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说的隐喻艺术

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生气灌注的有机整体,严格地说,它是不可“拆卸”的;可文学评论则又不能不将它“拆卸”甚至“肢解”,以便将经过“拆卸”的这一点和那一点加以分析。因此,在富于有机整体性的作品面前,文学评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我面对王蒙的这部如同活的生命体的《杂色》,不得不开始注定要失败的尝试——先“拆卸”它,然后分析它。

《杂色》的故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个牧业公社的统计员曹千里骑着一匹老马去一个夏季牧场去统计点什么,小说就写他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遇和所忆以及相关的一些议论。作者在小说写到差不多一半时,自己跳出来警告读者:“这是一篇相当乏味的小说,为此,作者谨向耐得住这样的乏味坚持读到这里的读者致以深挚的谢意。不要期待它后面会出现什么噱头,会甩出什么包袱,会有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他骑着马,走着走着……这就是了。”可能有的读者还以为这种声明是小说家的“欲拒还引”的伎俩,小说后面肯定还有大开大合起伏跌宕吸引人的故事,但你读下去,就会发现作者的声明是真话。小说的主人公曹千里不过是骑着它的杂灰色的老马又经过了一些地方而已。

的确,小说的结构平淡无奇,这位从京津地区自愿来到新疆地区工作,且工作中一直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曹千里,吃完早饭,来到马厩,骑上杂灰色的老马,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地方:过塔尔河(河水很急,老马喝水),进“补锅匠”村(在供销社买了点东西),进山(进山前遭遇到一条黑狗),然后走傍山石路(路上不断下马向当地牧民施礼),进入草地(遇到暴风骤雨),最后来到一个名叫“独一松”的地方(饿了,在毡房里喝马奶)。如果把小说拆开看,作者所写的就是主人公曹千里、杂灰色老马及其与这几个场景的关系。如此简单的情节,能构成一部中篇小说吗?作者究竟是通过什么来展现他的艺术世界?以什么魅力来吸引读者呢?

首先,《杂色》是隐喻艺术的架构。隐喻是一种古老的修辞格,英语里隐喻“metaphor”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meta(意为“过来”)和pherein(意为“携带”)。它是指一套语言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此物的特征被转移到彼物上,以至于彼物被转移为此物。发展到现代的文学创作中,隐喻成为一种艺术体系。王蒙的《杂色》就是在现代意义上一系列的隐喻艺术体系。他写的是曹千里和他的杂灰色老马的一天的充满艰难困苦的路程(此物),可这种描写在读者的领悟中,已转移成对苦难中国(彼物)的描写。难道曹千里的遭遇和老马脊背上的血疤以及他们(它们)的负重行进,不正是暗含着多灾多难的祖国曲折的历程吗?顺便说一句,曹千里和杂灰色的老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异质同构”的,曹千里就是杂色老马,杂色老马也就是曹千里,因此他们都体验到“同样的力量,同样的紧张,同样的亢奋,同样的疲劳和同样的痛楚”“不是他骑着马,而是马骑着他”,曹千里转移到杂色老马,杂色老马转移到曹千里,这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而这人马同一的形象,又被转移为苦难中国的形象。在这一小一大的隐喻形象之间,还有不大不小的中级的隐喻形象,如曹千里过“草地”时那气候突然是风和日丽,突然又暴风骤雨,突然又艳阳高照,这无常变化,作者用了“你的善良愿望立刻就被否定了”“这个时代结束了”“又是一个突然”等句子来加以描写,都不是偶然的,在作者的意识中,他可能用来指“反右”运动,“**”突变等,草地的气候变化转移为对历史的某一阶段的暗示。小说中出现的“河水”,两次出现的“狗”,一次是黑狗,一次是白狗(这里又用了政治味很浓的谚语“尽管狗在叫,骆驼队照样前进”),还有使人和马都吃了一惊的“蛇”等,都不仅仅为了写这些事物本身,他们都是隐喻,以此物来喻彼物。难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种“狗”一般、“蛇”一样的人物还少吗?连供销社的女售货员用奥斯曼草染过墨绿色的眉毛等,都是隐喻,不过所喻的是美好的事物而已。这样,《杂色》就构建了一个大、中、小都齐备的隐喻艺术的体系,它一点也不“乏味”,相反它有品不完的味,也许我们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这些词语来评定《杂色》,是很合适的。作者通过他的隐喻艺术体系,在读者的感知和联想中,展现了动人心魄的历史社会场景,蕴含了丰厚的社会心理内涵。一部中篇,要表现一个已经结束的严冬般寒冷的时代,如果不选择隐喻这一具有简洁、缩略、避讳功能的艺术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隐喻艺术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魔方,在王蒙笔下变换出独特而丰富的艺术世界,获得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上面我们只是点出这一点,详细的阐释也许在目前还是不可能的。

