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内政到外交

出席阁议

明代统治者派宦官干预政治，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出席阁议。本来司礼太监的职务是“掌理内外章奏”，“照阁票批朱”，国家一切军政大事，他们早已干预，再出席阁议，则不仅是干预，并且可以主持了。

统治者派宦官出席阁议，除了因为不信任阁臣，派他们去监视侦察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原来明代帝王是不大和大官们见面的，到中叶以后，这情形更加厉害。赵翼曾据《明史》略加统计，从朱见深成化七年到朱祐樘弘治十年，凡二十五六年之久，这两个皇帝都和廷臣没有见面。一直到弘治十五六年，朱祐樘才稍稍接见阁臣，但不久就死了。朱厚照是个荒唐万分的皇帝，南北游涉，廷臣之不得见，更不待言。朱厚熜嘉靖三年以后，就渐疏大臣，一直到二十九年才召见一次。以后更无召见之事，四十余年之间（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仅仅就是这一次而已！朱载垕即位后三年还没有和廷臣见面，而他在位也不过六年。朱翊钧和他的祖父朱厚熜差不多，在位甚久，凡四十八年。但从十七八年以后三十年之间，只因“梃击”事召见群臣一次，其余都是深居宫内。朱由校童昏愚昧，就更不必谈了。“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125)在这样情形之下，皇帝假如有什么事要内阁办理，或是内阁票来奏章需要商讨，便一律叫司礼太监代表前往，这样一来，太监们俨然是阁议的主席了。所以他们如有什么意见，阁臣是很少有违抗的。下面一则故事，可以看出这些太监参加阁议时，阁臣是怎样诚惶诚恐地会见他们。

东白先生张吏侍延祥云：“自余登朝，而内阁待中官之礼凡几变：英庙天顺间，李文达公贤为首相，司礼巨珰以执事至者，便服接见之，事毕，揖之而退。后彭文宪时继之，门者来报，必衣冠见之，与之分列而坐。阁老面西坐东，太监第一人位对阁老第三人，常虚其上二位。后陈阁老文则送之出阁，后商阁老辂又送下阶，后万阁老安又送之内阁门矣。今凡调旨议事则掌司礼者间出，其余或遗小竖并用事者传命而已。”（原按：东白所言内阁送迎中官之礼，先后渐变固是，但言彭分列而坐，后陈送之出阁非也。成化丙戌李文达卒，陈为首，陈卒，彭继之）。(126)

从这一段事实中可以看出，似乎在李贤时候，司礼太监还不敢太放肆，不过实际上并不如此。当时司礼太监曹吉祥就曾派人喊过李贤去说话，后来李贤虽然严词拒绝没有去，但也由此可见那时太监早已不把阁臣放在眼中了。至于“使小竖传命”，也不必到朱见深末年，李贤死后，便是如此。这些都见于陆容《菽园杂记》卷四：

李文达公贤在内阁时，太监曹吉祥尝在左顺门，令人请说话。文达语云：“圣上宣召则来，太监请不来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达云：“太监误矣，此处乃天子顾问之地，某等乃谨候顾问之官。太监传圣上之命，有事来说，自合到此，岂可令人来召耶？”曹云：“吾适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闻李公没后，有事，司礼监只命散本内官来说，太监不亲至。今日阁老请太监议事，亦不至矣。

太监所派遣的传命小竖，多半是文书房的宦官，其程序是皇帝的命令传给司礼太监，太监传给文书房，文书房再传给内阁，这现象在朱祐樘时便已十分普遍，刘健就曾经谏奏过。

弘治十二年九月大学士刘健奏：“今朝参讲读之外，不复见天颜，即司礼监亦少至内阁。上有命令，必传之内侍。内侍传之文书房，文书房传至内阁。臣等有陈说，亦必宛转如前达至御前。”(127)

