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一朝，为时共历四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最为人习知的事情有二：一是嘉靖初年的议礼；其次则是因议礼而形成的拉帮结派的习气，终至形成了朝臣之间的门户之争。这种门户之争，此后一直纠缠着，就是到了明代已亡，苟延残喘，在江南辗转立国的南明时期，这种门户之争，还是愈演而愈烈。在明代建国之初，大臣们之间，或是由于乡谊，或是由于志趣，彼此往来亲密，相互为助，好像有个派系似的，那样的情况，并不是没有，但那种情况都为时极暂，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并没有形成一个不问是非，只论同异的显然的派系。形成了那种只讲异同，不问是非的派系，则是以张璁、桂萼拉拢议礼诸人而首开其端，此后拉帮结派已经成了必要的手段而愈演愈烈，到了严嵩和夏言之间延续多年的明争暗斗，人们各自相结，自成门户，便牢牢地形成了一直持续到明末的习见之事。
张璁在他最初向嘉靖进上“继统非嗣后”之说时，对于历代入继之君的各样情况，并没有什么较深的研究，他之写成此说，不过是仅就自己所知，为嘉靖提出一点可为依据的理由而已。在他把疏文递上去之后，好的和坏的两方面的情况，都超出了他的意料。好的方面，他本来就希望，嘉靖会因而见喜，使他的前途稍见顺利，但嘉靖对他的疏文竟如此看重，很快便交付廷议，还是很让他喜出望外。坏的方面，廷臣会不以他所说的为然，这也是他曾想过的，但是这些人一下子竟把他看成了洪水猛兽，觉得不可与同群，却还是让他很出乎意外。为了应付这种意外，他又尽力筹思，写成了那篇《大礼或问》递了上去。在那篇文章里，他把自己所想到的，廷臣们在议礼问题上，或许会有的进攻，都拟出了一些应有的驳复，让嘉靖可以用来对付他们。他原想着，此文一上，他的现状会有好转，说不定皇帝还会赐以召见。但更出乎意外的是，他却被匆忙调离北京，给赶到南京刑部里去了。从京里外调南京，这是无形的降调，使张璁深为沮丧。他这才认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势力，要顶住他们，只有更进一步，赢得皇帝的倚信才成。他是个好胜而热衷的人，在离京南下时，便已下定了决心，偏要在议礼这条路上，闯出一点名堂来给他们看看不可。他原想，到了南京，自己要潜心读书，专把有关议礼这一方面的问题好好来研究一下。不想，在南京刑部，他竟又碰上了桂萼这么个同道，也想在这上面闯出一条路来的。他们志同道合，相互研究，既不寂寞，进度也快，相互研究了两年，他们自己觉得，实在已能问世，在入继为君的礼仪方面，无论什么问题，他们已经很有一套，都可以应付裕如了。
桂萼入仕要比张璁早着十年，他是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的进士，由于中在三甲，名次太低了，能够留在两京的机会已经不多，中式后只好走上了在宦途上说来是最艰辛，升迁最慢的，出任地方官的道路。但是这也并非全无好处，作为外官，不但丰富了他的经历，也磨炼出了不少应变的能力。最初，桂萼是被任为丹徒县的知县。丹徒是靠近南京的一个大县，事务很繁，上官又多，应付着很不容易。桂萼这人又很傲狠，常常就会无意地得罪了上峰，因而他的仕途也就越发艰难。然而桂萼有一股韧劲儿，他左冲右突，不断营求，到底还是找到了一条被调往南京刑部的道路。同是调往南京，在已是京官的张璁看来，那是一种降调，感到很是沮丧；在为外官的桂萼看来，却已经是跨上去了一步，很可庆幸了。处境不同，感觉各异，自来便是如此。