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不是特别看重我的作品，我认为这很自然。在戏剧中，我发现自己身处传统模式比较自在。作为一名小说作家，我能穿越无数世代，追溯到故事的讲述者，他们在新石器时代人类藏身的洞穴中围火而坐。我要讲一些故事，而且我有兴趣来讲述它们。对我而言，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充分的主题目标。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故事被知识分子所鄙视。我曾阅读过很多关于小说艺术的书籍，它们都认为情节没有什么价值。（顺便说一下，我想说，我无法理解一些聪明的理论家在故事和情节之间所划分出的明显界限。情节仅仅是故事安排的模式。）从这些书中，你会断定，情节只是对聪明的作者的一种阻碍，是对公众愚蠢要求的让步。事实上，有时候你可能会认为最好的小说家是散文家，唯一完美的短篇小说是由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和赫兹里特（Hazlitt）写的。

但是，听故事的快乐与人性一样自然，与欣赏舞蹈和观看作为戏剧前身的哑剧时感受到的快乐是一样的。侦探小说的流行表明这一点并没有被削弱。最有才智的人们读侦探小说，当然，是抱着屈尊的态度，但他们还是读了。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心中认可的心理小说、教育小说、心理分析小说不能满足他们这种特殊的需求，他们为何要去读呢？有许多聪明的作家，他们头脑中都有各种各样可以讲述的好东西，并且有天赋创造活灵活现的人物，但他们创造好了这些人物，却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处理他们。他们没法构思出一个可信的故事。就像所有作家一样（在所有作家身上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欺骗），他们把自己的局限性当作优点，或者告诉读者他可以自己想象会发生什么，或者斥责他好奇心太重。他们声称，生活中的故事不会结束，情景也并没有圆满，松散的结局也还是悬而未决。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因为至少死亡结束了我们所有的故事。但就算这是真的，它也不是一个好的论据。

小说家声称自己是艺术家，而艺术家并不复制生活，他会根据自己的目的，对生活做出安排。就像画家用他的画笔和他的色彩来思考一样，小说家用他的故事进行思考。虽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对生活的看法，还有他的个性，都是作为一系列人类行为而存在的。当你回顾过去的艺术时，你一定会注意到艺术家很少赋予现实主义太多的价值。总的来说，他们把大自然作为一种形式上的装饰，在想象力无比丰富，驰骋得太远，需要回归现实的时候，他们时不时地会直接地复制自然。在绘画和雕塑中，甚至可以说，与现实非常接近往往宣告了某一流派的衰落。在菲狄亚斯（Phidias）的雕塑中，你已经看到了《望楼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的单调沉闷，以及在拉斐尔（Raphael）的《波尔塞纳的奇迹》（Miracle at Bolsano）中，布格罗（Bouguereau）的乏味无趣。艺术只有通过强加于自然一种新规约才能获得新的活力。

但那只是顺便一提而已。

读者自然希望知道，引发其兴趣的人会发生什么，而情节就是你用来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构思一个好的故事显然并不容易，但其困难性并不能成为对其轻视的理由。好的故事应该具备主题需要的连贯性和充分的可能性。它应该自然地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这是当今小说的主要关注点。它应该具有完整性，以便在情节最终展开时，不再有人对故事中的人物提出疑问。它应该像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一样有开端、发展和结尾。情节的主要用途似乎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这是引导读者兴趣的一条线索。这可能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了，作者通过兴趣的导引，使读者从一页翻到另一页，也是通过兴趣的导引，使读者产生了作者所期待的情绪。作者总是采用一些似乎不太正当的手段，但他绝不能让读者察觉到自己这样做了。并且通过操纵故事的情节，他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样读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暴行”。我不是在写关于小说的专业论文，所以我不需要列举小说家用来达到这一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但这种对读者兴趣的引导有怎样的效果，对它的疏忽有怎样的害处，在珍妮·奥斯丁（Jane Austen）的作品《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和《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如此坚定地沿着简单的故事路线引导读者，她不会停下来想想，埃莉诺（Elinor）其实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玛丽安（Marianne）就是一个傻瓜，而那三个人是毫无生气的假人。福楼拜（Flaubert）的目标在于严格的客观性，所以他很少去引导读者的兴趣，他甚至对各种角色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这使他的小说很难阅读。我想不出还有哪位作家有着如此多的优点，却给人留下如此模糊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