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去世后，继之而登上帝位的是他的长子，明英宗朱祁镇，也就是孙贵妃从一个不知姓名的宫人那里夺过来的那个孩子。他出生后才四个月，便被立为皇太子。立得这么早，是由于孙氏生怕日久生变，总要先定下来才得安心。他生在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明宣宗是在宣德十年（1435）正月里死的，认真算来，朱祁镇到登基时，才只有七足岁稍多着一点，真称得上是个冲龄天子、儿童皇帝。
明英宗是明代的第一个儿童皇帝，明代开始出现权倾人主的大珰，也是在他即位后的事。这个大珰并非别人，就是《明史·宦官传》中所提到的那个王振。王振是河北蔚州人，他自幼净身入宫，做了一个小太监。那时恰好赶上明宣宗在内廷办起了内书堂，挑选聪明伶俐的小太监，送进去，由在那里任教的大学士教他们读书。王振就是第一批被选进内书堂的一个。王振自幼便极聪明狡黠，很快就成了内书堂里的尖子，并被选入东宫，去侍奉年幼的皇太子。这个年幼的皇太子被王振尽心地引着玩耍，对他极为依恋。王振很快就成了皇太子最倚信的人，什么都肯听他的。从在宫中积下的经验，王振早看出了，司礼监实在是内监二十四衙门之首，掌管住司礼监，所有的内监都得由他来调动了。为此，他早就瞄上了主管司礼监的提督太监的职位。王振等到他的玩伴明英宗朱祁镇才一即位，便开始了他对司礼监提督太监职位的夺取。那时在这个职位上的太监是金英，他已经是个资历很高的太监了，在宣德初年，他就掌管了司礼监，到宣德七年，他和范弘二人，更受到明宣宗的殊恩，赐给他们每人一道“免死诏”。有这道诏书，除了“谋反为逆”罪在不赦外，若犯了其他任何死罪，都可以因为执有这免死诏而得到赦免。为什么会突然有此一举，实在也还有个原因。原来明宣宗为了搜求海外好玩之物，曾派出内监多人到广东采办。这些人倚势欺人，敲诈到的金银珠宝以及锦绮等物，以巨万计。后因事发，被派出的袁琦、阮巨队等多人全都投入锦衣卫狱中。审理结果，将其中赃物最多，为恶最厉的内官袁琦凌迟处死。其他罪恶亦著的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阮可、陈友、赵淮、王贵、杨四保、陈海等十人都问了斩刑。后来又有内监裴可烈，也因为贪暴问了死刑。这是宣和六年十二月间的事，一时处死了那么多内监，使各处的内监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恐，极为惶惶不安。明宣宗为了安抚众内监，于是乃有赐金英、范弘二人免死诏之举，以见他是有罪必诛，有功必赏。他深知金、范二人德位俱高，纵然得了免死诏，也绝不会胡来。果然，得到免死诏后，金、范二人办起事来更为谨慎，比以前加倍小心了。早在王振还在东宫随侍太子之时，金英对他已经深有所知，他觉得王振狡狠毒辣，巧计又多，自觉在这方面远不如他，所以在王振一摆出想要夺取司礼监的架子后，金英便赶紧告退，把位子让了出来，因此王振还没等到改元，在还是宣德十年时，便已经如愿以偿，坐上了司礼监提督太监的这把交椅了。
王振做事倒还很有点章法，他是由内而外，积少成多，慢慢地才把内外朝权尽量抓在手中的。在明英宗初即位时，因为尚在冲龄，自然无法亲自理政，宣宗时的张太后，那时已经是太皇太后了，她在明宣宗在世时就常替他出些主张，有时也予闻朝政。英宗年幼无知，太皇太后对于朝政就更加留心了。再说那时正是号称得人之时，阁臣乃是一向被称为贤相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六部中又有蹇义、夏原吉等老臣，他们都是在朝多年、深得太皇太后倚信的人，论及朝政，自然总以他们的意见为重，哪里有王振插话的地方。王振很明白这些，所以初时他对朝政绝不多言。不过，王振可没有闲着，他在暗中却要**那个儿童皇帝，教他临朝之时要如何显出自己的英明，要敢于严罚那些使他不如意的人，要叫人见了他都怕。
