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刻,人们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落以后又一次空前高涨。这一点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了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文坛经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形式实验与“历史沉迷”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些小说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或称之为“社会问题小说”,其代表作家有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编》,何申的《年底》《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均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被誉为“现实主义的回归”“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作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苏醒,等等。大概是受到这个冲击波的冲击,一些出版社又推出了一些反映现实问题的小说(如群众出版社当时推出一套所谓“社会问题小说文库”),这些小说一般都选择现实生活中人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腐败问题、国营企业与下岗工人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由于中国小说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或沉溺于语言形式探索,或热衷于表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已经引起文坛内外一片批评声。“新现实主义小说”或“社会问题小说”的“适时”问世似乎给文坛注入了一丝活力,难怪人们一致看好。[1]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20世纪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效应。在1998年1月22日《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中,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然而我们看了一部分此类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或“社会问题小说”以后,却发现它无论在对待社会转型的态度、反映现实的方式、审视社会的角度,还是在小说的文体、叙述方式、语言形式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而对于这些危机却缺少有力度的批评分析。我们在这里不想就具体的某部小说发表评论,而只是就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文体应当如何反映社会现实、到底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存在的主要误区等理论性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文学应当如何反映转型时代?
中国文学家应当关心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小说应当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如何关心、怎样反映。比如,文学家,以及更广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关注与反映今天的社会转型时所持的态度、角度、标准、出发点、着眼点等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意思但仍然未经深入探讨的问题。其中具体观点的分歧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思维路径、价值取向、判断角度的分歧。我们认为这是更为根本的分歧。这一分歧就是:文学家偏重人文关怀,而社会科学家更具历史理性。由此决定了,审视社会历史,尤其是在对待急剧的社会转型时(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更注重转型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或进步,比如发展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文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转型的文化道德合理性,以及它在个体心灵、人性深处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
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相同,尤其是不应当只看到物质的、器物的层面,而更应当关注人性的、精神的、价值的层面。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的分化又必然造成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包括正、负面)。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在常态的情况下,文学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微弱的、边缘性的,占支配地位的是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更重要的是物质生产自身的“铁律”以及政治家的施政方针(值得指出的是,现代社会中政治家与科技专家的联盟远远超过其与人文学者的联盟)。西方社会不乏对于现代文明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学家,但是没有一个西方社会因为文学家的批判而回到古代去,没有一个政治家会依照文学家的作品来施政。但是这不是说文学家的边缘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提示社会转型在人(主要是个体)的心理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是被社会科学家忽视的,而且也不是他们研究的长项,因为这种影响常常只能用心去体验,却不能用图表去统计,用调查问卷去把握。
再者说,审美规律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社会科学家理性地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一个精通社会分析的作家未必、甚至经常就是不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意义多大很可怀疑),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蕴。在一般情况下(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或许是例外),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外古今那些真正有艺术韵味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挽歌式的,也就是说,常常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长恨歌》是如此,《红楼梦》是如此,托尔斯泰是如此,福克纳也是如此(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的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文学与社会应当是有距离的,这与关注社会与时代并不矛盾。这是一种特殊的关心,是有距离的关注。因为知识分子绝不应当无视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与震**。
从这个角度看, 20世纪90年代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所缺少的恰好是人文关怀;又因为这些小说家虽然大多生活在基层社会,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切身的经验,但是,由于他们毕竟不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的知识结构尚不足以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所以其对于转型时期的社会评价也大有问题。也就是说,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
二、“分享艰难”质疑
人文关怀的欠缺典型地表现在所谓“分享艰难”的主题中(其中又以同名小说《分享艰难》为代表),恰恰是这个听上去似乎明达的理性精神,这个被用作解决中国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的灵丹妙药,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部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混乱与认识混乱。我们应当追问的恰恰是:当今中国社会遇到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以什么为代价分享?分享艰难能不能解决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分享艰难”的都是什么人,他们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艰难以及如何分享的。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营企业的厂长们、书记们。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2]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昧着良心发展所谓“经济”。虽然小说也表现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内心是痛苦的,但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当时是一个首先要解决肚子问题的时代,是经济压倒一切的时代。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四处奔波、精疲力竭。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钱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为了抓经济而把道德良心放在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虽然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塔山是镇里的经济支柱,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塔山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行为的准则是“经济第一”的原则(所谓“责任”高于“信念”)。小说竭力要表明的无非是:为了分享经济上的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尽管他是一个强奸犯,否则经济就要垮台。