张璁和桂萼二人，在南京刑部会面以后，由于官位相同，又都是蹭蹬半生，满腹牢骚的人，所以很谈得来。在谈到议礼的问题时，他们才又发现，彼此的看法也竟相同，都已暗自觉得，这或许是迅速飞升的一条捷径。于是他们携起手来，相约着要在这一方面闯出一条道路。他们一面读书，一面也留心看在议礼方面所发生的各种情况。不久，他们便已探知，在张璁之后，继之而起的，又有了霍韬、席书、方献夫等人。不过他们也是都被压得声气毫无。这使张、桂二人感到，要想争胜，这么零散地干绝无可能，非得把这些心意相同的人都联成一气才成。这样，他们在南京时，一面日夜加紧研究，一面还在广结同道，以备日后有了机遇，可以联结起来和压在头上的势力相争。
张、桂二人自从被召入京，被任为翰林学士后，就更感到，把自己的力量尽量集结起来实在非常必要。他们初入京时，都是冒了会被群殴致死的危险才得到陛见的，而在陛见之后，他们身上的压力就更大，到处都受到冷眼，到处都遭到鄙夷，大有不以他们为人的样子。他们只有忍气吞声，埋头苦干，依靠着皇帝的支持，才能把日子强混下去。到他们修成了《大礼集议》，和他们声气相通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这时，嘉靖和那些围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很想张璁和桂萼能够由会推入阁，张、桂二人也很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又都明白，这不过是空想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传奉为学士则易，以内旨任阁臣却难。以传奉为学士，不过是予人以口实，认为那不只是受任者的终身之耻，而且也有累于君德，但可以得官，却是靠得住的。任阁臣而不经会推，则会被认为非法，必须首辅予以认可，不予封驳才能成事。一经封驳，便算完了，弄不好还要受到言官们的疏论。用中旨径任这个方法，就连嘉靖也不敢轻试，因为以那时的首辅而言，任用张、桂是必然会被封驳的，而一经封驳，给人的印象更坏，以后就更难办了。嘉靖别无他法，只有尽力宣扬己意。每逢将要会推阁臣，他一定要向会推的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人，或是直接加以探问，问问他们，张、桂二人可会被推出吗？嘉靖还多次用过他那最后批定的特权，常将会推出来的名单全部退还，说是一个也不合意，谕令廷臣再推。但是，尽管如此，张璁和桂萼还是难于推出，因为他们的名声太差，没有人肯提他们，如何能推出呢？那时的阁臣共有费宏、石珤、贾咏三人，首辅费宏是在杨廷和致仕后入阁的，他极为聪明，办事常很从容。虽然他与杨廷和并无两样，也是反对议礼，非常鄙视张、桂的人，但他做起事来，却不像杨廷和那样的剑拔弩张。他不争小节，在大端上却又分毫不让。表面上他倒像是允执厥中，调和着双方，暗地里，他却又不断地裁抑着张、桂，让他们行事不便，有口难言。张、桂二人原以为费宏要比杨廷和容易对付，不想实际上他倒更难办。他们筹算再三，觉得只有去掉费宏，他们入阁才可有望。又因为只有首辅才有封驳权，这继任费宏为首辅的人，又至关重要，必得是个对他们有好感的人才行。这个人，他们选中了杨一清。之所以会选到他，一则是杨一清在正德十年（1515）时已经入过阁，再行入阁就不用再经过会推，只要皇帝召用就行了，不像初入阁的人，要很费力。其次是，杨一清初入阁的时间虽然晚于费宏，但比石珤和贾咏却早得多，依照惯例，他被召回之后，在阁中的名次只在费宏之后，而在石、贾二人之前，费宏去后，接任而为首辅的，便只能是他。还有，也是极重要的一点，便是杨一清从不反对议礼，并且还赞扬过议礼的文章，他曾不止一次地向别人称道过张璁和桂萼的文章，说他们的议论很称得上是周密精到。