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王蒙在《杂色》中,运用了他所擅长的隐喻语法。这种隐喻语法的基本特征是在差异性中把握相似性。王蒙在小说中,常把人物的感觉推到陌生的、似乎是第一次遇到的地步,然后用人们日常熟悉的感受去加以表现,这样,就把熟悉的和陌生的联系起来,陌生转移为熟悉,使读者也能充分的感受人物的情感、心境和感觉。例如,描写曹千里在冬牧场看到了那些用原始树段钉在一起的房子的感觉时,作者写道:“从第一眼看到这几栋房子起,曹千里就有一种特别亲切,特别温柔特别庆幸的感觉。好像会见了一个失去联系多年的老朋友,好像找到了一件久已丢失的纪念品,他想起儿时,想起狼外婆的故事和格林童话,想起神仙、侠客、兔子、小鱼、玻璃球、蟋蟀和木制手枪……”人物的一种陌生感,作者用了十一种熟悉的感觉来加以描写,这样陌生感转移为熟悉感,差异立时变为相似。这种隐喻语法的运用,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表面看是话语的转移,实际上是两种感觉的兑换,在这种兑换中,读者对一种似乎是不易理解的感情、感觉,立刻变成了极易理解的感情、感觉,从而使描写对象的特征及其意义生动地突现出来。这种手法的运用,不但在本篇中,而且在王蒙的其他小说中俯拾即是。

隐喻是《杂色》的艺术灵魂,它表层所描写的,可以根据作者所提供的历史文化语境转移为对某个时代的揭示和理解。这也表明王蒙是新时期以来一位真正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重要作家。我个人认为,王蒙对隐喻艺术的体认和出色的运用,未必不比他引进的意识流手法重要。

其次,《杂色》是一位小说家的哲学导言。王蒙是在1980年,美国的衣阿华创作成功这部作品的,这的确是在严冬过后“对严冬的回顾”,正是在这回顾和沉思中,作品所写虽然是具体生动感性形象的,但在这背后有透彻的人生哲学的感悟,这又是一种寓含具象中的抽象。《杂色》中所透视的人生哲学可以分析出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人生“相对性”的揭示,对事物“变动不居”的揭示。相对性而非机械性,变动不居而非静止凝固,是小说作者的一种从长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信念。例如,小说一开篇,作者就对“安全/不安全”这对人生范畴,借骑老马安全还是不安全的问题发了议论:“是啊,当它失去了一切的时候,它却得到了安全。而有了安全就会有一切,没有安全一切就变成了零。”这是何等精妙的体会,难道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正是存在这样的悖论吗:在失去了一切时似乎是不安全的,其实在失去一切时又反而变得安全了。“黑暗/光明”,也是人生哲学的一对范畴,“月光是温柔的,昨夜,在月光下一切都变得模糊、含混因而接近起来;但是此刻,蓝晶晶的天空和红彤彤的太阳又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成就和缺陷清理出来、雕刻出来、凸显出来了。”太阳带来的光明何尝不好,可一切又都要在它的下面原形毕露,连同那缺陷;也许夜晚的黑暗更可以使事物美化吧,特别在月光下。“美/不美”,也是人们常遇到的一对人生范畴,“这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美么?很难说它美。然而现在是清晨,是一天的最好的时光。清晨,从马厩的破屋顶边斜着望上去,可以看到几簇抖颤着的树枝,厚重的尘土遮盖不住它的绿色的生机。”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美的也可转化为美的。作品中所透视的此类人生哲学如果罗列起来,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如“过程/目的”“消极/积极”“欢乐/惊险”“平凡/光荣”“空虚/充实”“动/静”……而作品中最为深刻的是对“挫折/胜利”的人生哲理的揭示,这可以视为《杂色》的母题。无论是曹千里还是杂色老马,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人,是马;是真正的人,热爱生活的人,是真正的马,是龙种马千里马,但他们身上却带着“血疤”,被推到不屑一顾和受尽折磨的境地,然而艰难困苦的生活、不公平的待遇,却使他们蕴含和蓄积着巨大的力量,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在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曹千里过“草地”,不就遭到冰雹和暴风雨的袭击后,又迎来雨过天晴的美好景象吗?曹千里在“独一松”的毡房里喝马奶,不也经过“挫折”吗?先是饱,继而是撑,差一点撑破肚皮,差一点死去,然后是醉,醉后是清醒,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强大的人们和明丽的景色。杂色老马也变成神骏的千里马。所以作者写曹千里在新的春天里,永远记得这一匹马,这一片草地,这一天的路程,并对生活充满了由衷的谢忱,所以挫折也许是胜利的前奏。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的胜利和挫折作为历史语境