所以，沈德符于此颇致深慨，而认为这现象是由来已久：

孝宗朝最称宫府一体，而阁臣密奏与主上密谕，上下传达，必内臣数转而始得寓目，盖扞格之端开已久矣。(128)

不过遇有特旨大事，太监们还是要亲来内阁商议的。这所谓商议，有时简直就是命令，根本没有讨论余地。耿直一点的阁臣，便对抗一番，有时也有点效果；软弱一点的呢，就只有遵命奉行了。在朱见深时，便有两次阁议争辩得颇为热闹。第一次是为了上太后尊号的事，当时阁臣彭时争辩得甚为激烈，他亲记那时情况云：

二十三日议上两宫尊号，内臣夏时怀逢迎心（按：指逢迎见深生母周贵妃也），倡言“钱（后）久病，只尊所生母为太后”。李（贤）曰：“今日合遵遗命。”……夏曰：“待请命。”既入，少顷出，传仁寿宫（按：周贵妃所居宫）旨：“子为皇帝，母当为太后，岂有无子而称太后耶？宣德中自有例。”李色变，知事不成，因目时曰：“尔执笔。”时曰：“今日事与宣德年不同，胡后曾上表让位，退居别宫，故正统初不加尊号。今名分固在，岂得不尊？”夏曰：“既然如此，便照例写让表。”牛（玉）亦助其言。时曰：“正统天顺初未曾如此行，今谁敢擅写！为人臣子者若阿谀从顺，是万世罪人也！”同议者心知不可，皆不发言。夏见诸人不言，乃作色厉词曰：“你每偏向，怀二心，恐追究来不好。”时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灵在上，谁敢二心？钱娘娘已无后，何所规利而为之争，所以不敢不极言者，为全皇上圣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则两宫同尊为宜。”众皆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乃再入请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劝谕，已蒙俞允矣。”……是日同议惧逆夏意，有后患，隐然不言，唯李开端，时极力继其后……后数日，太监覃包至阁下言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于亲母，有难言者……非二先生力争，几误大事。为大臣正当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禄何为？”时同僚有未发言者，面听覃语有惭色。(129)

从这场争辩中可以看出宦官是怎样蛮横，阁臣是怎样受逼，正直一点的只好向天叫“太祖太宗”，怯懦一点的便只有“默默”了。这个“默默”的同僚，据《明史·彭时传》卷一七六载是当时阁臣陈文。

第二次是在成化十三年五月，大学士商辂、万安、刘翊、刘吉等上疏请罢西厂，并论汪直之罪，引起了朱见深的震怒，便——

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至阁下，厉色传旨，谓辂等曰：“朝廷用汪直缉访奸弊，有何坏事？尔等遽如此说，是谁先主意？”辂等对曰：“汪直违祖宗法，坏朝廷事，失天下心。辂等同心一意为朝廷除害，无有先后。”恩曰：“不然，圣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笔，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挟势害人，人人要说，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谁独为先。”翊奋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于青宫，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无事，今忽汪直为害，使远近不安，何忍坐视？某等誓不与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纵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贬黜谪罚，亦唯命耳，所不避也。”于是恩降辞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开具奏之由，今皆执论如此，当具实回话。倘上召问，幸勿变前言。”辂等曰：“唯。”恩等去。(130)经过这次辩论，西厂总算暂时罢设。但在这会议中，太监们的质问简直和考讯差不多，这态度实在谈不上是会商协议的态度。

朱见深时还有两次兵戎大事也是派司礼太监到内阁去商议。一次是成化四年都御史项忠讨满四不利，朝议命抚宁侯朱永将京军往援，朱见深曾派“中官怀恩黄赐偕兵部尚书白圭程信等至阁议”(131)。另一次是成化十四年春辽东巡抚陈钺“以掩杀冒功激变，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礼太监怀恩等七人诣内阁会兵部议。恩欲遣大臣往抚，以沮直行。（马）文升疾应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132)怀恩是明代太监中比较好的一个，这次不要汪直去的意见也是对的，但却由此可以看出太监在阁议中发言的重量。

