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因坚持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重视文学艺术与其他文化形态间的互涵互动关系,因而相较于过去的哲学认识论思维模式以及“泛文化研究”范式,它能更加合理有效地化解文艺理论存在的问题。在传统文论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改进中,也能够将文学研究的理论格局提升到一个更深、更广的高度。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才将“审美文化”视为文化诗学建构的原点与支点。

关于“审美文化”,叶朗先生《现代美学体系》中有着很好的诠释,包括“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审美活动的观念体系”以及“人的审美行为方式”。[29]因审美文化与美学及文化学紧密关联,因此,文化诗学强调文学的审美文化特性,这就与一般的非审美文化以及现实中一般的日常生活划开了界限。此外,将文学视为一种审美文化,也即意味着文学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伦理的思想,只有呈现在这一特殊的文学文本之内,这种复杂的审美意蕴及其所包孕的社会学层面的生活内容才具有现实性意义。文化→审美文化→文学,作为渐次深入的领域,文化诗学话语空间生产的知识意义就在于三者合力状态所形成的多元互渗与沟通的整体性场域中。

首先,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话语,其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文化”的表现,正因审美话语的组织结构与表现,才形成了文学语言、文学话语、文学叙事与文学修辞等一系列话语组织形式,形成了文学自身独特的审美规律与文化特征。韦勒克、沃伦曾认为“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文学是与语言的各个方面相关联的”。[30]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一种人的审美创作活动,它必然是一种审美的对象。卡勒也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审美对象,这是因为在暂时排除或搁置了其他交流功能之后,文学促使读者去思考形式与内容相互间的关系。”[31]可见,对文学的研究,需要高度重视从语言分析入手的文本细读,只有将文本语言作为研究的入手处,进而抓住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心理、神态及其社会历史场景,才能完成对文本的“症候性”解读。文化诗学也就是要基于语言分析与审美批评基础上,加入文化的视野,这样也才能在双向拓展中真正揭示文学作品的深层意蕴及其美学内涵。

其次,“审美文化”为文学艺术确立了一种诗意特性的“格式塔质”,并搭建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价值坐标,还为文学艺术与别的文化形态间的互动互构提供了一套开放的文化系统。当代审美文化因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在娱乐、消遣的“大众狂欢”中渐趋发生扭曲与变形。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文学艺术也在一味地媚俗中流失自主性与个性,其精神价值与人文品格日渐流失。学者周宪便指出:审美文化的某些领域正被“商业目的和交换价值所取代,‘诗意的’表现转化为‘散文的’工具价值,最终为了实现某种审美之外的商业目标。……文化从诗意状态向散文状态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艺术越来越放弃它所固有的诗的视野和胸襟,把艺术和日常生活混杂起来,并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来看待艺术,而不是以审美的方式来看待生活。”[32]这种从“雅趣”向“畸趣”的趣味转变,不仅背离了传统的诗意追求,还消解了文学艺术的审美韵味。而“文化诗学”因强调审美文化,并主张一种“诗意化”的价值旨趣与人文精神,因而恰能对此进行鞭笞与修正,维护文学艺术的精神本色。在此,“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是文化诗学场域中的重要两极,也是评判艺术的重要尺度。“历史——人文”的双重价值尺度不仅体现了作家的情感立场与文学艺术的价值导向,更有效地取代了“过去的那种僵硬的政治律条作为批评标准”[33]。此外,因审美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具有表层文化所具备的属性功能,这就恰好能够为审美文化内层的文学提供一种与母系统——文化之间互涵互动的视野。而人类文化的“‘人性’的圆周”上又是由“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等形态功能的扇面有机组织而成[34],所以,从文化系统出发审视文学,也就为文学与各个文化扇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可能。因此,文化诗学坚持以“审美文化”作为基点,使文学艺术摆脱了过去孤立封闭的文学研究以及单一化学科的批评视角,在开放的文化系统中实现了“文化—审美—文学”的视域融合,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广阔而有机的新的方法论范式。

最后,以“审美文化”为中介和辐射,文学、文化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形成了一个循环流动的“力场”,在这相互协同与有机联系的网络关系中,为文学研究深入历史文化语境,深入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深入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其人类生产方式提供了多向度的阐释视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指出,“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35]。由此,他认为:“一定文本板结的既定东西和材料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拓展必须发生在三个同心的构架之内:这是一个文本从社会基础意义展开的标志,这些意义的概念首先是‘政治历史’的,狭义地以按时间的事件以其发生时序编年地扩展开来;继之是‘社会的’,现时在构成上的紧张与社会阶级之间斗争在较少历时性和拘于时间意义上的概念;最终,历史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被构想,即生产方式的顺序和种种人类社会形态的命运和演进之中,从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们的无论多么久远的未来史的意义。”[36]根据詹姆逊的理解,一部作品是在三个渐次展开的阐释视界内呈现:第一层是狭义的个别文本;第二层是扩展到社会秩序的文化现象中的文本,它在宏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形态中被重构;第三层是处于一个新的作为整体人类历史的最终视界。詹姆逊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思维与我们主张的“文化诗学”在方法上具有相似处。即是说,文学艺术应该走出文本自身的封闭系统,通过“文化系统”的中介,揭示“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37],并在“语境化”与“互文性”的视域内把握文学的文化内涵。当然,与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代表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詹姆逊等人热衷于关注“文本”外的政治社会性的权力意识形态这一路径指向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诗学的旨趣更体现在“审美文化”的精神品格中,即通过对文学艺术的批评,承担对社会大众审美文化趣味的培养,担负起社会伦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引导这一责任。审美文化强调学术品格与文化品位,文艺作品肩负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因此,文化诗学坚持审美文化的基点不动摇,坚持人文精神的内核不动摇,就必然在适应现实与时代需求的发展中迎来理论发展的蓬勃生机。

小结: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文化。“文化诗学”突出地强调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就是要凸显文学艺术自身存在的独特品格与学理特性。通过“审美文化”基点的确立,不仅突出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属性,也为文学研究沟通“语言—文化”、打通“内—外”敞开了空间。与此同时,在“审美文化”的构架内,通过引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坚持文学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文化诗学”既有效打破了过去孤立封闭的模式及单一性的学科视界,还在微观语言细读与宏观文化批评的症候阐释中为文学研究走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阐释学体系。因此,可以说,范式革新后的“文化诗学”诠释方法,通过“审美文化”的基点确立,真正找到了一条既能回归“文学本体”,又能通往一条多元文化对话的更加宽广、更具学理、也更为有机系统的阐释路径,预示着文学理论的光明未来。

[1]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

[2]童庆炳:《走向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3日。

[3]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页。

[5]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7、99页。

[6]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4~45页。

[7]金圣叹、李卓吾:《金圣叹、李卓吾点评之〈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1~262页。

[8]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序三》,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7页。

[11]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页。

[12]童庆炳:《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79页。

[13]蔡仪:《新艺术论》,《美学论著初编》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4]蔡仪:《新艺术论》,《美学论著初编》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15]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1951年版,第17、20页。

[16]季莫菲耶夫:《文学概论》,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第127页。

[17]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罗叶,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14页。

[18]蔡仪:《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18页。

[19]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5页。

[20]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4页。

[2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页。

[22]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3]赵勇:《透视大众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24]李圣传:《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25]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4页。

[26]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7]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8]李圣传:《文化诗学的理论困境与突围对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9]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3页。

[30]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6页。

[31]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32]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

[33]童庆炳:《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34]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3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36]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37]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