张璁和桂萼计算已定，便不断向嘉靖称道起杨一清，希望嘉靖能把他召回重用。嘉靖也知道，杨一清和杨廷和、蒋冕、毛纪那些人不同，召回他来，或者竟真会有些好处。于是明世宗便在嘉靖四年（1525）十一月下诏，把杨一清重又召回内阁任职。以入仕的先后而言，杨一清比费宏要早十五年，他是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的进士，而费宏则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的。杨一清入仕虽早，但因为是中在三甲，没有希望能入馆选，只得辗转于部僚和外官之间，在仕途上走的是较为迂缓的道路。而费宏却与他不同，他是丁未那一科的状元，升腾得快，所以入仕虽迟，入阁却早，杨一清在入阁的先后上，又比不上费宏了。杨一清重行入阁，也只能在石珤、贾咏之先，做个次辅，如想让他做个当国的首辅，还得设法把费宏挤走才行。却巧，那时又正碰着了机会，费宏的儿子费懋，那时正因有罪在乡中入狱，消息传来，张璁和桂萼便指使在他们一方的人攻击费宏。那时张、桂二人集聚起来的人数已经略有可观，初步具有可以建立门户的规模了，所以攻势一起，有不少人上疏奏论费宏。费宏被劾，首先便是依从惯例，不断上章求去，用以测探情势。嘉靖对费宏求去的反应是不冷不热的，他只照例下诏慰留，而对于上疏劾奏的人，却只静以待之，毫不责怪。这种态度，对求去者并非好事，所以论奏者更是蜂拥而来，言官王邦奇，甚至把费宏和杨廷和牵扯起来一并攻击，说他们一向便是以党同伐异，排除异己著称的。在这样一种浪潮下，费宏没能够顶住，最后只好致仕而去。
赶走了费宏，杨一清便依次而得任首辅，张、桂二人入阁的道路便畅通了。嘉靖知道，若想他们能由廷推入阁，还是分毫无望，还是得走以中旨任命的那一条并不怎么光彩的道路。他先解决了张璁入阁的事，嘉靖六年十月，嘉靖以中旨命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此后又过了一年多，在嘉靖八年二月，他又以中旨，命桂萼为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这两次中旨，都是在杨一清为首辅时下的，杨一清不以为异，没有封驳，所以张、桂二人才终于得遂大愿，成了阁臣。
张璁和桂萼都是半生坎坷、久被抑压的人，因而养成了一种偏激之性，议礼以来，又受到了种种打击，使他们的这种性情更自加深。到了他们终于得随大愿，入阁为相之时，最先忙着的不是别的，首先便是寻求旧怨，加意报复。张璁初入阁时，虽桂萼还在阁外，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动手雪怨了。最先受到他报复的便是杨廷和，他给杨廷和立下的罪状是：“谬立《濮议》，自诡门生天子、定策国老，法当僇市，姑削职为民。”当时与杨廷和同为阁臣的蒋冕和毛纪二人，当然他也决难放过，结果蒋冕受到了“落职闲住”的处分，毛纪也以胁从论罪，受到了“夺官”的处分。
桂萼是在《明伦大典》已修成的次年才得入阁的，那时他们已是红极一时，围聚在他们周围的人已有很多，声势也极大，可以说是门户已成，干一些打击报复，构陷排挤的事，早已成为极习见的事了。那时石珤、贾咏都已去职，留在阁内的阁臣共有首辅杨一清、次辅翟銮、张璁、桂萼四人。次辅翟銮，人极软弱，是个扶不起来的人。而且他早就知道，他之得以入阁，乃是由于人们要用他来挤掉张璁，才把他胡乱推出来的。他自认是个可以由人摆布的浮萍，所以不论自己的地位如何，总是愿意唯唯诺诺，听别人的。