽东。

02　“妙计”其实很不妙

作为明末著名的军事家和明熹宗曾经的老师，孙承宗虽然也是做梦都想收复失地，但他也明白，与后金军打野战，明军绝对不是对手。

冥思苦想之后，孙承宗想出一个名叫“堡垒计”的妙计：从山海关开始往东修筑堡垒，后金军一来，军民就一起躲进堡垒坚守，后金军一退，就继续往前修筑堡垒，像种树那样，一直把“树”种到沈阳。

不得不说，这个办法也不错，虽然过程漫长，但这种稳扎稳打、渐次推进的战术，的确不失为一个“妙计”。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极其费钱的工程一旦上马，国家有那么大的财力吗？答案是如果在永乐、嘉靖等国力强盛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但那时是灾害频发的天启年间，该收的赋税难以征齐，灾害严重的地方不但收不到赋税，还得花费大量银子赈灾，国库早已入不敷出。

对此窘况，孙承宗不可能心中无数，但他不管那么多，他得有所作为，加上朝廷也支持，便摩拳擦掌地上马了。

工程开工后，仅在辽西调集的军队就达十多万，不但要修堡垒，还要配置相关设施，比如铸造火炮等其他武器装备，堡垒修好后，还得在每个堡垒里面囤积粮食，配备其他生活设施。

俗话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花费巨额钱财后，堡垒倒是修了不少，没想到后金军一来，这些堡垒不但未能起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的作用，明军照样一触即溃，堡垒还被后金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大批粮草、武器、马匹和饷银，自然也落入了后金军之手。

这哪里修的是堡垒，简直是给后金军准备的仓库！

03　巨额军费使朝廷不堪重负

悲摧的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种事再也干不得了，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后金军摧毁一座，明军重修一座，重修一座，再摧毁一座，仿佛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两边都玩上了瘾。

屡败屡战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明知游戏不可玩还要玩到底，那就是脑壳长包了。

继续玩下去的结果，就是朝廷不停地白白花钱，而失地一寸也未收复。

军费不但未能降下来，反而猛增至之前的数倍，仅花在辽西关宁军身上的开销，每年就达五六百万两白银。

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户部的全部收入，每年不过四百来万！

也就是说，即使把户部的年收入全部拿出来，也不够填关宁军这个窟窿，要想养活他们，还得吃老本。

户部很快就开始叫苦，孙承宗便想自力更生，开始在辽西屯田。

田倒是屯起来了，无奈地狭田少，满打满算，整个辽西屯田能够收到的粮秣赋税，每年折合白银也不过十五万两，杯水车薪。

这还要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点收入，若庄稼成熟时后金军打来，明军不能抵挡，这些辛辛苦苦的明军就成了后金军的免费劳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种出来的粮食，成为敌人的口粮。

04　各级官员趁机贪污

自力未能更生，朝廷不得不一再加征辽饷，搞得天下百姓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依然无法满足所需，朝廷又被迫拆东墙补西墙，暂停西北各镇粮饷发放，对不起了，先欠着，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补发，然而一暂停就遥遥无期。

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想等死的山西、陕西边军便来了个哗变，西北流寇也趁机扩大势力。

不堪重负的还有中原、山东等地，民变此起彼伏。

眼看“妙计”就要变成拖垮朝廷的稻草，始作俑者孙承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倒是想改弦更张，然而此时已经由不得他，他即便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因为除了他，没人愿意停下来。

早在“堡垒”工程开工伊始，不少部门、官员就发现，这简直是老孙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贪污机会，无论是拨发饷银的部门、官员，还是修建工程的管理人员，都有贪污的机会，至于是否有人指责他们发国难财，他们是“顾不上”考虑这个的。

再说你要指责得有证据，拿不出证据，你就是诬告。

05　堡垒战术成摇钱树

没有人能拿出这样的证据，因为这样的证据，每一次都随着堡垒的被摧毁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堡垒修到哪里，贪污就发生到哪里。

偷工减料把堡垒修成豆腐渣工程只是小菜一碟，更有人虚报根本不存在的据点，明明只修了两座，他可以报三四座甚至更多。

这些昧着良心发国难财的官员，堡垒修好后甚至盼望后金军马上来攻打，因为只有玉石俱焚之后，他们贪污腐败的证据才能随之烟消云散，当一座座堡垒成为废墟之后，朝廷即便想派人来查也无处可查。

这种堡垒战术，也给吃空饷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一个堡垒战术，就这样沦为从内阁六部到地方大员甚至辽西军队的摇钱树。

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发，孙承宗苦心经营的大凌河堡垒被皇太极一围就是三个月，孙承宗先后派出四批援军，第一批两千人全部完蛋；第二次派吴三桂他爹吴襄率领八万人的军饷养出来的三千精兵，加上从其他地方抽调的三千人增援，因天气原因还没打就退了回去；第三次仍然是吴襄率领的这六千人，被皇太极率两百亲兵打得屁滚尿流，吴襄率先当了逃兵；第四次从关外调集三万多军队增援，结果也是几乎全军覆没。

被围在大凌河堡垒里面的祖大寿打又打不过，突围又突不出去，援军又不中用，只好吃完粮食就杀马来吃，马吃完了就杀人来吃。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杀，先是杀施工和后勤人员，吃完后又杀蒙古兵，蒙古兵杀完后，剩下的就只有关宁军自己人了，再也不忍心杀或者不敢杀了，只好投降。

大凌河之战的惨败，标志着“堡垒战术”彻底破产，所谓的“堡垒战术”，自然也寿终正寝。

这样也好，可以为朝廷节省大量银子，只不过一切都晚了，大明王朝这个堡垒，没多久也在自己人和外敌“夹攻”之下，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