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统治者既将全国兵权交给宦官去掌握监督，平时统领提督京营，战时充任大将或监军，但以全国之大，各边要塞繁多，他对防守将官们仍是不放心，于是便在各省各边设置一个永久的特务机构，由宦官特务主持，监视那些边将。这机构便是镇守和守备。起初的时候，还只在各边设置，主要任务只限于军事，后来统治者大概觉得这机构对巩固专制独裁很有用，便扩大到内地各省，甚至各道各府。于是任务也就随之扩大，除军事而外，政治措施、地方官吏、民间情事均在其监视侦察之中，换言之，就是等于东厂和锦衣卫派驻各地的分号。

明代镇守和守备的沿革及其职权大略如下：

镇守沿革

所谓镇守，原是明代武官的职衔，有镇守、分守等级，“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160)。担任镇守的都是总兵官，担任分守的则多半是参将。各边各省都设有镇守总兵官，掌握一方一省的兵马大权。宦官之有镇守、分守等名目，便是因袭这制度来的。

宦官镇守各地沿革情形，据《明史·职官志三》说：

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

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并不绝对正确，而且其间增设变化很多，兹汇述于下：

镇守太监的设置，远在朱棣时代：

（永乐元年）始命内臣出镇。初，建文帝御内臣严，燕师渡江，率逃入军中，漏泄朝廷虚实，然上甚德之。及即位，行封赏，诸宦官言功不已，上患之。会遣顾成、韩观、何福等出镇贵州、广西、宁夏诸边，别选宦官有谋略者与之偕行，赐公侯服，位诸将上。未几置三大营，又命以提督监京军。由是大权悉以委寄，遂为一代厉阶之梗云。(161)

永乐八年敕内官马靖往甘肃巡视如镇守。“西宁侯宗琥处事有未到处，密与之商议，务要停当，尔却来回话。”(162)

这虽然只是巡视，但敕内所赋予的职权是“如镇守”，这就是镇守太监的开始。到朱棣末年各边镇守宦官就逐渐加多，大概已经正式有“镇守”衔名，而且竟胁制总兵官了：

自文皇任宦官监军分镇，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时边镇总兵为所胁制，往往畏之。(163)

事实的例子如：

永乐时，诸边率用宦官协镇，恣睢专军务，（甘肃总兵官费）（左王右献）亦为所制。仁宗知之，赐玺书责之曰：“尔以名臣后，受国重寄，乃俯首受制于人，岂大丈夫所为，其痛自惩艾，图复效。”(164)

朱高炽时，“镇守太监”头衔正式出现，“洪熙元年二月，敕甘肃总兵官都督费（左王右献）镇守太监王安”。据王世贞说：“此镇守之始见者也，计永乐末已有之矣。”(165)

朱瞻基即位，除各边照派镇守外，又开始派往内地。如：“宣德元年七月，上以汉王反，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瑄镇守淮安。”(166)其时，镇守宦官更是恣肆不法，如：“（郑）亨……在大同时，镇守中官挠军政，亨裁之以理，其人不悦。”(167)

朱祁镇即位之后，便大量地派起来，甚至派到各府，如：

正统十年，浙闽盗起，简御史十三人与中官分守诸府。(168)

朱祁钰即位，也是大量地派遣镇守宦官：

本朝自己巳之变（按：土木之变，为正统十四年己巳），各边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有险要者，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下人名为三堂。(169)

有时甚至一城两人，如景泰七年右副都御史年富上言云：

诸镇守监枪内官增于前，如阳和、天城，一城二人，扰民殊甚，请裁汰。(170)

并且还有所增设，如：

（景泰）乙亥春正月，命太监班佑镇两广，两广镇守太监始此。(171)

更奇怪的是其时镇守太监竟可以上章干涉朝政！

当朱祁镇被也先掳去，祁钰监国，给事中王竑等将王振党羽马顺、王贵等当祁钰面前打死，浙江镇守太监李德竟上书指王竑等为“贼臣”，疏言：

锦衣指挥马顺长随王贵等罪犯，亦宜取自圣断。各臣乃肆奸宄，即于御前捶死之。变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悖礼犯分，闻者切齿。宿卫官员，无一人遮护，使无内臣左右侍立，各臣必生别衅，此正贼臣犯阙，不宜任用，可任者，莫若亲近。(172)

