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把文学生存的理由从语言本身的特性作了阐述,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问,文学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文学的人口还有没有?

一、文学世纪不会结束

我相信宇宙的一切都在运动与变化,世界的一切都在运动与变化,但是这运动与变化是不是会结束呢?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类学问题,一个宇宙学问题,我这里不能给出回答,应该由哲学家、人类学家、宇宙学家来回答。但我相信的是,只要宇宙还存在,人类还存在,时间还存在,那么文学也永远还会存在。古人说“大乐与天地同和”“文者,天地之心哉”,天地在,大乐在;天地在,文学在。文学艺术与天地万物是同构对应的。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对此有非常深刻的阐述。

当然,这里我们要追问文学(当然也包括其他艺术)是干什么的,或者说文学存在的意义何在,这是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必须要弄明白的事情。我的理解,文学艺术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就因为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生命力的感性的展开,文学告诉人,人活着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有一段话,谈到包括文学的整个艺术的意义。

人们在这物态化的对象中,直观到自己的生存和变化而获得培养、增添自我生命的力量。因此,所谓生命力就不只是生物性的原始力量,而是积淀了社会历史的情感,这也就是人类的心理本体的情感部分。它是“人是值得活着的”的强有力的确证。艺术的最高价值便不过如此,不可能有比这更高的价值了,无论是科学或道德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有关生命意义的价值。[30]

如果我们把这个论点说得更具体更通俗一些,那就是这样的。

第一,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人的生存是偏于动物性还是人性,这是文化首先关心的事情。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是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这就必然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所谓人的“异化”,即人的本性的丧失,人成为非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即一部分人因其受压迫的地位而变成被宰割的“羔羊”,而另一部分人因其压迫人的地位,而被动物性的贪欲所控制而变成“豺狼”,这种状况就是由那种社会的文化所造成的。文学若能揭示人的现实生存状况,那么就有了文化意义。因为它是在揭露这种文化的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性质,这里就具有了对人的精神关怀的价值了。批判现实的假、恶、丑的作品一般而言就在这方面具备了文化意义。例如,鲁迅的小说《祝福》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作品。作品的主人公祥林嫂本来是一位平凡、善良和淳朴的劳动妇女,她正派、俭朴、老实、寡言、安分,但也顽强。她的身上充满了人性。但封建文化及其权力形式摧毁了她的一生。她生活在封建文化弥漫的社会中,她的悲剧可以说是必然的文化悲剧。她一生有几个转折点,先是夫死,她自身受封建文化中“守节”的毒害,不愿出嫁。但她的家族不给她“守节”的权力,她被当作货品那样强制地出卖了。接着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她再嫁的丈夫又病逝,心爱的儿子被狼吃掉了。“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封建文化的规定。她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她面临第三次命运的转折。她再次到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但这次她因她的遭遇被视为有“罪”的人,连祭祀时候的祭品都不让她动,她在精神上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再接着她又面对着第四次转折,这次是普通人给她的信息,凡是嫁过两个男人的人,到了阴间将被阎罗大王锯成两半分给两个死鬼。她虽然反抗过,但她终于冲不出封建文化设下的罗网,悲惨地倒下了。《祝福》的文化意义是揭露了在腐朽的封建文化不适宜于中国普通人民的生存,从而呼唤一种适宜于普通中国人生存的新的文化。再如,西方的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一般都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的吃人文化的揭露。

第二,叩问人的生存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不幸?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亲情?什么是友情?什么是乡情?什么是爱国之情?什么是民族之情?什么是人的责任和人的同情?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体现了人的生存意义,也是精神文化中一些基本的观念。文学艺术把人的生物性的欲望变成一种美学的哲学的精神活动。例如,文化使求偶要求变成为心心相印的爱情活动,文化使衣食的温饱变成为一种精神的享受,文化使求生变成一种回归家园的精神过程……作家在其作品中也必然要艺术地探索这些问题,以其语言所塑造的形象表达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文学的文化意义就在叩问人的生存意义的问题上凸显出来。例如,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大家都熟悉的。杜甫在描写了大风卷去屋上三重茅之后,描写了“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之后,呼喊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里表达出儒家的“仁义”之心,即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儒家文化积极的生活意义在于:先人后己,先忧后乐。杜甫诗中“忧”天下人的精神就是儒家文化积极人生态度的表现。

