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早餐时，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是一个轻骑兵，为他的团打头阵。当他吃早饭时，一个勤务兵牵着他的马站在广场的树下。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哥萨克人，出生在西伯利亚，十一年来一直在边境与中国人作战。他瘦瘦的，五官分明，蓝眼睛又大又醒目。他在瑞士待了一个夏天，在战争爆发前三天接到命令，必须立即前往法国。宣战后，他发现自己无法返回俄国，并被派到法国骑兵团任职。他健谈、活泼、喜欢自夸。他告诉我，他俘虏了一名德国军官后，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住处。在那里，他对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俘虏和绅士的。”然后，他给了德国军官一杯巧克力饮料。喝完后，他说：“现在我再来让你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然后，他在德国军官的脸上甩了一巴掌。“那他怎么说？”我问。“什么都没说，他知道如果他开口，我就会杀了他。”他和我聊起了塞内加尔人，他们坚持要砍下德国人的头：“这样你就能肯定他们死了——et ?a fait une bonne soupe（法语：而且用来炖汤也不错）。”他这样描述炮弹：“它们嗖嗖地飞蹿，直到它们落下，你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炸死。”

离这儿不到二十五公里的地方还在打仗。等待午饭的时候，我和一个非常机灵的十三岁小伙子聊了起来。他告诉我，前几天有两名俘虏被押着路过这里。男孩补充说，当时自己的帽子里装满了热栗子，他把栗子一个一个地往那两个可怜的家伙脸上砸。当我告诉他那样做很不像话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说：“为什么？其他人都在打他们。”后来，来了几个德国人，他们要取一辆征用的汽车，和市长一起开车去放车的那栋房子。宪兵们，有十个人，听见这话，便跟踪了过去。当他们到达时，军官正和市长一起走进房子，还有一个德国兵正在汽车下面鼓捣着什么。军官走到一旁，让市长走在他前面。“这说明他很有礼数。”给我提供住处的老太太这么说。就在这时，宪兵们向他开了枪，然后又开枪打死了汽车下面的那个人。其他人举手投降，但宪兵们还是开枪把他们全都打死了。

我被分到一间古怪的小房子里居住，给我提供住处的是一个退休的老伙计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三个儿子，都被征走当了兵。他们非常热心，很高兴有个军官住在他们家里，希望能为我做他们能做的一切。他们在我上床睡觉前给我热牛奶，还说只要我住在那里，他们就会把我当成他们的儿子一样对待。这是一个小房间，有一张带篷的大木床，往外看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和一个倾斜着的红色大屋顶。

整个上午我都在一个由学校改成的医院里面忙活。这里肯定有两百到三百名伤员。整个医院臭气熏天，没有一扇窗户开着，地板也没有打扫过，肮脏和悲惨得令人难以置信。似乎只有两名医生负责照顾他们，还有几位外科医生助手和镇上一些不懂护理知识的妇女在帮忙。那里有一个德国战俘，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的腿被切掉了，他觉得，如果他是法国人，就不会被截肢。医生助手让我向他解释，想要拯救他的生命就必须要截肢，并绘声绘色地向我详细解释了当时这条腿的状况。那个战俘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他正饱受思乡之苦。他躺在那里，脸色蜡黄，长着一撮乱蓬蓬的胡须，一双疯狂而痛苦的眼睛。为了帮助他，医生在他旁边放了一个同样被截肢的法国人，好让他知道法国人也是一样要截肢的，而那个法国人躺在**，还挺高兴的样子。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了，一开始我感到尴尬和不知所措，但很快我发现我能帮上忙，但也仅限于此，那就是清理伤口，涂碘酒，包扎伤口。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伤口。有的是肩膀上超大的伤口，骨头都碎了，流着脓，臭气熏天；有的是背部裂开的伤口；有的是子弹穿过肺部的伤口；有的双脚都炸碎了，你都不知道他的肢体能否保得住。

午饭后，我们接到命令，要把一百名伤员转移到车站，因为此时要全力腾空杜朗镇的这家临时医院，以准备迎接开战后的大量伤员。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每天路上都是行进的部队在为这场大战做准备。有些伤员可以走路，有些伤员要用担架抬到车上。就在第一批担架被抬出来的时候，传来了颂歌的声音，抬担架的人便放下了担架。一个破裂的铃铛叮当作响，发出一种忧郁的调子。一个又大又胖的牧师，穿着牧师袍和白色法衣，走了出来。他前面是一个瞎子，由一个小男孩牵着，我想这应该是仪仗官。仪式开始，他们先为死者颂歌超度。接着，四个人抬来了一具棺材，棺材上盖着黑布，上面放着一个没有染色的木质小十字架，钉着那个死去士兵的身份牌。后面跟着四个士兵和一个护士。他们走了几步，牧师停下来，环顾四周，恼怒地耸了耸肩，他们便停下来等着。终于，又来了一具棺材，然后是第三具和第四具，队伍又开始行进，破裂的铃铛叮当作响。他们走出院子来到马路上，平民们脱帽致哀，士兵们则行军礼，他们慢慢地向墓地走去。我不知道，医院里那些临终者每次听到那只小破铃可怕的叮当声时，心里会是什么感觉。

