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里还有一段小姐妹辩论赛，把这个问题阐发得最透，作者其实是借几个小姐妹之口，虚拟了一场传统儒家和大另类王充之间的辩论。王充其人，我在《孟子趣说》里介绍过，是个著名的大刺儿头，处处找碴儿，专和经典主流思想作对，惹人不痛快，但是，他老人家学问极大，脑瓜极聪明、辩才极好，所以大家还都拿他没办法。这是个古代的李敖哦！
王充就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他的论调是“福虚祸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祸福无凭，甚至是好人不长命，恶人活百年，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当然了，这都是万恶的旧社会才有的现象。但是，就是在旧社会里，不少正统知识分子对这种论调是非常不认可的。好了，咱们看看《镜花缘》辩论赛吧，辩论是从讨论颜渊的早夭开始的。颜渊，也就是颜回，后人尊称他为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身上闪耀着很让孔子欣赏的圣人的光芒。颜渊哪儿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没钱。
人如果没钱，有什么都没用。颜渊吃不饱、穿不暖，结果很年轻就死了。孔子难过极了，认为这是老天爷剥夺了自己的学术继承人。《镜花缘》里的锦云美眉不理解了：颜渊这么个小圣人，到底哪里做错了，老天爷要让他早死呢？
锦云道：“以颜子而论，何至妄为，不知他获何愆而至于夭？”
兰言道：“他如果获愆，那是应分该夭的，夫子又哭他怎么？就同叹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一个意思，因其不应夭而夭，所以才‘哭之恸’了。固云‘命也’，然以人情而论，岂能自己。即如他这论上‘泣’字，自然也是当泣才泣的，我们哪里晓得。”
锦云望着众人笑道：“兰言姐姐的话，总要驳驳她才有趣。刚才她说；‘善恶昭彰，如影随形。’我要拿王充《论衡》‘福虚祸虚’的话去驳她，看她怎么说？”
兰言道：“我讲的是正理，王充扯的是邪理，所谓邪不能侵正，就让王充觌面，我也讲得他过。况那《论衡》书上，甚至闹到问孔刺孟，无所忌惮，其余又何必谈他。还有一说：若谓《阴骘文》‘善恶报应’是迂腐之论，那《左传》说的‘吉凶由人’，又道‘人弃常则妖兴’，这几句，不是善恶昭彰前证么？即如《易经》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经》说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些话，难道不是圣人说的么？近世所传圣经，那《坟》、《典》诸书，久经澌灭无存。惟这《易经》、《书经》最古，要说这个也是迂话，那就难了。”
锦云笑道：“设或王充竟是这样驳你，你却何以对答？”
兰言道：“他果如此，我就不同他谈了。”
锦云道：“敢是你辞穷么？”
兰言道：“并非辞穷。我记得《家语》同那《大戴礼》都说：‘倮虫三百六十，圣人为之长。’圣人既是众人之长，他的话定有识见，自然不错，众人自应从他为是。况师旷言，‘凤翥鸾举，百鸟从之。’凤力禽之长，所以众鸟都去从他。你想：畜类尚且知有尊长，何况于人！妹子下去答他者，因他既以圣人为非，自然不是我们倮虫一类，他自另有介虫或毛虫另归一类，我又何必费唇费舌去理他。”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齐声称快。锦云道：“若非拿王充去驳她，你们哪里听这妙论。”
很有趣吧？看来我们的辩论技术比起古人来并没有多大的进步啊。兰言最后驳斥王充“福虚祸虚”，先说明自己是“正说”，王充是“邪说”，既然有了正邪之分，就不必摆论据、讲逻辑了，一番分析下来，原来王充不是人！那就没话可说了。
不过兰言也告诉了我们很重要的线索：儒家三大经典《尚书》、《周易》、《左传》都讲过善恶有报的话，看来这种观念很儒家哦。那么，难道这和佛家讲的因果报应不谋而合吗？也不尽然，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佛家的因果观念原本是不带多少善恶之类的道德判断的，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一些所谓佛家观念其实并不佛家，这点详见《孟子趣说》第一册里的《人间佛国》一篇，谁要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兰言一开始说的孔子哭颜渊“就同叹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一个意思”，这个“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也是《论语》里的典故，说孔子的学生伯牛生病了，孔子去看他，从窗户拉着伯牛的手，很难过地感叹说：“小子，你要玩完了，这就是命啊！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
这段《论语》很难解，往龌龊了想，好像是正人君子得了花柳病，还有传染的可能。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伯牛和颜渊后来经常被一并提起，作为好人没好报的代表，这里不就是锦云一问颜渊，兰言首先就提伯牛吗？兰言引述《周易》和其他儒家经典来解释颜渊和伯牛的倒霉遭遇，这到底是小说家言，而大诗人白居易也说过同样的话，这可是真实不虚的。
白居易写过一篇祭文，叫做《祭乌江十五兄文，时在宣城》，其中就说：“《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书》曰：‘非天夭人，人中绝命。’则冉求斯疾，颜回不幸；何缪舛之若斯？谅圣贤之同病。”冉求就是伯牛，白居易也不明白：《周易》里明明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为什么伯牛得了绝症，颜渊年纪轻轻就死了，没道理呀！
这世上讲不通道理的事多着呢，还是听兰言的吧，别想那么多了，有些事情也许就是由命不由人，颜渊论命当死，孔子论人情当哭，如此而已。
那么，伯牛和颜渊的悖论到底有正解没有呢？或者说，如果伯牛和颜渊在活着的时候用尽浑身解数来积德行善，按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说法，他们会不会不再“由命不由人”，而是由人来改命呢？
改命？！
很多人一听“改命”这两个字，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不错，《了凡四训》。该书的作者明朝人袁了凡曾经一生都被一位算卦高人批得准准确确，读几年书，拿多少工资，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不准的，所以袁了凡越活越没有积极性了，直到有一次他在南京栖霞山遇到了云谷禅师。
瞧这名号，栖霞山云谷禅师，一看就知道是高人，如果是保定肉联厂朱二贵，就算水平比云谷禅师更高，大家也不容易信他。
云谷禅师对袁了凡说：命是可以自己改的。他有一段话是：“《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及否？”这是说《易经》是帮人趋吉避凶的，如果命运真是严丝合缝卡死的话，你就算靠算卦知道了买哪个号码的彩票可以中大奖，如果你命里没这个奖你也得不着；你算出来明天会丢一百块钱，到了明天你再怎么小心也照样得丢，如果真是这样，《易经》还怎么帮人趋吉避凶呢？所以《周易》开篇没多久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周易》的第一原则，你难道还不相信吗？
其实云谷禅师没分清《易经》和《易传》，但无论如何，照袁了凡的说法，他后来真就开始使劲地积德行善了，还真把命运给改变了。
这样看来，伯牛和颜渊当初积的德、行的善还不够，如果他们早知道学习袁了凡，说不定都能长命百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