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写得此稿，旋亦不知去向，近始重见，公之于明年的春天，对于过去国画之情势略具检讨性，对于未来国画之途径，亦不无多少展望也。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二月七日补记南京。
近一二年，因为画展频频，引起了社会上严厉的指摘，一般舆论，除特殊情形外，笔伐口诛，可谓入木三分。我们谨怀无限的惭悚，敬表同情万分，并不断掬诚检讨着自己和可能知道的若干公私形式的美术活动，反复思维，对于美术尤其中国绘画的上作，实不胜其恐惧之感。
通过接到的评论中，较主要的理由约有两点，中国画不写实，与抗战无关，已失去它原存在的价值；这点学美术的人感觉最痛切，天天在苦恼中，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今日的现象，偏偏三五天的展览，据报纸的报道，可以“发财”，可以“起家”。凭什么？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美术应该是清高的，不食人间烟火，始足以抗心希古，扢扬清标！现在艺术变成商品，画家变为资本家，而鉴赏收藏者又无非是些“油漆未干”之辈，此来彼往，唯利是往，此所以“民生凋敝”也欤？
窃以为中国绘画和写实，不仅是美术上——思想、工具、材料、技巧、形式——的问题，乃是一个严重的中国文化的问题。自初唐以来，历代的画家、考据家、鉴赏家，议论不衰，原没有忽略过。我们更极端同情两者间的距离一天天的缩短来。事实上，正有不少的作者孜孜致力于此，其成绩有很多足以称述的。我们反对泥古的自用的掩护中国画各方面之缺憾，更反对使用种种方式来逃遁文饰中国画以外的弱点。但在今天，还需要多数画家积极研习的今天，我们尚未敢遽切承认“远山”之上画几架超空堡垒，或画几门远射程的大炮，便是现实，便与抗战有关。然而，这伟人的现实，坚信必不会被屏于多数画家的腕底。就艺术言，凡一件成功的作品，其唯一条件应是时代精神最丰富的作品，例如，北宋范中立画过华山，明初王安道画过华山，现在的张大千先生也画过华山，相距千载，都是与华山之实而各不失其浓厚的时代感，故各不失其为艺术上的杰作。假使今天还有人去画，纵然华山上有高射机关枪，他是应该审慎地处理的。
至于艺术变成商品，世界上早已没有人加以惋惜，在中国更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不过这商品，既非如柴米油盐的日用必需品，也不像口红香水的奢侈品，它的用途和价值多少是属于偶然的。事实是如此，出身美术学校以艺术工作为终身职志的，大部分为获得生存陆续的改了行，即少数暂时没有放弃的，现在纵把全月的薪津也换不了十二管拇指大的油画颜色，或装裱二三张四尺的中国画，他们需要作画，也需要生活，多数还有沉重的负担。最近重庆有几位最努力且具相当造诣的青年画家的个展，他们一方为将富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公开祈求教益，一方也为了生活及工作想换得几文，使所业可以延续，于是辛苦地筹备着。这在健全的环境之下，无疑是值得注意、值得批评的一个举动，然而相继地馁气了。这情景，并不会要求社会上给予宽恕，却多少解释着他们没有把握到商品，“发财”“起家”应属于另一种特殊的态度。
这类废话，自不能解答什么问题。最好将来有那么一天，一切艺术教育艺术研究的设施，陆续地被取消。学美术的渐减，画家决无由产生，画展自随之灭绝，画展绝迹，一切便好办了。在那么一天到来之前，希望制颁审查办法，严厉限制，非经三审，不给执照，且须先行缴纳巨额现金，保证战时利得税之扣收。这样，混乱的情形，很快便可告澄清。
原来历史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自隋炀帝以下，唐的玄宗，南唐的后主，宋的徽宗、钦宗、高宗，元的文宗，明的太祖，清的圣祖和高宗，他们都宏奖学艺，爱好书画，所以他们逃不了后世的春秋之笔。炀帝后主的荒唐、徽宗钦宗的被虏，揆厥缘由，当是倡导文艺游心书画之所致，最不识时务要推“便把杭州作汴州”的宋高宗，偏安未久，父亲的尸骨未寒，一面上表奉帛向北议和，一面还闲情逸致亲下诚恳亲切的诏书，说是“本朝自国初至今，士人以书画名者甚夥，虽有一二，竟非有唐之比。今若漠然措之，时移事去，习尚亦与之隆污，终至不可挽回也”。遂恢复翰林国画院，收容一大批从河南、山东逃来杭州不傲顺民专画远山的画家。这种不知缓急的举动和元文宗建奎章阁立柯九思为鉴书画博士，同时虚糜国帑，就是明季之亡，现在也不难证实是太祖初定天下立即设置翰林图画院奖励艺术的果报。至于清的圣祖和高宗，更是好整以暇，牢笼人心，1684、1689（年）两次南巡，两度找过那明藩之后只会画山的苦瓜和尚，1691年还把王石谷请到宫里去，画什么“南巡盛典”，高宗更为失策，礼遇着轴心之一的意大利人郎世宁，画下些“百骏图斗”“准噶尔贡马图”“平定准噶尔”之类，后者还辗转周折由广东拜托法国兵船带到巴黎刻成铜版画，这是为什么呢？1705年以后又大量纂辑《书画谱》《广群芳谱》《石渠宝笈》《秘殿珠琳》……许多笨重的读物，弄得外国人也容易知道十七世纪前的中国美术史。
幸而自此以后，没有多大差池，形势渐趋好转，不料鸦片一战，门户大开，形形色色的宗教画开始流将进来。他们真傻，朝野上下，不惜以极大之努力求美术之发展，所以二十年之内两头都是大战。1936年伦敦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和1939年莫斯科的中国艺术展览，两次都是应友邦之请而筹备的。当时读到种种的报道，居然使得友邦人士赞不绝口，宁非奇迹！至于有说英国国民对我们抗战的同情与援助，和那次展览会有很大的关系，这更无疑是笑话了。再看敌国日本，为什么抗战开始许多人写“日本必败论”呢？恐怕必须补充这个有力的证据，很简单，即是敌国提倡美术，尤崇拜中国的书画，是以非败不可了。1938年德国青年团一行访问东京，敌政府曾举行美术上多种活动，宣传东洋的高度文化，同时加上七十多岁的老画家横山大观，向德国广播，大叫其“东洋画的精神”，偷袭些中国绘画的理论，说什么“贯彻圣战者，独赖此耳”！今日想来，真应该欣幸那精神永远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