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亡国的君主总是被后人责骂的，但明代的朱由检却例外地博得后人同情，大家都认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不过，按实际说来，这话是不甚可靠的。朱由检从表面看来，仿佛是很想振作有为的样子，但他的办法却始终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1)。这批评都说得很对，并不冤枉他，但却遗漏了极重要的一点，便是他特别信任特务。他即位后，杀了魏忠贤，便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强化特务组织，厉行特务政治。

据史称朱由检“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2)。如果根据这段话，似乎朱由检起初也打算撤销这些特务的，但仔细一想，就可以明白不是这一回事。他以藩王入登帝位，自己还没有培养一批特务出来，而那时内外特务又都是魏忠贤的爪牙，这些爪牙不铲除，他的皇帝宝座就坐不稳。所以，他以天启七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紧接着三天之后，就下令“撤各边镇守内臣”(3)，时间这么匆迫，可见“撤销内臣”和“安置魏忠贤”是有连带关系的。明白一点说，就是这“撤”是撤销魏忠贤的爪牙，而不是撤销这个制度。所以不久之后，等他自己的特务培养了出来，这制度也就复活了。写《明史》的人也许老实一点，也许是为尊者讳，没有把朱由检这心思揭出。

朱由检信任特务的情形，从当时臣下奏疏中就可以看出。如崇祯四年御史姜思睿上言：

举朝拯焚救溺之精神，专用之摘抉细微，而以察吏诘戎予夺大柄仅付二三阉寺。厝火自安，不知变计，天下安望太平？(4)

但由检信任特务极专，姜氏疏上了以后，结果落得个“忤旨切责”。又如崇祯六年二月副都御史王志道因宣府镇守太监王坤弹劾首辅周延儒，上疏略云：

窃惟皇上差委内臣，不过核钱粮兵马物料而已。原非假以大臣小臣官评吏议也。迩年以来，参疏日上，论劾渐广，内则纠科道六曹，外则纠方面督抚。又内则纠六曹卿贰，今则纠辅臣矣。(5)

接着，便指斥当时宰辅都不敢侵犯宦官，颇为慨乎言之。

夫国家之设辅臣，不但责之以参赞廷议也，宫中府中，陟罚臧否，皆其职掌，若使内臣纠劾方面以侵抚按之权，而辅臣不问；内臣纠劾御史以侵掌院之权，而辅臣不问；内臣纠劾六科给事中以侵掌吏垣之权，而辅臣不问；内臣纠劾卿贰执政，浸浸乎口衔天宪，手持朝纲，而辅臣尚不问，则将焉用彼辅臣哉？……且中外诸臣其纠内臣者多矣，轻者纷纷去国，重者下狱置对，而辅臣不能救也。岂入告我后，不使人知耶？将欲问而不能也？抑能问而不欲耶？……近来内臣所纠，辄蒙报可，其纠内臣者，未见一行，辅臣何不举而一体言之？(6)

奏上，由检大怒，于初八日召对群臣，便将王志道大大地申斥了一顿。兹将当时对答话语节录于下，以见由检袒护特务到了如何田地：

上御文华殿，诸臣于门外行叩头礼，讫。上寻命：“卿等进来。”诸臣肃班而入，东面鹄立。上首召王志道。都察院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出班跪。上曰：“遣用内臣，原非得已，屡有谕旨，极是明白，如何又有这一番议论？昨王坤疏，有旨责他率妄，大体已存了。如何又牵扯许多？说内臣参的处了，参内臣的又处了，但是处分各官，都为内臣。这等朝廷之上，别无政事，都是内臣了，种种诬捏，不可枚举……总是借一个题目，凑砌做作，落于史册，只图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志道奏曰：“神圣在上，岂容内外臣不奉公守法，其有不奉公守法者，皇上自有鉴知，止为近日内臣参劾渐广，诸臣受罪者多，外庭皆以申救责备辅臣，臣知无不言，不敢不采外庭责备之言入告。及辅臣为王坤所参，举朝皇皇，为纲纪法度之忧，臣仰体皇上好问好察，无所不照，岂可使中外有纷纭之疑，不以上闻。……至臣疏中不能详慎，语多谬误，罪多万死！”时志道说“谬误”二字语音不朗，上问辅臣：“是说甚么？”辅臣延儒代奏曰：“谬误。”上曰：“有这许多谬误来！你在朕前便说谬误，书之史册，就不谬误了……尔前疏只说王坤应管兵马钱粮，不该轻意侵及辅臣，这就是了，如何有许多说话，不论该处不该处，一概都是为内臣，难道朝廷政事，都是内臣做了……只因内臣在外，不便作弊，恰好有王坤一疏，便张大起来……你可谓奸巧之极！”多顷，上曰：“年前敌薄都城下，那是谁致的？诸臣就不说了。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狥诿饰，不得已差内臣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参来不行，差他做甚么？

你们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7)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由检在这里只是一味袒护宦官特务。他认为外臣不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所以才用内臣。那么反过来说，在他心目中内臣自然是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的了。因此，他就很坦白地说内臣的参劾，“若是参来不行，差他做甚么”了，他差内臣原本是负着监视刺探的特殊任务的呀！所以内臣参劾，无有不准，而外臣参劾内臣，便是“诬捏”，便是“凑砌做作”，甚至是“奸巧无耻”，刚愎自用袒护特务竟到了如此田地，就是在明代的独夫中也是很少见的。

当然，这以后，他仍是派遣特务，信任特务，一切都还是照旧。崇祯九年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奏称：

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厂卫司讥察，而告讦之风炽；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甚……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监视遣而封疆之责任轻。(8)

崇祯十年刘宗周又奏：

天下即乏才，何至尽出中官下。而陛下每当缓急，必委以大任，三协有遣，通津临德有遣；又重其体统，等之总督。中官总督，置总督何地？总督无权，置抚、按何地？是以封疆尝试也……陛下诚欲进君子退小人，决理乱消长之机，犹复用中官参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争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伤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9)

奏上以后，刘宗周被斥为民。

这以后，朱由检始终不曾改变过他信任特务的作风，一直到亡国。所以当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小朝廷的时候，南京职方主事万元吉还奏论这事，不胜叹息地说：

先帝初惩逆珰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宽大。诸臣狃之，争意见之异同，略绸缪之桑土，敌入郊圻，束手无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间，中以用严。于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练。使在朝者不暇救过，在野者无复聊生，庙堂号振作，而敌强如故，寇祸弥张。(10)

这些全是当时实情，只是在奏疏中他不便明白说出由检之亡，亡于特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