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衷地希望在我年轻的时候，能有一位有见识的人来指导我的阅读。当我回想我在那些对我毫无益处的书上浪费了大量时间时，我扼腕叹息。我所得到的些许指点归功于在海德堡与我同住的年轻人身上。我叫他布朗。当时他二十六岁。离开剑桥后，他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他有一些钱，足够让他在物价并不太高的日子里生活下去。他发现法律让他感到厌恶，决定投身于文学。于是他来海德堡学习德语。从那时起，一直到他去世的四十年里，我都同他有联系。在前二十年，他一直思考当他真正开始写作时，他会写些什么，这使他感到很有趣。剩下的二十年，他同样自娱地想，如果命运对他再好一些，他本该会写些什么。他写了许多诗。他既没有想象力，也缺乏**，他的耳朵也不好。他花了几年时间翻译那些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这些对话录已经被多次翻译过了。然而我怀疑，他没有译完过任何一个对话，因为他完全没有意志力。他多愁善感，而且自负。他虽然个子矮，却很英俊，五官精致，头发卷曲。他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脸上总是带有一种渴望的神情。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诗人应该有的样子。作为一个老人，在经历了充满惫懒的一生后，他有些秃顶和憔悴，一副苦行僧的样子，所以你可能会把他当成一个常年热情而无私地从事研究的学者。他的精神状态就像是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所产生的那种厌倦的怀疑主义——他一直在探索存在的奥秘，却发现除了虚无之外，别无他物。慢慢地，他把那点微薄的财产挥霍完后，他宁愿依靠别人的慷慨施舍来生活也不愿去工作，因此他常常入不敷出。他那种骨子里的自我满足使他能够听任贫穷，漠然地忍受失败。我想，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可恶的骗子。他的一生就像个谎言，但当他临终的时候——如果他知道他将要离开的话，不过幸好他并不知道——我相信，回顾自己一生，他会认为这一生过得还不错。他充满魅力，也没有嫉妒心，尽管他太自私，从没给予他人任何好处，但他也并非没有同情心。他对文学有真正的鉴赏力。我们在海德堡山上散步时，他和我谈起了书。他跟我谈到了意大利和希腊，实际上他并不了解这两个国家，但他却点燃了我的青春和幻想，我开始学习意大利语。

怀着改宗者的热情，我接受他所说的一切。他激发了我对某些作品的热切敬慕，而时间证明，这些作品并没有那么令人钦佩，尽管如此，我也不该将此怪罪于他。他来的时候看到我在读《汤姆·琼斯》（Tom Jones），那是我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他告诉我，尽管这些书没有什么害处，但我最好还是读一读《彷徨中的戴安娜》（Diana of the Crossways）。即使那时他还是柏拉图主义者，他还是给了我雪莱（Shelley）翻译的《会饮篇》（Symposium）。他跟我谈到了勒南（Renan）、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l Newman）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他认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有点庸俗。他向我讲述了斯温伯恩（Swinburne）的《诗与谣》（Poems and Ballads）以及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他熟知许多优美的四行诗，在散步时背给我听。此时我常常交织着两种情绪，一种是对诗行中浪漫的快乐主义的热情，一种是布朗的背诵让我感到尴尬。因为他背诵诗文时就像高教会派的助理牧师一样，拖着长长的语气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吟诵连祷文（Litany），让人昏昏欲睡。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而不是一个英国俗人，那么你就必须仰慕这两位作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我已经准备好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了，去实现这个理想的目标。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在读《夏巴特修面》（The Shaving of Shagpat）时我发出阵阵的笑声。在我看来，这本书简直太好笑了。然后我一本本地读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的小说。他的小说棒极了，但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精彩。我的钦佩之情是假的。我之所以钦佩，是因为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年轻人应该去做的。我陶醉在自己的热情之中。我不愿听我内心深处那个喋喋不休抱怨的声音。现在我知道了这些小说里有很多浮夸的言辞。但奇怪的是，再读一遍，我依旧能想起我第一次读时的感受。现在对我而言，它们是丰富多彩的，在阳光明媚的早晨，这些小说对于智力觉醒的我来说，代表着我甜美芬芳的青春梦。因此当我看完梅瑞狄斯的小说，比如《埃文·哈林顿》（Evan Harrington），即使我认为书中的虚伪令人恼怒，它的势利令人讨厌，它的冗长令人忍无可忍，我永远也不会再读了，但我的心还是为它融化，依旧认为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另一方面，我在同一时间怀着同样的兴奋读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作品时，我却没有这种感觉。对我而言，对他并未声称拥有的优点，我没有产生一点愉快的联想。我觉得他就像阿尔玛·塔德玛（Alma Tadema）的画一样乏味。奇怪的是，人们竟然会称赞这篇散文。它像是一潭死水，没有任何艺术感。就像是技艺拙劣的匠人，精心制作用来装饰车站餐厅墙壁的马赛克一般华而不实。佩特（Pater）对周围生活的态度有点与世隔绝、目空一切、绅士派头十足的感觉，总之是一种装腔作势的样子，让我很反感。欣赏艺术应该带着**和力量，而不是带着一种不温不火的、轻蔑贬抑的优雅，这种不以为然的优雅是因为害怕在公共休息室里遭到学者们的挑剔。但是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是一个软弱的人，没有必要严厉谴责他。我不喜欢他不是因为他自身，而是因为他是文学界中那些普通而可憎的人物的缩影。这就是对文化十分自负的人。

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对品性的影响。除非它能使人的品性变得高贵有力，否则它没有任何用处。它的作用是终生的。它的目的不是美，而是善。正如我们所知，它常常导致自满。当学者纠正错误的引语时，谁没有见过他那薄唇上的蔑笑？当鉴赏家在有人称赞一幅他不喜欢的画时，谁没有见过他那痛苦的表情？读了一千本书比不上耕耘一千块地。给一幅画加上正确的描述也不如找出熄火汽车的毛病所在更为实用。每一种情况下，它都是特殊的知识。股票经纪人和工匠都有他们专门的知识。知识分子有一种愚蠢的偏见，即他的知识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真实、善良和美丽并不是那些上过贵族学校、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经常去博物馆的人所特有的。当艺术家屈尊使用他人作品时，他不应有任何借口。如果他认为他的知识比别人的更重要，那他就是个傻瓜。如果他不能坦然平等地对待他人和自己的知识，那他就是个智障者。因此马修·阿诺德坚持反对庸俗主义，对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