祁钰便将这奏章发下廷议，于是文武大臣于谦等言：“马顺乃王振之爪牙，王贵乃王振之心腹。党恶既深，遂谋不轨，逼驾亲征，乘舆不返。群臣同时捶死，是春秋诛乱臣贼子之大义。”议上之后，祁钰倒也颇以为然，但对于李德，却说道：“李德所言，卿等其亦置之。”(173)一点惩罚也没有，这原因据沈德符说是：

当时内竖盘结于内，联合于外。帝即洞知李德狂悖，而终不能去。且其时喜宁方被获，甫磔于市，此辈尚哆口横恣如此，况平居乎？(174)

这样说来，竟连祁钰对他们也毫无办法了。

朱见深即位，对于原设的镇守太监一概保留。如成化廿一年兵部尚书张鹏奏“四方镇守、监枪、守备内官，非正统间原设者，悉宜诏还”。但结果是“帝尽留之”(175)，并且不仅尽留，反而设置得更多，同年御史汪奎奏：

镇守、守备内官视天顺间逾数倍。(176)

其各地添设的，如《菽园杂记》所载：

近来添设尤多，姑举北直隶言之，如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密云、古北等处，居庸关等处，各有镇守内官。鲇鱼石等处，黄崖口等营，台头营、山海等处，永平太平寨，青山营，蛾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花镇，紫荆关，倒马关，凡二十四处，各有守备内官，武官称是。

这还只是北直隶一省的数目。其他各省再加上，更不知有多少了。

朱祐樘时镇守内官稍稍减少了一点，但内地各省仍常常派出，有时一省且有好几个。如：“山东既有内臣镇守，复令李全镇临清。”(177)“云南有镇守中官，复遣监丞孙叙镇金腾。”(178)有时又派其他特务兼守，如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命太监韦兴往太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广行都司地方”(179)。一直到朱厚照嗣位之初，刘大夏还“请撤四方镇守中官非额设者。帝止撤均州齐元，大夏复议上应撤者二十四人”(180)。这些“非额设”的地方，据“正德元年兵部奏请，山东临清之镇守，湖广行都司，密云、怀来、建昌之分守，宣大、甘宁、广宁之监枪，山海、龙门、永宁、大同、朔州之守备，皆所当革”(181)。可见，朱祐樘时镇守太监减少得也实在有限了。

朱厚照时是镇守太监极盛时代，边塞各地，差不多全都设有：

正德二年太监李荣传旨，边关隘口等处，旧设守备内官，仍旧添补。蓟州、黄崖口等营以都知监左少监屈让，台头营以都知监右少监王鉴，永平、太平寨、青山营以司设监左少监万钊，遵化、滦阳等关以印绶监右少监刘睿，刘家口营以都知监右少监丞高永，蓟州、鲇鱼石等处以印绶监右少监李准，峨眉山等营以御马监左少监冯旺，黄花镇以都知监左监丞张鼎，天城兼管神铳以御马监左监丞张仁，淮安卫等处以都知监左监丞王景和，龙门所等处以都知监右少监孟山各守备，万全左卫等处，以都知监右少监毕安分守，盖自时诸边无余地矣。(182)

此外如潼关、山海关，边远如兰靖等地全都设有分守宦官(183)，至于各省重镇那就更不用说了。

据前引《明史·职官志三》所称，朱厚熜嘉靖八年曾革去所有镇守太监，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革去。嘉靖十七年武定侯郭勋又奏请复设：

武定侯郭勋陈时政，极诋大小诸臣不足任，请复遣内侍出镇守。诏从之。(184)

于是仍“许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等边，各仍设一人”(185)。这样又设了一年，“十八年四月，以慧星示变，将新复镇守内臣尽皆取回，遂不再设”(186)。这里所谓“尽皆取回”，也只是大概言之，实际上还是留下了黄花镇一处，一直到嘉靖四十年直隶巡按御史黄纪劾奏该镇太监纪阳，方才撤回。

