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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李怀让之死

广德元年（763）对唐帝国而言是颇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新任帝国君主代宗即位的第二年。上一年（762），他的祖父玄宗和父亲肃宗相继去世。代宗本人则在当时“久典禁军”[1]、权势鼎盛的唐廷首宦李辅国，与身任“内射生使”[2]，即执掌宫廷禁卫军，并党于辅国的另一名重要宦官程元振的推戴下，在宫廷政变中成功胜出，成为新任帝国君主。不过到了广德元年初，由于李辅国的离奇死亡，宫廷斗争的阴影已逐渐在唐廷内部淡去。而外部，与安史叛军的作战也迎来了拨云见日的光明，因为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在这年春天随着史朝义的败亡正式宣告结束。就是在这样一个唐廷与帝国获得重生的年代，长安近郊也迎来了一场规模隆重的大臣葬礼。

一、盛大的葬礼

这场葬礼是为前任华州刺史，亦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的首任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而举行的。有关葬礼宏大场面及隆重规格的描述保存在常衮所作的《华州刺史李公墓志铭》[3]中：

广德元年九月三日，（李怀让）薨于华州军府，春秋若干。天子闻之，辍朝兴叹，特优命数，宠赠司空。诏发輤车，即日迎柩，列辟卿士，咸会丧焉。赠赙襚含，有加故事，京兆尹监护，内谒者致以词，即以其年十月四日，陪葬建陵，旌勋臣也。将军卤薄，司空法驾，钲车介士，前后鼓吹。观者称荣，懦夫增气。百官临吊，毕集孔光之门；五校送丧，直至邓宏之墓。君臣之义，厚莫重焉。

墓志提醒我们，李怀让具有陪葬肃宗建陵的“勋臣”身份，因此墓志对其丧葬仪式宏大规模的渲染也就是一种有据可依的铺陈，并不是全然的阿谀之作。由于传世文献对李怀让的记载很少，因此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极为难得的得以颇为完整地勾勒出这位肃宗朝勋臣生平的资料。墓志首先称：

（李怀让）以良家子选羽林郎，骑射绝伦，材官入侍，射熊旧馆，戏马前台，百步应弦，两骖如舞。便蕃左右，趋奉阶闼，秺侯笃慎，汉帝裒嘉。

墓志此段辞气颇为丰赡，但关键信息却只有一个，即李怀让在安史乱前即已获得了禁军成员的身份。

李怀让仕途的发展，得益于安禄山叛乱。因为他在乱中一直担任着离京在外的肃宗警卫军首领这样一个特殊的职务。无论是肃宗登基的灵武（灵州），还是此后临时驻跸的扶风（凤翔府），流亡时期的肃宗一直得到李怀让尽职的扈从与羽卫，这就是墓志说的：

属皇室艰难，王师巡狩，侍执羁鞫，扈陪惊舆。节见时危，捧六龙于岐下；口陈天命，从五马于回中。披荆榛而执殳，冒风雨而持盖，中原行在，实掌禁戎。领护钩陈，典司环列，出入警跸，肃清扞陬。羽卫甚严，军容益振，夜合枪累，晓开旌门。拥嘉气于月营，横大风于天仗，始自灵武，至于扶风，险阻屯蒙，未尝离上。

墓志记叙李怀让的第一个职衔为“临彰府折冲，射生供奉”。按“折冲”只是虚衔，负责肃宗宫苑宿卫的“射生供奉”才是实职。当然，肃宗“巡狩”之际的羽卫工作也同样是由其承担的。

正因为“险阻屯蒙，未尝离上”的这份特殊功绩，在至德二载（757）十二月肃宗还京表彰蜀郡、灵武扈从立功之臣时，李怀让被封为“沂国公，食实封一百户，一子五品官”[4]。《册府元龟》保留了当时的这份表彰名单。从名单中来看，李怀让是地位仅次于两位率兵勤王的蕃部将领论诚节与钳耳大福的人物。[5]换言之，排位第三的李怀让可能才是肃宗最为亲赖的将领。李怀让的这次受封在其墓志中被具体记载为“以佐命功特授镇国大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知左神武军事，加特进兼鸿胪卿、左神武军大将军，封汧（沂）国公”。而据《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载：

