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后记本来应该是由童庆炳先生本人亲自撰写的,但实际情况是,老人家还没来得及进入这一环节,就于今年6月14日仙逝了。这样,便只好由我越俎代庖,勉为其难地写上几笔。

据我掌握的信息,也据童老师最后四届博士生回忆,《童庆炳文集》的整理与编纂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2010年9月,新一届博士生江飞和李立刚入学不久,童老师便找他们帮忙,嘱其编辑文集一事,以便为以后的正式出版做准备。江飞说:“当时,童老师只给了我们一摞已复印保存的文章,数量少,也比较散乱,基本上是在网上容易找到的文章。为了编得更准确、更齐全,那时我们在课余时间搜遍了网络,跑遍了北师大图书馆,坐公交车到国家图书馆更是不计其数,查找、借阅、复印、整理、编纂,力求将童老师发表的所有文章一网打尽。”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他们二人初步完成了十二卷文集、总字数约四百万字的编辑工作,其中包括《童庆炳文集》十卷和《童庆炳研究(1979—2010)》上下两卷,同时他们还分别编纂了《童庆炳文集(1961—2010)》总目录、《童庆炳文集编年索引(1961—2010)》以及各分卷目录。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的十卷文集是按时间顺序编辑起来的,这应该是童老师对自己文集的最初构想。

之后, 2011级博士生李圣传与段恺, 2012级博士生姜洪真、席志武与彭薇, 2013级博士生杨宁宁又根据童老师的另一种编排思路,在此前编辑的基础上调整结构,完善内容,查漏补缺。姜洪真回忆, 2012年10月,童老师在北医三院因心脏病接受治疗期间,曾向她口述过一个文集编排的思路框架——四百多万字的文集准备出十二卷,每卷约四十万字,其中理论研究十卷,文学创作两卷。理论研究包括审美诗学(三卷)、心理诗学(两卷)、文体诗学(一卷)、比较诗学(三卷)和文化诗学(一卷),文学创作包括两部长篇小说(一卷)和散文随笔(一卷)。童老师出院后不久,他便安排姜洪真与席志武按新的编排原则加以落实,姜洪真负责审美诗学和心理诗学两大块,席志武负责文体诗学和比较诗学两部分。文化诗学因仅涉及初步完成的一部书稿,这部分便交由李圣传校对完善。2013年2月,他们编出了文集目录; 2013年秋,重新编排的文集已大体竣工。

但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这套文集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童老师还曾不断念叨起文集之事,而每念叨一次,我听出来的话外音都是不满和焦虑。例如,在文艺学研究中心举行的2013年年底总结会上,童老师显然有备而来,因为轮到他发言时,他说他要给大家讲一讲自己的最新思考,可概括为“两论”——“体制论”和“单元论”。所谓“单元论”,是说学人治学一般以十年为一个单元,只有在一个单元内集中做一件事,深挖洞,广积粮,勤思精研,穷其所有,才能把它做到极致。随后他马上以自己为例说:“但我研究《文心雕龙》,十年中并没有把它研究到极致,没有成为这个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2014年5月17日,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会上童老师又讲起了科研速度与学术质量问题。他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起,先是谈钟敬文先生在“六五”规划中的遗憾——他想写本梁启超那样的书,却终未如愿。接着又拿自己说事:编了十卷本的文集,觉得好多东西是应景之作,有价值的东西不多。而编自选集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这辈子真正满意的文章,有些价值的文章,不过五六篇而已。

这番话让我很受震动,我也立刻联想到钟敬文先生的一个说法:“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两位老人晚年时如此评价自己,不约而同,在我看来绝非什么自谦之词,而是活到一种境界之后的大彻大悟之言,其中我以为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要想有所发现,有所出新,以真知灼见之文行世,是难乎其难的;二是贪多求快,或逞一时之勇,可能会写出学术时文,却又往往速生速灭,成为过眼烟云。我觉得起码在童老师那里,他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却又来不及补救了。因为那天他结束发言时说:“我自己觉悟得太晚了。”