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里,人文价值的混乱与人文关怀的缺失已经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我们觉得,那些口口声声“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现实主义作家”缺失的似乎正是真正的责任与使命。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同样突出了一个主题:为了维护工厂的经济利益,就必须以牺牲良知与道德为代价。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往往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所谓实际利益即物质利益),厂长也好书记也好,都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找妓女玩儿等);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这样做当然绝对违反吕建国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厂子的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嫖娼。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里,作者着意突出的是历史发展(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紧张与矛盾,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那么,这类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毛毛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儿)。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他们的“牺牲精神”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么?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都不同,他们是一些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也是基层单位的“经济台柱”。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或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厂里搞到一千万元的业务。
通过以上三种人的三种对于艰难的分享,我们可以发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小说似乎着意要表明的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道德基础。从而,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做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掌握在专门吃喝玩儿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令人触目惊心。
应当承认,从现象上看,这些小说描写的现实不无真实性(虽然也不无夸张)。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也是中国目前的部分现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但是,小说在表层上的真实性并不能掩盖其文化价值上的迷乱与深层意义上的社会分析能力与理性精神的欠缺。即使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像小说所写的那样坏人不得不用,好人不得不受罪,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与良知的一边,张扬人文主义,而不是貌似理性地要求大家克制、理解,共享艰难。这种权谋之计、务实精神或许是一个政治家或部分(不是全部)社会科学家的可以理解的选择,而不应当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作家不是施政者,不是地方官,不是镇长乡长,也不是厂长书记,他考虑问题不应当过分地着眼于务实、可行,而更应当坚持正义与良知。几乎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包括现实主义的作家是务实主义者或成熟的政治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振聋发聩,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不成熟”,“不务实”,他们的超越精神与宗教情怀。相比之下,我们的“新现实主义”作家有太多务实精神而太少宗教情怀。
所谓深层意义上的社会分析能力的欠缺,指的是这些作品没有揭示现实中造成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背离的深层社会原因,尤其是离开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社会转型期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却不能揭示造成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内在原因。问题是,历史发展仅仅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是建立在践踏正义与良知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所谓“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而且最终经济能否发展也是颇为可疑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历史与道德的紧张,我们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离开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像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方面的原因。像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有真本事,而是因为体制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比如,如果郑主任不是为了公家订货而是为了自己的私人企业订货,他就不会以对方是否提供满意的“特殊服务”为订货的标准,而吕建国也就没有小说中写的这种烦恼了),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3]
更重要的是,此类小说不但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且在表现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或者是在物质第一、经济至上的招牌下试图变相地为不公正现象辩护(中国国情、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大家要理解,等等),或者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比如,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显例(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而在洪塔山这样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关键时刻良知未泯)。尤其是在《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厂的同意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但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缺乏真正的揭示社会问题根源的能力与勇气。似乎只要把人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实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绝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大潮下泯灭,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就可以解决的(田毛毛的父亲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放洪塔山一马,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还会有更多的田毛毛被糟蹋,从而这种牺牲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洪塔山卖轿车、贺玉梅献私房钱等),但是绝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困顿中。原因很简单,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制度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制度环境尚未产生。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基层领导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像章东民这样有才干的企业家,也只能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否则的话,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顿。所以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坏人手里?如果这些人是为自己的公司订货(从而订什么货直接与他的个人利益相关),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中国特色”的现象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度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小说并不具备真正深刻的历史理性。
三、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
说起当前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人们总热衷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或“认识价值”,但即使是所谓“真实性”或“认识价值”,小说的真实性与认识价值也必然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或通信报道的真实性或认识价值。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更具理论性的问题:如何认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认识价值?现实主义是否是一个着眼于题材的概念,是否只要反映表现了乃至记录了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体,应当如何反映现实?其方式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乃至通信报道有什么不同?