王蒙后来出了自传,即《王蒙自传》,读过他的自传后回过头来再读他的小说《杂色》,那么《杂色》的意义就更多地显露出来了。《自传》中王蒙写了他自身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他所见证的历史场景,以及这个时代和场景与他个人的密切的关联。那么,小说中的曹千里和他的老马的面目不是更清楚了吗?

在这里展开了比对《杂色》与《王蒙自传》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我这里只就他最早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和中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历史语境,谈一些具体的看法。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之后的几年(可以算到1956年),作为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只需看看他带有自传性的小说《青春万岁》,我们就可感受到王蒙如何沉浸在胜利的欢欣与喜悦中,也可以看见黑暗统治被推翻的历史胜利的场景。那的确是一个值得书写的时代,旧社会的崩溃,统一战线的完成,土地改革的胜利和亿万农民的欢呼,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直到1956年中央提出口号:向科学进军!王蒙个人则从“十四岁时候敢于加入地下党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岁时候敢于退学当干部,面对这样的时代,十八岁的时候敢于如火如荼地追求心爱的女孩子,十九岁的时候就不敢拿起笔写一部长篇小说吗?”[55]青年作家王蒙意识到:

我一定要写,我一定可以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写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从少年时期进入了青年时期,从以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为主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写从黑暗到光明,从束缚到自由,从卑微到尊严,从童真到青春,写眼睛怎样睁开,写一个偌大的世界怎样打开了门户展现在中国青年的面前,写从欢呼到行动,歌唱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

我确实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出人头地,我坚决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寻常的,我们亲眼看到旧中国的崩溃,我们甚至参加了创造伟大崭新历史的斗争,我们少小年纪便担当起革命的重任,我们少小年纪便尝到了人生百味历史图景,而时代、历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如果不去写,你留下的是大片空白,对于你,对于他和她,对于世界,对于历史。[56]

王蒙在这里对于《青春万岁》写什么——“金色的日子”“中国青春”“时代”“历史”,还有“时代的天使,青春的天使”[57]——说得很清楚,对于怎么写——“独一无二”“坚决相信”“歌唱”、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也说得很清楚。这就是《青春万岁》所进入的历史语境。

几十年后,王蒙写他的《杂色》,主人公曹千里带着他的老马要到一个地方去。一路所见所遇有喜有忧,有美丽也有不堪,有厌恶也有温暖……例如,曹千里“开始进山”,他发现“马把他带到一个全然不同的天地里来”“荒凉的光秃秃的戈壁和光秃的山岭已经结束了,前面是一个葱郁而又丰富的世界……”王蒙这里没有生硬的比对,而是用艺术的隐喻,写出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世界。正如他所说:“这儿就是山中圣地!这儿就是塞外江南!”当然一路遇到的困难、艰辛、危险更是不可胜数。王蒙的确如小说中说的:“艰难与光荣,欢乐与惊险,幸福与痛苦,就在这看来平平常常的路程上。”这里,不仅他的《青春万岁》在这条路上,他的另一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似乎也在这条路上。如果说,光荣、欢乐和幸福更多地化入《青春万岁》中的话,那么《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更多地艺术地化入了困难、惊险和痛苦。《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写实的,而几十年后的《杂色》则是隐喻性的,后者通过艺术隐喻体系把前两者似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部包含历史与现实的奏鸣曲。但三部作品的历史语境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起伏、曲折、变幻而已。

