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离开学校了。我在预备学校里过得并不快乐，父亲去世时，我被送到那里，因为学校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离惠特斯特布尔（Whitstable）只有六英里，我叔叔和监护人是那里的教区牧师。它是国王学校（King’s School）的附属学校，国王学校是一座古老的建筑物，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如愿按时入学了。我离开低年级时满心欢喜，因为低年级的老师都是些可怕的恶霸。当疾病迫使我在法国南部度过一个学期时，我很痛苦。我母亲和她唯一的妹妹都死于肺结核，当发现我的肺部也受到感染时，我叔叔和婶婶很担心。我被安置在耶尔（Hyeres）的一个家庭教师那里。回到坎特伯雷（Canterbury）时，我并不怎么喜欢那里了。我的朋友交了新朋友。我很孤独。我被转入了高年级，由于落了三个月的课，我在班里有点跟不上。我的班主任老是唠叨催促我。我劝说叔叔，如果我不去上学，在里维埃拉（Riviera）度过接下来的冬天，那会对我的肺有好处，之后再去德国学习德语对我来说也很有意义。我可以继续在那里学习进入剑桥的必学科目。我的叔叔是个软弱的人，我的理由貌似也有些道理。他不太喜欢我，对此我不能责备他，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但由于那是花费我自己的钱，且花在了教育上，他也很乐意让我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做。我婶婶非常赞成我的计划。她是德国人，身无分文，但出身高贵。她家有一枚盾形纹章，上面有护盾人以及许多四分纹，她为此很是自豪。我曾在别的文章中说过，尽管她是一个穷牧师的妻子，但却不愿去拜访一位富有银行家的妻子，这个银行家因为做生意，就在附近一所房子避暑消夏。是她安排我去海德堡（Heidelberg）的一户人家，她在慕尼黑（Munich）的亲戚那里听说过这户人家。

但是，当我十八岁从德国回来时，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划。我比以前更快乐了。我第一次尝到了自由，所以我无法再忍受在剑桥里受到的束缚。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非常渴望立刻开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叔叔一直希望我能进教堂做牧师，虽然他明知道我说话结巴，没有比这更不合适的职业了。我告诉他我不会去当牧师，他也以一贯的冷漠态度，接受了我拒绝去剑桥的事。我仍然记得那些关于我该从事何种职业的荒谬讨论。有一种建议让我去当公务员，于是我叔叔就写信给一个在牛津的老朋友——他在内政部（Home Office）担任重要职务，征求他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由于考试制度以及通过考试进入政府部门的人员的阶层，现在已没有位置给一位绅士了，于是问题就解决了。最终的决定是，我应该成为一名医生。

我对医学并不感兴趣，但它给了我在伦敦生活的机会，让我获得了我渴望的生活体验。1892年秋我进入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s Hospital）。我发现头两年的课程非常枯燥，除了勉强通过考试外，我对学业没有更多地关注。我是一个不让人称心的学生。但我有自己向往的自由。我拥有了自己的居所，在那里我可以做我自己。我把房子布置得既漂亮又舒适，为此我感到自豪。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以及本应该投入到医学研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和写作上。我的阅读很广博，笔记本上写满了关于故事和戏剧的想法、对话的片段，以及对我所读的内容和我正经历的各种体验进行的反思，这种反思是非常直率和坦诚的。我对医院的生活了解甚少，在那儿结交的朋友也很少，因为我忙于其他事情。但是，两年后，我在门诊部先后做了文员和外科手术助手，逐渐对医院的工作感兴趣了。我开始适时地在病房工作，然后兴趣大增，以至于在我给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解剖时，染上了脓毒性扁桃体炎，不得不卧床休息，然而我却迫不及待地重新投入工作。我必须参加一定数量的分娩手术才能获得执业证书，这就意味着我要去兰贝斯（Lambeth）的贫民窟，经常去警察不愿进入的恶臭场所，但我的医用黑包足以保护我。我发现这项工作很吸引人，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夜以继日地在急诊值班，为紧急情况提供急救服务。这让我疲惫不堪却极度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