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物浦到纽约。朗格特里太太也在船上，我们俩都不认识其他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混在一起。我以前不怎么了解她。她身材依然很好，有着高贵的仪态，如果你走在她后面，可能会把她当成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告诉我她六十六岁了。人们说她的眼睛很漂亮，但她的眼睛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我相信她的双眸曾经无比湛蓝，但现在颜色已经非常淡了。她此时的美貌仅仅限于她那薄薄的上唇和迷人的微笑。她很少化妆。她举止随和，不做作，有着很好的教养，一看就是一直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女人。

她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是我听过的女人讲的话里最骄傲的一句。那天，她说话的时候蹦出“弗莱迪·格布哈特”这个名字，而我从未听说过，最后忍不住问她这是个什么人。“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来没听说过弗莱迪·格布哈特？”她着实惊讶地叫道，“怎么会？他可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啊。”“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我爱过他啊。”她回答。

她告诉我，她来伦敦的第一个季度只有两件晚礼服，其中一件还是由白天穿的常服抽掉一根绳子改成的。她说那时候，女人都不化妆，所以她的天生丽质和明眸红唇很占优势。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至于当她到马房租马骑去公园里兜风的时候，马房的人得关上大门才能把乌泱泱的人群挡在外面。

她告诉我，她曾经和鲁道夫王储十分相爱，他给了她一枚华贵的翡翠戒指。有一天晚上，他们吵了一架，在争吵中，她把那个戒指从手指上拽下来扔进了火里。他大叫了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扒出（她用的就是这个词）燃烧的煤块来挽救那块珍贵的石头。当她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她那薄薄的上唇轻蔑地翘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对他就再也爱不起来了。”她说。

到达纽约后，我见过她两三次。她迷上了跳舞，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舞厅。她说里面的男的跳得很棒，你只要付他们五十美分就行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么平静直接，让我很是厌恶。我一想到这个曾让全世界都拜倒在脚下的女人，现在却花五十美分让一个男人陪她跳舞，就感到惋惜。

火奴鲁鲁。联合酒吧，你从国王大街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就能到达。小巷里有一些办公室，所以人们可能搞不清那些饥渴的人是要去这里还是要去酒吧。这是一个有三个入口的方形大房间，吧台对面的两个角落被分隔出几个小包间。传说，建这些包间，是为了卡拉卡瓦国王来喝酒的时候可以不被臣民看见。在其中某个小包间里头，这位古铜色皮肤的国王可能一边喝酒，一边和R.L.S.(1)聊天，讨论着传教士的恶行和对美国人的禁令。

酒吧的墙上有着深棕色的木质护墙板，高约五英尺，再往上，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画，是个大杂烩。有几张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画，是油画，嵌着金光闪闪的画框；有几幅卡拉卡瓦国王的肖像画，是18世纪的老式线条雕刻画（有一幅模仿的是德怀尔德的一幅戏剧画，天知道它怎么被挂到了那里）；有二十年前《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圣诞增刊里赠送的石版画，还有威士忌、杜松子酒、香槟和啤酒的广告画，以及棒球队和本地乐队的照片。酒吧后面站着两个肥硕的混血服务员，穿着白色的衣服，胖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皮肤黝黑，头发浓密卷曲，眼睛又大又亮。

这里聚集了许多美国商人、海员，他们不是普通的水手，而是船长、轮机员和大副，还有一些商店老板和卡纳卡人。人们在这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易。这个地方有一种神秘兮兮的气氛，你可以想象得到，这里非常适合进行一些不光彩的交易。白天这里光线昏暗，晚上电灯冰冷阴森。

中国人居住区。满街都是一、二、三层楼高的框架房屋，漆着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时间和风雨已使它们变得有些斑驳。他们看起来很破旧，像是租约快到期了，那些租客便觉得不值得再去费事修理了一样。商店里，东西方的商品都有，只要你能想得到的东西，应有尽有。那些中国店员无所事事地坐在商店里，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路过的行人。有时，在晚上，你会看到一对黄皮肤、满脸皱纹、眼睛细长的人，聚精会神地玩一个神秘的游戏，大概是中国版的国际象棋吧。他们身边围着一些和他们一样紧张的旁观者，他们每走一步棋都要花很长时间，左思右想。