这以后，朱载垕、朱翊钧两朝镇守太监都设置得很少，但这设置少并不等于取消了这些各边各省的侦察机关，他是拿别种名义机构代替了，如朱翊钧派出许多矿税特务分驻各地，兼负侦察政治军事的责任，较之镇守太监权力更大。何况镇守太监又并非完全不设，如太和山守备一职，朱载垕时就反复争论多次，还是照设：

隆庆元年七月，巡按湖广御史陈省劾太和山守备太监吕祥七罪，乞徵祥还。……已而司礼监举御马监右监丞刘进代祥，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于是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疏谏……上悟，遽命罢进，问：“司礼监孰可代进者？”于是内官监左监丞柳朝自司礼典籍得推用，仍兼分守。兵部尚书郭乾又谏……上是之，命改给朝提督太和山关防，毋兼分守。(187)

而万历间还是命“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188)。

朱由校时镇守太监又完全恢复设置，那是因为魏忠贤当政的缘故。《三朝野记》卷二云：

逆贤擅政，内阉纷纷出镇，秉谦献媚，俱票注太监二字，遂以为例。(189)

并且发内旨指明任务是密察：

内旨：“命差太监刘应坤等分镇山海关等处，一应事务与文武将吏计议而行，不时以密封走报。”(190)

朱由检即位之初，曾一度罢免，但不久仍觉得自己的特务可靠，又陆续派出，而且偏于各边，结果是“宦寺降于关门”，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灭亡了。

守备沿革

至于守备太监和镇守太监一样，都是负责侦察各地军民的，但有一点不同，便是守备太监在表面上还负有一种比较明确的任务，如南京守备太监是护卫留都，凤阳守备太监便是护卫皇陵，不像镇守太监只是空洞地总镇一方或一省。（分守一地的宦官有时也叫做守备，但实际还是分守的职务，和这里所说的守备太监不同，不能混淆。）

明代设有守备太监的地方，计有南京守备、凤阳守备、天寿山守备、湖广承天府守备，而以南京守备最为煊赫。

原来明代自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便将南京称为留都，为南方政治军事的重心，照样设有六部九卿，但以守备及参赞机务总其成，《明史·职官志五》卷七十六：

南京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南京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守备，以公、侯、伯充之，兼领中军都督事。协同守备，以侯、伯、都督充之，领五府事。参赞机务，以南京兵部尚书领之。其治所在中府，掌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之事。

这是朱棣时的定制，以这样一个关系东南半壁安危的重镇，统治者自然不放心交给这几个公、侯、伯去掌管的，朱高炽洪熙元年便命郑和以下西洋的军队守备南京，于是郑和便成为第一任南京守备太监，当时给予他的任务：

洪熙元年正月丁未，命内官监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在内与太监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协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驸马都尉沐昕计议而行。(191)

设立以后，统治者对这守备太监是特别重视的，因为他是“护卫留都，为三千里外亲臣”(192)，所以定为“司礼监外差”(193)。换言之，这便是南方特务总机关。

初设立时，守备太监只有一人，后来增为二人，一正一副。朱厚照、厚熜时竟增至四人：

正德元年，都给事中张文等称：“余庆、黄准、黄忠、刘云同守南京。”(194)

嘉靖四年闰十二月初，有旨添设南京守备太监卜春，南京御史王献等以为冗滥，疏请停革，兵部复议：“南京守备已增至三员，若添设愈多，则职掌不一。且南京岁灾民困，一切供用皆取诸民，乞俯从停革，以重根本。”诏如前旨。(195)

这些守备太监和守备南京的那些公、侯、伯，同是守备，表面上好像是平行，但实际上太监是“钦差”，是皇帝代表，公、侯、伯们还是要俯首听命的。这在公堂座次上便可以看出来，坐的时候，照例太监是“据首席，协同为侯、伯则上坐，都督则侧坐”(196)。而当他们进表的时候，“率以两御史监礼”(197)。以宦官而役使御史，威武可谓非常了。

凤阳是朱元璋老家，所以也设有太监一员，护卫他的祖宗坟墓，兼管高墙犯罪宗室（明代诸王如犯罪，便发往凤阳高墙禁锢）。后来又兼“操练中都留守司八卫一所军马”(198)。

天寿山是朱棣以下的各独夫坟墓所在地，所以也派有守备太监一员，“辖各陵守陵太监，职司护卫”(199)。

湖广承天府原是朱厚熜任藩王时的旧邸，他父亲的坟墓在那里，所以也派有守备太监一员护卫，并规定兼“辖承德、荆襄地方”。(200)