谈到《杂色》的历史语境,不能不谈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部小说的遭遇。因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及其后续的争论和受到的批判是王蒙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杂色》中从草地抬头看得到那天空的“黑色”,随后是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曹千里和他的老马都狼狈不堪,似乎就隐喻着他的这种命运的转折。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在写《青春万岁》期间,“为了调节一下脑筋,于1956年5月至7月写成的。”[58]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官僚主义,实际内容要复杂得多,“组织部的缺点不是‘官僚主义’一个词所能简单概括、一言以蔽之的。这里干部责任心的衰退,事业心的淡漠,表面上是主观上的工作作风、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深层次则与客观的政治体制上、历史文化传统上的、人性中的问题有关。”“王蒙试图通过这篇小说,告诉人们生活的复杂性、混沌性……却从中得出一个明确、清晰、是非分明的判断:这是一篇反官僚主义的小说。”毛泽东很少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但在1957年2月至4月则集中谈了青年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个题目是《人民文学》发表时改的)。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这年9月,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指出:随着新中国进入第七个年头,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生产力的落后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于是酝酿一次新的整风,并决定次年5月1日正式发动。也就是在1959年9月,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了,似乎恰巧也是以反官僚主义为主题,与毛泽东的讲话一拍即合,毛泽东对王蒙作品的好感由此产生。从1957年2月谈到4月,他都是在支持和保护王蒙的小说的,也指出正面人物写得不够“高大”问题,但保护是主要的。毛泽东前后五次谈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第一次是在1957年2月16日上午,这次会议是基于王蒙的小说发表后引起热烈的争论,赞扬者有之,否定者有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部队评论家马寒冰发表了《是香花还是毒草?》,李希凡发表《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毛泽东看不下去,决定在文艺界开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在颐年堂召开,周扬、张光年等文艺界领导参加。据张光年回忆,“小说和批评文章正逢其时。于是前者(指王蒙)受到赞扬,后者(批评者)受到指责。他当场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找王蒙谈谈,告诉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对官僚主义。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弱。’他赞扬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华,有希望’。”毛泽东在当年4月前赞扬王蒙,保护王蒙,是因为当时整风还没有开始,要执行“双百”方针,他把王蒙的作品看成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他对批评者的文章十分不满,同时他对王蒙的这篇小说的艺术有感觉,觉得有发展前景。

第二次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不少高级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听取了毛泽东所做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再次谈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黎之根据讲话录音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有个人叫王明,哎,不对,叫王蒙。他写了篇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批评我们工作的缺点。仔细一查他也是个共产党,共产党骂共产党,好嘛。有人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的城墙这么高,官僚主义不少。现在有人围剿王蒙,还是部队的几个同志,大军围剿啊,我要为王蒙解围。”这段话,在毛泽东正式发表的文章中被删去了。

第三次是在1957年3月6日到3月13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上,毛泽东两次谈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次是在小范围的谈话中说:“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他指出,现在的一些批评者不先搞调查研究,不先了解情况,不了解北京也会有官僚主义,就胡乱批评,他不提倡这种风气。

在会议就要闭幕前又讲了一次,这是第四次讲王蒙,说;“我跟王蒙又不是儿女亲家,我为什么要保他?你们要抓他,派一团人把他抓起来就是了。”显然,这第四次讲话,还是针对几个部队批评家而发的。

第五次,毛泽东提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在一次内部谈话。据郭小川日记记载,这一天下午给邵荃麟打电话,在电话中,“荃麟告诉我,说毛主席看了《宣教动态》登的《人民文学》怎样修改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同时认为《人民日报》也是不好的……现在的‘百花齐放’究竟是谁在领导。主席主张《人民日报》的这件事要公开批评,荃麟说,秦兆阳为此很紧张。”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副主编,他修改了小说。秦兆阳的修改令毛泽东“震怒”的原因,是小说主人公林震有两段比较坚定要与官僚主义做斗争的描写被删去了,这样林震斗争的勇气就显得比较弱。