红灯区。你走在海港旁的小路上，在黑暗中，穿过一座摇摇晃晃的桥，然后走到一条大路上，到处都是车辙和坑洞。再往前一点，道路两边都有停车的地方，有灯火辉煌的酒馆和理发店。这里有一丝**，一种心怀期待的焦躁。你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要么向右转，要么向左转，无论往哪个方向都可以走到红灯区。这条街把伊韦雷分成了两半，而这两个部分一模一样，都是一排排小平房，漆成绿色，非常整洁，整洁得甚至有点古板，它们中间的那条大路又宽又直。

伊韦雷的布局就像一座花园城市，它的规则感、秩序感和整齐感给人一种颇为讽刺的恐怖印象，因为寻找爱的过程从来都不会如此有计划性和系统化。每个漂亮的小平房都分成了两间寓所，每个寓所里都住着一个女人，每个寓所都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厨房。其中一间是卧室，里面有一个抽屉柜，一张带床篷和床帏的大床，还有一两把椅子。它看起来过于拥挤。客厅里有一张大桌子，一台留声机，有时还有一架钢琴，还有六把椅子。墙上贴的是旧金山展览会的三角旗，有时还有些廉价的打印画，最受欢迎的是《九月的清晨》（September Morn），还有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照片。厨房里乱七八糟。里面放着招待客人用的啤酒和杜松子酒。

女人们坐在窗边，以便自己能被清楚地看见。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缝纫，对路过的人漠不关心；有的则会眼巴巴地盯着路人走近，然后在他经过时大声招呼。她们之中各个年龄段、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有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当你路过此处，听到留声机里放考普拉斯歌或塞吉迪亚舞曲的时候，你会感到奇怪，怎么如此怀旧）。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了青春和美貌，你很想知道，她们长成这副模样，怎么维持生计呢？她们的面颊上涂着厚厚的胭脂，穿着廉价的服饰。你走进去之后，她会放下百叶窗，如果有人敲门，她会回答：忙着呢。她会立马邀请你去喝啤酒，跟你说她那天已经喝了多少杯。她会问你从哪里来。留声机开着。价格是一美元。

中间的街道被零星的几盏街灯照亮，但主要还是被平房敞开的窗户里透出的光线照亮。男人们四处游**，多半是一声不吭地注视着女人。不时有人下定决心，溜上通向客厅的三步台阶，他一进去，门和窗户便会关上，百叶窗也会放下来。大多数男人只是想去那里看看。他们来自各个国家。有来自港口船只上的水手，有来自美国炮艇上的水兵，这些人大都醉醺醺的，还有夏威夷人、驻岛军团里的黑人或白人士兵、中国人、日本人。他们在黑夜中游**，空气里面似乎有欲望在悸动。

当地报纸连续几天都在报道伊韦雷的丑闻，传教士们吵得沸沸扬扬，警方却拒绝采取行动。他们的理由是，瓦胡岛上的男性占绝大多数，卖**嫖娼是不可避免的，而将其限制在一个区域，易于控制，医学检查也更加可靠。各大报纸都猛烈攻击警方，最后他们被迫采取了行动。他们进行了一次突袭，逮捕了十四名皮条客。几天后，他们传唤了所有妇女，判处她们要规规矩矩地过一年，违者要被送进监狱。她们之中大多数人都直接返回旧金山了。我在突袭的那天晚上去了伊韦雷。大多数房子都关着门，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偶尔会有三四成群的女人聚在一起，悄悄谈论着这个消息。这个地方又黑又静。伊韦雷已不复存在。

郝乌拉。瓦胡岛迎风一侧的一家小旅馆，由一位德裔瑞士人和他的比利时妻子经营。这是一间带个大阳台的木制平房，门上装了纱网以阻挡蚊虫的叮咬。花园里有香蕉、木瓜和椰子树。那个瑞士人身材矮小，长着一个德国人似的四四方方的脑袋，脑袋很大，与他的身材很不相称，他秃顶，留着又长又乱的小胡子。他的妻子有点儿发福，长得很结实，脸蛋很红，棕色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她给你的印象是十分能干，并且总是公事公办。他们喜欢谈论他们已阔别十七年的家乡。男主人来自伯尔尼，女主人则来自纳慕尔附近的一个村庄。晚饭后，女主人来到客厅，一边聊天，一边玩着单人纸牌游戏，过了不久，房东，也兼厨师，也走进来坐在一起闲聊。