对于张、桂二人，他早知道他们都是有大来头的人，自然更不敢多说什么，而且事事唯命是从。首辅杨一清，虽说他原很赞赏张、桂二人，而且又还知道，他之重又入阁，乃是由于他们二人的推荐。为此，杨一清倒也时常让着他们一点，不和他们过于计较。但是杨一清可不是像翟銮那样的人，他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事事都依着他们。但张、桂二人却是容不得有人和他们有异的，所以两下里终于不能和平相处，不断总要有些摩擦。像锦衣卫指挥疏劾张璁，引起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一事，就是极常见的例子。原来，当时有个名叫聂能迁的锦衣卫指挥，因不满于张璁的专横跋扈，曾具疏劾他。嘉靖命内阁拟旨，予以发落。张璁想为自己立威，使别人再不敢随便碰他，主张拟一严旨，把聂能迁置于死地。杨一清却以为，聂能迁罪不至死，主张从宽。内阁拟旨，最后的决定权一向掌握在首辅的手里，终于聂能迁是被从轻发落了。张璁虽不能越俎代庖，改从重处，但为此却大出恶声，骂杨一清是“奸人”“鄙夫”等。从此，张璁便起下了驱除杨一清的念头。那时张、桂二人的门户已渐形成，张璁想赶走杨一清，不仅自己先行具疏论奏，并且还发动了他的党羽黄绾等人，也纷纷论劾。杨一清在被论奏后，虽然也一如惯例，上疏求去，但他却不只是求去而已，在疏中，也揭露了张、桂二人的许多劣迹。最后他还说，“今持论者尚纷更，臣独主安静；尚刻覈，臣独主宽平。用是多龃龉，愿避贤者路。”嘉靖对于杨一清，是很早便已颇有好感的，早在他还是兴邸的世子之时，他的父亲兴王便常对他说，在朝中为官的刘大夏、李东阳、杨一清这三个人，真可称得上是“人中三杰”。在他入朝为君，终于见到了杨一清以后，他觉得，杨一清果然正直通达，胸怀宽广，足证他父亲品评得不差。有这种先入的好印象，所以每逢杨一清与张璁、桂萼等意见不合而上疏求去时，嘉靖总要以温谕加以慰留。如今见到杨一清又以避位让贤为请，不觉又以手敕予以慰留。其中还说到张璁过于逞能，恃宠不让，良为可叹云云。被天子以手敕予以慰留，并不是常见的事，这很能给杨一清增荣、增势。在那手敕中还论到了张璁的短处，并说出了可叹的话，很像是对张璁的宠信已临近了尽头。朝中以观风为能的人很多，不觉便已经有一些言官开始奏论及张、桂二人，说他们一向便“擅作威福，报复恩怨”。嘉靖对人们所论的这两点，也已早有所觉，看到切至之处，不觉性起，竟将张、桂二人都罢了官，让他们即行致仕回家。
张、桂二人正当志得意满之时，忽然受到这么严厉的一种处分，真有如突遭雷打，不知何以自处。他们心想，自己在人们的意念中，形象太坏，留在京中实很不便，因而自奉命后，二人果然都不再多留，立即收拾上路，以免再惹不便。他们这么仓促而去，给人们一种逃祸的印象，那时前来依附他们的人已有不少，但为时不久，心绪未宁，见到他们如此而去，不觉也都极为惊慌，不知如何是好。当时，在他们那一伙中，权位最高的首推翟銮，他那时还是次辅，照说原该有所作为，可以做点安定人心的事。但是他这个人实在是软弱无用之至，连他自己都慌了，更别说安定抚慰别人了。倒是一直总没能入成阁的霍韬，反倒挺身而出，一面安抚众人，一面又连上两疏，为张璁和桂萼辩白，竭力说明，那些劾疏都是由杨一清指使安排的，望祈明察。嘉靖一时斥罢了张、桂，原是暴怒忽发干出来的，他们走后，特别是张璁走后，嘉靖却又很感不便，看过霍韬的救疏，怒意早消，而且正也可以借此把张、桂再召回来。他并不稍缓，即刻派人先去追赶张璁，务要尽快把他赶上，要他回来。张璁是走到天津的时候就被人赶上的，他回乡时是在八月，回到京里才只是九月，罢而复回，仅只一月的时间，这种特异的举动，倒使张璁的气势为此增长了不少。召回桂萼，要比张璁稍晚，他回到京中，已经在十一月间了。张、桂的罢而复召，让人们明显地看到，皇帝的心意又转了方向，论奏他们的人早静下来了，杨一清终于也致仕而去。
