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一直都是以招降纳叛的办法来扩张他的势力，他所用的办法，大致都和他收纳崔呈秀差不多。常常是先拉他们一把，把他们从所处的困境中救出来，然后再把他们放到各处去，让他们仗势去咬人。那时“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都才结束，多少被目为奸党的人纷纷败下阵来，弄得很狼狈。魏忠贤把这些人也看成了他招降纳叛的对象，他帮助他们翻案，把那些得胜的人重新打败，赶下官位，把那些投靠了他的失败者安置到空出来的位置上面去。这些“三案”中的失败者，为了能翻案，又能够复官，都争先恐后地投到了魏忠贤的门下，使他门下的人一时便增加了许多。然而这并不能使魏忠贤满足，因为那些在“三案”中的得意者，把他们赶开倒容易，想要更深地治治他们，让他们尝到点儿家破人亡的苦味，那就很不容易了，必得把他们牵连到一些与边事和受贿相关的案子里，才能够用追赃的办法来折磨他们。当时正有这样一个巨案落到了魏忠贤一党的手中，于是他们便把看不顺眼的人，尽数扯进了这件案子。这个案子不是别的，乃是熊廷弼、王化贞失陷辽阳、彼此互讦，以致成了一个波澜起伏，无人敢沾的案子。
熊廷弼一案，也被人称为辽案。在明初，居住于辽东一带的，乃是一些原属金人之后的满人，当时称为“建州女真”。他们原本是世世代代都尊奉明廷的建制，听从明廷的约束的。到了万历末年，建州女真传至以努尔哈赤为首时，开始强盛，并且建国，号为满洲，年号天命。天命元年，正当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便是后来被清廷奉为始祖，称之为清太祖的人。努尔哈赤立国之后，便不再受明廷的约束，并且开始向辽东一带扩张。万历四十六年，满洲侵入了抚顺一带，明廷便以曾做过辽东巡抚的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命他出关去经营辽东。杨镐虽颇习兵事，对辽东一带的形势又熟，但仍敌不住新兴起来的努尔哈赤，在战事中颇多失利。万历四十七年，开原又被努尔哈赤夺去，杨镐遂被逮入京中问罪。他在狱中被关押了10年之久，直到崇祯二年（1629）才被问了死罪。杨镐初被逮时，廷议以为，大理寺丞熊廷弼极为知兵，可以当此重任，于是把他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确是知兵善战，但他的做法却不合那些主持朝政的人们的胃口，彼此很难相通。熊廷弼是不肯贸然出战的，他总得作好准备，才肯出兵。但那些主政者们却只想尽快出兵，收复失地，明催暗催，总在不断地催他。熊廷弼被催得冒了火，愤而以辞职表示抗议。他的辞职，正合了那些人的心意，所以很快便准其去职，而改以袁应泰代之为辽东经略。天启元年（1621），满洲又出兵入侵，攻下了沈阳、辽阳两处重镇，袁应泰也在这一战中阵亡。这时朝中议及可派何人前往阻住满洲的攻势时，人们却又想起了熊廷弼，就在那年六月，又命熊廷弼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前往经略辽东，同时以原在那里为官的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命熊、王二人协力在那里御敌。王化贞是个愚而好自用的人，他也读过些兵书，但食而不化。不过他在守广宁时，倒打过几次小小的胜仗，这更使他自以为是个兵家，有点不可一世起来。当他听到熊廷弼又做了辽东经略，将到山海关一带驻守时，很怕熊会夺去他的兵权，竭力想要顶住。他一面紧紧抓住自己属下的兵不放，一面又安排了一些只顾一面而不计其他的部署。熊廷弼的目光比王化贞要尖锐得多，他指出了王化贞的那些布置中不够全面的地方，要他加以修改。王化贞正在志得意满，哪里肯听熊廷弼的，因此二人闹得极为不和。很快，这种经、抚不合的消息便已传入京中，朝廷为了免于误事，还曾派人到那里去为他们二人做过和解。但这只是一件表面的工作而已，实际并未生效。天启二年，王化贞贸然出兵，结果大败，所部六万余人，伤亡几尽。王化贞的惨败，连累得熊廷弼也站不住脚了，他们先后退入关中，跟着又被逮入京里，问成了死罪。熊廷弼也被问成死罪是冤枉的，他找到了内阁中书汪文言，请求汪文言为他辩冤。汪文言是那时的一个怪人，他读书极多，能谋善断，只因不习举业，不能从甲科出身，而是从宦途中最低微的进身之路，从县里的佐杂职务起始进入仕途的。万历末年，刑部郎中于玉立告病还乡，他需要有个能替他探问京中的各项消息的人，便找到了汪文言，为了便于从事，还替汪文言捐了个监生，让他到太学里去读书，作为掩护。汪文言颇善交游，他在太学里读书，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什么人都有，甚至为东宫伴读的内监王安，也和汪文言相交甚厚。万历死后，一时之间王安成了极为重要的人物，有很多事都要他来办。那时王安便找到了汪文言替自己出主意或是做决定。因为这种关系，汪文言也结识上了刘一燝、韩（左火右广）、杨涟、左光斗等人，并且也极为这些人所称赏。那时重新入阁的首辅叶向高也极看重汪文言，他之得为内阁中书，便是叶向高所举荐的。
