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明代特务政治为什么特别发达，这得先从明代政治的极端中央集权化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是实行中央集权最彻底的一个朝代了。别的方面姑且不论，单就官制这点来看，废除宰相制度，便是极明显的例子。

宰相的职务，在明代以前的每个专制王朝时代，都是统率百官，综理机务，职权是相当大的。在一定的限度以内，他还可以稍稍牵制帝王们的独断独行，使极端专制独裁的政治得到一点调剂，稍稍削减皇帝的一点权柄，虽然这削减少得可怜。

但到了明代，连这点少得可怜的权柄都不愿削减了。明代第一个皇帝朱元璋获得元王朝政权以后，起先也曾依照元朝旧制，设立中书省，有丞相等官。但不久以后，他就感到宰相权柄太重，不大放心，便在洪武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造反为借口，就“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1)。这样一来，宰相的职权便分散在六部，而由皇帝来总其成。所以，明代的中央集权不仅是集权于中央政府，而且是集权于皇帝一人，是十足道地的独夫政治，一切政务全取决于这个独夫，这集权是“集”得再彻底也没有了。

至于朱高炽以后的“内阁”，其职权表面看来好像和前代宰相有相同之处，以致后人称为“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但实际上却并不如此，黄宗羲说得好：

或谓后世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2)

既然没有宰相，全国所有的政务都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无论这个皇帝是怎样地敏捷果断、精力过人，要想完全照顾到，还是绝不可能的。于是，他就不得不找一些亲信心腹来帮忙处理。但是朝廷大臣既不被信任，他要找亲信心腹，就只有在自己生活圈子里去找。而宦官正是一天到晚跟在他身边，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这样，当然就非常容易地寄以心腹之任，叫这些宦官帮忙了。这一帮忙，政权便自然而然地落在宦官手中。这些宦官便是明代所称的“司礼太监”，他们才真是“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黄宗羲曾慨叹地说过：

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3)

国家大政既然操在独夫的宫奴手中，内阁六部都俯首听命于这独夫的宫奴。独夫政治发展到这样局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了。而随着这局面而来的，便是特务制度的产生，再随着这局面的演进，这特务制度还要发展、加深、扩大起来。这原因是——

第一，独夫既然不信任大臣，而把政权交付他的宫奴，他必然对大臣要由不信任而不放心起来。而大臣们自然也因为太看不下去或是争权而要说些闲话，至少在背后也不免要“诽谤”几句。这对于独夫及其宫奴自然是不敬的。开头的时候独夫当然是临之以威，用鞭笞屠杀来镇压，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在背后诽谤他也无法知道，于是调查、侦察的办法，自然就要被采用。

第二，独夫独裁到了这种局面的时候，他的专制权威必然是不容有丝毫伤损的。朝廷之上，他自己可以控制，但是朝廷外面，这权威是否受到损害，独夫及其宫奴深居宫中，是无法知道的。这就必然要派人出来秘密侦察，寄以耳目。

第三，独夫独裁政治到了最厉害的时候，他不但对臣僚不放心，对天下所有军民他全是不放心的。他必须经常知道外边军民的一切情形和动态，以便设法统治，于是特务调查制度也必然要严密地建立起来。

由于这三种原因，明代的特务制度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这一发展，结果自然是造成更严密的统治，而这严密的统治又反转过来刺激特务制度的扩大、加强、深化，于是这特务网就自然地逐渐遍及全国——至少也得遍及独夫所在地的附近各省。

特务制度既然建立，那么负责主持这特务机关的头子们，自然更必须是独夫的心腹，于是这责任又自然而然地落在宦官及一些极少数的佞幸身上。所以，明代所有的宦官全都负有特务的任务，便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明代特务政治特别发达的主要原因。这原因说明了特务政治是独夫独裁极端化的结果，特务和独裁是结下了生死不解之缘的。

明白了这个“生死不解之缘”，底下便要分门别类地叙述明代特务政治的全貌。

(1) 见《明史·职官志一》，卷七十二。

(2) 《明夷待访录·置相》。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