它坐落在一座白石城堡里，是一座庄严的建筑，门上刻着“1726”这个年份。它既有路易十四时代的坚实宏伟，又略带一种轻盈精致的感觉。它被急匆匆地改造成一家医院。受伤的人躺在大厅和餐厅地板的草垫上。客厅已经变成一个临时病房，匆忙之中，家具还没有搬开，只是被推到了墙边——在大钢琴上看到盆、敷料和药品，真叫人觉得古怪。躺在担架上等待包扎的病人被放在布尔写字台上。前一天晚上，法国人曾试图攻占昂德希镇。法国人在炮兵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前进的道路之前，就已经出兵了，有一个团已经占领了敌军的战壕，但是另一个团（地方自卫队）的士气动摇，然后逃走了，所以已经占领德军战壕的那个团不得不撤退，撤退时遭到了严重的反攻，有三百人死亡，一千六百人受伤。我们把担架从救护车里抬出来，等着把那些可以挪动的人抬走。房子前面有一块圆形草坪，我们可以想象，它在平时一定是修剪整齐的，此时却泥泞得像是在雨中踢了一场足球赛一样。一整晚都有担架员在上面走来走去，还有沉重的救护车轮子在上面碾来碾去，草坪被摧残得七零八落。旁边的一所房子里堆着死尸，他们是那些一到医院便已经死掉的人，还有那些在当晚死去的人。他们紧紧挤在一起，奇形怪状的。他们的制服沾满了泥泞和血污，肮脏不堪。有些人的身体扭曲得很奇怪，仿佛死去时极度痛苦。有一个人伸着胳膊，好像在弹竖琴；有些人瘫在那里，像是一件空落落的衣服，没有人形。但是在死后，那些士兵粗糙肮脏的手没有了血色，反倒变得异常细腻和高贵。我们去了这家医院两三趟，然后去了村里的教堂。它矗立在一座陡峭的小山顶上，是一座光秃秃的、饱经风霜的乡村教堂。在其中一个小礼拜堂里，椅子已经被堆叠在了一起，地板上铺着草垫。伤兵们便沿着墙躺在上面，排得老长，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从他们中间挤过去。由于事发突然，没有来得及摘掉那些宗教标志，有一个石膏制成的圣母从高高的祭坛上俯视着，她瞪着眼睛，脸颊上涂着红红的胭脂，两侧都放着烛台和盛着纸花的镀金罐子。病得不太重的人都在抽烟。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象。门口有一群士兵，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他们不时严肃地望着伤员；到处都有人在转来转去，寻找受伤的战友，不时停下来问问某个伤员的伤势；医院的护理员在伤员中间来回穿梭，为他们送水送汤；担架员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抬着伤员走向救护车。人们的谈话声中夹杂着痛苦的呻吟和垂死者的哭喊；有些人比他们的同伴受的伤要轻，他们开着玩笑，大声笑着，庆幸自己还活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根柱子旁，为一位即将死去的人举行最后的圣礼。他嘟哝着，匆匆地低声祈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受了重伤，他们已经像我看到的那些死去的士兵一样，乱糟糟地躺在那儿了。教堂的正门旁边，有一个人半躺着，他与别人不同，是在另一场战役中受伤的。他的脸色灰白，胡子拉碴，瘦削而憔悴。他没有出声，也没有动，只是阴沉沉地盯着前面，仿佛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逃避死亡，于是满腔怒火。他的腹部有个可怕的伤口，我们已无力回天，他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我又看见另一个伤员，看起来还是个孩子，长得挺丑，圆脸，黄皮肤，细长的眼睛，看上去像是日本人，受了重伤。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非常害怕自己会死掉。三个士兵站在他的脑袋旁，俯身看着他，他紧紧抓住其中一个士兵的手，喊道：“天哪，我要死了。”他号啕大哭，豆大的泪珠从他那又脏又丑的脸上滚落下来，他不断地说：“我好不幸，上帝啊，我好不幸呀。”士兵们试图安慰他，握着他手的那个士兵用另一只手抚摸着男孩的脸：“Mais non，mon vieux，ta guériras.（法语：不会的，朋友，你会好起来的。）”另一个士兵坐在圣坛的台阶上，抽着烟，冷冷地看着一切。他的面颊红润，看上去没有大碍，我走到他跟前时，他高兴地笑了。我看到他的手臂包着绷带，便问他伤口是否严重。他笑了笑：“啊，如果就是这点儿伤的话，那倒不算什么！我的脊椎中了一颗子弹，我瘫痪了。”