太皇太后在世时，王振的行为都极为收敛，《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是太皇太后张氏深知王振是个奸狡贪狠的人，因此在明英宗才即位为帝时，便把王振召入她所住的清宁宫里，命人将他拿下，以剑加颈，说要杀他，直到王振不断叩头，百般求饶，发誓赌咒，保证诀不敢去引诱英宗胡作非为，太皇太后才放了他。和这个传说相类的故事，部分明代野史中还有一些，但并不可靠。这些大概都是当时一些人痛恨王振，又思念太皇太后在时的日子，才编造出来的。照实说来，一个像英宗那样的冲龄皇帝，有个像王振那样又精灵又能干的人来服侍他，倒还是很有用处。这个人如果表现得不好，或是有了过失，依例把他发往南京去闲住，或是发往凤阳去守皇陵，然后再换上一个来，也就是了。何必如此小题大做，吓唬上一通却又算了呢！以太皇太后张氏的为人而言，这事更不可靠。张氏是个恪守先例、不会乱走一步的人，这种以剑加颈、用来吓人的事，很少先例，她绝不会这样乱来。《明史纪事本末》成书在《明史》之前，它采用了不少野史的材料，但去取却不很精，《明史》不用此说，显得很有见解。
当太皇太后在世之时，王振很少在外廷露面，只在暗中教导着明英宗，对他施以各样的影响。在宫中，王振是和这个小皇帝接触最多、又最亲密的人，他用尽心机，力图让这个小皇帝对他敬佩，乃至倚赖。明英宗每次临朝之后，王振总要设法弄清楚在朝堂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将诸事予以仔细的揣摩，悄悄告诉那个小皇帝，某事、某事该如何应付，要怎么说才能服人，以及事后应有何样的赏罚等等。在每日临朝之前，王振还要为小皇帝做些准备的工作，把该说、该做的事又预计一番，叮嘱一遍。王振耳目众多，消息通畅，将会发生些什么事，他常能料到。关于这类事，他也预先向那个小皇帝给以妥善的安排，告诉他事情如果真发生了，他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便于操持。王振的预计很精到，常常是十有九中，这使得那个小皇帝感到很惊奇，非常佩服他。而在朝的诸臣，又觉得这个小皇帝能遇事而不惊，举措言谈都从容有见地，也不觉暗暗称奇，赞叹不已。王振还教这个小皇帝要如何树威，如何以重典来驾驭群臣，让他们都畏威而不敢欺。这一招，那个小皇帝可学得不错，从正统元年到正统六年，这最初的五六年里，他先后将兵部尚书王骥、兵部侍郎邝埜、礼部尚书胡(左氵右荧)、户部尚书刘中敷、刑部尚书魏源、右都御史陈智、兵部侍郎于谦等很多在朝的大臣都下入狱中。六部尚书，只有吏、工二部的尚书获得幸免，其余礼、兵、户、刑四部的尚书都逢到了牢狱之灾。太皇太后对于朝政虽然不断加以照应，但一来年事渐老，二来到底碍于后妃不得干政的祖训，除了重大事件的决定，别的事还是由着这个孩子去胡干了。她只能随时做点补救的工作，有谁被下入狱中，她知道了，不久便又把他放出。大概最使王振和小皇帝不快的，首先要属户部。户部是管钱的，在这方面他们最碍手碍脚，因此户部中人被投入狱中的也就最多。明英宗首次把户部尚书刘中敷投入狱中，是在正统三年（1438）七月，这一次是由太皇太后出来干涉，很快就放出来了，并且重新官复原任。事隔三年，在正统六年，刘中敷又有了麻烦，又被抓起来，关进了狱里。这一次还不仅关了尚书一个人，连户部左侍郎吴玺、右侍郎陈瑺也都陪着入了狱。这一次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三人不仅是坐牢，还被罚在长安门“荷校”。所谓“荷校”，也就是枷号。这又是王振兴起来的惩办大臣的新招，他制了很多轻重不同的枷，称之为“校”。这些校，从一二十斤以至几十斤，有的甚至还有重至百斤的。所谓“荷校”，便是让人扛起这种枷在一定的地方站着。荷者承也，所以扛上这种枷号令在哪里，就称为在哪里荷校。又有人说，荷校并不始自王振，在他以前就有过，不过很少用，是到了王振当权，才用得频繁起来，所以人们才误以为是由他兴起的。荷校的最毒酷处乃在其历时之长，扛着那么个重枷，站在一个地方，一站便会站上几天以至十几天，还有荷校至月余，人就站死在那里的。户部的刘、吴、陈三人，在长安门竟被枷号了十几天，后来又是太皇太后出来干涉，才官复原任的。不过他们这次的复任为时极暂，只过了一个半月，刘、吴、陈三人又同时入了狱，在狱中关到正统七年（1442）才得到处理，结果刘中敷丢了官，被释为民。在封建王朝的法制中，官是很被重视的，落职为民，罚得不能算轻。但吴玺和陈瑺受到的惩罚更重，他们不但丢了官，还被发遣到边地去，在那里做戍边的苦役。太皇太后张氏就是在正统七年十月里死的，那时她正在病中，所以这一次她已不能出来干涉了。