从这里出发，你可以去参观神圣的瀑布。穿过一片甘蔗地，然后沿着一条狭窄的小溪走到山上。沿着溪边有一条小路，一会儿在溪的这边，一会儿又在另一边，所以你必须不时地涉水而过。凡是顶上比较平的大石头，上面都有许多叶子，这些叶子还被小石子压着。它们是用来慰藉此地神灵的供品。水从一个峡谷泻入一个圆形深潭，四周是纠缠在一起的灌木丛，郁郁葱葱。再往前，上面是一个峡谷，据说，还从未有人去过。

夏威夷人。它们的肤色从古铜到黝黑不等。他们高大结实，有着扁扁的鼻子，大大的眼睛，丰满性感的嘴唇，还有乌黑卷曲的头发。他们容易发胖，女人年轻时优雅苗条，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胖。当他们变老时，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变得很丑，而他们年轻时曾经那么美，真是奇怪。也许只有当思想、行为和感情力量共同塑造出个体的性格时，年纪才能算是美丽的东西。

威基基海滩的卡纳卡人。“硬汉比尔”：一个高大且皮肤黝黑的家伙，嘴唇前突，像个孩子一样爱夸夸其谈。荷尔斯泰因：又名疯子，是18世纪一艘失事丹麦船只上某个水手的后代，这个水手在船只失事后失踪于某个岛屿，但是由于他的头发是深红色的，所以这个说法显得很奇怪。“胖子米勒”：一个很胖，很黑的男人，圆圆的脸，举止很是滑稽，和他身上一种天生的高贵感格格不入，也显得有些奇怪。

草裙舞。小房间里贴着墙纸，装饰着加利福尼亚的三角旗，配有廉价的柳条家具。地板的一头盘腿坐着一位老人。他很瘦，满脸皱纹，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他看起来像一个希腊学派现实主义雕塑中的渔夫。他那张黝黑的脸上毫无表情。他一边用手敲着葫芦，打出奇怪的节奏，一边用单调的低音唱着歌。他一气呵成，似乎从未停下来去喘口气。跳舞的是两个女人，都不年轻，一个胖，一个瘦。她们的脚几乎不动，但身体的动作幅度很大。据说每一支舞都用动作表达了老人唱的那首歌中的歌词。

离别。在码头的入口处，妇女们向过路人献上了夏威夷花环，这是用鲜花或黄色薄纸串成的花环。它们被挂在即将离去的人的脖子上。船上的人向站在下面的人扔彩带，船的侧面也挂满了黄色、绿色、蓝色和紫色的薄纸彩带，显得十分鲜艳。乐队演奏着《珍重再见》（Aloaha Oe），伴着人们的高声道别，船只扯破了彩带，缓缓驶离。

基拉韦厄火山。这座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的岛屿上。你从希罗岛登陆，驱车上山，先是穿过稻田和甘蔗地，然后一直往上爬，穿过一片巨大的树蕨林。这些树稀奇古怪，就像那些专门画恐怖画的人想象出来的样子。各种攀缘植物缠绕在树木周围，它们纠缠着，叫人无法看穿。渐渐地，植被越来越少，直到再看不见任何绿色，这时你便到了熔岩原。这里一片死灰，万籁俱寂；这里没有植物生长，也没有鸟儿歌唱，映入你眼帘的只有烟霭，有的是滚滚浓烟，有的则像茅屋烟囱里冒出的烟一样又细又直。你下车，开始步行。熔岩在你脚下嘎吱作响。你不时地跨过一些狭窄的裂缝，从裂缝里冒出来的硫黄烟呛得你咳嗽。你来到火山口的锯齿状边缘。你毫无防备。眼前的景象十分壮观，甚至有些骇人。你俯视着浩瀚的熔岩海洋，它显得既黝黑又厚重，不断地翻腾涌动。熔岩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外壳，不时地被几道红色的火舌冲破，不时地会有一些喷泉似的火焰升起，足足可以升到三十英尺、四十英尺、五十英尺的空中。它们喷涌而出，炽热发白的火焰，像极了人造的喷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它的轰鸣声——就像某个阴沉沉的日子里海浪的咆哮一样，是无休止的轰隆声，也像瀑布的怒吼声一样令人生畏；二是它的运动——熔岩一刻不停地涌动着，看起来有些蹑手蹑脚，叫人觉得它仿佛是有生命的活物一样，似有什么目的。在它平静的前行过程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坚毅，它坚韧得有些可怕；它超越了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它就像命运一般不可避免，也像时间一样冷酷无情。熔岩就像某种原始黏液中诞生的巨大无定形生物一样，缓慢爬行，搜寻着一些令人恶心的猎物。熔岩坚定地向前移动，走向一个冒着火光的裂缝，掉进了一个无底的火焰洞穴。你会看到一个个巨大的火洞，巨大的火坑。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天哪，这真像是地狱。”他身旁的一位牧师却转过身来，对他说：“不，它像上帝的面庞。”