至德二年十月十四日，左右神武两军，先取元扈从官子弟充，如不足，任于诸色中简取二千人为定额。其带品人，并同四军例，白身准万骑例，仍赐名“神武天骑”，永为恒式。

这条记载显示，当肃宗于至德二载十月十九日由临时驻跸的凤翔返回长安前[6]，其已经着手对禁军系统进行规划了。而这支被肃宗特加重视，也无疑将是还京后被寄予重任的禁军就是“先取元扈从官子弟充”，并被赐名为“神武天骑”的左右神武军。而在还京后被任命为首任“左神武军大将军”、“知左神武军事”的将领就是李怀让。至此，李怀让由宫苑的禁卫军首领荣升为京城禁军统帅。

李怀让在肃宗朝的第二次转迁发生在上元二年（761）。当年唐廷曾对京东地区的节镇区划进行过一次重要调整，这就是让原本分属于陕州和河中的华、同二州合并为一个节镇。华、同二州以黄河与东面的陕州和河中府分界，而在西面，它们则又紧邻长安所在的京兆府，两州均各自拥有一处重要的关隘——潼关和蒲津关，因此可以说是长安的门户。肃宗在上元二年将华、同二州由东面的陕州等地分出，并升级为一个独立的节镇，很可能是针对当年二月唐军遭遇邙山之败，史思明的叛军进逼陕州的一次防御措施。而被任命为首任同华节度使的就是李怀让，这也就是墓志所说的：

于是出镇左辅，建牙近关，扼天下之枢，走山东之盗。

关于李怀让被任命的具体职衔，墓志记载为“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充潼关镇国军使、同华等州节度使、华州刺史”。作为长安门户的执掌者，李怀让在这一时刻被肃宗委以此职，是后者对其信任与器重的一种表现，这当然也与怀让曾经的扈从身份以及此时的禁军统帅身份有关。不过，李怀让得以成为同华节度使，也许更要归功于另一位人物的支持，这就是当时的宫廷首宦——李辅国。

李辅国在肃宗一朝的崛起过程与李怀让颇为相似。更确切地应该说是，李怀让与李辅国的仕途发展同行并进，并且彼此关联。作为肃宗的东宫侍宦，李辅国不仅在乱时扈从肃宗，而且对肃宗的即位有匡翊之力，所以《旧唐书·李辅国传》称：

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仍赐名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从幸凤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辅国。

又称肃宗还京后，辅国“专掌禁兵”[7]。李辅国肃宗心膂的地位以及此后执掌禁兵的权任，很自然地会将他与在行在中统辖肃宗禁戎，以及此后出任左神武军大将军的李怀让联系起来。甚至在肃宗出巡的那段日子里，两人的接触与互动就可能更为密切和频繁。其实我们确实看到，当肃宗还京、李辅国权势日盛时，李怀让的仕途也在稳步上升。因此当上元年间，李辅国的权势业已达到“节度使皆出其门”[8]的地步时，如果李怀让凭借着长期以来与李辅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而被推举为首任同华节度使的话，是不会让人感到太多诧异的。

从上元二年开始担任同华节度使的李怀让，其任期一直持续到了广德元年，即代宗即位后的第二年。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唐廷发生了两次变故，一次就是肃宗去世、代宗登基，另一次则是到广德元年，宫廷的首宦已经从李辅国变成了程元振。不过两起事件似乎都未对尚在华州任职的李怀让产生太大影响。广德元年六月，已外任两年的李怀让与另两位节度使一起入朝觐见：

这次改迁也就是李怀让墓志中所说的“寻拜御史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并兼旧务”。然而不幸的是，就在不久后的九月三日，李怀让“薨于华州军府”，结束了其不算太长的节度生涯。而为了褒奖这位肃宗朝“勋臣”，一个月后的十月四日，一场为李怀让举行的盛大葬礼就在建陵所在的醴泉县上演了。

二、吊诡的墓志

广德元年对唐帝国而言是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年份。就在当年春天，关东的安史叛乱才刚刚结束，而到了秋天的时候，关中却又将面临一波不下于前者的致命威胁。发动这波威胁的是西面的吐蕃，它的入侵长安甚至导致了代宗的出逃陕州。