太皇太后去世，王振再无所惧了，在朝堂渐次露面。这时他培植的亲信，人数已有不少，内廷、外廷俱已势力充足，所以才一登台，便所向披靡，风头极劲。那时久在阁中为人称颂的“三杨”只剩下两杨，杨荣已在正统五年（1440）去世，但当时在阁中的却还有阁臣四人，二杨（杨士奇、杨溥）以外，还有不久前才入阁的马愉和曹鼐。曹马二人都是状元出身，马是宣德二年（1427）丁未科的状元，曹鼐则是宣德八年（1433）癸丑科的。马、曹之得入阁，乃是三杨与王振彼此暗斗而引起的。那时杨荣尚在世，一日王振有事来到阁中，办完事后向杨士奇和杨荣二人很有深意地说，“朝里的事久劳老先生们了。你们年纪都很老了，也有点儿累了吧？”杨士奇虽知其意，但并不理会，只说自己“要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却与杨士奇不同，他顺着王振的话接了下来，说他们确实都很老了，干不动了，只有选出些年富力强的人，把他们带理起来，以报朝廷的厚恩了。杨荣的话使王振感到高兴，这才满意地走了。
王振去后，杨士奇埋怨杨荣不该说那种话让王振得意。杨荣却解释说，他早就厌烦我们，并想来打主意了。一旦他说动皇上，以阁中人少、阁臣年纪又老为名，用中旨派他们的几个人到阁里来，那时可怎么办？倒不如顺水推舟，就此推荐出几个可靠的人，倒还好些。杨士奇觉得杨荣说得也对，于是次日便将侍读学士苗衷、侍讲马愉和曹鼐的名字开列出来，送进去请明英宗选择批示，补入内阁。明英宗选上的是马、曹二人，因此，杨荣虽已去世，留在阁中的还有四人。太皇太后的去世，使王振加强了要把内阁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念头，恰好那时的首辅杨士奇又碰上了麻烦，王振更有了进攻的机会。原来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在家乡颇为横行，那时又杀了人，把杨士奇也裹了进去。王振正好以此为由，不断攻击杨士奇，使杨士奇自顾不暇，更不敢阻挡王振向内阁进逼了。正统九年（1444）杨士奇在家乡去世，阁中的老臣只剩杨溥一人。到正统十一年（1446）杨溥也死了，阁中的老臣已经无人，余下的人，更难抵抗得住王振的压力了。
王振不但一意想要压倒阁臣，让他们随着自己的手儿转，对于另外的大小臣工，他也想做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想这样必定要以杀人来树威，杀害侍讲刘球一事便是昭然在人耳目的实例。刘球是个带点方巾气的读书人，生于江西安福，是永乐十九年（1421）辛丑科的进士。刘球得中后，并没有即行入仕，而是回到家中又读了十年的书才出来做官的。他潜心读书，造诣很高，在经学上所得尤多，因此投入他的门下，执弟子礼，向他求问的人很多，颇有时誉。刘球初入仕途，便被任为礼部主事，不久，又由胡(左氵右荧)保荐任为翰林侍讲。正统六年（1441），王振为了谋取边功，便怂恿着明英宗，要大举征讨远在西南的麓川。刘球上疏论谏，对调兵远征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北方的瓦剌日见强大，把驻防在甘肃的防军调去远征麓川，并不合宜，一旦有事，那里会很空虚。这种论调使王振很生气，因为征讨麓川是他想给明英宗和自己增添光彩的事，上疏阻拦，岂不是和他作对？幸而兵部已经以南征已有成命为言，驳复了刘球，王振才放下此事，但他记下了刘球，预备以后寻刘球的事。恰巧正统八年（1443）发生了雷震奉天殿的事，明英宗依例下诏求言，用以敬答天谴。刘球也是应诏言事的一人，他列举了十件事，认为都应停办。在这十件事中，麓川用兵也是其中之一。他还说到君权不可下移，他说，“夫政由己出，则权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视三朝，时召大臣于便殿裁决庶政，权归总于上。皇上临御九年，事体日熟，愿守二圣成规，复亲决故事，使权归于一。”