张璁对于他的突然被罢，产生了很深的感触。他原本以为，自己是最得君心的，几乎每事都可以任性而为，这次被罢，才使他想到“君心无常，祸福难测”这句话真是前人们历久探索之所得，不可不信，此后他还要时刻多加小心，才可无虞。还有，他这次之被迅速召回，全亏霍韬和下属诸人纷纷疏救。这情形更让他感到，建立起个门户来，真是极有用，今后应该把门户更加以扩张才是。他还感到，他与桂萼的关系，此后也要改善和加强，才可以站得更稳。他与桂萼，原本是志同道合，相互砥砺的好友，但在入阁以后，彼此各有所务，不但往来日疏，而且有时还不免有些摩擦，这个苗头可不能再发展下去，也得马上改过来。他的改正之举，便是以促请嘉靖，从速把桂萼召回来为始。嘉靖原不想很快便召回桂萼，是由于张璁的不时恳请，才把桂萼也在年内招回来的。
为了赢得君心，张璁做了不少安排，但他总还觉得，这些都还不够，总得有点什么特别的举动才行。他苦苦思索，本来还想再在兴献帝身上做点儿文章，但是这个题目早已做到尽处，再也挖不出什么来了。苦思之余，张璁忽然灵机一动，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倒想起了个妙招，觉得那倒是个固宠的好办法。他马上上疏，说是他的名字，与圣讳中的一字，字异而音同，每一念及，总觉得五内难安，因此早想改个名的，以免久渎圣讳。如果圣上肯赐以嘉名，则更恩同再造了。他名叫张璁，嘉靖名为朱厚熜，“璁”与“熜”，形义各异，原不在避讳之列，就是拿到避讳盛行的唐代去，也不会被人认可。如像晚唐的诗人李贺，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考官要卡李贺，硬说“晋”与“进”同音，不许他应进士试。这事在当时便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人们都说这种讳法，真正是无理取闹。“晋”与“进”不必讳，这与“璁”和“熜”不必讳，二者极相似，张璁竟想到这条路上来，真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了。这种用心，立身以正的人，会感到不齿，但是嘉靖可没有想到这些，他本是个极喜有人崇敬奉承，而且不会多思、深思的人，张璁能够这么做，倒让他特别的高兴，马上便以手敕予以嘉许，并特赐名为孚敬，字茂恭，还把这“孚敬”“茂恭”四字，特以御笔大书，赐给了张璁。
经过了更名一事，张璁和嘉靖之间的关系果然大有改观，原来已经日渐疏淡的状况，重又密切起来。嘉靖无论大事小事，又开始总要先和张璁谈谈，听听他的意见。张璁自改名孚敬后，也极想重新做人，言谈举止都力求正重，想要借此改变朝中诸人对他的不良看法。那年的八月间，桂萼忽又去世，张孚敬感到自己缺了个很大的依靠，想要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的心，更加急切了。为了收拾人心，他做了一些能见好于时人，却与自己并非有利的事。在维护张鹤龄、张延龄兄弟的事件上，他竟甘冒着与嘉靖直接冲突的危险。这二张兄弟，乃是明孝宗的皇后张氏的兄弟，张氏在嘉靖嗣位后，因议礼的关系，与嘉靖的情谊一直并不够好，在嘉靖的生母入宫后，张氏和她相处得也不很和美。最后，她虽被加称为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但已改称为皇伯母，她更感到不安。嘉靖对张太后也是尊而又恨。嘉靖十二年（1533），嘉靖为了给他的生母蒋太后雪恨，把张鹤龄、张延龄逮入诏狱，要以谋反论罪，把他们杀了。