说到现实主义我们马上会想到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而说到“社会问题小说”,我们则知道在20世纪初就有社会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等)。关于现实主义,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东西还要多。”这句话一直被用来证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但是,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称赞巴尔扎克的小说真实性或认识价值的?为什么巴尔扎克的小说的认识价值比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的著作的总和还要高?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但他始终抓住了人性的主题,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正因为这样,它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所不可替代的。否则他就无法提供与社会科学不同的另一个意义上的真实性,恩格斯也就没有必要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去认识当时法国社会的状况。可见,作为虚构性艺术的小说,包括现实主义小说,其独特的真实性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现在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与一些评论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一些评论家都是如此。比如,他们总是强调自己如何关心现实问题,如何熟悉基层生活,以为这就是写好小说的充分条件。比如,何申说:“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在生活中滚。……我是在洋楼群中长大的,但我的作品却是写农村的。我当过六年的文化局长,这期间把我那个地区的乡镇都跑了一遍。长期的基层生活,使我写起东西来对农村非常熟悉。乡镇大院的门朝哪儿开,镇长们怎么打电话,五月份乡镇在抓什么工作等,这些东西自然地直往笔上窜。……生态或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投入生活,做个有心人,必然能写出好作品”[4];“大约在整个80年代的十年里,我跑遍了承德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川。二百多个乡镇,以及无数村庄,都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知道了下面的实情,我拿起笔来写作,就用不着更多的编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和事像水一样淌来,你好好把它们理顺写清楚就是了。”[5]这里的认识误区是:事实上,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有了生活不见得就能写出好作品(因此,像何申说的“我就凭生活写”恐怕是不全面的)。熟悉生活只是写好小说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批评作家沉溺于形式的实验或私人生活、远离现实、远离百姓的日常生活固然有其道理,强调作家的责任感与公民意识也都没有错,问题是生活与责任感都还不等于艺术,生活也好责任感也好,必须经过审美的提炼与升华才能成为艺术。一般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有责任感,但是作家的责任感与其他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不是停留在反映现实表层上。这个原则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同样是适用的。他们经常以所谓“真实”“经得起实际的考验”来标榜自己的作品,而事实是,这种“考验”最多也只是通信报道意义上的“考验”,而不是小说艺术意义上的考验。在这里审美的形式化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6]
从小说与其他非文学性的文体(如通信报道、纪实作品等)的比较上看,当前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充分暴露出自己的短处,就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上将比不过通信报道或纪实文学;就其深刻程度上讲,更难敌社会学家的论文。它的特殊性何在?价值何在?这种反映方式的结果是以己之短敌他人之强,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小说中去了解现实?可以说我们身边的现实比报道中写的“精彩”,而报道中写的又比小说中写的“精彩”。有人正确地指出文学不应像电视、新闻那样地去谈论社会话题,虽然政治、社科、新闻、文学都在“说明”生活,但是“说明的方式有点不一样。”[7]而我们的感觉却是现在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恰恰没有找到自己说明生活的恰当角度与方式。比如,在题材的层面上说,《南方周末》第一版上经常可见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比我见过的所有“社会问题小说”都更加“精彩”,而自己在现实中以及与别人的交谈中得到的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事实,有的远远超过了报道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结果是作家想象了半天写出来的意在警世的反腐倡廉小说,其解释的腐败程度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你说都写这样的小说有个什么劲?
或许有人会说,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报告文学不是风行一时么?问题是80年代中国的各种媒体还不够繁荣多样,没有那么多的报纸,那么多的杂志,电视也不普及,更没有像“焦点访谈”之类专门反映社会问题的专题节目。
对于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误解,此类“新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上导致的结果是,小说与生活、形式与题材的关系过于紧密,常常直接记录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尤其是基层单位的改革现状与艰难困苦,被戏称为“记者”文学。就是说,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拉开一定的审美距离。结果不但是出现上述所说的作品中大多数对于社会问题停留在浅层的琐碎描写,即使涉及对于社会问题的剖析一般也是比较肤浅的;而且在艺术上显得十分粗糙,可以说,以这样的方式写小说,写得再好也不过是社会问题小说。其艺术魅力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对于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的忽视,必然而且已经导致“新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非审美化与非艺术化倾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小说语言上,有人已经指出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语言不能“太直、太满、太露”[8],我们觉得还可以补充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没有意蕴而且缺少空灵;（2）叙述方式的呆板与机械,是一种“跟着写”(如孔太平走到哪里,叙述就跟到哪里)的方法,没有剪裁,没有精心的结构,事无巨细,如流水账。结果是出现不可避免的重复,这些小说不但在题材上都大同小异,而且叙述方式也都极为雷同。
最后,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既为社会科学家,也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与揭示这个转型是他们共同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不同的与互补的,而互补的前提是不同,相同就无所谓互补了。就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的心态,是人性的变化,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隐秘而又深刻的震**(这种震**的剧烈与深刻绝不亚于器物或制度的层面),如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背反。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它将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与情感力量,同时也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
(本篇作者为童庆炳、陶东风,发表于《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
目前文学创作中低俗、媚俗和庸俗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不能不引起热爱文学的人们的担忧,也不能不引起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发展前景的担忧。现实过分功利化,文学过分功利化,我们是否可以从稍稍超越功利的角度,来思考来探索我们的文学理想问题呢?