因此我猜想,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童老师或许并非主要是欣慰和满足,而是有些失望,有些遗憾。为了弥补一些缺憾,也为了把他这套文集归置得妥帖些,修补得漂亮些, 2014年暑期他又亲自动手,调整、补充、完善、提高,直到把自己折腾出毛病。我还记得那是去年8月28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我把童老师的保姆小郭约至北师大西门外,与她在零星小雨中聊童老师近况,长达一小时(此前她曾给我打过电话,直言童老师身体不好,希望与我见面说十分钟)。她说,童老师最近被十卷文集折磨得够呛,脑子也不好使了,重复打印了多遍文稿,老出错。她还说,童老师依然惦记着要再写两三篇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章,这样才能使《〈文心雕龙〉三十说》圆满。而这本书既被童老师看得很重,也正是他准备收到文集中的内容之一。她希望我们想想办法,帮帮他,劝劝他,让他停下手头的所有事情,好好休息一阵子。

事情紧急,我马上给程正民老师打电话,向他求主意。程老师立刻去看望童老师,发现他果然状态很差,便赶快跟我说,得给童老师减负。他建议我与姚爱斌加入进去,爱斌负责《文心雕龙》卷,我负责另一卷论文组成的集子,别让他再跟自己的文集较劲了。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进入,童老师就在9月初给我电话,让我和爱斌各派自己的一位学生去他家,帮他再整理一下十卷本的文集,他说他自己老也弄不好。我随即与爱斌商量,他派出了杨宁宁,我则派出了徐晓军。

2014年秋冬之际,很可能是童老师平生状态最差的时期。那一阵子,他的脑子确实出了点问题——张嘴忘词,提笔忘字,思维迟钝,语速更慢。他也跑了几趟医院,让医生帮其诊断病因。但就在这种状态下,他每天还要读书写作,力争让他的《文心雕龙》研究有一个大团圆结局。他跟我说过,坐在电脑前,他经常是精神涣散,哈欠连连,犯困,打盹儿,有时甚至会睡过去,但醒来之后还得接着工作,效率很低。每每想到这幕情景,我就觉得心酸,也觉得有些悲壮。也许,那时的童老师已意识到什么,他在与死神赛跑,也在挑战生命的极限。套用以前的一个说法,他确实是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至年底,他终于把十卷文稿理顺了,也差不多补齐了。但交到出版社后,他依然不放心,便又在今年春节期间修补一番,重新提交一遍电子版。大概只是到那时候,他才算是松了口气,也了却了自己平生最大的一桩心事。

我把童老师文集的成型过程简要描述如上,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尽管昆德拉说过,现在已是一个写作癖正在流行,满大街都是作家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一辈子能够写出四五百万文字著作文章,又能把它们在生前出成文集的情况还不太多见。童老师看重这十卷本文集,那固然是他一辈子思考的结晶,但又何尝不是一个学者毕生追求的东西?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如今,把文章上升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或许已显得迂腐,但“不朽之盛事”却很可能还是许多舞文弄墨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情结。因为谁都知道,在生命终止之处,文字可以再度出发,那是生命的延续,也是薪尽火传的主要通道。我听说圈内一位正值盛年的学人身患绝症,当他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出版自己的文集。我也刚刚参加了“庆祝聂石樵先生九十寿辰学术研讨会”,聂先生的夫人邓魁英老师在会上披露,当十二卷《聂石樵文集》的样书送来后,聂老一晚上不断摩挲,连说真好真好。这幅画面令人动容,也许它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一套文集在学者心目中的份量。