毛泽东主席五次谈到要保护王蒙,但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之后,反右斗争的狂潮完全不可止息。谁也保护不了王蒙。王蒙终于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虽未经大场面的批斗,只是五六个人批评了一下,可最后的定性还是“敌我矛盾”。他先被罚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随后就被送往新疆,在新疆漂泊了十六年,直到新时期开始,改正了右派的身份,才重新拿起笔,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杂色》中有一节描写: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又是一阵风,游丝不见了,脸上感到一丝凉意,曹千里不由得四处张望一下,他的目光一下子被遥远的高天的西北角上的一抹黑色吸引住了。

不至于吧?不至于吧?阳光还是这样明亮,天气还是这样晴和,绿草还是这样浓艳而心境又这样安详。仔细看看,那儿真的有点发黑吗?哪里?哪里看得见?恐怕是因为太阳太好,才使你眼前出现了看见黑影的错觉吧?

然而你的善良的愿望立刻就被否定了。像一滴墨汁在清水里迅速蔓延和散开一样,那一抹黑一忽儿工夫就扩大成一片了,西北角的天空已经被黑云封住了,而正北方,又出现了灰白灰白的迷蒙蒙却有点发亮的云——那儿已经下雨了。

……

风愈吹愈强劲、愈吹愈寒冷,简直是深秋的、扫除落叶的风。曹千里打了个寒战,似乎转眼间草原上已经换了一个季节。……

这几段艺术描写显然是隐喻。它隐喻什么呢?说不定就隐喻王蒙自己当年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后的曲折经历,起初,“太阳还这样明亮”,但“一抹黑色”出现了,如同那上纲上线的批评,“已经换了个季节”如同那“反右”斗争的狂潮不可阻挡。把这几段隐喻性的描写放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起伏的斗争中去,就是放回到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历史语境”反映的是一种前进的或倒退的历史趋势,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是狂风暴雨,是滔天的海浪,是打雷时的闪电,是地震时的强烈摇晃,是谁也无法阻挡的。而作家、理论家都不能脱离“历史语境”,他们的创作,他们的理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历史时段一定的历史场景中。那么历史语境作为一种力量,是具有制约性的。我们做文学批评也好,做文学理论也好,都要在历史语境中展开我们的工作,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小结:我们尝试把文化诗学的方法运用于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把文学与历史贯通起来,尤其重视历史语境的力量。我们觉得这样进行研究与批评,无论如何,都比那种一味纯粹的逻辑推理,要深入一些。如果此种方法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要沿着文化诗学这条路持久地走下去。

[1]《周礼·春官·大师》,张少康:《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2]《毛诗序》,张少康:《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3]朱熹:《诗集传》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1页。

[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1页。

[6]胡寅:《致李叔易》,《崇正辩 斐然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6页。

[7]徐复观:《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8]王昌龄:《从军行》,霍松林:《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中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9]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

[10]司空图:《与极浦书》。

[11]叶朗:《说意境》,《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5页。

[12]胡适:《〈词选〉自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页。

[13]胡适:《〈词选〉自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页。

[14]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3页。

[1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1~112页。

[16]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页。

[1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2页。

[18]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9页。

[19]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9页。

[20]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5页。

[2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1页。

[2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4~285页。

[2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7~288页。

[24]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6页。

[25]钱中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钱中文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82页。

[26]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1页。

[2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9页。

[28]姚爱斌:《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9]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30]刘庆璋:《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1]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新世界》1970年第11期。

[32]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新世界》1970年第11期。

[33]以上几条均见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154页。

[34]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35]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9页。

[36]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0页。

[37]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38]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7页。

[39]林庚:《诗人李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40]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7页。

[41]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8页。

[42]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0页。

[43]李白:《留别西河刘少府》。

[44]丁放、袁行霈:《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归结》,《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45]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4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2~5763页。

[47]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0页。

[48]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5~1315页。

[49]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2页。

[50]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59页。

[51]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29页。

[52]关于李白四次宣城之旅,参考了武承权《李白疑案新论》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70页。

[53]陈子昂:《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54]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51页。

[55]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56]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57]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58]以下所引关于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意见,均参见崔建飞发表在《长城》杂志《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文, 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