汪文言接受了熊廷弼求他辩冤的请托，立即多方代为谋求，他甚至把门路走到了魏忠贤那里。魏忠贤是把出入于死当成生意来做的，他听说了熊廷弼的冤抑，便开出了四万两纹银的价码，说只要把银子交来，便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熊廷弼却无法拿出这么多的银子来，这事不但卡住了，而且更惹了麻烦。魏忠贤索贿落空，觉得是受了人的愚弄，很不开心，后来又知道了主办这件案子的竟是那个汪文言，更觉愤怒了。原来魏忠贤早就认识汪文言，而且认为他和自己是个对头，因为汪文言和王安是一伙的，帮着王安做了不少于魏忠贤有碍的事。魏忠贤觉得，这一次既然又碰上了汪文言，可不能再将其放过了，而且这熊廷弼一案又叫他想出了不少的点子。魏忠贤首先命人把汪文言送进了锦衣卫狱里，还告诉将审此案的许显纯，让他刑逼汪文言，把杨涟、左光斗等人都攀扯到熊廷弼的案子里去，让汪文言承认这些全都受了熊廷弼的贿，所以才帮着他说话，替他讳败为胜，欺瞒朝廷。许显纯和田尔耕都是魏忠贤的死党，他们专门在审问案子上做手脚，以无为有，认假作真，他受了魏忠贤的指示，便一心把汪文言向他想要的路子上领。但是汪文言却不是个可以由着人来摆布的人，许显纯用尽了酷刑，却逼不出汪文言的一点儿口供，什么都不能按着他所想要的说。但是，汪文言也错了，他这么硬挺，对付刑部倒还是个好办法，对付许显纯、田尔耕这一伙无赖，却毫无效用。许显纯用尽了办法也不能使汪文言依着他的话照供，索性不问了，他把文书召进了密室，让文书帮着他，私造了一份汪文言的口供，把所有他们想要加害的人一个不漏地全都网了进去。魏忠贤最恨的人，便是那个曾劾过他有二十四款大罪的杨涟，所以许显纯便把杨涟列为首名，说他受了熊廷弼两万两银子的贿赂。左光斗也是他们一伙最恨的，所以列在其次，所受的贿金也是二万两。以次还有不少被牵扯进去的人，所定的赃银也各有不同，重要的大概有这些人：周朝瑞受贿一万两；袁化中受贿六千两；顾大章受贿四万两，是所有被扯进去的人里面，受贿的款目最大的；而魏大中，也许因为他姓魏，只被定为受贿三千两，又是这些人中数目最少的。还有王之寀和赵南星，他们也被牵扯进来了。王之寀被说是受贿八千两，而赵南星却要被追赃一万五千两。所有这些被诬定了赃数的人，都要按期交赃，交不出则要杖责，这个办法被称为“杖比”，又称为“追比”，那便是每次杖责之后，便又定出下一次交赃的日期，交不出就又要受到杖责。当时通行的是五日一比，这五日的期限，被称为“比期”。只要交不出赃来，便要无限期地受到杖责，一直到人死去。魏忠贤所以要把这些人扯入这么个案子，便是明知这些人拿不出钱来，可以用刑比的办法，把他们活活折磨死。在这些人中，只有赵南星，因为他的亲友协力替他凑足了银子，被判了戍刑，戍所是代州，他算逃脱了苦难，别的人有不少都是被连连追比，死在杖下，也有些是死在狱中的。
魏忠贤所以要大兴冤狱，主要是为自己树威，要使人感到他那“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气派。其次是为他自己和他的门下人雪恨，对曾使他们不快的人都予以报复。三是可以空出一些官位来，安置他的党羽。最后则是，这样可以压榨出一些财物。投到他门下的人，以三案中的被击败者和被东林人所抨击的人为多，魏忠贤也就以这两方面为重点，利用这些人的报复心，把事情进行下去。为了打击三案中的得意者，魏忠贤命已经被他塞入内阁，成了阁臣的顾秉谦为总裁，修了一部名为《三朝要典》的书，把从争储以来所有与三案有关的人都一一载入，以便依次把他们完全除尽，把三案彻底给翻过来。但是他们没能做到这个地步，《三朝要典》才修成不久，魏忠贤便已垮台，这部书倒成了他们的罪证了，东林党人与三案诸人不同，他们分布得很广，在朝的、在野的都有，不能很快便修成一部总的册子，只好派人到四处去编一些各类的小册子，如《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缙绅便览》等样的书，成为他们可以按图索骥，捕拿东林人的黑名单。这类的小册子正在编集时，魏忠贤便倒台了。