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谈起
1956年最后一天和1957年第一天,世界文学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当时苏联的《真理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五十二岁的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也是苏联第一大报,一般情况下,头版都只能发表一些政治性的新闻,怎么突然登载起小说来了呢?这不能不引起全苏联和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不胫而走,苏联和东欧的广播台迅速广播,大型文学杂志《顿河》同年第一期也同时刊载。这篇小说很快就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连当时还健在的美国海明威等一批世界作家也写信祝贺,祝贺肖洛霍夫的小说获得成功。随后就改编为电影,影响了整个世界。可以说, 1957年春天,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和全世界都是“作家的节日”。这篇小说在中国获得空前热烈的反响。中文译本刊载在1957年3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随后另一个译本又刊载于同年4月号《译文》上, 5、6月号《文艺学习》也刊载了,随后很快就出版了单行本。一篇外国作品,在不到一个月内有两个中文译本,这在中国是少有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五十岁左右的人对此不可能有什么印象,但当时我正在大学本科三年级读书,又读的是文学系,我们如醉如痴阅读《一个人的遭遇》,那个春天因为有了这部小说,我和我的同学真的像过节一般高兴,至今仍难以忘怀。肖洛霍夫的努力是有结果的,这部小说的创作成功以及《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巨著,使他不但赢得了世界众多读者的热爱,而且于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荣誉。
关于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在《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之前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捷耶夫的长篇《青年近卫军》、西蒙洛夫的《日日夜夜》和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它们都是以歌颂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英勇、坚强、无畏和牺牲精神为主调的。那么,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在浩如烟海的苏联卫国战争小说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调整和改变,从而能占领《真理报》新年期间的头版版面,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这就不能不简要地介绍一下《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的故事:战后的第一个春天,记者在一条河边的渡口上,遇到了故事的主人公———索科洛夫以及他领养的一个五六岁的孤儿。为了消磨等待渡船的两个多小时,索科洛夫在渡口边上给记者讲了他的故事。故事是用第一人称讲述的。他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是一个孤儿,他很爱她,认为她是“金不换”。婚后,他们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活平静而幸福地延续着。但是战争突然爆发了。他应征入伍,当了汽车兵。他为前线输送炮弹,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但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炸弹炸昏了,他当了俘虏。但是就在俘虏营里,他还亲手掐死了叛徒,表现了他对祖国的忠贞与热爱。他逃跑过,但被敌人抓回来,敌人的一个营长要亲自枪毙他,他毫无惧色,枪毙他之前,他一口气喝了三大杯白酒,连敌人也不能不佩服他这个俄国士兵是条“汉子”,因此决定暂不枪毙他。他最终逃出了俘虏营,并俘虏了一个敌军军官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在战争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回到了家乡。但等待的命运是:家乡已经被夷为平地。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被敌机炸死。他悲痛欲绝,可命运仍然给他留下一个悬念,他的儿子在进攻柏林的前线被升为大尉,他等待儿子胜利归来。但命运还是捉弄他,他的儿子在离胜利那么近的时候,也为国捐躯了。这一回,他真的有点儿熬不过去了,可他还是没有完全被命运压垮,他还是压抑住了自己恶劣的心情当上了司机。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孤儿,他认他做儿子,相依为命。战争如此残酷,给人的创伤是无法抚平的。索科洛夫讲完了自己的故事,牵着孤儿走了。记者望着他们的背影,泪水涌出了眼眶。
《一个人的遭遇》与以前的写卫国战争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当年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所做的报告是:“《一个人的遭遇》对我国文学有原则意义。”但哪些“原则意义”却语焉不详。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一个人的遭遇》实际上是对卫国战争题材创作路线的一次调整。调整的要点在于:把文学的历史理性维度不再看成为唯一的维度,而是加入了一个人文关怀的维度。历史理性的维度和人文关怀的维度并置,两者之间保持张力,甚至悖立,改变单一的歌颂的过分昂扬的基调,展现了战争原有的复杂的真实面貌。我一直认为,历史理性是建立在清醒理智和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历史要求,它是民族的、人类的生存的意义所在,也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就战争而言,当自己的祖国遭受敌人侵略之时,作为祖国的儿子,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参与到反对入侵者的战斗当中,这是至高原则,是历史理性的要求。因此,描写人民参与保卫祖国的战争,讴歌他们的英勇无畏和牺牲精神,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民族的、人类的要求,因此它是属于历史范畴中的理性。