这些守备太监由于有护卫皇陵的职务，所以都是永久设立，从来没有罢设过。

镇守和守备太监的沿革大概如此，底下再说他们的职权。

镇守和守备太监的职权

镇守太监的职权，始终没有明确规定过。正德十三年大学士梁储等言：“各处镇守守备内官，其当行事务，旧有定规。祖宗累朝敕谕，彼此不同，盖亦各有深意，不当轻改。”(201)一面说“旧有定规”，一面又说“彼此不同，盖有深意”，自相矛盾，很明白可以看出是一句饰词，实际上特务的任务如何可以明白规定出来呢？

但就特务的任务而言，根据以上所述的沿革情形来看，最初是监视边防军事，后来派镇各省，照例也应该是监视军事，但内地各省，平时无军事可言，政治民情自然也就在其监视之中。不过无论怎样说，也只传》卷二○一。能是止于监视，绝不能直接干涉或管理地方军政的。但是由于职权规定得不明确，他们便肆无忌惮地向统治者请求种种事权，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特务能顺利完成任务起见，对他们的请求也就无不照准。弄到后来，这些镇守太监对地方政事便无所不管，甚至成为各地方官的直接上司了。

这现象开始甚早，朱祁镇时便有些无耻的官员奏请守备太监考察官吏：

正统五年，南京御史魏淡……疏言：“南京诸司，富者朋比为私，贫者孤立无助。若凭风宪考察，少合公论，守备太监刘宁忠直公平，乞令体察，上不许。”(202)

朱祁钰时仍有无耻官员有同样奏请：

景泰二年镇守福建刑部尚书薛希涟，奏请会同右监丞戴细保考察文武方面官员。吏部纠之云：“考察之任，向不以属内臣，希涟乃借以媚权，殊失大体，有负重任，乞正其罪。”上诏考察仍如旧例，宥希涟不问。(203)

到朱见深时这些镇守太监便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吏，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汪奎奏称：

浙江张庆、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尤伤国体。(204)

而那时守备太监也同样地干预地方刑名政事，如成化十八年中都（凤阳）留守指挥郭玉奏称：

守备中官徇奴隶之言，掣诸司之肘，决狱惟货，多不以情。(205)

这现象到朱祐樘时发展得更为普遍，弘治二年右都御史秦纮奏称：

（今）天下镇守官皆得擅执军职，受民讼，非制，请严禁绝。(206)

同年御史姜绾也奏劾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十大罪，这十大罪几乎全和地方行政有关，奏称：

琮以守备重臣，与小民争利，假公事以适私情，用揭帖而抗诏旨，扬言阴中，协以必从。其他变乱成法，厥罪有十。以内官侵言官职，罪一。妒害大臣，妄论都御史秦纮，罪二。怒河闸官失迎候，欲奏罢之，罪三。受民词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腹心，侵渔国课，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银，罪六。擅收用罢闲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辄肆中伤，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举罢斥内臣，窃天子威柄，罪十。(207)

到朱厚照时，这些镇守太监便正式成为所镇守地方的最高长官，地方一切官吏都得听他指挥了：

（正德二年三月）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208)

所谓“预刑名政事”，具体情形便是“总制三司裁决各衙门大小事”(209)。这敕是刘瑾传出的，开始请求的是四川镇守太监罗龠。《继世纪闻》卷二：

四川镇守太监罗龠请便宜行事，瑾实主之。由是各处镇守皆比例奏要，如巡抚御史之任，干预刑名诸政。刘瑾捏旨批出，皆许便宜而行。

于是一些小的分守也纷纷乞请，如分守四川建昌上都司地方太监赵钦便兼领川南道(210)，而密云分守竟奏讨符验旗牌。

旧制内臣在密云者，止以分守名，仍听蓟州巡官节制。正德以来，中贵夤缘内批，奏讨符验旗牌，兼辖地方，奏改镇守或充副总兵官，越分行事，民甚苦之。(211)

