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提到，锦衣卫和东、西厂，明人合称为厂卫。锦衣卫是内廷的侦察机关，东、西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锦衣卫也在其侦察之下。

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其下有镇抚司，专治刑狱，可以直接取诏行事，不必经过外廷法司的审判手续。锦衣卫的主要职务是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专替皇帝侦察不忠于帝室者和叛逆者，其权力在外廷法司之上。洪武二十年（1387年）曾一度取消锦衣卫的典诏狱权。到了成祖由庶子篡逆得位，自知人心不附，并且内外大臣都是建文帝的旧臣，深恐建文帝未死，诸臣或有复辟的企图，于是重复锦衣卫的侦察和典诏狱权，使之秘密活动，以为钳制臣民之计。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个最高侦察机关叫东厂，因为在起兵时很得了建文帝左右宦官的力量，深信宦官的忠心，便以宦官提督东厂，付以“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的职权。以后虽时革时复，名称也有时更换（如西厂、外厂、内行厂之类），但其职权及地位则愈重愈高，甚至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任意刑讯处死的权力。

靖难兵起时，宦官狗儿、郑和等以军功得幸。成祖即位后遂加委任，有派作使臣的，如永乐元年（1403年）遣内官李兴出使暹罗，马彬出使爪哇诸国；永乐三年（1405年）遣太监郑和出使西洋。有派作大将的，如永乐三年（1405年）遣中官山寿率兵出云州觇敌。又因各地镇守大将多为建文帝旧臣，特派宦官出镇和监军，使之伺察。永乐元年（1403年）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出镇的如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监军的如王安之监都督谭青军。由是司法权和兵权都逐渐落在宦官手中。宣德以后，人主多不亲政事，不和阁臣见面，甚至深居宫内，从不上朝，国家政务多交司礼监太监批答，内阁的权力也渐渐转到司礼监去了。在外则各地镇守太监成为地方的最高监察者，干预政务，骚扰地方，积重难返，形成一种畸形的阉人政治。英宗时的王振、曹吉祥，宪宗时的汪直、梁芳，武宗时的刘瑾，神宗时的陈增、高淮，熹宗时的魏忠贤，思宗时的曹化淳、高起潜，莫不窃弄政柄，祸国殃民，举凡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一切国家大政，都由宦官主持，甚至阁臣之用黜，都以宦官的好恶为定。他们只图私人生活的享乐，极力搜括掊敛，榨取民众的血汗，诱导皇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祷祠。对外则好大喜功，生衅外族。驯至民穷财尽，叛乱四起。外廷的士大夫与之相抗的都被诛杀放逐，由此朝廷分为两派，一派附和宦官，希图富贵，甘为鹰犬。一派则极力攻击宦官，欲将权力夺回内阁，建设清明的政治。明代除开例外的几个时期以外（如孝宗及世宗时），阉人和士人两派势力互为消长，此仆彼兴，循环报复，一直闹到亡国。

锦衣卫，东、西厂和前面讲过的廷杖制原都是为镇压反动势力，排除异己分子，故意造成恐怖空气，使臣民慑于**威，不敢反侧的临时设施。果然，这一套祖制，使大小臣民都惴惴苟延，不知命在何日。太祖时朝官得生还田里，便为大幸。皇帝威权，由之达于极点。这三位一体的恐怖制度使专制政体的虐焰高到无可再高，列朝的君主也明知这制度的残酷不合理，但是第一为着维持个人的威权，第二因为这是祖制，所以因仍不旨废止。英宗以后的君主多高拱深宫，宦官用事，更利用这制度来树威擅权，排斥反对党，虽然经过无数次士大夫的请求废止和抗议，终归无效。一直到亡国，才自然消灭，竟和明运相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