魏忠贤为害的时间并不算长，从他兴起到垮台，不过只有短短的几年。但他发展得非常快。他的党羽很快便遍及天下，其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为害之烈，早已超过了在他以前曾称雄过的那些大珰，如王振、汪直、刘瑾、冯保等人。他的党羽遍布于各行各业，为害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其中最令人痛恨的一些人，被人们归了类，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所谓五虎，为首的便是崔呈秀，以下则是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他们都是文官，是魏忠贤的智囊团，主要替他出谋划策，想各种坏点子。被人称为五彪的，是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人。他们都是武官，又都在锦衣卫镇抚司或是东厂等处任职，所以他们是魏忠贤的打手，专门替他干那些用刑逼供，设计敛财，或是设阱陷人，暗杀对头等事。十狗中文官、武官都有，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还有那个向天启献上了**灵露饮的霍维华，他也是十狗中出了名的人物。十狗的作用和地位都比五虎或五彪要差些，和魏忠贤的接触也比他们少一点儿。十孩儿中，最出名的是李蕃和李鲁生这两个人，他们比起十狗来，又要差一些了，不过，他们终究还是属于称魏忠贤为父的那一级，认为自己是魏忠贤的干儿、义子，并以此自诩，比四十孙总稍高些。称为四十孙的那些人，则已经够不上称魏忠贤为父，只好叫他爷爷，自居为孙子辈了。这些都是些在朝为官的人，他们还是围绕着魏忠贤，为他效力。
在外官中，魏忠贤也有不少的党羽，称他为父的和称他为爷爷的都有。他们是魏忠贤在各地的耳目，哪里有油水可捞，他们都一一详细地报告给魏忠贤。每逢京里派出了缇骑到地方上去捕人，作为眼线加以协助的，也都是这一帮人。
魏忠贤的野心其实比他的前人们都大，他在朝内朝外都安置了许多党羽，还感到不足，还想把军权和军队也都抓进手里。但是在这方面他可干得很不成功。原来明代的军制很复杂，军队的调动、统率、指挥等都是分散的，彼此不但相互牵制，还会常常扯皮，要想把军权一下子全都抓过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用很多时间，还不一定可以办好。魏忠贤等不得这些了，他很快便在宫里选出了三千名小太监，让他们就在禁中操练、习武，以备缓急之用。
魏忠贤既已在朝内朝外都布满了自己的党羽，所以他无日不处在党羽们的吹捧之中，每逢有什么工程修建成功，或是用兵告捷，他的党羽们首先便要归功于他，使他的爵位不断地上升。不久，他已被封为尚公，被人称为九千岁，离着被人称为万岁的天子，相差已经不远了。那时不少人已经不敢提名道姓地称他了，在人前人后提到他时，只称之为“厂臣”，因为他在宫廷内外，都是以提督东厂而闻名的。厂臣这个称呼，流通得竟越来越远，越来越重，在文书里，竟已与天子并列，俨然成为对等了。譬如，当时的阁臣，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所拟的票、旨中，“朕与厂臣”竟成为其中常见的习语。一次，山东巡抚李精白奏称，在山东境内发现了祥兽麒麟，在奏文中还附有麒麟的图像。黄立极在谕旨中，竟写出了“厂臣修德，故仁兽至”之语，把麒麟之至完全归功于魏忠贤，把天子却丢开了。这种无耻的颂扬，那时可以说是无时不有，无地不有。有人甚至把魏忠贤和孔子相比，竟说，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在这种阿谀奉承纷然竟至之时，有人要争新立异，忽然又兴起了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的风。这股风是从浙江巡抚潘汝桢那里刮起来的，这个潘汝桢也是挖空了心思想从魏忠贤那里得到点儿好处的人，他很想别开生面地做一件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事，让魏忠贤能特别记住他。最后他想到，如果给魏忠贤盖一个报恩的祠堂，魏忠贤一定会很高兴，并且特别会记住自己。潘汝桢是打着织造机工的旗号来干这事的，他说织造机工感戴厂臣的鸿恩，特意集资要盖一座生祠，以志不忘。天启六年（1626）六月，潘汝桢等将生祠工竣疏闻于朝，并且还请赐以嘉名。很快，潘汝桢便奉到奖誉的特诏，并将生祠赐名为“普德”。潘汝桢开了建祠的例，马上便有无数人风起而从，一时各地，纷纷建起魏忠贤的生祠，霎时之间，生祠之多，几遍天下。造祠之费，大概祠大者，多达几十万，就是小些的，也要用上十几万。各地纷纷兴工，闹得到处苦于兴建，人民越加难以为生。就在这一派建祠声中，不觉已是天启七年（1627）八月，这时那位酒色过度的天启皇帝突然驾崩，让魏忠贤失去了躲在皇帝荫庇之下为所欲为的好处。魏忠贤开始感到，他的日子，要不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