当然,我更清楚,童老师的文集也是他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他跟我说过:“等过八十岁生日时,这套文集也面世了,那么我要为来宾、为学生每人准备一套书,送给他们。但十卷本文集又太沉了,不好带走。所以我会让他们留下地址,然后让小郭,让学生帮忙,挨个儿给他们寄回去。”这番话是在今年4月的某一天说的,那时候他并未想到他会先走一步,永远失去“摩挲”这套文集的机会。每念及此,我就觉得造化弄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这套文集的顺序,每卷的书名和其中的内容都是童老师生前亲自敲定的,而整体框架也大体上遵循了他在2012年形成的编辑思路:始于审美诗学,终于文化诗学。与他那时的构想相比,文集只是少了两卷文学创作,那应该是出版社与他商量的结果。据我粗略了解,这十卷本文集或许还不够全面,但基本上已把童老师学术方面的著作文章搜罗殆尽了。如何全面评说这皇皇巨著,显然是一个大工程,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也并非笔者学力所能胜任。不过,据我先前阅读的点滴体会,我似乎可以重复一下我曾经形成过的一个看法:“在我的心目中,童老师是一个真正懂得文学、并能吃透文学诸多奥秘的人,于是文学在他那里便能敞开、显豁、透亮。唯其如此,他才能够把来自自己阅读、创作、生活感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又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中去印证自己的经验,最终提炼出某种文学规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童庆炳先生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意义》,《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基于我的这一理解,我觉得在这十卷著作中,无论童老师是说中道西,还是谈古论今,都可以看作一个深谙文学之理、审美之道的温厚长者在与您围炉夜话,侃侃而谈。在他的娓娓道来中,在他掰开来揉碎式的讲解中,理论不再显得僵硬了,不再让人头疼发怵避之唯恐不及了,而是有了血肉,有了灵魂,有了温度,有了丰采。如果去掉那些大而无当的溢美之词让我说句实在话,我更愿意与读者朋友分享我的这一感受。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出版社的领导,正是因为他们的重视和推动,才使这套文集有了面世的机会。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主编谭徐锋先生告诉我,因为学校和出版社要为资深教授出文集,他曾奉命与童老师商谈此事。那是2013年10月22日上午,童老师把他约到家中,谈正事也谈天说地,总之是相谈甚欢。谭主编说:童老师当时讲启功,说汪曾祺,还把他自己写就的未刊发过的小说打印稿拿出来,与他一起赏析。“老爷子的平易近人,让我倍感意外,或许是由于我对民国以来的学林掌故略知一二,所以还能对上一些话题。当时说了很久,结束后他还专门把我送出来,很是热情。”2014年,谭主编又就文集之事与童老师交流过四五次,而最后一次见面则是2015年4月。可以说,在具体运作这套文集的过程中,谭徐锋先生各方面都考虑得细致周到,为童老师提供了一次愉快的合作机会。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诸位责任编辑,他(她)们为这套书的编辑付出了大量劳动。据策划编辑曾忆梦讲,这套文集每一卷都有一位责编,而她则负责整套书的组织协调工作。当文集经过二校依然存在着编辑无法解决的一些专业问题时,曾忆梦和童老师的儿子童小溪先生与我商量,希望文艺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加入进来,群策群力,完善文稿。于是在中秋节那天上午,曾忆梦、童小溪、《文学评论》编审吴子林、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四位老师(陈太胜、陈雪虎、姚爱斌和我)及文艺学专业的几位硕士生,一起在北师大出版社的二层会议室开会,商谈如何处理每一卷发现的问题,并进一步分工,由老师带着学生通读二校稿,订正错误,再由每位老师分别写出所经手的那两卷的“本卷说明”。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吴子林老师与周娆同学负责第一卷《文学审美特征论集》和第八卷《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陈太胜老师与王子健同学负责第二卷《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和第三卷《精神之鼎与诗意家园》,姚爱斌老师与胡一飞、王文文同学负责第四卷《文体与文体的创造》和第七卷《〈文心雕龙〉三十说》,赵勇老师与段萌婕、熊超同学负责第五卷《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和第六卷《文学创作问题六章》,陈雪虎老师与郑浩洁同学负责第九卷《现代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系统》和第十卷《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最后的任务。

还要感谢关心童老师文集出版一事的亲朋好友和学界同仁,感谢参与《童庆炳文集》相关事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特别要感谢童老师的最后几届弟子。他们的名字及其工作我在前面已一一提及,兹不赘述。