太平洋。有时，它可以把你幻想的所有画面都展现出来。大海风平浪静，在蓝天下显得碧蓝晶莹。地平线上飘着朵朵蓬松的云，在日落时分，它们的形状会变得千奇百怪，你几乎认为自己看到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接下来的夜晚也很可爱，繁星璀璨；当后来月亮升起时，洒下的月光更加熠熠生辉。但是海上经常会波涛汹涌，比你想象的要频繁得多，海面上满是白色的波峰，有时它则会像大西洋一样，灰蒙蒙一片。海面上涌起滚滚大浪。太平洋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的孤独荒凉。你在海上航行着，日复一日，看不到一艘船的影子。偶尔会看到几只海鸥，这说明陆地就在不远处了，它是那些迷失在茫茫大海的岛屿中的一个，你看不到一个远航者，也看不到一艘帆船或渔船。这是一片空****的荒原，渐渐地，这种空****的场景会让你心里充满一种隐约的不祥预感。这种巨大又寂寥的空旷感着实令人恐惧。

乘客。格雷：一个高大的犹太人，体格魁梧健壮，举手投足却显得十分笨拙，没有风度。他长着一张灰黄的脸，又长又瘦，大大的鼻子，黝黑的眼睛，他的声音又大又刺耳。他十分好斗，恃强凌弱，总是我行我素。他脾气暴躁，十分敏感，总是提防着别人是不是轻视自己。他总是含含糊糊地威胁说要给谁谁的鼻子来一拳。他喜欢打扑克，一有机会，他就会偷看邻座人的牌。他打牌打得很烂，还总骂自己运气不好，但他每次玩儿几乎都会赢。当输了的时候，他会大发雷霆，把一桌子人都骂一通，然后转身走掉，整晚都不和别人说话。他在钱的问题上很是精明计较，哪怕只有六便士，要是能从朋友那骗到手，他也会骗。但是留声机里的伤感曲调，太平洋上明月升起的美景，都会让他感动不已，他会颤抖着声音说：“太棒了。”

埃尔芬拜因。他被公司派到悉尼出差。他比格雷要年轻得多，个子矮矮的，但很结实，大大的脑袋上黑黑的卷发向后梳在太阳穴的上方；他的脸刮得很干净，有一双突出的棕色眼睛。他来自布鲁克林。他和格雷一样聒噪、粗俗、大嗓门，他粗鲁的言语像一种防御盔甲，心地却十分善良，也很善解人意、感情丰富。他对自己的种族很敏感，当谈话涉及种族时，他会把目光移开，一言不发，很是尴尬。他精力充沛，总是不停地吼来吼去。他对钱很精明，不会让自己吃亏。在帕果时，他把一些旧衬衫拿到岸上，从当地人那里换来了玩具独木舟、香蕉和菠萝。

马克斯是澳大利亚的猫眼石大王，他是一个年近四十的小个子男人，头发灰白，不大的脸上布满皱纹。他是个天生的小丑，喜欢出洋相。他对船上所有的运动都兴致勃勃。在化装游行活动中，他扮成了一个草裙舞姑娘，玩得非常起劲。

梅尔维尔。他是一个高个子男人，面色阴沉，一头长长的、乌黑的卷发中，已经夹杂了一些灰发，五官十分鲜明。他要去澳大利亚摄制美国闹剧和音乐喜剧。他周游过世界，谈论起锡兰和塔希提时**澎湃。和他说话时，他会很和善，但他天生比较寡言，整日坐着在那儿看法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