这些话原是针对着王振揽权树威而言的，但因应诏上言的人很多，王振无暇细看，只收拢来，依例交付廷议，也就算了。不想刘球的疏文却被在钦天监为官的彭德清看到了，这彭德清和刘球虽是同乡，但素有仇怨，他看了刘球的疏文，认为抓住了一个趋附王振，顺便打击刘球的机会。他赶到王振那里，说到刘球又提起了南征麓川的事，并特别指出后面“君权不可下移”一段，认为刘球是含沙射影，不是随便说的。王振先前略去了刘球的疏文，如今才看清了，他最忌有人说他揽权，这次又是这个刘球在这上面猛刺了他一下，不由得大怒，立即命人把刘球关入诏狱，然后又召来自己的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要他设法把刘球除掉。马顺是专干这些事的人，他奉命后，便在深夜带了一名小校来到狱里，在刘球的卧处把他杀了，并把尸体砍为几块，在狱中草草埋了。刘球被害，他的家人后来虽知道了，但连尸首都得不到。他们多方寻求，才找到了一只手臂，又从和刘球同在狱中的修撰董璘那里得到了刘球的一条血裙，用它裹了手臂，入殓埋了。
刘球的被害，确实吓住了不少人，很多人提到王振和他那一伙人，都不免为之色变。但是却也使更多的人感到愤恨，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有些人奋然而出，和王振一伙展开了斗争。这些人无所不在，就连被王振严密控制着的大小内监，还有锦衣卫镇抚司衙门中，都有不少像这样的人，譬如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等人，他们都各自愤然而起，散放过揭露王振罪状的揭帖。发现这些事后，王振一律不经奏闻，便叫人把他们押赴市曹，立即斩了。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以后，王振大权在握，威势不觉日盛，出入煊赫，随从云聚，简直不可一世。内外官员，以及公侯勋戚等，都争着来趋附奉承他。那时他的年纪并不大，但却有很多人争着称之为翁父。兵部尚书徐晞等人，见到王振，竟谄然下跪，而不以为耻。以当时王振的势焰而论，这实在是极平常的小事，因为就连当时在位的皇帝，常常都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何况别人呢！在正统十一年（1446），明英宗发布了极其褒美王振的敕文(1)，还把他的弟弟、侄儿等人都敕任为官，真可说是极为尊荣。那时的明英宗已经年将二十，并不像以前那样，是个“冲龄之主”，所作所为更被人认真对待了。皇帝对王振尚且尊敬若此，尚书向他下跪，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王振实在是浅薄易盈的人，他自得掌司礼监，凡有所欲，无不顺利，使他得意非凡，以致到了任性而为、不知所止的地步。有人反对他或是触怒了他，当然会受到残酷的毒害；而有些人，则是想讨好他、奉承他，却因语言欠周，闹出笑话，因而也被投入狱中。王振恣横至此，他的那些党羽也都跟着他学，几乎也都如此，一时举国上下，几乎到处都被他们闹得惶惶失措，人人自危。土木之变的消息传来以后，王振声势立垮，人们的积愤爆发，王振的爪牙马顺、毛贵、王长随等人都被拖到左顺门那里，由众人拳打足踢，甚至口咬，无一不被打得血肉横飞，顷刻命绝。这正表现出了人们对王振的极端痛恨。
所谓“土木之变”，乃因明英宗亲征瓦剌，回军至土木堡时被袭大败，并且被俘而得名的。原来自元朝在中土覆亡，蒙古人被赶回他们的旧居之后，他们之间便开始了分裂，居于东部一带的称为鞑靼，居于西部的则称瓦剌。最初，瓦剌全由元臣猛可帖木儿统率，猛可帖木儿死后，他的部众又分为三股，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三人分别率领，各自据有一些地方。明成祖朱棣还是燕王时，便开始和他们有了往来，他登基为帝后也曾派人前往宣告，并以绮锦等物赐给他们。永乐六年（1408）冬，马哈木等开始以马匹前来，作为朝贡，并且表示愿意接受明朝的敕封。