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说明仁宗朱高炽，他在位的时间很短，实在没有什么仁政可言。他之所以被谥为“仁”，很大程度是由于他曾不惧得罪，冒死搭救过常常生心害他的两个弟弟，别的便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在位的时间虽短，但在那段时间所干下的不体面之事，倒还不止一端。首先，在封建社会中，孝这件事是最首要的，所谓“百行孝为先”是也。说到孝，人们在父母之丧中的表现尤为重要。在守孝期间，很多禁例都要遵守，有违便是不孝。这些禁例中，对于男女之事尤其悬为厉禁。在守孝期，便是夫妇也不得同房，在这期间如果有了孩子，便要视为罪行，为官者会被罢官，即或未予重处，人们也会耻笑不齿。守孝原为三年，后因时日太久，不断减短，最后已缩至期年。至此已到了最低限，再不得短了。这一礼制，无论贵贱，都要遵守，即便贵为天子，也不例外。而且天子为万方仰视，更是分毫不得有差。但是明仁宗朱高炽，在这件事上却出了毛病。朱高炽这个人虽极拙笨肥重，却还是个好色之徒，在父丧之中，他也不能管住自己，每夜仍要到妃嫔处恣意寻欢。他以为自己深居宫中，外间何能得知，而且就是有人得知，谁又敢来乱说！但是事有难料，侍读李时勉上疏论谏，其中有一条所说的正是这事。固然，李时勉说得很含蓄，他只说了一句“谅(外门里音)之中不宜近妃嫔”，便带过了。但是新即位的明仁宗可受不住他这一击，朱高炽既惊诧于宫闱秘事外间何以得知，又深知这事有关帝德至为重大，将来若在《实录》上给他记上一笔，他可真是难以自救了。为了妥善处理此事，明仁宗把李时勉召入便殿，责备他不应轻信流言，妄行入奏，并要他上疏请罪，以正视听。明仁宗完全是打着官话，来向李时勉指出他自己设想出来的解救办法的。李时勉如果是个善观风势的人，应承下来，诸事照办，事情便会了然无迹。然而这位李侍读，却是个行为古板，极以君德为重，什么都能不顾的人，他觉得明仁宗有错不认，还要叫人用谎言来替他掩盖，实在更是难容。他所说的事，虽说秘在深宫，可是都有所据，最少敬事房处也是都有所录的，瞪着眼撒谎，还教臣下也撒谎来帮他，这君德的败坏又更进一步了。为了“致君尧舜上”，李时勉觉得，就是拼死，也得把皇帝从错路上拉回来。有此一念，他的话不像在疏中所说的那么含蓄了，反而尽其所知地都抖亮出来，而且力劝明仁宗，叫他要知过必改，更不可文过饰非。他这么一说，让明仁宗更下不来台了。原来是想让他设法掩盖过去的，却不想他更来了劲儿，说得更直，更露骨了。明仁宗觉得他已经无法使李时勉住口，只好用武力来阻止了，就挥手命两侧的武士把李时勉拉下去，还叫他们用手中的金瓜来打他。结果，李时勉的肋骨被打断了三根，被关入锦衣卫狱中。

明仁宗本想继续和李时勉相持，要打击和折磨他，直到他改口或是死了才算完。但是明仁宗还没来得及再挤压李时勉，自己就急速病危，很快便下世了。然而就在临危之际，他还不能忘怀这件事，他向靠近他御榻的顾命大臣夏原吉说，“李时勉廷辱我！”他这话是以遗命传下来的，简直就是宣布了李时勉的死刑，因为天子的遗命是必须予以办妥的，按例，侮慢天子就该治以死罪，廷辱更罪加一等，自不必说了。

李时勉被投入狱中时，伤势很重，原已生望无多，但他命不该绝，却巧碰上那时来查狱的某千户，在先曾受过他的大恩，正苦于无以为报，如今恰好是个报答的机会。他先将李时勉在狱中医治的事打点好，又出去寻来了一些出自海外的、医治胸肋骨伤的药物，上心治疗。李时勉得到这种救治，竟然活了下来。

宣德元年（1426）十月，李时勉入狱已有一年多，这时明宣宗出讨汉王，已经回京，夏原吉这才得空把明仁宗的遗言，“李时勉廷辱我”，向明宣宗奏知。这话所激起的新天子的哀怒，是可想而知的，明宣宗立即传旨，命人将李时勉捆上殿来，他要亲自审问，替他父亲雪辱。在等候着人们把李时勉捆送时，明宣宗越想越怒，又派了一个王姓的指挥赶向狱中去，要他在那里就把李时勉绑赴市曹处斩，他已不想再见再问这个得罪了先帝的人了。王指挥哪敢怠慢，奉旨后即行赶去。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这一回李时勉可真完了，不久一定会在法场上身首异处了。但是李时勉偏又有救，竟因王指挥与先去的人走岔了路，他又躲过了这杀身之祸。原来从殿上到诏狱去有两条路，一条出端西旁门，一条出端东旁门，先后派去的人，刚好各走了一条，路上岔开了，没能见到，李时勉还是被押上殿来了。