在肖洛霍夫笔下,索科洛夫在祖国遭到法西斯敌人入侵的时候,毅然走上战场,为保卫祖国而战,在敌人的俘虏营里他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非人的艰难、折磨、污辱、**,但他和他的战友英勇刚毅,视死如归,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作家充满热情歌颂这一点,并把这种歌颂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就是说,《一个人的遭遇》充分地展现了这一历史理性维度。问题在于战争仅仅只有这一个维度吗?按照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许多作品的理解,似乎只有这样一个维度。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则认为战争除了上面所说的历史维度之外,还有一个维度,那就是人文主义的维度,即战争是破坏性、毁灭性的,它给人带来的是杀戮,是劫难,是**,是凄惨,是创伤,而且是永远也不能抚平的精神创伤,因此它又具有悲剧性的一面,我们需要以人文关怀来烛照它来正视它,把真相展现出来,让后来人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政治家有时对于战争中某个普通战士遭受的苦难或被敌人枪杀可以忽略不计,而着眼于战争的战略方面的话,那么作家的特性就是要敢于说出战略学家、军事专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想说或不愿说出的话来。正如当年肖洛霍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所说:“文学———这是良心问题,要是我们不起来大声疾呼反对杀人,下几代的人就不会原谅我们。”“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对战争说‘不要’,而且要比那些说‘要’的人说在前头。”(见《文汇报》1958年4月23日)我相信,肖洛霍夫这里说的战争当然是法西斯敌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而不是我们不得不奋起抵抗法西斯敌人的正义的战争,一旦有谁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就应该像索科洛夫那样勇敢地走上战场。我的理解是,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就是让上述历史理性的维度和人文关怀两个维度在作品中保持张力状态,既要歌颂苏联战士英勇地参与反法西斯敌人的战争,又要展现这场敌人强加的战争所造成的人文灾难———同胞的被害,战友的牺牲,家园的失落,亲人的离去,永远也抹不去的孤独与悲伤……这就是肖洛霍夫对卫国战争题材创作路线的调整和改造。肖洛霍夫的新的创作路线的意义是既要体现历史的要求,又要体现人民的苦难;既要高扬英雄主义,又要高扬人道主义;既要考虑到祖国安全这个至高的大局;又要照顾到个人幸福这个不可少的愿望;既从社会方面理解战争,又突出了“全人类的主题”。人情、人性、人道主义成为新的元素进入作品。而作家在历史和人文中徘徊。这一创作路线的调整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还原了战争的真相,并使战争的残酷性、非人性凸显出来。这不能不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精神的启迪。这就是肖洛霍夫的文学理想和精神价值。这个文学理想和精神价值的火炬,既照耀到了伟大苏维埃祖国大地,也照耀到了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祖国的尊严和个人幸福都在文学理想的热流的温暖中而显得更宝贵更值得珍惜。
自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一出,文学理想被刷新之后,这一类型的成功作品在苏联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如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一直到苏联后期还涌现出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等。整个卫国战争共夺走了2660万苏联人的生命,其中有近870万是军人。但是,以《一个人的遭遇》等系列伟大作品的涌现,给全世界的人们以耳目一新的阅读感觉和空前的心灵震撼,苏联文学无愧于他们伟大的卫国战争。
期待《集结号》作品系列的出现
中国近代以来我们经历的战争还少吗?就以抗日战争而言,三千万中国人在战争中牺牲,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也使成千上万的战士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虽然我们也出现过一些作品反映这两场伟大的战争,如《保卫延安》《红日》《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这些好作品也感动了我们。这一点是不能不肯定的。但我们又不能不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伟大作品太少。(孙犁的长篇《风云初记》别具一格,要做另外的分析。)
我这里要提到并简要分析两部具有文学理想光芒的作品。
1955年路翎的以志愿军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这是一部比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还要早就出现的作品。这篇小说,写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战役,侦察员王应洪和朝鲜房东姑娘金圣姬之间,发生了一种爱恋的感情,特别是金圣姬“从感激就产生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情和想象”,由于她的执着的爱,他们之间不能不产生微妙的接触、热烈、冷淡和痛苦。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明文规定不许中国战士与朝鲜姑娘谈婚论嫁。这个严重的问题对志愿军战士王应洪来说是一个多么困难的考验啊!规定明显代表了理性的要求,而爱恋则是一种人的感情的世界。他必须抛掉一切幻想,切断一切藕断丝连的感情,拒绝来自朝鲜姑娘的爱的**。他很难做到这一切,但最后通过他内心的斗争他还是做到了。然而,他却在那次洼地上的战役中光荣牺牲了。问题在于作家的态度,作家认为军规军纪是不许违反的,但是,同时又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值得同情的。作家在军规军纪和感情之间徘徊,在历史要求与人文感性之间徘徊。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路翎的作品一发表就遭到批判,认为他的作品写了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之间的爱情,违反了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原则。批判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作家要揭示的正是历史的要求与人文感情之间的冲突,激发读者的悲剧性情感,让人们看到,我们的战士就是在感情的纠葛中,仍能牺牲个人的最美好的感情,为祖国而战斗。在这篇作品里面作家展开了两个维度:历史的维度与人文的维度的悖立,遵守规定是有价值的,但感情也是有价值的,这样写不单是真实的,而且是更具有深刻人性的,可惜后来这样的作品太少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经历了多少战争,但是我们的作家只知道政治历史这一维度,缺少悲天悯人的情怀,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作家们没有能写出更多更深刻的动人作品来。