第三,沟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文化的群体性是十分突出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一个人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共同遵守的思想和行为准则。真正的文化都是以爱护人为目标的。所以文化可以使人与人变成兄弟姐妹,文化可以变野蛮的抢夺为和平的竞赛,文化可以使弱肉强食变成互相支援与帮助,文化可以使对抗变成友谊,文化可以使陌生甚至敌对的自然变成亲和之物。文学中的交往对话关系,以诗情画意延伸了文化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而显示出文学的文化意义。例如,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恋爱,就是一种人的爱的感情的沟通。但是在这种沟通中,不是没有困难和问题,文学从情感这个领域出发关心这种沟通。例如,中国现代诗人汪静之有一首题为《恋爱的甜蜜》的诗:

琴声恋着红叶,

亲了永久甜蜜的嘴,

吻得红叶脸红羞怯,

他俩心心相许,

情愿做终身的伴侣。

老树枝不肯让伊自由嫁给琴声。

幸亏伊不受教训,

终于脱离了树枝,

随着琴声的调子,

和琴声互相拥抱,

翩跹地乘着秋风,

飘上了青天去。

新郎和新娘,

高兴得合唱起来,

韵调无限和谐;

啊!祝福我们,

甜蜜的恋爱,

愉快的结婚啊!

这首诗歌所歌唱的就是青年男女之间恋爱的关系,经过追求,遭遇困境,走上反抗,终于实现爱的沟通的理想。这里充满了追求爱的自由这种文化理想。当然爱的沟通除了要有这种作为人的文化精神的勇气之外,也许还要有更多的东西。

第四,憧憬人类的未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动物总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它们没有理想,不能预测未来。尽管蜜蜂构造的蜂房,它的精密灵巧可能使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不如,但蜜蜂不如人的地方在于它只是凭本能在构造,不可能事先有筹划,而人则可以有意识地构造未来。例如,人构造一座房子,哪怕再简陋,也总会在事前拟定一个蓝图。人是一种具有理想的动物。人每天都怀着对未来的筹划、希望生活着。人之有理想、幻想,乃根源于他们的文化。或者说,人的愿望、理想和幻想,如果没有文化的升华,那么人类就要倒退回原始状态中去。人类因为有了文化,人真正地成了人。同时文化使未来有现实之根,未来因文化之助变得美好起来。文学诗意地表现人的愿望、理想和幻想,展现了一个充满人性的未来,而获得文化意义。例如,宋代文学家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苏轼在中秋之夜,在月下畅饮怀念弟弟苏辙时写下的名篇。这首词最大的特点是:一方面抒发了现实的苦闷,亲人离别,无法相见等;另一方面则是展开了幻想,把酒问天,“欲乘风归去”,抒发对天上宫阙的向往。但又觉得天上宫阙,虽是“琼楼玉宇”,却“高处不胜寒”。现实与理想都并非圆满,人间有“悲欢离合”,天上有“阴晴圆缺”,难于十全十美。词人真诚地祝愿“人长久”,虽彼此在千里之外,却能“共婵娟”。这首词的突出特点就是人能展开广阔无限的幻想,向往美好的未来,表现了人的特性,从而获得文化意义。

当然,人类的艺术,包括文学,也许在人类的散文时代成为一种装饰与娱乐。有的学者说,现在是“四星高照,七情飞扬”,以快感为宗旨的视觉艺术可能成为主流,挤压真正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历史没有终结,资本社会的全球化的压迫、剥削、灾难、战争仍在发展、漫延,因此寻找人生意义的、鼓舞人生的、抚慰人生的、非装饰性的真正文学艺术,仍然还是人的需要。人类还需要英雄,或者说还是英雄时代,不要英雄的所谓的“散文时代”还没有到来,看来也不一定到来,因此非装饰性、非单一娱乐性的真的文学仍将长期存在。