由吐蕃入侵而给长安带来的震撼发生在广德元年十月。据史书记载，十月二日（辛未）吐蕃已自邠州进寇京畿的奉天。奉天是由邠州逾梁山、经漠谷而到达京畿的第一县。一旦过了当长安西北大道之要的奉天，直达长安的道路就无甚大的阻碍。所以《资治通鉴》会说吐蕃进军到奉天时，“京师震骇”[10]，而代宗也因此立即诏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11]。咸阳紧邻长安西北，既然吐蕃已攻至奉天，其沿奉天、醴泉、咸阳的驿路直捣长安就是最便捷的路径。[12]这也正是为什么代宗要任命郭子仪出镇咸阳的原因。但有意思的是，吐蕃的这次入侵恰恰没有沿这条东南下的路线，而是由奉天转向西南的武功，然后渡过渭河，由盩厔东向攻击长安，这样一来，就完全绕过了咸阳。[13]（见图14）《资治通鉴》记载：“（癸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将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盩厔之西。乙亥（十月六日），吐蕃寇盩厔，月将复与力战，兵尽，为虏所擒。”[14]丙子（十月七日），代宗出逃。[15]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癸酉”这个日期特别注意，因为癸酉就是十月四日，也就是《李怀让墓志》记载的李氏下葬的这一天。不过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如果李怀让下葬的时间是十月四日，那么这个时候吐蕃已经攻至盩厔西面，离代宗不久后的出逃也就三天。在这种节骨眼上，唐廷有没有心思和能力办理李怀让规格不低的葬礼是颇让人怀疑的。即便说吐蕃四日的时候还在长安西面，而李怀让陪葬的肃宗建陵则位于长安西北的醴泉县境[16]，那他的葬礼也不可能正常举行。因为二日时吐蕃已攻入奉天，而代宗已任命郭子仪出镇咸阳。[17]换言之，唐廷原以为吐蕃是要沿奉天—咸阳驿路南下的，而建陵所在的醴泉正介于奉天、咸阳驿路之间，因此四日的时候还想在这里举行功臣的陪葬仪式也很难让人想象。实际上，《唐会要》卷17《庙灾变》就记载说：

建中二年（781）二月，复肃宗神座于寝宫。初，宝应中（即广德元年），西戎犯京师，焚建陵之寝，至是始创复焉。

显然，有部分吐蕃军队在此次入侵长安的过程中到过醴泉，并焚毁了那里的建陵。而此事只可能发生在十月九日（戊寅）吐蕃攻入长安前。[18]

有关李怀让葬礼发生时间的这一“怪戾”记述，促使我们对由常衮所作的这份墓志进行重新审视。实际上，墓志所蕴含的“怪戾”气氛倒并不源于葬礼时间本身的异样之处，因为墓志中记录的下葬日期多半是卜筮后的结果，而墓志的撰写也本来就在墓主落葬之前。换言之，计划中的盛大葬礼由于碰巧遭遇了吐蕃的入侵，只能遗憾地告吹。而我们也只能从留存下来的墓志中，再去拟构与想象它本将举行时的盛大场面。其实，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审读这份墓志，并不是因为葬礼时间的“怪戾”，而是葬礼规格的“怪戾”。纵然李怀让盛大的葬礼可能因吐蕃的入侵而无法按期举行，但他作为勋臣陪葬建陵的名分，却恐怕不应该因为这次意外的事件而轻易抹去。但据《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的记载，陪葬肃宗建陵的只有此后的尚父汾阳王、再造唐室的第一功臣郭子仪一个人，根本没有李怀让。[19]而如果后者确实没有获得陪葬建陵的资格，那么墓志作者如此煞有介事地去杜撰这一事件就将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因为没有哪一个墓志撰写者敢去犯这样的禁忌：为一位没有资格陪葬皇陵的大臣杜撰陪葬一事。

其实，我们不用去猜测墓志作者常衮何以要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去杜撰李怀让“特陪元斗”之事。事实上，常衮的写作根本不存在风险，因为《李怀让墓志》本来就不是常衮因与李氏有私交而为其撰写的。志文最后的“史臣奉诏，谨而志之”数字，让我们知道了这是一篇常衮受代宗之命而执笔为肃宗朝功臣所作的墓志。至于墓志中的“怪戾”之处，其实也还不止上述关于李怀让葬礼的这些。甚至李怀让的死亡时间（或许还有地点）也是错误的。源于《实录》的《旧唐书·代宗纪》就明确记载，李怀让死亡的时间根本不是九月三日，而是六月二十二日（甲午）左右，也就是李怀让“入省”后的十数天。至于李怀让死亡的原因，旧纪也一并给出了记录：“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自杀，为程元振所构。”