直到2007年冯小刚电影作品《集结号》的出现,才稍稍给我们一点安慰。电影《集结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保持张力的文学理想。作品主人公谷子地连长和他的三连47位战士,在解放战争中,英勇奋战,拼死斗争。在一次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过程中,他们受命阻击一部分敌人,一直要等到团部吹响集结号,才能撤退。在那个狙击敌人的阵地上,他们以少打多,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全连47位战士都牺牲了,他们没有听到集结号的声音响起。作者毫不吝惜自己的笔墨,热情地歌颂了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精神,体现出作者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理性的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比解放全中国人民、让人民当家做主、建立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重要的呢?个人的牺牲如果能换来人民的解放、国家的独立,那么这种牺牲是有崇高价值的。作者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但影片着力之点还在于三连47位战士牺牲,并没有被追认为烈士,这太不公平了,这缺乏起码的人文精神。谷子地在参加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开始艰苦地寻找原来所在的部队,力图证明这 47位战士不是什么“失踪”者,他们的家属也不是只配领取“200”斤粮食的人,他们是烈士,他们应该得到人民的永久的敬仰,他们的家属应该领到“700”斤粮食,他们应得到烈士家属的荣誉。但由于在解放战争中,部队番号的变化,谷子地费尽力气也没有找到他的47位阶级弟兄是革命烈士的有力证明。在寻找的过程中,谷子地对于他的47位战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对于其家属受到的委屈,表现出一种对人、人性的深切的关怀。他心里最清楚他们是勇敢的战士,但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性格有脾气的人,有人性人情的人,他们的鲜血不是水,不能白流,不能不明不白就这样不了了之。他觉得他此生生活的意义,就是要寻找证明,为这些烈士寻找证明。在寻找过程中,他遇到了困难甚至阻碍,他生气,他不平,他骂人,他跟别人争吵,甚至动武。看似粗暴,实则柔情似水。这种情,是对战友之情,也是对人之情。这样,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两个维度就在影片中并置,文学理想的火炬就在这两个维度的交错、纠结和徘徊中点燃。观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他们也要为这些为人民的事业而奉献出自己鲜活生命的烈士找证明。影片的影响是深刻且持久的。就我个人而言,新时期许多影片的故事看过之后都随风飘散,而唯有《集结号》让我“耿耿于怀”。稍感遗憾的是影片的“大团圆”结尾。如果在影片结尾的时候,谷子地力图寻找的证明仍然没有找到,他已经70岁了(原著就是这样写的),眼看就不行了,可仍然在为寻找证明而奔波的路上,那么影片就会有一种悲剧性的氛围,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会更深刻更有力,也更符合真实。
我一直在期待着更多的《集结号》作品系列的出现,但我的期待到此为止是落空了。
也许有些人要问,这些年涌现的作品,如《**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和《亮剑》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合乎你的文学理想呢?我不能不说出我的真话:这几部作品不错,但很难称为优秀,更难称为伟大。因为这几部作品的基调仍然是《青年近卫军》式的、《红日》式的,最多是苏联作品《夏伯阳》式的。它们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未能超越歌颂这单一维度,读者从中看不到战争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历史真相。这三部作品不过是在男主人公的个性上下了一些功夫,写了他们的或粗鲁或暴躁的性格,他们不时违反纪律,动不动骂人,会说粗话……它们没有超越《夏伯阳》,当然更没有达到《一个人的遭遇》的思想和艺术的水准。它们离伟大的作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新”的向“旧”的“告别”意味着什么
上面说的都是战争题材创作中的文学理想,提出了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张力的创作原则,那么在写和平时期的建设生活中是否也需要这个创作原则呢?答案是肯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家描写和平时期的建设生活更需要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张力论的支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生活中,经济快速发展,却处处存在着不平衡。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理性,要求发展经济,保持发展的速度,这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讲到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其中一大发现是,人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然后才能有别的活动。