二、文学人口还远未消亡

我始终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都各有自己独特的“指纹”,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同的一样。生活中有不少人更喜欢电影、电视指纹,但仍然有不少人更喜欢“文学指纹”,也因此“文学人口”总保留在一定的水平上。既然有喜欢,就有了需要。既然有了需要,那么文学人口就永远不会消失。

而且“文学人口”还由于语文教育永远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大学的语文课本,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时间筛选的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要教这些文学作品,学生要学习这些文学作品。还有,社会上总有那么一群热爱文学读者,他们宁可不看那些或者是吵吵嚷嚷的或者是千部一腔的或者是粗糙无味的电影、电视剧,而更喜欢手捧文学书籍,消磨自己的闲暇时光。就是在年轻人中,这类人也是不少的。前几年《中华读书报》曾有一篇文章专门统计当前文学作品的发行量,很多文学作品印到几十万到上百万部。恰好,几年前我读到了《参考消息》转载了法国《费加罗报》网站2005年1月19日的一篇题为《法国十大畅销小说家》的文章,作者列了2004年文学作品的销售情况,评选出十大畅销小说家。我这里不想全文照抄,只抄其中发行量最大和最小的两位作家。“1.马克·李维(Marc Levy):作品销量152.1万册。第一部小说《假如这是真的》2000年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作品被好莱坞看中,买走改编权,将由影业巨头梦工厂影片公司搬上银幕。去年3月出版的小说《下一次》是他的第四部作品,同样在书店热销。李维擅长写充满悬疑气氛、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其作品充满想象力。……10.朱丽叶·本佐尼(Juliette Benzoni):作品销售42万册。朱丽叶1963年开始写作, 83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他擅长写历史题材作品,会利用历史文献资料,以细腻温婉的笔触,写出扣人心弦的故事,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去年她出版了两部小说《女巫的珍宝》和《艳情玛丽》。”其他作家小说的销售量介于这两人之间,有131万的,有123.7万的,有111.8万的不等。可以试想一想,在一个老牌的发达国家,影视图像绝不比中国发展得差,况且还有如此多的文学人口,那么在影视图像还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文学的销售量必然更大,文学人口也会更多。这就是说,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文学人口就永远不会消失。既然文学人口不会消失,那么,文学研究就是必需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也就不会在电影、电视和网络等媒体面前终结。

德里达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与他们主张的解构主义相关。解构主义力图打破西方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力图冲击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对此也只是“擦抹”一下,逻格斯中心主义依然存在,结构主义依然存在。看来,他们现在也要这种消解的态度对待文学和文学研究,但我觉得他们也只是“擦抹”一下,“擦抹”过后,文学依然存在。然而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在冲击逻格斯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时候,还是要用逻格斯中心主义甚至教条主义所濡染过的概念和范畴。同样,他们试图消解文学和文学研究,但困难的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仍然举文学作品做例子,仍然要用文学研究的术语说明问题。这就像鲁迅讽刺过的那样,他们站在地球上,却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他们离不开,他们苦恼着,但是最终仍然站在地球上面。

小结:文学虽然边沿化了,但文学不会终结。因为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场域,文学的世纪没有过去,文学人口依然存在。文学可能会在发展中改变自己,但文学不会终结。文学既然不会终结,研究文学仍然十分必要。因此,革新文学研究的途径,提出“文化诗学”的新的文艺学方法论来,仍然是必要的明智之举。“文化诗学”存在的前提就在文学不死中。

[1]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3~83页。

[2]亚里士多德:《诗学》,《诗学·诗艺》,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

[3]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价值意义》,《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6]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为诗辩护·试论独创性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7]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8]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9]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10]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11]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12]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13]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4页。

[14]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4页。

[15]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人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学争鸣》2005年第3期。

[16]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以下所引米勒文字都出自这篇文章,不另注。

[17]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8]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19]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20]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页。

[22]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23]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24]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25]钱中文:《钱中文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520页。

[26]王昌龄:《诗格》,王大鹏,等:《中国历代诗话选》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9页。

[27]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8页。

[28]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董启,译,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29]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30]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