我想，当我们终于读到这样一段关于李怀让之死令人唏嘘不止的文字时，我们或许已经意识到，常衮所作墓志中关于怀让死亡甚至下葬时间、地点的错误，关于其丧葬规格和气氛的杜撰及烘托，应该都不是无意为之的结果。而很可能正是为了要掩饰李怀让的“自杀”或其“自杀”的原因，并且，似乎也隐藏着一种意欲回护某位宫廷人物的目的。

三、伪作的意图

墓志想要袒护的那位宫廷人物，当然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权宦、代宗的宠臣，也就是旧纪中说的迫使怀让自杀的程元振。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假设，就是墓志意欲回护的人物其实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程元振，而是元振背后的代宗。其实，旧纪所谓“自杀”，真正的含义很可能是“赐死”，这是唐代君主意欲诛杀臣下，却又找不到诛杀理由时惯会使用的一种伎俩。而志文最后“君臣之义，厚莫重焉”几个字也许也不光是要凸显李怀让与曾经的肃宗之间的君臣之义，而更可能是暗示着现在的代宗对李氏的君主之义。至于这“君主之义”所含的究竟是代宗的愧疚之情，还是自负的虚情假意，这就恐怕只有代宗自己知道了。

而关于李怀让“自杀”的原因，即其是不是因为可能存在的曾经与李辅国之间的关系而为程元振“所构”，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就是李怀让的“自杀”必然会对帝国的上层造成负面影响，以至于代宗不得不通过伪造墓志的方式来对李怀让的死亡真相进行掩饰，并且极力渲染其对这位勋臣的“君臣之义”。而我推测，代宗此举的目的，很可能是因为怀让之死确实已经对其他一些勋臣造成了震撼，并且，代宗本人也正深陷于一种因得不到这些元勋支持而导致的困境之中，以至于他不得不通过对李怀让及自身形象的再创造来重新挽回朝廷在这些佐命元勋心目中的形象，并再次赢得他们的信任。而代宗所遭遇的困境就是在吐蕃入侵之时，像李光弼这样的平叛功臣不愿护驾。

关于其时李光弼等人不愿护驾的具体原因，《资治通鉴》的叙述道出了一部分真相，即：

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上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20]

据传世文献记载，代宗初年为程元振“忌疾”的“诸将有大功者”至少有以下几位，除了在吐蕃入寇之际不愿入关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与光弼并称的佐命大臣郭子仪，身为元勋的宰臣裴冕，可能为元振构陷而“自杀”的李怀让，还有一位则是在广德元年初入朝谢罪而为程元振等所陷、最后为代宗赐死的平叛名将——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而对程元振这样一位基于代宗宠信而“中外咸切齿”却又“莫敢发言”[21]的权宦，只有到了吐蕃入侵、代宗幸陕之际，像太常博士柳伉这样的大臣才敢上疏称：

犬戎犯关度（渡）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闱，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22]

并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局势下，代宗才不得不在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23]。

这样看来，李怀让墓志的撰写时间很可能就是代宗在广德元年底返驾长安后不久。在总算逃过一劫后，代宗需要立即采取措施修复他与功臣之间的关系。而为李怀让撰写墓志就是这些修复措施中的一项。至于墓志的作者常衮，其时正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24]，因此由其来撰写墓志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而我也怀疑，之所以选择将李怀让下葬的时间放在十月四日，很可能就是想要故意利用吐蕃焚毁建陵一事。既凸显了怀让“勋臣”的地位，也是为其不明不白的死亡，以及根本不可能陪葬建陵的事实寻找一块天然的掩饰牌。而将一场根本不可能举行的葬礼，与规模隆重的两汉大臣孔光、邓宏（弘）的葬礼相提并论[25]，其中掩人耳目的用意也是不难体察的。