“**”前和“**”中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抗美援朝的战争结束后,我们面临的状况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要与我们的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历史的要求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以实现改善人民生活的理想。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认识到马克思的发现,才体认到中国的实际,转而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事实证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跻身世界前列,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社会文明也随之发展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理性的胜利。另一方面,则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特别是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贪腐的加剧、高房价的泡沫,贫富差距的加大、城市农村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还有精神方面的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抬头,这些都是违反人文精神的,而且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伴随物。这样一来,我们的作家就不得不面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失衡状态。如果说我们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往往更看重前一方面,认为后者只是为经济发展付出的“学费”的话,那么作家的特性就在于他与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不同,他们认为这两个方面都属于社会生活的真实和真相,必须予以全面深刻地加以反映。这样他们的文学理想就不能不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张力的艺术展现。
还是来谈一谈相关的一些优秀作品吧!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拉斯普京在苏联时期,就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告别马焦拉》的创作。马焦拉是安加拉河上的一个小岛。春天来了,马焦拉岛上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这里要修建水电站,水位要提高几十米,全岛都将被淹没。年轻人站在顺应潮流这一边,他们渴望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离开这个小岛去外面的大世界,去过更富有的日子,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作家肯定了他们的弃旧迎新的生活态度。但是老年人却差不多都站在固守老旧这一边,这里是他们的美丽的故乡,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亲切的、温暖的,不可或缺的;这里有他们绿色的森林,有他们宁静的家园,有他们的初恋之地,有他们眷恋着的一切。达丽亚大婶对她的孙子安德烈说,你们的工业文明不如旧生活安定,机器不是为你们劳动,而是你们为机器劳动,你们跟在机器后面奔跑,你们图什么呢?作者同情、理解他们,认为他们的怀旧情绪是美好的,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显然年轻人的愿望属于“历史理性”,而年老人的守旧则属于“人文关怀”。作家感觉到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立,他没有排斥任何一方,他在两者之间徘徊,在“新”与“旧”中徘徊。这里的问题是:新生活必然要取代旧生活,然而旧生活就没有价值吗?现代工业文明诚然给我们带来富裕,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现代工业也会使人变成某种机器,而环境的污染、自然的破坏、贪腐的蔓延等更败坏了我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珍贵的空间,素朴的母亲般的田园和传统的良知、道义的绿洲的丧失,更是我们的悲哀。中外历史的发展都证明了一个真理: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的前行,总是带有悲剧性,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前进中一再出现的矛盾和悖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成为世界的新元素。我们的三峡水坝工程的建设不知比拉斯普京所描写的西伯利亚安加拉河上的水坝工程大多少倍,三峡工程移民的人数多达一百多万,也比小小的“马焦拉”岛上的移民人数不知要多多少倍。可我们写出了一部像小说《告别马焦拉》那样伟大的作品吗?我当然关注到了写三峡工程移民的一些文学作品,但多半是政治话语的直接的带有点文学性的表达。然而我们需要的是文学话语,是在文学理想照耀下的真正的文学话语。这种文学话语要充分体现出作家的特性:三峡大坝当然值得建立,它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几代人的历史理性的实践,我们必须肯定它。但是,那么多人要亲手摧毁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家园的痛苦感情,不愿舍弃自己故园一切美好的事物的痛苦感情,不愿背井离乡远走他乡的无奈感情,以及深埋在长江水下的千万年的珍贵文物,再也看不到的伟大诗人李白、杜甫描写过的长江的美丽风光……这一切就没有价值吗?我们也必须做出正确的判断。实际上,这里同样存在一个现代工业大背景下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悖立的现实,悲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也未能幸免。我们的作家是否真的能从作家的特性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中国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伟大的(正题),但它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反题),这就是我们的今天所面临的现实悖论。我们总说文学要反映时代精神,可时代精神是什么,它在哪里,我认为它就蕴含在上述这个悖论里。今天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个时代的精神,不是发展、发展再发展,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万岁,我们时代的精神是在科学发展中“新”的向“旧”的“告别”,现代向传统告别,今日向昨日告别……“告别”不是简单的一走了之。“告别”是必须走,不能不走!不往前走,我们就要落后和挨打,中国必须崛起,必须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屹立在世界,这是时代的理性的声音;但“告别”又总是频频回头,泪光点点,难分难舍,这是传统的人文的声音。两种声音此起伏伏,或同时响起。当前的文学现实是,我们的作家还没有这种充分自觉的社会意识,还没有深切感受到这种时代精神。因此,他们的笔下常常很难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来。