走笔至此,我也想在这里指出困扰童老师也困扰帮他整理书稿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重复。童老师曾经跟我讲过,编辑文集时他才发现,书稿中有许多东西是重复的。所谓重复,既指一篇文章与某本书中部分内容的重复(即文章内容进入了某本书的某一个章节中),也指不同著作和不同文章之间一些论述上的重复。而据杨宁宁讲,当文集的编排告一段落时,实际上后来几位弟子的主要任务便是查重——发现重复之处告诉童老师,让他亲自处理或他们试着帮他处理。尽管重复问题在童老师生前已有所解决,但责编们后来依然发现不少。于是我们商量决定,凡文集中单篇文章与某本著作的部分内容整体重复,一律删除单篇文章;而如果是著作与著作之间、著作与文章之间的部分论述存在着重复,则不再改动,意在保持文气的贯通和著作文章的完整性。

重复问题让编辑们头疼,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是这样理解重复问题的:一、学者著书立说之时,往往便有阶段性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先期面世,而成书时把这些论文改造成书中章节,这应该是学界通行做法。此种情况没必要深究。二、当不同的著作文章论述到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问题时,其语境交待、举例引证等或许就会有重复之处。这固然算不上尽善尽美,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最稳妥的做法是另起炉灶,让它们以不同的文字行世。三、重复现象增多,在我看来又是数码写作时代的一个特点。当年笔耕墨种的时候,我们是不大可能把自己以前写的文字掐胳膊去腿,“拖”进新写的文章中的,但自从有了电脑之后,复制、粘贴等既让写作方便了许多,却也往往会让人生出不少惰性。童老师得风气之先,是国内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学者之一,这样,他在享受着电脑写作便利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感染上了这种写作的某些“病毒”。我想,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为童老师避讳。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而指出这一点,既是对童老师的尊重(其实,他生前对此问题已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也是对《童庆炳文集》诸读者的一个交待,还是对后来者的一个提醒:如果您此前不大注意,那么等您晚年编文集时,困扰童老师的那些问题很可能也会让您苦恼不已。

需要说明的是,童老师并未来得及专门为这套文集写序。但事实上,早在1993年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书须有序。当其时也,台湾一家出版公司约他出书,书稿交上后责编又催其写序,说书有序言才符合出版规范,才能使一本书圆满。于是童老师引台湾作家柏杨的话——“一本书没有序,好像一个人没鼻子。夫‘序’者纲要也,读者老爷看了序,对全书的来龙去脉,就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以此佐证序言的重要性(参见《苦日子 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基于此,我们觉得找他一篇文章使其成为该文集“纲要”,是顺理成章的。而童老师在编完《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童庆炳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后,随即写出了《我的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此文是他对自己这辈子研究之路与学术之旅的回顾与总结,把它拿来用作这里的“序言”,应该说也恰如其分。这样,这套文集就有了“序言”或“前言”。

阅读这篇长文,我很是感慨。我也特别注意到童老师在此文的结尾部分写下了这样一番话:

新时期过去了三十余年,转瞬之间,我已从中年迈入晚年。我从审美诗学起步,经过了心理诗学、文体诗学和比较诗学的跋涉,最后一站来到文化诗学。这就是我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之旅。回顾所走过的路,总觉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遗憾太多,论文和著作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我清楚知道,我离我的学术研究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未能像某些大家那样达到那种令人神往的境界。但生命的火焰即将黯淡,我可能再做不了什么来补救了。遗憾将陪伴上天留给我的日子。我只能告诫我的学生:努力吧,勤奋地、不倦地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里耕耘。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永远和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生动的联系,把书本知识、创作实践和生命体验贯通起来,也许你们能在这块园地获得丰收。我从来不嫉妒学生。我希望你们成家立派。当你们像我这样年老的时候,回首往事,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虚度,你们已经成功,达到了你们的老师没有达到的境界。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这段表白责己也深,期待也甚,行间蕴情意,字里含悲音,读来令人感喟,启人三思。把它作为总结自己、鞭策后进的学术遗言,是一点都不为过的。但言之凿凿,情之切切,声犹在耳,斯人邈矣。

于是我想说,尽管童老师晚年觉悟,对自己做出了不无苛刻的评价,但他依然是他们这代学人中的佼佼者。他甚至已把他们这代人的学问做到了极致,做到了境界。我辈只有脚踏实地,勤奋耕耘,有待于内,无期乎外,或许才不至于辜负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让我们一起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赵勇 2015年10月23日写于北京, 25日改于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