朱祐樘曾有一次召阁臣至文华殿议事，这在明代帝王中是极稀有的事。但就在这稀有盛事中，仍有司礼太监列席：

丁巳三月，宣内阁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上曰：“近前。”于是直叩御榻。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上曰：“看文书。”诸太监取本付溥等。又分置朱砚笔，授片纸数幅。上曰：“与先生辈计较。”溥等看毕，相与议定批辞，以次陈奏。得允，乃录于纸上以进。(133)

朱厚照时也有两次阁议，阁臣和太监们争辩得很热闹。

第一次就是为了刘健等上疏请诛刘瑾，朱厚照派司礼太监王岳、李荣、范亨、徐智等八人赴内阁会议，一天之内竟去了三次。朱厚照的意思是想把刘瑾等安置南京，但是刘健、谢迁的意思却非杀不可。刘健甚至推案大哭说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说得声色俱厉。太监王岳也终于受了感动，连声说：“阁议是。”(134)这次结果虽然刘健、王岳等都失败，但会议情形是颇为精彩的。

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反，八月朱厚照率师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传旨内阁，令大学士杨廷和草敕。廷和说道：“朝廷亲征，奉行天讨，谁敢云差遣？又谁敢称威武大将军？”力辞不肯。于是——

中使复奏，少顷，上命萧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张永、钱宁至阁中，以阻挠军机促敕，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敕亲征，将谁敕乎？”敬曰：“上旨严切，今日无敕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见也。”公曰：“公等必不死，朝廷只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迟一年，亦不敢异初议也。”张锐、钱宁色怒曰：“上意决欲如此。”公曰：“天子有争臣，我辈意亦决欲如此。”萧等去，未几即来，相率跪拜花台下。公曰：“诸公贵人也，以此相待，置我于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耳。‘奉天承运皇帝’六字，万世谁敢改称为此号耶？”萧等知不可夺，乃去。(135)

这次太监们虽然没有胜利，但气势汹汹，用死来要挟，这气焰也就够人难堪了。至于“相率跪拜花台下”，那也不是乞求，而是赌气，不然杨廷和为什么惶恐起来，说是“置我于何地”呢？

监 国

宦官参加阁议，而且可以左右阁议，这权力早凌驾宰相之上，所以后来竟叫宦官会同宰相来“摄政”了。原来在专制帝王时代，每当皇帝死去，新皇帝守丧不能视事的时候，照例是由宰相“摄政”的，所谓“百官听命于冢宰”。但在明代却由宦官领头，大臣反在其次，这实是前所未有的事，如朱祁镇死时，太子见深便这样办过：

是日有旨：命太监刘永诚、夏时、傅恭、牛玉会会昌侯孙继宗、怀宁伯孙镗，尚书王翱、李贤、年富、马昂，侍郎陈文并时为议事官，公同计议，处置军国重务，遵宣德十年例也。(136)既然是“遵宣德十年例”，可见远在朱瞻基死时便已是如此了。

后来朱厚照南征宸濠时，便索性叫宦官“监国”。按照旧例，皇帝离开京师，应该是太子监国的，这就是代理皇帝。而现在竟派宦官来担任，并且敕谕宰相知道，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这事的经过和敕谕，《弇山堂别集》卷十三记载甚详：

上南征宁庶人，是时无监国者，内则司礼太监萧敬等。大学士杨廷和、毛纪，外则五府会昌侯孙铭等，六部尚书陆完等，厂卫太监张锐等，团营太监谷大用、兵部尚书王琼等，皆有敕……今按正德内阁敕可考者：“皇帝敕谕大学士杨廷和等：朕今亲统六师，奉行天讨，剿除反逆，以安宗社。尚念根本重大，居守无人，一应合行事务，恐致废弛，特命尔等依照内阁旧规，同寅协恭，勤慎供事。每日司礼监发下在京在外各衙门题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详，拟旨封进，奏请施行。其奏有军机紧急重大事情，合用军马钱粮器械关防符验之类，尤要详加审处，拟旨封进，听司礼监一面奏闻定夺，一面发各衙门依拟议处，毋致迟滞误事。尔等受兹重托，尤须尽心竭力，维持公道，不许徇私执拗，如违，责有所归，尔等其钦承之。”