明宣宗见到有个人被押上殿来，知道那必是李时勉，不由怒骂道：“你一个小臣，如何敢辱慢先帝！你在奏章里都说了些什么？”李时勉在下面叩头道：“臣是说，谅(外门里音)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出，而不留在左右。”李时勉的话有如惊雷，引起了明宣宗的共鸣。原来他对这两件事也很敏感，并且不以为然。父亲明仁宗在守孝期间仍要近妃嫔，明宣宗自然更清楚，也还知道，父亲让自己去谒孝陵，并有居守南京之命，也是为了远远地支开自己，做这些事才更方便。而明仁宗忽然便一病不起，显然也与这些事有关(1)。作为皇太子而居留在外，这事也显违祖制。这不但会使他形同诸王，甚至会生出很多的非分之想，引起一些非分之举来。这两件事曾使明宣宗深以为忧，不想这个被称为廷辱先帝的人，所想的首先也是这些。他正是为天下而忧，难道竟要说这是他的罪吗？

听了这话后，明宣宗怒意全消，忙命人为李时勉松了绑，并再三温谕，要他再说下去。李时勉又续说了六件事，都是极其重要、应予急办的要事。明宣宗听得非常有味，见他忽又停住，便鼓励他再说下去，千万不要顾忌。但李时勉却说，别的他已经记不起来了。明宣宗又问：“你的疏草还有吗？”李时勉说，疏草在上疏时他便烧了。原来这上疏焚草，乃属应为之事，作为纯臣是必当这么做的，因为这样既可保密，又能避免宣扬自己。谈到这里，明宣宗真是喜不自禁，觉得这李时勉真是无一不好，不觉连连称叹他是忠臣。明宣宗再问明了李时勉原来的官阶，立即宣布恢复他的原官，并命人取来侍读的冠带衣服，当场为他换上。等到那个原是奉命把李时勉绑赴市曹的王指挥赶回殿下时，他见到的李时勉已是服装整齐的侍读了。

霎时之间便使李时勉从狱囚而官复原职，不顾夏原吉所传的他父亲的遗命，而惟以公正是非为所依，这和那兵不血刃而生擒汉王，都是明宣宗所干的为人称颂的漂亮事。以他的行事而言，说他是个能君，倒可以当之无愧，但若说他真是当时为人称道的贤君，却又有很多地方他够不上。

明宣宗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个好色之徒，而且比他的父亲尤甚。明仁宗纵欲而亡，死得很快，明宣宗的死也很突然，他是在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末得的病，过了年，到次年的正月初便死了。从得病到死，前后只有12天，比明仁宗也差不了多少。明仁宗之纵欲身亡，给外间留下了不少的传说，而明宣宗之死虽也突然，但他把诸事却都布置得干净利落，在外间并没有引起什么传说。其实，明仁宗也说不上是什么好色，他无非是任情纵欲而已。明宣宗与其父实有不同处，他是被一个绝色的女人迷昏了头，什么都顾不上了。

这个让明宣宗迷昏了头的美人，就是在皇后胡氏自请退位后，继之而为皇后的孙氏。这孙氏原是永城县主簿孙忠的女儿，她之得以进宫，乃是由于明仁宗的皇后张氏的母亲彭城伯夫人（她是永城人，和孙忠家有些往来）。彭城伯夫人一眼便看上了孙忠那绝色的小女儿，她入宫去看望张皇后时，常提到这个美到无比的女孩子。那时还是太子妃的张皇后因常听到她的母亲这么样夸说，倒很想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有多美，就叫彭城伯夫人顺便带她进宫来玩玩。小姑娘进了宫，张皇后竟也爱得迷上了。那时的皇帝还是明成祖朱棣。小姑娘在宫中也见到了他。永乐见到这个美人也极欢喜，便命太子妃张氏把她留在宫里养着，他心里早有了打算。永乐十五年（1417），永乐为他心爱的皇太孙选妃、嫔，他特意下诏，选济宁胡氏为皇太孙妃，邹平孙氏为皇太孙嫔，定下了他们的姻缘。

