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成为一名医学院学生，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时，我试图摆脱这种恐惧。我读了很多书。它们告诉我，人类是一个受制于机械法则的机器。当机器停止时，人也就完了。我看到人在医院里死去，我那震惊的感觉证实了书本教给我的东西。我满足于相信，宗教和上帝的观念是人类为了生活的便利而演化构建出来的，代表着曾对物种生存一度有价值的东西（无论如何，我要说这种价值还存在），这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解释，并且不能与真实事物相对应。我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但在我的血液和骨子里，我把上帝视为一个理智的人，必须拒绝的假想。

但如果没有上帝把永恒的火焰交付于我，没有灵魂可以托付，如果我只是机械力量的玩物，生存斗争的推动力量，那我看不出别人教我的“善良”到底有何意义。我开始阅读伦理学。我认真地阅读了许多令人生畏的大部头著作。我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仅仅追求自己的欢愉，当他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时，那只是一种幻觉，这使他自己相信他所追求的不是使自己得到满足。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及时享乐是一种常识。我认为，对与错只是个字眼，行为准则不过是人们为自己的自私目的而制定的惯例而已。自由的人没有理由遵循这些准则，除非为了满足个人的便利。我那时有一种喜欢用格言警句的倾向，而且当时这也是一种风尚，于是，我把自己的信念用一句话表述出来，并对自己说：“随你的意愿去吧，要适当考虑拐角处的那个警察。”到我二十四岁时，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它基于两个原则：事物的相对性和人类的圆周性。从那时起，我就发现第一个原则并不是一个原创的见解。也许另一种原则意义深奥，但即使我绞尽脑汁，这辈子也想不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一次，我读了一个小故事，非常喜欢。它可以在安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文学生活》（La Vie Littdraire）的一卷中找到。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但它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年轻的国王，他焦急地想要公正地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于是，派人请来国家中的智者，并命令他们收集世界各地的具有智慧的书，以此，他可以读这些书，学会如何更好地做一个国王。三十年后，这些智者带着一群骆驼，驮着五千册大书回来了。他们告诉国王，这里收集了智者们从人类历史和命运中学到的一切知识。但国王沉浸在国事中，不能读那么多书，所以就命令他们去把这些知识压缩成更少的数量。十五年后，他们回来了，骆驼驮着五百本书。对于这些书卷，智者告诉国王，他能从中找到世间所有的智慧。但仍是过多，国王就再次打发他们回去。十年过去了，他们回来了，这次他们只带了五十本书。但是国王又老又累。他现在甚至连这点书都没时间阅读了，他命令智者们再次减少书的数量，只给他一个人类知识摘要的单卷，以使得他最终能学到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他们走了，开始工作，五年后回来了。当他们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交给国王时，他们已经是老人了。国王也快死了，他再也没有时间读他们给他带来的那一本书了。

我所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能回答所有困扰我的问题，如此一来，一切问题都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我就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模式了。我读了又读，从古典哲学家转向现代哲学家，认为在他们之中，也许我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而哲学家们之间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发现，他们作品中的批判部分令人信服，但对于建设性的部分，尽管我经常看不到其缺点，却意识到，它们没法使我接受。这种印象使我想到，尽管哲学家们有学问、逻辑、派别，他们接受这样或那样的信念，不是因为理性的引导，而是因为性情的迫使。否则，我就无法理解，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如何产生如此深刻的差别。我不知道在哪儿读到，费希特（Fichte）曾说过，一个人的哲学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突然想到，也许我在寻找一种找不到的东西。在我看来，哲学中不存在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普遍真理，但只存在一个真理，即与每个人的个性相一致的真理。那么对我来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缩小搜索范围，寻找一些其哲学体系与我相适应的哲学家，因为这位哲学家与我是同一类人。他所给出的用于解决我困惑的问题的答案，必须使我满意，因为它们是符合我性情的唯一可能的答案。