蒙迪迪耶的兵舍。我找到了图书室。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邻近的乡绅们在蒙迪迪耶有自己的城区住宅，他们过去会在冬天来这里进行社交活动，但现在他们的宅邸已经被分成了两到三套房子，供那些已经取代他们的资产阶级居住了。分给我住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它应该曾是一幢大房子中的一部分，而图书室是一楼的一间小房间，你可以从一个曾是后楼梯的通道过去。这是一间镶板的房间，一个嵌入式的书柜占据了整面墙，书被铁丝网保护着，门是锁着的，要弄到一本书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看到它们的名字，倒也挺有趣的。它们多半是在18世纪被收藏的，有着烫金装饰的封面。上面几排书架上放的是灵修类书籍，但在它们当中，非常低调地隐藏着几本特别的书，我找到了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Don Guzman de Alfarache）；在它的正下方，我还找到了《一位贵族青年的回忆录与冒险史》（Mémoires d’un Homme de Qualité）；另外还有博须埃（Bossuet）全集，马西隆（Massillon）的布道集，还有我从未听说过的某位作家的十二卷文集。我很想知道他是谁，他怎么配得上这个如此豪华的装帧。我还想读一读里面的一套四卷的四开本著作，其中包括一本《蒙迪迪耶史》。书架上只有《忏悔录》这一本卢梭（Rousseau）的作品。在下面的一个书架上，我找到了一本布封（Buffon）的书，跟我小时候看的版本一模一样，这本书曾给我的童年带来无限的乐趣。收藏这些书的人一定是一个性情严肃的人，因为我发现他的藏书中有笛卡尔（Descartes）的作品，还有一本超级厚的世界史，一套多卷本的法国史和一本休谟（Hume）所著的《英格兰史》译本。书架上还有一大本斯科特（Scott）的大开本小说集，全是八开本的，黑色皮革的封面，看起来很压抑；还有一部拜伦（Byron）勋爵的作品集，看起来着实有些不合时宜的庄严肃穆。很快，我就再也不想看我面前的这些书了，在我看来，隔在它们的金属丝保护罩后面看它们的书名要有趣多了，这样，它们便拥有了一种魔力，如果我能拿到它们，翻开里头发霉的书页，这种魔力便没有了。

亚眠城。这里的英国人几乎和布伦城里一样多，高贵的女士们开着巨大的汽车到处去看望病人，指挥医生。我听说了一件好玩儿的事情。一辆满载伤员的火车刚从前线过来，伤员被暂时安置在车站的医院里。一位女士走来走去给他们喝热汤。过了一会儿，她来到一个被子弹射穿了喉咙和肺部的男人面前，她正要给他喝汤，主管医生告诉她，如果她这么做了就会“淹死”他。“你什么意思？”她说，“他当然要喝汤。这对他不会有任何伤害。”医生回答说：“我的专业意见是，如果你给那个人喝汤，他就会死。”这位女士变得不耐烦了。“胡说八道。”她说。“你给他喝汤的话，后果自负。”医生说。她把杯子端到那人的嘴边，那个人想咽下去，结果马上就死了。那位女士对医生大发雷霆：“你杀了他！”“你说什么？”医生回答，“是你杀了他。我告诉过你会有什么后果的。”

斯滕福德的旅馆老板。他很有特点，是一个佛兰芒人。他谨小慎微、行动缓慢、笨重肥胖，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鼻子，圆圆的脸，四十五岁上下。他不但不欢迎到访的客人，还会使绊子阻碍客人的入住或用餐，客人必须跟他使劲说好话，他才愿意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当他克服了自己对陌生人本能的不信任时，他便会友善起来。尽管他又笨重又迟钝，却有一种孩子气的幽默感，喜欢恶作剧，喜欢哈哈大笑，反应总会慢上几拍。现在他已经和我熟络起来了，虽然还有一丝猜疑，但已经和蔼可亲多了。当我对他说“Votre café est bien bon，patron（法语：老板，你家咖啡不错）”的时候，他会回答说：“C’est lui qui le boit qui l’est.（法语：不错的是喝咖啡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口音很重，总会乱用第二人称单数和复数。他会让人想起旧时弗兰德绘画当中那些捐赠圣坛的人，他的妻子也很像某个捐赠者的妻子。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爬满皱纹的脸十分严厉，不苟言笑，还挺可怕的。不过，你有时会觉得，在她严厉的背后有着佛兰芒式的幽默，有时我还听见她因为某些冒犯过她的人出洋相而开怀大笑。我来到这儿的第一天，拜托老板给我上晚饭，他过去问他的妻子可不可以。他说：“Il faut bien que je la demande，puisque je couche avec.（法语：尽管我和她同床共枕，但我还是得问问她。）”

我在斯滕福德玩得很开心。天气又冷又不舒服。洗个澡是不可能的。食物很差。这里的工作既辛苦又乏味，但是不用操什么心是多么令人高兴啊！我不需要去做什么决定，我只需要做上头安排我做的事，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浪费它。在此之前，我一直都认为时间非常珍贵，我不能白白浪费每一分钟。我满脑子都涌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而且迫切地想要将它们表达出来，我都有些走火入魔了。我有那么多想学习的东西，那么多想看的地方，那么多我觉得我不能错过的经历，但是岁月在流逝，时间很短暂。我从来都没有过上真正不用操心的日子。操什么心？好吧，我想，应该是对我自己，对我所拥有的才华操心，我想充分利用它们和我自己。而现在我自由了，我很享受这种自由。这种快乐是感官上的，甚至是肉欲上的。当我听说有些人在战争中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时，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我不知道英语中是否有像“hebetude”这样的词，如果有的话，这个词所表达的就是我喜欢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