这个孙氏不但容貌极美，又最工于心计，她巧于显出自己，却又能让别人说不出什么话来。她与胡氏一同被选，她们之间一直就有个妃、嫔之别，后来皇太孙即位为帝，她们又有皇后和贵妃之分：她与胡皇后，在位分上总要差着一级。这些，她一向是很不甘心的，但却做得像是心甘情愿，自认比胡氏要差着一头。但她又灵巧多变，容色迷人，在很多方面又使得胡氏全比不上她。胡氏也早就感到，孙氏处处都占了她的先，但对她又那么恭顺，让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孙氏虽然早就不甘心居于人下，想把压在她上面的胡氏赶下去，但以她的精明，颇能忍耐，忍到可以动手的时候。她和胡氏作为皇太孙的妃、嫔，是由明成祖为皇太孙选定的，她如显出了野心，明成祖会不悦，她当然不会自己去找些不自在。明成祖去世，明仁宗登基，她还没有弄明白情况，明仁宗已经下世，由爱她的皇太孙来当皇帝了。在那个对她的话无不依从的人登上了帝位后，孙贵妃认为挤开胡皇后可以说道路已通，不会有什么阻碍了；但她为了慎重，还是积极活动，要探个明白。在探查中，她发现，原来她以为是她的引路人的，明宣宗的生母张太后，竟然是前路上最大的障碍。她要明宣宗为她请金宝来试探张太后。原来依明代的规例，作为皇后既有使她成为皇后的册立她的金册，另外还有一颗皇后的金印。这金印又称金宝。在贵妃被封时，虽然也给有金册，但却无金宝，在这等去处有很显见的区别。明宣宗便是以这个区别来向皇太后试探的。他在为太后请安时说，当初皇祖为他把胡氏和孙氏同时选为妃和嫔，礼数上相差并不多，如今她们二人，一个是皇后，一个是贵妃，一个有册有宝，一个有册而无宝，相差就太多了！不知可否也赐给孙妃一颗印，让她也有宝呢。明宣宗又说，这事他不敢自专，希望由太后决定。

张太后还是燕世子妃时便辅助朱高炽理事，后来又成为皇太子妃和皇后，经历过很多事。朱高炽办事过缓，多少事都全靠她来处理和决断，特别是朱高炽几次作为留守的时候，要她替他来办的事很多。这就磨炼了她，使她成了一个精明能干，公平正直，处事能顾大局的人。对于胡氏和孙氏，她早就看出了孙氏的得宠，而且处处都要比胡氏占先一步。孙氏虽是她母亲彭城伯夫人带来的，但她并不欢喜孙氏的过于灵慧，倒是胡氏的沉默大方，很能容人，倒让她更加喜欢。在明宣宗向她说到金宝一事时，皇太后早已看穿了他们的用心。她已经想到了，他们的大头恐怕还要在后面，不如且应下了此请，但设下说词，免得他们再生心。她计算已定才说，贵妃之有册无宝，是祖宗的规矩，原不该轻议，只是贵妃是与皇后同时选入宫中的，稍示优异，倒也未尝不可。不过以后却不可再想与皇后为比。皇后胡善祥不但在门第上要高得多，而且在德行上也是极高的，皇祖所以选中她，绝不是偶然的。孙妃何得与她相比？

明宣宗深知太后的用意，便不再多言。但他为了心爱的孙妃，总想能设法越过太后这一关。他深知太后一向便最重舆情，怕违众请，如果能得群臣纷纷提出立孙去胡的主张，太后为了怕违众意，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了。然而要使群臣共请，总得找出胡后一个显然的短处，再使孙妃有个长处，可以压倒皇后才好。胡后的短处是极易找到的，她多年不育就是个最大的短处。不育是七出之条中主要的一条，这一条用在皇后身上固然好，然而孙妃和皇后一样，她也没生过，这只有另寻妙法了。

明宣宗为这事和他宠用的一些太监们计议过，那时他有四名最得力的太监，就是那四名被明成祖送去读过书的交童。在这四人中，范弘是明成祖交付给明仁宗使用的，如今他已经是司礼监中的提督太监，宫闱之中，上上下下他都能够串通，让他来秘传信息，最是方便妥当。王瑾是明宣宗还是皇太孙时，就已经派给了他的，这个人最为足智多谋，跟了他这么多年，给他办过无数的机密事。这件事，最好让他来统筹照顾。阮安是一个既能修建又会治河的人，他和外廷的往来最多，串通外廷，他最方便。阮浪文墨精熟，语言便给，串通内外，也是个好手。这四个人都是明宣宗的宠臣，他们也真神通广大，活动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只到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便让孙贵妃顺利地生出了皇长子朱祁镇。这孩子当然不会是孙贵妃所生的，但又必定得是明宣宗的骨血，然而又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知道生他的是谁。他们把事情干得干净利落，很多的难言之处竟都无从查考了。然而再密的篱笆也会透风，当时认为皇长子不会是孙妃所生的人，为数不少。《明史·孙皇后传》是这样说的，“……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这个生下了明英宗的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从此便消失无闻了。

