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拿破仑想将《最后的晚餐》搬到巴黎去，但工程人员没有迁移圣·马利教堂壁画的本领，徒呼奈何，米兰幸而保留了达·芬奇的杰作遗迹。巴黎确乎占有了全世界的无数艺术珍品，从古希腊、罗马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一直到我们的汉魏石雕、佛头及敦煌绘画。巴黎的众多艺术博物馆铸就了法兰西民族的骄傲。如果法兰西在国富民强的时期并未重视珍藏艺术品并建立博物馆，钱在奢靡的享受中白白花掉了，法国早便失去了她在世界上的独特魅力，今天的法国人该咒骂他们的祖宗了。先进国家都懂得这生命攸关的民族魂问题，都在竞争中建立权威性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仿佛权威大学，市民、旅游者、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及学者们都来此学习、研究，无需门票。发达国家博物馆的经费也并不充足，大都也靠社会赞助。不少巨富者并不沉湎于吃喝嫖赌，而大力收藏稀世的艺术珍品。为什么稀世珍品能拍卖到天价？这在西方人眼里是必然的。最后藏家将毕生的珍藏甚至世代的珍藏全部捐赠给了博物馆，博物馆往往为之开辟专室陈列。我们上海新建的博物馆也已开辟了捐赠陈列室，令人欣慰。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黄沙扑面，四合院挤着四合院，都没有枣树高，只故宫显得很高大。我的印象中故宫是唯一有绘画陈列的博物馆。唯一的绘画馆中陈列一些明清作品，精品不多，唐宋作品每年要等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展出一个月。如果着眼于欣赏艺术珍藏的角度看北京，寂寞啊，寂寞！
五十年换了人间，我天天骑自行车往返的街道都不见了，今日出门，高楼大厦，难寻故址旧踪。80年代末我返巴黎写生，想起要画那个最大的菜市场，因我学生时代曾参观过那大菜市场，热闹、鲜活、血色鲜红的整只大牛悬挂空中，十分入画。但我再也找不到三十年前的旧菜场了，经打听，已拆除，就在旧基地上建立了蓬皮杜文化中心。北京的旧基地上建立的新楼数量已不亚于西方现代城市。只是，这些名为××城、××广场的庞然大物大都是商场，商场与商场面貌相仿，内部肠肺亦相仿，相仿的货物前顾客日益稀少。是否娱乐行业夜间火红？那就不得而知了。早期建筑的中国美术馆当时是唯一的，几十年来她仍属唯一。名为美术馆，实际功能是展览馆，忙于展出任务，不属于长期陈列珍藏的美术馆。偌大的中国，偌大的首都北京，竟然没有一座陈列美术珍藏的国家现代美术馆。而商业大楼却一个比一个长得快、长得高。就是美术馆不生不长，因为尚未怀孕！
德育不能替代美育，美育却影响着德育。人民审美力的提高主要靠艺术品的熏陶。熏陶，是经常性的潜移默化，非速成班所能奏效。无可否认，发达国家的众多艺术博物馆培育了人民的素质及审美品位，欣赏美术作品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享受。几乎所有的儿童都爱画画，但我们已往的中小学教学中美术最不受重视，大学更与美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及自孙中山以来的历届领导层中对美术感兴趣的似乎不多，只有蔡元培是近代史中唯一的美育倡导人。今日情况有变，强调科学与艺术的密切关系。由于李政道等科学家的呼吁并作出实践，国家已重视美育教学。但美育教学只在课室里进行是不够的，还必须看，眼见为实，要到美术博物馆看作品、珍品。但呼吁了多年的美术博物馆，依然前途茫茫，倒是外地大城市不断出现新馆，令首都人自愧。中国人穷惯了，曾经将欣赏艺术认为是奢侈，看戏不就是额外消费吗？欣赏美术就更非必要了。一群群洋人随旅游团来北京，被导游领着看故宫，看长城，看颐和园，然而他们中不少人失望了，要去西安。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公事毕，一般都被安排去参观长城，唯有蓬皮杜总统不想看长城，提出要看云冈石窟。周恩来总理亲自陪他去了云冈参观。后来周总理感慨地说：托蓬皮杜的福，我第一次瞻仰了云冈的雕刻。