有一段时间，我深为实用主义者所吸引。英国著名大学的学者们写了不少形而上学的著作，然而我并没如期望的那样从中受益。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太绅士了，不可能是很好的哲学家。我不禁怀疑，他们有时会因为怕冒犯与他们有社交关系的同事的脆弱情感，而无法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辩。实用主义者精力充沛，他们非常活跃。其中最重要的哲学家都文笔不错，我无法彻底理解的问题，在他们笔下显得简洁明了。但是，尽管我很愿意相信，我却不能使自己像他们那样相信，真理不过是我们为满足自己的实际需要而创造的。我认为所有知识都是基于感性体验的，在我看来，这种感性体验似乎是上天赋予的，无论是否合适，都必须接受。如果“相信上帝存在”能给予我安慰，那上帝就是存在的，对于这个论点我也不会觉得舒服。我对实用主义者不再感兴趣了。我发现柏格森（Bergson）读起来很好，但令人难以信服。在贝奈载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身上，我也没有发现任何与我目的相符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发现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一位使我非常满意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容易理解，英语也很好。我怀着钦佩之情拜读他的著作。

我非常愿意接受他作为我的寻找向导。他具有世间的智慧和常识。他能容忍人性的脆弱。但我及时发现，他是一个对这条路没有什么把握的向导。他心绪不宁，就像一个建筑师，当你想要一所房子住的时候，他先说服你用砖块建造它，然后在你面前摆出一堆不错的理由，说明它为什么应该用石头建造。但当你同意了，他就会以同样好的理由，来证明唯一能使用的材料是钢筋混凝土。与此同时，你却没有一个栖身之所。我在寻找一种哲学体系，就像布拉德莱（Bradley）的哲学体系一样，既前后一致又自成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一个部分必然依附于另一部分，这样，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除非整个体系崩溃。这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给不了我的。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永远找不到我想要的那本完整而又令人满意的书，因为那样的书只能是我自己的一种表达。因此，与其说是出于谨慎，不如说是出于勇气，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为自己而写这本书。我找出了大学生要取得哲学学位的必读书目，然后苦读了一遍。我想，这样我至少应该为自己写书打下一个基础。在我看来，我四十年（当有这个想法时，我四十岁）里学习积累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正准备花几年的时间勤奋研读哲学文献，我应该有能力去写我心中所构想的那本书。我意识到，这本书除了对我自己，其价值不过如此：它可能为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勾勒出一幅其“灵魂”（找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词）的清晰画像，与通常被归于专业哲学家的那些人相比，他的生活更充实，人生体验也更丰富。我很清楚，自己没有形而上学的思辨天赋。我想从各处汲取理论，不仅满足我的思想，而且还能满足比我的思想更重要的东西——所有的本能、情感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偏见如此紧密整合，以至于很难将其与本能区分开来），并且用这些理论创造出一个对我有效的哲学体系，使我能够追寻自己的人生道路。

但我读的书越多，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越复杂，我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那些哲学杂志使我感到特别沮丧，在这些杂志里，我发现一些主题讨论得极为详尽，显然这些主题很重要，但这对仍在哲学黑暗中摸索的我来说，却显得有些琐碎。他们处理主题的方式、逻辑工具、每一个观点被论证或反驳时的谨慎、每个作者在初次使用时所定义的术语、引用的权威，都向我证明了哲学。无论如何，都是专家之间要处理的事情。外行不太可能理解其中的微妙之处。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来准备写我构想的那本书，等到写完的时候，我可能会像安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故事里的国王一样，躺在将死的病**，至少对我来说，我所付出的努力将不再有什么用了。

我放弃了这个想法，现在我所能展示的努力成果，就是当时写的一些杂乱无章的笔记。我不要求这些笔记甚至其中的文字有什么独创的地方。我就像一个流浪汉，用自己能找到的最好的东西装扮自己——仁慈的农妇给的裤子，从稻草人身上扒下的外套，从垃圾箱里翻出的不成双的靴子，还有路上捡到的帽子。尽管是一堆破衣烂衫，他却穿得很舒服，可能不好看，但他发现它们很适合自己。当他经过一位穿着考究的蓝色西装、头戴一顶新帽、皮鞋擦得锃亮的绅士时，他觉得绅士看起来高贵气派，但他不确定，自己若穿上那身整洁体面的华服，是否会像穿着破衣烂衫那样轻松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