孙贵妃忽然生下了皇长子，成了个很明显的讯号，事先早已安排就绪的废胡立孙的行动，便突然兴起。连被称为贤相的杨士奇、杨荣，也在这件事里出了不小的力。杨荣是个带头的人物，废胡立孙之说，便是由他一马当先，首先提出来的。明人谈迁在他所著的《国榷》里，说杨荣是“首进谰说，重玷主德”，把他看成了一个逢君的佞臣，贬得可真不轻。杨士奇做得没有杨荣那么露骨，他是出来做善后的工作，并且千方百计地为明宣宗粉饰和解说的，这也近似是佞臣的行径，但在《国榷》一书中，对他的败行说得要温和得多，只说他是“弥缝其失，亦规亦随”。说实在的，以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宠艳妃而废元后”，在君德上已经是极大的失德，有被列入荒**无道的危险了，作为一个贤相，坐视不论，已极不该，如何可以“首进谰说”，或是“弥缝其失”呢。“三杨”被盛称为有明一代的贤相，有些人很不以为然，主要便由于，他们处处随着皇帝的手来转，在皇帝的败行惭德这方面，他们没有提过任何规谏。

明宣宗自己也知道，他做这种事，弄不好会给自己造成很多不利和不好的名声。但他是个予智自雄的人，他觉得，不管事有多难，只要他略施小计，巧妙安排，就没有摆不平整、搞不妥当的。在这废旧立新一事上，他觉得应该设法避开“废后”这一说，先在外廷造了声势还不够，如果能够让胡皇后自己表示出，她想要退位让贤，那就更好了。这么做，并不难，只要暗示胡后，让她以自己无出为词，上表陈请愿意退位就行了。胡后由于多年被压，人已日趋软弱，如何敢违圣命，只好上表自陈有病，以致多年无出。目今情愿辞去皇后之位，以便早定国本。在胡后上表之后，孙妃也紧跟着上表力辞，她说，“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据《英宗实录》所载，胡后和孙妃，一个坚让，一个力辞，真是三推三让，犹不能已，竟使外廷诸臣也纷纷上表各自催请。这一场“欲盖弥彰”的闹剧，演得倒真够酣畅。

经过多次谦让，最后胡皇后竟在上表之后迁出了正宫，退居到长安宫中避位待命。这样，才真是结束这一场不断的推让。明宣宗在宣德三年（1428）三月，终于明命废去了胡氏的皇后称号，同时赐号为静慈仙师，命其潜修静养；而孙贵妃也终于堂皇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这事在表面上虽然办得很像回事，孙贵妃确实是由于胡皇后上表累辞，再加上群臣催请，迫于群情，很不得已，才勉强登上了皇后之位的。但在那时人们的心中，都知道胡后辞位并非出于自愿，她是被逼着来演这一出戏的。《明史》说，“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所记的倒是实况。张太后也与群情无异，她看得很清楚，胡后乃是位贤德的皇后，是被逼着下来的。张太后很怜惜她，常把胡后召入清宁宫中和自己同住，内廷宴会，也总是把胡后的座位安置在孙后之上。为此，孙皇后常常怏怏不乐，但她不敢和张太后抵触，也无可奈何。等到明宣宗忽然去世，朱祁镇登基为帝，孙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张太后则已被称为太皇太后。依历代的旧例而言，皇帝年幼，只有太后才有管理朝政之权，上升到太皇太后，却又无权理政了。但这是据明代以前的历代而言，在明代并不合用。因为明太祖留有遗训，严禁后妃干政，太皇太后自从为燕世子妃时便开始操持政务，历经为皇太子妃，皇后，以至皇太后，都是一直连续下来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她操练得越来越精干，威信也越高，连像明宣宗那样的能干人在位时，有很多事还要听她的裁决，张太后的威信和能力也就可见了。明英宗即位后，张太后虽已上升为太皇太后，但她自觉更不能放开朝权，年幼的皇帝更需要她的扶持。满朝文武对此也无不欣然，认为有她来主事才妥当。孙后当上了皇太后自然也希望由自己来主政，但她的威信和才干都远逊于太皇太后，实在插不上手去，也只好暂且退在一侧。这种情况对于被废的胡后更有利，因为她依然能在太皇太后的荫庇下，过着比较平安的日子。这种日子到正统七年（1442）十月，太皇太后去世时，才算是完结了。但是太皇太后去世后，胡后因伤心过度，很快也下世了，并没有格外再受什么罪，只是她的葬礼却因孙太后之故，实在很薄，很不合她应有的身份。胡后是被以嫔御之礼葬在金山之上的。当时虽有很多人都感到葬礼太薄，但因怕孙太后，无人敢说。一直等到天顺六年（1462），孙太后去世了，那时明英宗的皇后才出头为胡后诉屈，她称说，人们都觉得胡后贤而被废，死后又礼数有亏，很为之不平，似乎应予以改葬才可以安抚人心。后来明英宗和大学士李贤加以研究，重修了胡后的陵寝，还追谥她为皇后，才算告一段落。但她的神主仍不能和孙后一样，还是不能够附庙，只能安置在新为她加修的享殿中。