这敕谕中一则说“司礼监发下在京在外各衙门题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详”，再则曰“听司礼监一面奏闻定夺”，简直是明令宰辅要听命于司礼太监了，统治者信任宦官之专，竟一至于此！这事在明代虽然只此一次，但就凭这一次，就足够说明太监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处理内外一切奏章

明代统治者派宦官干预政治，除了要他们参加阁议这一重要事件而外，其次便是叫他们处理内外一切奏章。如若那时的统治者不太糊涂，他们还不敢过于胡来。假使是个昏庸的家伙，那他们就可以闹得不像话了。如朱厚照时的刘瑾批答奏章竟拿到自己家里和别人商议：

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按：《中官考六》云：“或多累数百言，往往有不可解者。”）焦芳为润色之。(137)

而当时群臣事无巨细必先关白刘瑾，而后奏闻。在外边镇以下官奏事，都是写成两份，以纸色分别，“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138)，这简直是两个朝廷模样了。

朱翊钧时司礼太监冯保也是叫人代阅章奏的，《明史·李植传》卷二三六称：

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

有一次内阁奏事，他没有预闻，竟发脾气破口大骂起来：

居正以遗命荐其座主潘晟入阁，保即遣官召之……晟中途疏辞。内阁张四维……拟旨允之，帝即报可。保时病起，诟曰：“我小恙，据无我耶！”(139)

朱翊钧时还有个怪现象，便是章奏递进，宦官们可以随便拆开来看：

故事，章疏入会极门，中官直达之御前，至是必启视然后进御。（曹）于汴谓乖祖制，泄事机，力请禁之。(140)

冯保之后，司礼太监田义甚至扣留章奏。万历二十年刑部员外郎于玉立特为此奏称：

田义本一奸竖，陛下宠信不疑。迩者奏牍或下或留，推举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谓义簸弄其间。(141)

到了魏忠贤的时候，章奏的处理就越发不成话了，兹录蒋之翘《天启宫词》所记二事，以见一斑：

凡章奏付王体乾、梁楝石、石元雅、李永贞、涂文辅诸监分看，遇要处即钤一白纸条，复于面叶上用指掐一重痕，关白忠贤。贤擅政，各衙门章奏俱不由阁票，特用内旨，生杀予夺，唯贤与体乾为之。

而看奏章竟违例地跑到大殿去看，并且高声朗诵讲解起来：

旧制掌印率秉笔太监看文书俱在直房，忠贤、体乾等公然于乾清大殿上看。硬拆实封，高声朗诵。贤不识字，体乾又为讲解。

甚至魏忠贤因事出京，一切奏章都还要派人送往所在地，听候定夺：

贤往涿州进香，凡章奏要事托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各派站马急驰，候贤可否。

另外还有与宦官处理内外章奏有关的一件事，也可以附在这里说一下。那便是通政司两个参议，照例由宦官会同大臣挑选：

通政为大九卿之一，然两参议以读本为职，皆选仪貌正而声音洪者。其选时以大珰同大臣莅之，跪一香案前，震喉急呼。间亦有不选者。(142)

选中以后，则“例子莅选大珰投刺称门生”，所以“有志者俱不屑就，或郎署为堂官所开送，多宛转避之，至有堂属相诟詈者”(143)。

为什么这两个参议宦官定要自己去挑选呢？这原因是通政司职务是“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赍状奏闻”(144)。这是一个通达各方情事的机关，所以统治者必须使宦官们去掌握它，但通政使究竟是朝廷九卿，不能胡乱叫宦官去选，所以便叫他去选其所属的参议。有了“门生”在这机关里，那么一切事情自然没有不知道的了。

