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己的文学地位并不抱幻想。在我的国家，只有两位重要的评论家会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的作品，而那些聪明的年轻人在写关于当代小说的评论文章时，他们从未想过要考虑到我。但我并不为此生气。这种情况很正常。我从未做过什么宣传。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读者群的数量大大增加，并且有大量无知的人不需要使用过多劳力就可以获得知识。他们认为，阅读小说就是在学习一些东西，因为小说中的人物会对当下的热点话题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小说的这里那里再点缀一点谈情说爱的桥段，会使他们所学到的知识信息足以满足他们的口味。小说被认为是传播思想的便利讲坛，许多小说家也都愿意将自己视为思想的引领者。他们所写的小说，更多的是一种纪实文学而非完全虚构的。它们具有新闻价值。其不足之处在于，过几天它们就会像上周的报纸一样没有什么可读性了。但是，如此巨大的新型读者群对知识的需求，催生了大量的书籍出版，这些书都是公众比较欢迎的类别，比如科学、教育、社会福利以及一些我不太了解的方面。这些书中的语言都不是很专业，易于公众阅读。这些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把那些宣传式的小说挤出了市场。但很明显，随着此类小说的流行，它们似乎比人物小说或历险小说更有意义，并且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话语主题。

从那时起，那些聪明的评论家和更为严肃的小说读者，就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那些在写作技巧上有所创新的作家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说家们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新奇独特给那些陈旧素材注入了些许新鲜活力，而且可以引发对此的诸多讨论。

人们如此多地关注这些事情，似乎很奇怪。通过小说中某个角色的感知，以观察者的视角进行叙事，这种方法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设计并发展到一种很完美的程度的。这是一种巧妙的回避手法，营造了其小说中追求的戏剧性效果，这种逼真的体验要归功于那些深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的作家，这种方法也为那些采用“全视全智”（all-seeing and all-wise）手法进行叙事的小说家解决了某些困难。这种方法中的观察者所不知道的东西通常可以继续保持其神秘。然而，它只是一种自传形式的些微改变，自传也有许多与此相同的优点，而把这种方法说成是一个伟大的美学发现，好像有点荒谬。在其他一些写作实验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思维流（stream of thought）的运用。作家一直被那些具有情感价值和不难理解的哲学家所吸引。叔本华（Schopenhauer）、尼采（Nietzsche）和柏格森（Bergson）依次吸引着他们。心理分析不可避免地会正中他们的口味。这对小说家来说有很大的可能。他知道，他创作过的最好作品，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己的潜意识，而通过其塑造的人物潜意识里的想象，试着对人物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确实很诱人。心理分析是一个聪明而有趣的手法，但是仅此而已。如果作家不是为了特定目的（比如为了讽刺、更有戏剧性，或是为了解释说明）将其作为偶然使用的方法，而是使其成为作品的基础，这就显得有点乏味了。我想，心理分析或者是其他类似手法中的有益部分，会被吸收到小说创作的普遍技法当中，但介绍它们的那些作品很快就会让人觉得乏味。那些对写作实验好奇的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在使用这些技法写的书中，作者探讨的那些问题都是极其琐碎的。看起来，这些书的作者似乎是不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空虚，才不得不去尝试这些写作技法。他们费尽才智所描述的人物，本质上是无趣的，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无关紧要。这点是预料之中的。因为艺术家只有在对其创作的主题没有多少兴趣时，才会被创作技法所吸引。当他沉迷于自己的创作主题时，他没有太多精力去考虑作品在表达上的巧妙性。因此，十七世纪的作家们，被文艺复兴搞得心力交瘁，还有国王的暴政和教会的统治，这些都使作家们无法专注于思考人生中的重大问题。他们的思想便转向了贡戈拉主义（gongorism，西班牙诗人贡戈拉的风格，即文字交错缠绕而华美瑰丽的风格）、浮华的文风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可能是近年来，人们对艺术领域各种形式的技法实验的兴趣表明，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崩溃。在十九世纪看起来很重要的主题也已失去了趣味，艺术家们还没有看到哪些重大事件将会影响到下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将会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将取代我们自己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