这种“符验旗牌”，按明代制度是只有大将出征及诸边守将才有资格执有的，现在一个小小分守竟也领用了。

到后来这些镇守太监更加放肆，竟巡历地方起来，如正德十年六科给事中汪玄锡等所奏：

镇守湖广太监杜甫，假郴桂流贼为名，奏乞巡历地方，兵部谓不可，陛下特允所请，不知甫何以得此……甫在镇一年，迹其所行，不过牟利自殖，无补分毫。今使出巡，有司馈遗，仆从骚扰，仓卒生变，则楚之可忧，不独瑶僮而已……今十三省皆有镇守，亦有盗贼，诚恐旬月之内，皆援甫例，奏牍纷至，是甫不独祸一方，又将祸天下矣。先朝虽添设镇守等官，未曾许其巡历，惟逆瑾擅政，乃许接受民词，瑾之败诛，孽亦坐此，甫可不知所惩乎？(212)

甚至保举、迁调、降斥地方官吏，如正德元年南京十三道御史所奏：

都御史柳应辰为太监刘琅保留，江西参政王纶为太监董让旌举。(213)

河南镇守太监廖堂也是如此：

（正德）三年，镇守河南太监廖堂奏保司府州县官员贤能，具拟调升某职，吏部多所复从。(214)

河南镇守太监廖堂挟势奏举三司官贤能，并劾不职者。(215)

同样的，守备太监也援例乞请兼管地方，如：

凤阳守备中官邱德及镇守延绥、宁夏、大同、宣府诸中官皆乞更敕书兼理民事，帝许之。(216)凤阳守备所管的是庐、淮、扬三府，徐、滁、和三州。这以后虽然也曾停止，但不久太监们又照旧乞请，如嘉靖四年：

王德乞更换敕书，兼管庐、凤、淮、扬、徐、滁、和地方事，诏许之。(217)

又如嘉靖十八年：

守备凤阳太监张信乞兼统摄庐、淮、扬三府，徐、滁、和三州，如前太监黄准例。(218)

他们也照样地乞请旗牌，如正德二年黄准便这样请过：

中官黄准守备凤阳，从其请，赐旗牌，(219)

凭着这样的威势，这些镇守太监和地方长官相处，自然一切凌驾地方长官之上了，即以公堂坐次为例，照例是镇守太监上坐，就是以总督之尊，也不能平列。《明史·朱英传》卷一七八：

镇守中官与督抚，总兵官坐次，中官居中，总督居总兵官左。

而会同奏事自然也是署列第一名。《菽园杂记》：

景泰间，各边镇守巡抚官会本奏事及兵部复奏，皆与总兵官为首，今皆首内臣。

事实的例子如朱见深时何乔新往勘播州，疏中称引一件文书开头便是：

会同钦差镇守四川太监刘，巡抚右副都御史刘，巡按监察御史何问得犯人……(220)

而统治者所下诏书，也是将镇守太监列在前面，如朱见深给何乔新的敕谕：

兹特命尔同锦衣卫指挥刘纲，备词前去四川，会同镇守太监刘雅，巡抚右副都御史刘璋，巡按监察御史何钧亲诣播州(221)。

这些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的派遣，照例是由特务总机关司礼监主持，大臣是不能推荐的。如果推荐便是犯法，如朱祁镇时大同巡按李秉以“天城守备中官陈例久病，秉请易以罗付。帝责秉专擅，征下诏狱……斥为民”(222)。

由于这种镇守差使可以大量搜刮剥削人民，所以特务们都千方百计地谋这差使。于是司礼监便勒索贿赂，后来甚至统治者自己也伸手要钱了。底下一则故事便是实例：

刘瑾……又说：“司礼监亦揽权纳贿，如各处镇守出去，皆司礼监举用，受钱至多。如不信，只将司礼监见掌印李荣抄了，就有金银可满三监房。今若将各处镇守内官取回，另换一番人，着他各备银一二万两送上谢恩，恰不胜于司礼监要了。”由是上信之，传旨将天下镇守取回，新用者论地方大小，借贷银两进献，即得差用。如内官韦兴、齐玄等皆先朝犯赃问发，亦夤缘差出分守，所至剥削民财，全无顾忌。(223)

差使既是花钱买来的，那自然要在这差使上来取偿，于是在军事上便是克扣粮饷，在地方上便是搜刮敲诈，什么都可以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