创立法制更改旧章

宦官除了参加阁议，处理奏章，直接干预政治而外，有些时候他们竟创立法制，有所兴革。换句话说，便是他们可以随意立法。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刘瑾。

刘瑾自正德元年用事，五年伏诛，专权凡四年有余。其间改变法制，据《明史·刘瑾传》称瑾伏诛后，“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其中最重要的，如吏部方面，各地抚按官可以径自差委州县正官；兵部方面，各处镇守内外官可以请敕总制三司，裁决各衙门大小事；户部方面，差官查盘钱粮；等等。(145)这查盘钱粮为害甚烈，《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云：

（正德二年十一月）始遣科道查盘各边刍粮。刘瑾素知边方召商中纳积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盘。回奏内有粮粗秕草浥烂者，瑾矫旨逮系各巡抚及管粮郎中下狱。既至，锁扭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赔偿。凡各商人纳过粮草，未给价银，皆没官不给。由是商贾困弊，边储日乏。

此外还有不在上述各事之中的一些改变法制的事，如取回天下巡抚官，《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云：

正德二年十一月，刘瑾乱政，取回天下巡抚官。瑾诛，复设如故。

而箬陂《继世纪闻》卷三则记载此事较详：

逆瑾又欲革天下巡抚官，云旧制所无，天顺间亦有革罢，遂将各处巡按都御史取回。后与内阁议不可，止将腹里巡抚革去，其漕运及边方都御史不革。又欲将各衙门添设官及提学兵备悉行裁革，内阁议提学不可革，从之。

又不准余姚人做京官：

瑾又以谢迁故，令余姚人毋授京官。(146)

又增减江西、陕西、河南乡试名额：

正德五年，礼部核占城国使人亚刘凌迟处死罪名。刘本江西万安籍人，瑾矫旨谓江西土俗自来多玩法者，如彭华、李裕、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数人，多招物议，难以备举。且其地乡试解额数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许选除京职。盖大学士焦芳有憾于华等故也。(147)

瑾又自增陕西乡试额至百名，亦为（焦）芳增河南额至九十名，以优其乡士。(148)

甚至干涉会试，增加名额：

正德戊辰（三年）大学士王鏊、尚书梁储主会试。相传刘瑾以片纸书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开科额三百五十人。(149)

这所谓“相传”，怕是不会假，《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亦云：

正德三年戊辰科……是科或传刘瑾以片纸书五十人姓名入闱，主者有难色，瑾特为增额五十名。其事未必真，而刘宇之子仁，焦芳之子黄中，俱以奸党冒上第。又传奉八人为庶常，俱非常之事。

刘瑾又创行罚米法：

复创罚米法，尝忤瑾者，皆擿发输边。故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任良弼，御史张津、陈顺、乔恕、聂贤、曹来旬等数十人，悉破家，死者系其妻孥。(150)

又创用枷法：

创用枷法，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璇，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并摭小过，枷濒死，始释而戍之。(151)

以上所举，都是些荦荦大者，其他的更革事件，难以一一备述，姑摘录当时朝臣弹劾的奏章一二节，以见一斑。正德元年左都御史张敷华奏称刘瑾干政情形：

四十万库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岁童子何知，而招为勇士。织造已停，传奉已革，寻复如故。盐法、庄田方遣官清核，而奏乞之疏随闻。中官监督京营、镇守四方者，一时屡有更易。政令纷孥，弊端滋蔓。(152)

同年工部尚书杨守随奏：

（刘瑾）窃搅威权，诈传诏旨，放逐大臣，刑诛台谏，邀阻封章，广纳贿赂。传奉冗员，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绶金貂尽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带滥授心腹之人。(153)