文学创作需要审美的升华
有人可能要问,《一个人的遭遇》和《告别马焦拉》可能是原创的。但电影《集结号》不是原创的,它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杨金远的小说《官司》改编的。为什么小说《官司》已经有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张力意识,却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呢?这就关系到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了。
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来说,并不是展现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张力就必然会获得成功,这里还要看作家、艺术家是如何展现的,这就需要考察作品审美品质所达到的高度。如果一部作品根本就不具有审美的魅力,那么这部作品就不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更不会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审美问题还复杂,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明白的。按照我的理解,审美是人对事物的一种情感评价。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审美主要之点是作家创作过程中情感的投入,让作品里面所描写的一切事物都生气灌注,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审美场。换言之,单个的人物或单个的场景或单个的故事讲得好……都不足以形成审美场。审美场作为具有生命特征的整体性结构,要求作品不但要真实,合情合理,而且还要有勃勃的气息,浓郁的氛围,可感的情调,优雅的韵律,绚丽的颜色。要达到这种艺术极致和审美高度,作家的情感就必须有一个“移出”和“移入”的过程。所谓“移出”就是作家的情感是根植于生活的土壤中的,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并从这种“深入”和“体验”中把情感“移出”来,变为自己的刻骨铭心的“情”的世界,这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情以物兴”;所谓“移入”就是作家从生活里面所体验的情感,通过一切艺术手段,自然地却又是淋漓尽致地灌注于整个作品之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做到“神与物游”,似乎作品中的一切都是自己。就像肖洛霍夫所谈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他的母亲被敌人的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死了,他感到无比的哀伤,他写索科洛夫,觉得索科洛夫就是自己。他把自己的情感“移入”到笔下人物身上。这也就是刘勰所说“物以情观”。“情以物兴”是“移出”,而“物以情观”则是“移入”。文学创作中审美场的构建,基本上是一个情感的“移出”和“移入”的问题。
冯小刚的电影作品《集结号》获得成功,有许多原因,但从创作的角度看,就是它建立起了“审美场”。反观原作小说《官司》,则离建立审美场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集结号》受到欢迎和关注,而《官司》则处于没有多少读者阅读的原因吧。
我们今天文学的出路和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学理想灯火的寻找。我的理解是:文学理想在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三者的辨证关系中。
(本篇作者为童庆炳,发表于《文艺报》2010年10月2日)
[1]当然也有对此提出异议的。参见萧夏林《泡沫的现实和文学———我看“现实主义冲击波”》,《北京文学》1997年第6期;陶东风《艰难不是分享可以度过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之我见》,《作家报》, 1997-5-15;陶东风《某些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误区》,《文学自由谈》, 1997年第2期;陶东风《转型时代的经济学家与文学界》,《中华读书报》, 1997-12-24。
[2]“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他可以采用在伦理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
[3]有人批评作家对于乡镇干部对于“经济能人”批判不力,甚至制造“金钱就是一切”的神话,这是切中肯綮的。但是说作家“对于强奸犯充满同情与理解”似乎说得过分了。参见萧夏林《泡沫的现实和文学———我看“现实主义冲击波”》,《北京文学》1997年第6期。我们认为作家的失误倒不是同情与理解强奸犯,而是错误地以为改革时代需要使用这些“能人”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其实,这种现象正是改革的对象,而且健康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孳生此类现象的。
[4]见《武汉晚报》, 1997-1-7。
[5]见《武汉晚报》, 1997-1-7。
[6]似乎只有关仁山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注意到了“现实主义作品不仅需要世相的真实,而应尽力寻求优美的形式将作品推向精神的高度”,而且意识到自己“笔力不足,将作品写粗了,写躁了,是该静下心好好磨一磨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相比之下,关仁山的作品在艺术上要相对灵动一些,有意蕴一些。
[7]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1-7。
[8]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