永乐七年夏，明成祖派出使臣，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封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封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伴随着敕封，还各赐以印信和诰命等物。永乐八年春，三个新被封拜的王，都亲自前来贡马、谢恩，并且此后每年，各自都要来贡马一次，有时各别还要加贡一次。这三个被封为王的人，并不各自相安，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不断自相攻杀，有时还要向外伸张，侵占他们的封主大明帝国的土地。明成祖对付这三王的方法是征、抚并用，依势而行，分别对待。逢到入侵，必予征讨，而且常是亲率大军，力予驱除。在被讨平之后，他们如果愿意贡马谢罪，则又予以厚待，作为抚慰。像这样的情况，这么多年来总是不断地反复出现。
顺宁王马哈木原是三王中最强的一个，他死后，代领其众的是他的儿子脱欢。在脱欢的统率下，力量显得比马哈木在时更强，他向北袭杀了元主本雅失里的领属——那时避居在漠北的阿鲁台，向东迫逐了鞑靼的朵儿只伯，在内，他又把贤义王和安乐王都杀了。经过这一番扩张，脱欢的声势一时大振，使明朝的守边将领们也都警惕、戒备起来。脱欢原本想自立为可汗，但又觉得自己的资历、威望等都还不够，只好与各部落合议，共立脱脱不花为可汗，并且让他接手带领才被吞灭的阿鲁台的部众。脱欢自称为丞相，不断地扩张，不久又向东袭破了朵儿只伯，他的势力，已经东达朵颜、福余、泰宁这三卫所的边际了。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了，他的儿子也先继领其众。也先比他的父亲又更扩进了一步，他自称为太师和淮王，并把北方诸部也都纳入了他的属下，使脱脱不花只剩了个可汗的空名，实际上没有什么是由脱脱不花统率的了。那时的朝贡也分为两起，由脱脱不花和也先分别派人前来入贡。中朝由于脱脱不花历时长久，对待他特为优厚，赐赉上也较丰厚，有时甚至加赐给脱脱不花的妻子，以及他那已经为数不多、仍在他属下的部落头目。
也先的贪狠无忌，在朝贡一事上也渐渐显了出来。最初瓦剌派来朝贡的贡使只有五十人，由于人数并不多，住进招待他们的馆舍里，不但各自按名给予廪饩，回去时还各有赐予。在这方面，也先觉得可以搞点花样，他逐次增多贡使的人数，以便捞回更多的好处。因为贡使人数的不断增多，礼部对也先的用心有所察觉，并曾多次告诫他们，贡使人数必须如旧，不得递增。但是说者自说，来者自来，也先装聋作哑，仍不断增派，后来朝贡的人数竟增至二千余人，使礼部感到沉重的负担。不仅如此，也先还勾结了近边的各部，不断阻扰境外的道路，杀掠行旅，以此来向中朝讹诈。到得正统十二三年时，也先与各部的勾结已经就绪，贪索之状更为显然。他把派来朝贡的人数竟增至三千余人，内中还有些人是虚报的人员，他们所带来的贡马也混杂了不少弱劣马匹。这时王振在朝当权已久，他对也先的贪婪早已愤恨，只是还再三忍着，这一次王振已经忍无可忍，他通知礼部，一切只能按照实在的人数发给他们，这就使也先的所得比其预计的要少得多，在回赐上，王振给得更少，只给了应有的五分之一的样子，也先受到这样的打击，又羞又怒，于是更兴起了进犯之意。
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发动塞外诸番，联兵入寇。他们兵分三路：脱脱不花从兀良哈进兵，入寇辽东；阿剌知院入侵宣府，围赤城，另又分遣一支骑兵进犯甘州；也先本人则在中路，率领大军直趋大同。在这三路军中，以中路军为最强，攻势也最猛。驻守大同的明军，首次和入犯敌军接战便被击败，参将吴浩在猫儿庄一带阵亡。那时驻在大同一带的守军也不少，还有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等人所带的一些队伍。那里的监军是太监郭敬，他乃是王振派在那里的党羽。继续接战，由于手握全权的监军郭敬调度、安排不当，和也先的大军相遇时，明军几乎全军尽没。西宁侯宋瑛和武进伯朱冕双双阵亡，郭敬趴伏在草丛中才没有丧命，逃了回来。石亨在战败后也逃出来了，他躲藏着，不敢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