这些恢复传奉织造、滥授紫绶蟒衣，都是属于变更法制的事。而招募六七岁孩子做勇士，更是荒唐到无以复加了。还有更可笑的则是“选除两广南直隶浙江官不用邻省人，漕运都御史不用江南人”(154)，也不知他闹的是什么鬼把戏。

刘瑾以后，魏忠贤变更法制更多，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现在将疏中提及有关变更法制的各项摘录于下：

祖制，以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供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

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岂真欲门生宰相乎……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时名贤不安其位。颠倒铨政，掉弄机权……

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

给事中周士朴执纠织监，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奸相沈?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为敌窥伺者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155)

这些都还是天启四年以前的事，从这以后，“内外大权，一归忠贤”，群臣奏疏都称之为“厂臣”而不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冈来、张瑞图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象以闻。立极等票旨云：‘厂臣修德，故仁兽至。’……前后赐奖敕无算，诰命皆拟九锡文。”忠贤“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156)。在这样情形之下，魏忠贤已俨然和皇帝一般，爱怎样便怎样，他的一句话就是法律，也无须改变什么法制了。

假传圣旨

说到这里，应该特别指明的，便是明代宦官可以矫诏行事，所谓矫诏，就是假传圣旨。刘瑾和魏忠贤矫诏已经是家常便饭，前面都已说到，但明代宦官矫诏是一件很常见的事，远在朱棣时便已如此：

永乐五年六月己亥，上谕都察院，谓：“去年曾命内侍李进往山西采天花，此一时之过，后甚悔之，更不令采。比闻进诈传诏旨，伪作勘合，招集军民，复以采办为名，大为民害……即遣御史二员径诣山西，将进等一干鞫问明白，械送京师，必实重法。”(157)

朱瞻基时也有同样的事：

宣德四年七月，太监马麟矫旨下内阁书敕付麒复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上正色曰：“朕安得为此言……”然亦不诛麒也。(158)

朱祐樘时宦官李广曾“矫旨授传奉官”(159)。到朱厚照时，宦官矫旨竟成家常便饭。

（正德）十五年……中旨，以内官晁进、杨保分守兰州、肃州，（汪）元锡等言：“二州逼强寇，不可增官守，累居民。”群小不悦，矫旨责之。(160)

朱载垕甚至庇护宦官矫旨。

杨松，河南卫人。历官御史，巡视皇城。尚膳少监黄雄徵子钱与民哄，兵马司捕送松所。事未决，而内监令校尉趣雄入直，诡言有驾帖。松验问无有，遂劾雄诈称诏旨。帝令黜兵马司官，而镌松三秩，谪山西布政司照磨。(161)

所以到他临死时，冯保就矫遗诏与大臣同受顾命了：

帝得疾，大渐，召（高）拱与（张）居正、高仪同受顾命而崩。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162)

明代不但宦官可以矫诏，一些佞幸特务也可以这样做，如朱厚照时的江彬、钱宁便是。

江彬是朱厚照后半期的特务头子，朱厚照曾命他管理东厂和锦衣卫，两个大特务机关都由他掌握，这在明代是空前绝后的事，其权势自然莫与伦比。朱厚照南征宸濠，江彬扈从，“在途，矫旨辄缚长吏”(163)，所经过的地方，都必“矫旨有所求”，而且“日数十至”(164)。宸濠既平，朱厚照返至通州，“彬尚欲帝幸宣府，矫旨召勋戚大臣议宸濠狱”，后又“矫旨改团练营为威武团练营，自提督军马”(165)。

钱宁在朱厚照时以左都督掌锦衣卫事，他原是太监钱能的家奴。钱能曾任云南镇守太监，所以他和云南有些关系。有一次云南“土官凤朝明坐罪死，革世职。宁令滇人为保举，而矫旨许之”(166)。

假传圣旨在专制时代是杀头的罪名，但在明代这些宦官特务看来，竟丝毫不算一回事，口衔天宪，任何事都可以随心所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