张氏兄弟在外作恶多端，惩办他们原极应该，但想以谋反罪处决他们却是故加以罪，而且人们也都知道，这是为了蒋太后而做给张太后看的，也都觉得不平。这事，很多人都曾为之恳请，但又全都无效。最后张孚敬又再三力请，才使狱事稍缓下来，张鹤龄竟得死在狱中，张延龄也是等到张太后去世以后，才处决的。不畏艰险，终能保下了二张，使张孚敬受到了很多人的喝彩，就是那些在议礼时受过挫折的朝臣们，为此事也称赞了他。张孚敬自己也感到很得意，他越发小心，更多做些这一类的事，渐渐竟至以为自己已经得众，在人们眼中，已不是以前的那副形象了。但是到了他和夏言起了冲突之时，他才知道，要想改变形象，只靠着他的那点儿作法差得实在还远，在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那个被人轻贱的，逢君之恶的佞臣，夏言才一和他相斗，人们便都趋向夏言，把夏言当成了他们的英雄。
夏言比张璁年轻，但若以入仕的先后而论，夏言却还要早些。他是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的进士，比张璁要早一科。他这人机敏多智，很早便以能文著称，因此也很自负。但他虽能文，在科场上却并不利，他考在三甲三名。考在三甲，能被选为庶吉士，入为翰苑之臣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就是想被留在六部任职，可能也已不多。夏言中式后，是以行人司的行人而入仕的。行人一职，只有八品，品秩虽低，但它是个专为天子跑腿的小官，总还勉强可以算个官职，多少也还是个能够稍近天颜的角色，所以夏言倒还感到满意。夏言是个极有见地，又颇能言敢言的人，每次出行归来，在奏述出行情况时，常在奏中说些一路的所见所闻，还讲些自己的看法。这些事他做得很出色，因而不久便被擢升为兵科给事中，终于正式成为朝中的言官了。成了正式的言官，夏言进言越加方便，说得也越多了。在嘉靖即位之初，夏言便以上章言事受到嘉纳。后来他又多次奉诏出去办理各项事务，都以办事精敏、议论深至而见称于时。很早，嘉靖就在心里留下了夏言的名字。但是，他的骤然而起，还是由于他上书主张天地分祀，正好与嘉靖的想法暗合，才一下子对上了劲儿。
由于议礼，嘉靖也不断地读了一些有关的书，大礼议定，嘉靖觉得自己已经学而有成，很想有些兴作了。他曾有过这么一个设想，打算分建南北二郊，分祀天地，与东日西月综而为四，以时分祀。他很为这种想法得意，便先将这个想法说给了大学士张璁，想让他先与诸臣共议，看看是否可行。张璁是在杨一清致仕后，继之而为首辅的，此事，《明史·张璁传》曾特别提明：“一清遂罢去，璁为首辅。”史有明文，当然应有此事。但事却与明代阁臣升进的惯例有违。杨一清去后，阁中留下来的，计有翟銮、张璁、桂萼三人，以他们入阁的时间而言，翟銮是嘉靖六年三月，张璁是六年十月，桂萼则是八年二月。以入阁的先后而论，无疑是翟銮最早，张璁居次，依照内阁的惯例，接替杨一清为首辅的，应该是翟銮，而不能是张璁。这种不依历来惯例的做法，纵观有明一代，是仅有的一次。这可能是《明史》有误。然而实际就是如此，却也可以找出不少的原因。首先，翟銮能在那年三月入阁，顶的原是张璁的位置，嘉靖原来便想让张璁入阁的，但是会推诸臣有意抵制，偏偏不推张璁，却硬把翟銮推了出来。嘉靖一向便把翟銮看成是张璁的替身，在升任首辅时，硬把替身拉开，让正式的上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就实际而言，翟銮这个人也真太无能，太软弱，太不够个首辅的材料。不但是张璁他不敢不让，就是比张璁更后入阁的桂萼、李时、方献夫等人，他也甘拜下风(1)。