胡皇后无过而被废，明宣宗虽然耍了不少的板眼，但当时人们始终都认为这实在是他的惭德。明宣宗自己也知道，这件事他是掩盖不了的。他后来常自辩解说，“此朕少年时事也！”这个辩解实在很乏力。

明宣宗确实是个才智出众的人，他不但办事精明，算无遗策，而且在作诗填词，写字作画等项上，也还都有些才干。在这些事中，他的画尤为有名，最为人称叹。但他在玩乐诸事中最为出名的还是斗蟋蟀，他因此而得了个“促织天子”的诨名。所谓“促织”，乃蟋蟀的雅名，因它入秋而鸣，正当预制冬衣之际，似有催人织作之意，所以称为“促织”。时谚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语，也正由此而来。

一个皇帝，竟自有如顽童，嗜为促织之戏，论说起来，实在不足为训。但明宣宗是个深为自负，不怕众议的人，他欢喜什么，总不免愈演愈厉，总要做到极端才罢。他搜集促织也是这样，不惜传旨、下敕，派出很多中官，到全国各地去采办，结果闹得宇内纷然，多方扰乱，弄出了不少使百姓家破人亡的事情来。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所著的《弇州史料后集》中，便载有一篇明世宗发给苏州府知府况钟的敕文，文曰：“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言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故敕。”这道敕文是宣德九年（1434）发出的，作为皇帝，竟发敕给一个为民理事的知府，让他协助派出的内监采运促织，这真可以说是荒唐透顶、贻笑千古的事。

在《皇明纪略》一书中，也记有这样一件事：“宣府将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跃去矣。妻妾惧，自经而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黄景昉在他所著的《国史唯疑》一书中，也有“苏人至有以一蟋蟀殒其家三命者”之语，大概和《皇明纪略》中所说的是同一件事。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里，也有篇名为《促织》的小说，说的也是明代宣德年间事。那是说，一个孩子，因偷看而放跑了他家准备进献的蟋蟀，竟自吓死了，但他居然变成一只蟋蟀，被送进宫中，反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好处。蒲松龄写得很生动、深刻，充分显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情境。王士祯（1634-1711）在读了《聊斋》的这一则后却说：“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台阁大臣又三杨、蹇、夏诸老先生。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抑传闻异辞耶？”蒲、王出生在明末，上距明宣宗去世已逾二百年，蒲的小说倒还能传写出当时的惨状，王阮亭却称宣德为治世，宣宗为令主，又盛称三杨和蹇、夏等人，实在都与当时的实况相去较远。然而，仁、宣之世，明代的国势正强，府库充盈，四方也大致无事，确实是明代最为治平昌盛的时候，仁、宣二君，还有三杨等人，也正是叨了这个光，竟也赚到了什么“令主”“贤相”等类的好名声。

促织之为害，主因固然由于明宣宗催索无度，而他所派出的太监，在民间需索过多，逼勒太甚，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明代惯于派出宦官去各地采办诸物，这些宦官倚势欺人，几乎到处为害，扰得生民痛苦，政事糜乱。清代有鉴于此，所以入关伊始便定下了不许宦官出京干办的律条。

(1) 明仁宗一病便至不起，传说颇多，且都和他的纵欲有关。也有说他是服**过量而亡的。《明仁宗实录》载有他的《遗诏》说，“夫生死者昼夜之常理，往圣同辙，奚足悲念。”说得极为含混，也更令人生疑。当时的人陆（左钅右戈），在他所著的《病逸漫记》中说，在明仁宗去世后，他向一位雷太监探听过病由，雷太监悄悄地告诉他，“阴症也”。所谓阴症多与行房后着凉有关，或是事后汗出为阴风所袭，或是事后误服冷饮，所构成的绝症。明仁宗死在旧历五月，极易患上此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