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起后，统治者的措施是一面愚蠢地冀图用武力削平，一面加重搜括来应付非常的军费。叛乱发生前，农民被强迫加负的有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加派”一百二十万，三十七年的“提编”四十万，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辽饷”三百万，前后迭增到五百二十万；叛乱起后，崇祯三年（1630年）又增百六十五万，八年增“助饷”，十一年行“均输”及“加征”，十三年加“练饷”。统计在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到崇祯时加派“辽饷”到九百万，“剿饷”到三百三十万，“练饷”七百三十万。这些都是农民的血汗，有政治势力的地主、绅士、商人是不用负担的。

就陕西一地而论，民众的新加负担有“新饷”，有“均输”，有“间架”，其他琐细的勒索，更无从数起。关于民间的苦痛，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御史祁彪佳疏陈十四项：曰里甲，曰虚粮，曰行户，曰搜赃，曰钦提，曰隔提，曰讦讼，曰寓访，曰私税，曰私铸，曰解运，曰马户，曰盐丁，曰难民。其最为农民所苦者是虚粮，据说当时纳税的则例“小民多未见闻，第据县符，便为实数。遂致贫户反溢数倍，豪家坐享余租，此飞洒之弊也。近来苦盗苦荒，迁徙载道，丁粮缺征，里甲代偿，富户化而为贫，土著化而为客，此逃亡之弊也。又有户产尽废，户粮犹存，买产之家，视若隔体，代纳之户，惨于剥肤，此赔垫之弊也”。为工人所苦者是行户：“一小民以刀锥博什一，为八口计也。有司佥为铺行，上自印官，下及佐贰，硃票一纸，百物咸输，累月经年，十不偿一。又有供应上司，名曰借办，每物有行，每行有簿。”为小商人所苦者是私税：“大江以北，凡贸易之家，官为给帖，下至鸡豚，无得免者，至隘口渡头，有少年无赖借牙用为名，横加剥夺，蝇头未获，虎吻旋吞。”为一般百姓所苦者是私铸：“私铸之为钱法害，固也。而南中为甚，每钱止重七分，每百不盈三寸。更有私铸奸人控官请禁，小民畏罪，去之惟恐不速，此辈一铸一卖，一禁一收，利五六倍，而小民何以堪哉！”

不但农民的负担增加，他们积欠官府的陈年烂账也不曾被放松，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侍读倪元璐上疏说：“今民最苦无若催科。未敢冀停加派，惟请自崇祯七年以前，一应逋负，悉可改从折色，此二者于下诚益，于上无损，民之脱此，犹汤火也。至发弊而追数十年之事，纠章一上，蔓延十休，扳贻而旁及数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号四彻，谁以民间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图，日蔓一日，必至无地非兵，无民非贼，刀剑多于牛犊，阡陌决为战场，陛下亦安得执空版而问诸兵燹之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