汉唐盛世，国富民强，那时代永远消逝了，但留下了文化艺术，中华民族的骄傲主要在于祖先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艺术。美术如何如何，好在哪里？如何感人？要看作品。到中国首都能随时看到中国历代的美术精品吗？不能，不仅古代的没有，近代、现代的也没有，要看中国的极品往往须到外国去看。如果到巴黎看不到塞尚，到西班牙看不到戈雅和毕加索，到荷兰看不到伦勃朗和梵高，人们能谅解吗？而到北京确实找不到林风眠、齐白石、潘天寿、石鲁……无奈之中，有些作者或其家属在本人生前或死后建立自己作品的陈列馆，这些个人力量建立的小庙或家庙，其困难当可想见。国家必须建立大庙，其间应包容各个有代表性的名家陈列室。梧桐树高凤凰来，如果建成了馆，谅许多杰出作者或藏家都会无偿奉献自己的精品，不仅近现代的、古代的，外国的也会引进，路德维希不就已经捐赠了一批优秀藏品吗？应该建立多少美术博物馆才适应北京的需要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品位？卢浮宫和奥塞博物馆前经常排长队的现象希望也能传染到北京来。最近，北京香山植物园里建成了热带植物园，耗资巨大，门票50元，游人不少。偏偏没有人想到开发人们对美术作品的享受的矿源，广大人民的审美神经一直处于冬眠中，不知何时才能被唤醒？
希腊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国交涉，想索回大英博物馆中的希腊雕刻，当然不得结果。希腊的“家庙”和国宝被陈列在伦敦，他们的子孙想收回是常情、常理。但从另一角度看，正因为希腊有“家庙”、国宝展出于大英博物馆及卢浮宫等重要场所，古希腊的艺术才被全世界人们所瞻仰。同理，印象派的作品因大量流失外国，反倒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宣扬。艺术作品的交流比保留在各自的国度里更能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后，不少人出国了，看到了外面世界的艺术，但毕竟还只是少数人，广大人民无缘看到外国的国宝。我们再也买不到西方的经典之作了，有人呼吁成立复制品博物馆，也可以用我们数量较多的国宝，如兵马俑等，去换取一些外国的国宝。如果我们的国宝展出于人家重要的博物馆，向全世界展示，那比藏在自家简陋的仓库里更安全，并在更广大的时空发挥、实现其价值。
最近偶然到古玩城看看，见里面公然标售名家假书画，触目恶心，不堪看，却无人管。有报道说全国政协委员中的书画家们提交关于书画市场赝品泛滥情况的提案，呼吁予以整顿。有记者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无话可说。记者报道说我“哀莫大于心死”。一场假画《炮打司令部》的官司拖了我三年，使我感到“官司”近乎“陷阱”，十二分明显的政治历史铁证，无须识别作品真伪的专业知识，这样的官司竟判得如此艰难，最后虽胜，险胜、惨胜，胜了仍未能完全执行判决。这场首例假画官司曾闹得沸沸扬扬，结局如此，令制、售假画者窃喜，客观效果上是给假画开了绿灯。如今假书画成灾，因堤坝已溃决，救灾难矣。然而灾还是要救的，因为灾淹没了中国人，淹没了外国旅游者，抹黑了文明古国。我不知道有关部门将如何部署救灾方案，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不见真品，人们无从参照。不识货，货比货，当全部都是假货时，倒应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谶语了。如果我们的美术馆长年陈列着诸名家的珍品，人们随时观摩欣赏，熟悉其风格水平，则伪劣者无处藏身，或成过街老鼠了。书画作伪的社会基础是美盲多。国外的行家们来到首都北京，见到书画市场处处展现伪劣赝品，竟然没有陈列真品的美术馆，人家暗暗吃惊。这可谓北京之耻、民族之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