张璁自为首辅以来，做事比以前更是小心在意，不敢与时有异，他想在这上面取悦于众人，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形象。如今忽见嘉靖想出了这么个天地分祀的办法，要他在这上面研究实行，不觉深感为难。一则是，他对于这些实在是毫无研究；二则是，他在朝多年，已经有了经验，他知道，朝中诸事总以“率由旧章”为好，不拘什么，只要稍微想要有点变动，便会遭到反对，甚至是群起而攻。议礼一事，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他自己的形象给搞成这么坏，便是由议礼造成的，如今又出新意，岂不更糟？然而这却又是皇帝自己想出来的新招，总不免要敷衍一番。于是他只略说了几句此事自古似未尝有的话，便又说，不妨让他拿出去，和几个议礼的人物先行密议一番，看他们以为如何。那些议礼诸人，像霍韬、席书、方献夫等，他们对于此事也都颇无所知，说不出个什么来。最后倒都附和了张璁的意见，让他代表大家，就向嘉靖回奏，此事于古无据，似可不必再行深求。嘉靖一向最佩服张璁，见他与各位重臣都这样说，也就悄悄作罢，不想再提它了。不想就在这时，竟突然得到了夏言所上的请分祀天地的一疏。夏言的这一疏来的可真是巧，竟好像约定了一样，正在需要它时，它就来了。夏言会不会是知道了他的想法，特意来讨好、凑趣呢？想来决不会。这并不像议礼，吵嚷得到处都知道了。这不过是他偶然想过一下，只告诉了张璁，只让他和很少的几个人议过一次。夏言的官小，和张璁等人见面都难，如何能够知道呢？一定是他也正想到了这回事！嘉靖想到，夏言竟然和他一样，一时都想到了天地分祀的事，非常之高兴。他觉得，人们称两个心意互通的人，说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和夏言，真也有点像心气相通的样子。嘉靖越发高兴，于是把夏言的疏文交给张璁，让他拿到廷议上去，和廷臣们详议。
张璁拿到嘉靖交下来的疏文，心里极其不快。自议礼以来，他们这些议礼之臣，很自然地都成了嘉靖的近臣，事无大小，几乎所有的事都是由他们这些人来承办，尤其是有关礼制的事，更是只有他们，不许落在别家。如今，忽然从半路里杀出个夏言来，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在这些事情上竟敢也来说三道四，可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非得好好地教训他一番，让他以后再想起这件事都会害怕才行。张璁和他的那些人，在集议之时便都是这么想着的。其中尤以霍韬的火气最大，他怒不可遏，说了很多气话，因而诸人就公推他来驳斥这篇疏文，让夏言尝尝他们的厉害！霍韬欣然执笔，很快便已拟就。他的文笔犀利，在这篇驳议里，据理而言，以理服人的地方并不多，而放言斥责，嬉笑怒骂，以势凌人的嘲骂却触目皆是。集议诸人看过了霍韬的这篇妙文，无不拍手称快，认为对付像夏言这样的人，只能是如此。但他们在得意之余，却忘了一件很要紧的事，便是在不久前，嘉靖皇帝就有过这样的想法，还让张璁和他们议过一下，如今他们攻击夏言，也就有如攻击嘉靖，嘲骂夏言，连带着也就骂了嘉靖。嘉靖一向是个最爱面子的人，在这些方面极为敏感，看了霍韬的辱骂式的驳文，不觉大怒，立将霍韬投入狱中，稍释己怒。但他觉得仅只如此还不能完全解怒，也不能把他的意向表示出来，他更用褒奖夏言，来让他们看看。他不但以温谕夸赞了夏言，还特别给他以四品的服、俸，以示殊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