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第一部小说叫《兰贝斯的丽莎》（Liza of Lambeth）。我寄给的第一家出版社就接收了它。有一段时间，费希尔·昂温（Fisher Unwin）一直在为他的《笔名丛书》（The Pseudonym Series）系列出版大量的短篇小说，吸引了很多读者的目光。其中就包括约翰·奥利弗·霍布斯（John Oliver Hobbs）的小说。在读者看来，这些作品富于机智，文笔大胆。它们让作者获得了名气，也确定了这套丛书的声望。我写了两篇短篇故事，我想将其合成一卷，篇幅长短应该适合收录到这部丛书中，然后把它们寄给了费希尔·昂温。一段时间过后，他把它们退了回来，并附上一封信，问我有没有一部写好的长篇小说可以交给他。这带给我很大的鼓舞，我随后立即坐下来创作。我白天在医院工作，所以只能在晚上写作。我一般六点回家，读读我在兰贝斯桥拐角买的《星报》（Star），早早吃晚饭，清理好桌子后便开始工作。

费希尔·昂温对他的作者们很严苛。他利用我的年轻、无经验、乐于可以出书的心理，就与我签合同，但直到他卖出很多书后，我才拿到版税。但他懂得如何推销他的产品，他把我的小说寄给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此书得到了广泛的评价，巴兹尔·威尔伯福斯（Basil Wilberforce），后来的威斯敏斯特副主教，还在教堂布道时宣传了这本书。圣托马斯医院的资深产科医生被这本书深深地打动，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他手下的小职位。此书出版后，我很快就通过了期末考试。这本书夸张的成功，使我决定放弃医生这个职业，因此我不明智地拒绝了他的好意。第二版的书一个月内就要求出版，我更确信我以写作为生计很容易就能赚钱。一年后，我从塞尔维亚回来，就收到了费希尔·昂温寄来的版税支票，这让我有些吃惊。金额足足有20英镑。如果从书的持续销售情况来看，那么这本书依然可读。这本书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要归功于我在医学院的学生工作，可以有幸接触生活的另一面，而当时的小说家很少探索过生活的这一面。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的《陋巷故事》（Tales of Mean Streets）和《来自杰戈的小孩》（A Child of the Jago）引发公众开始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我则得益于他在公众中引发的兴趣。

对于写作我一无所知。虽然就我这个年纪而言，我已读了不少书，但我读书时不懂得辨别，只是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读我知道的书，看看里面都写了些什么，虽然我觉得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当我决定开始写作时，我觉得还是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十六岁时开始读他的作品。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巴黎，我都要花一下午时间待在奥德翁（Odeon）美术馆的长廊里浏览那里的群书。在那里，莫泊桑的一些书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售价七十五生丁，我买下了这些书。但其他书定价三个半法郎，我还负担不起，所以我常常把书从书架中取出来，读到哪算哪。穿着淡灰色工作服的管理员没有注意到我，当他没有看过来时，我就翻开标记的那页，继续不间断地读。因此，我在二十岁以前就设法读完了莫泊桑的大部分作品。尽管他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享有盛名，但必须承认他还是有很多伟大的过人之处。他头脑清晰，较为直接，具有某种形式感，他还知道怎样从他必须讲述的故事当中获取最大的戏剧价值。我不禁认为，比起那时影响年轻人的英国小说家，他是一位更值得追随的大师。在《兰贝斯的丽莎》里，我没有添油加醋，也不夸张地描述我在医院门诊部以及作为产科职员在病区遇到的那些人，还有我入户随访，或无所事事闲逛时所遇到的那些打动我的事。我缺乏想象力（因为想象力随着运用而增长，和大家以为的相反，年轻人的想象力要弱于成年人），这使我只能直截了当地写下我的所见所闻。我这本书的成功仅因为有一次幸运的机会。它并不意味着我的未来。但这个我还不知道。

费希尔·昂温竭力劝我再写一本更长的关于贫民窟的小说。他说，这不仅能够符合公众的口味而且预言它能够成功，因为我已经打开局面开了头，这本书会比《兰贝斯的丽莎》更为成功。但这根本不是我预想的。我有远大目标。我曾有一种不知哪里来的感觉，就是你不能追随成功，你要跨过成功。我从法国人那里学到，不要太重视区域小说，我一旦写完了一本关于贫民窟的小说，对这种类型的题材就不再感兴趣了，实际上我已经写完一本不同类型的小说。费希尔·昂温收到这本小说后肯定会失望。小说的背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灵感来自我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中读到的一个故事。我写下这本书是因为我读到了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关于艺术小说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他讲道，历史小说是年轻作家唯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文体，这一观点让我十分信服。因为年轻人没有足够的生活经历去写当代人的礼仪风俗。历史却可以给他提供故事和人物，年轻人血液中浪漫的热忱赋予他创作这类文体的力量。现在我知道，这很说不通。首先，说年轻作家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写他的同代人，这不是真的。我并不认为，一个步入晚年生活的人可以比他年少时期对人的了解程度高出多少。一个人的家庭，和他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的仆人、学校的老师、其他的男孩女孩——男孩子肯定对这些人了解很多。他直截了当地观察他们。成年人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向年轻人介绍他们自己，却不会对成年人这么做。而且孩子，尤其是男孩，会认真观察他所处的环境，他所住的房子，乡村或者是城市的街区，这些细节在他成年以后很难再意识到了，因为大量的过往印象模糊了他的感受力。历史小说的确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来创作出真实的人物，创作素材中的人需要具备不同习俗和观念，第一眼看上去与我们不同；而重新创造过去不仅需要大量的知识，还需要想象力，但这些似乎很难从年轻人身上找出。我应该说，事实与安德鲁·郎格（Andrew Lang）所说的正好相反。小说家应该把历史小说放到他创作生涯的末期，那时他的思想和他的生活的变迁已经给他带来关于世界的许多丰富的知识，经过多年对他周围人个性的探索，他已经获得了深入洞察人性的直觉，这使得他能够理解和创造过去年代的故事。我已经写出我知识范围内的第一部小说，但受这个不良建议的怂恿，我开始创作一部历史传奇。我利用长假期间，在卡普里（Capri）进行创作，我的**每天早晨六点都会把我唤醒，然后一直创作，直到饿到不得不去吃早餐才停笔。我至少还想在海里度过早晨的余暇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