而到了《实录》编撰的时代，如果李怀让确是曾因程元振的谗毁而“自杀”的话，那么彼时的史臣应该已经不会像常衮时代那样，对这位虽在广德元年十一月被代宗削夺官爵、放归田里，但其后因代宗感念程氏当年拥立自己即位的旧功（当然还应该包括认真贯彻代宗抑制元勋意图），复令其于江陵安置的宦官再有任何忌讳。这也是我们得从旧纪中一定程度地了解怀让死亡真相及其促成者的原因。当然，如果在李怀让“自杀”事件中，代宗所负责任更大的话（实际情况可能也确是如此），那么到《实录》编撰的时代，由于当事人的全部离世，史臣将促使怀让自杀的罪名扣在程元振头上，既部分地还了怀让的清白，也保住了代宗的名声，也许比起墓志，这倒是更障人耳目的一种方法。[26]

四、宦官与同华

讽刺的是，无论是程元振还是代宗，其实都没有在李怀让“自杀”事件中获得什么收益。而真正渔翁得利的，是在吐蕃入侵之际正于陕州督掌神策军及在陕诸军，同时也是肃、代之际外军系统中权势最显赫的一位宦官——鱼朝恩。代宗一行于十月七日逃离长安，次日（丁丑）至华州，并在那里遇到了前来护驾的鱼朝恩，这就是《旧唐书·鱼朝恩传》说的：

代宗幸陕……比至华阴（华州属县），朝恩大军遽至迎奉。[27]

十月十二日（辛巳），代宗在鱼朝恩的陪护下最终来到陕州。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华州方面的统帅还是李怀让的话，那么此后护驾的首功或许就不会记在鱼朝恩头上了。而后者也得借李怀让死后同华节度一职暂时空缺的机会，在十月底吐蕃刚退出长安时，便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部将周智光推上了这一位置。同时鱼朝恩也凭借此次护驾的契机，在广德元年底代宗还京后，成功取代程元振成为代宗初年的第三位唐廷首宦。这样看来，李怀让“不当其时”的“自杀”，不免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意味。

而审视同华节帅变更的这段公案，也使我们得以睹见肃、代之际宦官势力对于同华一镇的影响。在安史之乱至唐僖宗时代之前的一百余年历史中，以华州为治所设立的节镇（镇国军节度使）只存在于肃、代、德三朝。[28]而同、华合镇的时间则更短，且只产生过李怀让和周智光两任节帅。到大历二年（767）代宗平定周智光的叛乱后，同州和华州就正式分镇了。而我们本文所谈论的同华初代节帅李怀让，他的任命、死亡、后继者就分别与肃、代之际的三任权宦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有点关系。

如果要说肃、代之际宦官对同华一镇的影响，那么其时与程元振、鱼朝恩并称的另一大宦官骆奉先也不得不提上一句。骆奉先的地位可能略低于鱼朝恩，但他同样是肃、代之际外军系统中权势最显赫的宦官之一，而他所监督的军队就是仆固怀恩所领的朔方军。史料显示，仆固怀恩在广德、永泰之际的“叛乱”也和骆奉先有一定的关系。史称在仆固怀恩事平后：

擢奉先军容使，掌畿内兵，权焰炽然。永泰初，以吐蕃数惊京师，始城鄠，以奉先为使……累封江国公，监凤翔军，大历末卒。[29]

这一关于骆奉先生平的简略叙述，无法让我们对他和鱼朝恩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总的来看，骆、鱼二人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矛盾可言，当鱼朝恩在广德元年底和代宗一起还京，并且不久后因将神策军培养成位在北军之上的禁军主力，从而成为宫廷首宦后，骆奉先可能更多的是在京西北担任监军。[30]

骆奉先对同华一镇也有影响，因为他的养子骆元光（即李元谅）其时就担任着地位仅次于镇国军节度使（即同华节度使）的副使一职[31]，而且他的驻地正在重要的潼关，并且领军屯驻潼关长达十余年。骆元光显达于唐代的政治舞台，当然得益其在德宗初年“奉天之难”中的表现，他的赐姓李氏、改名元谅，并被任命为华州一地在唐代中后期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节度使（其时镇国军节度使只领华州一州）也由此而来。当然，骆元光作为骆奉先养子驻守潼关长达十余年，这一事件本身可能未必能说明后者对潼关的影响，而且史料也称，实际署奏元光担任镇国军副使的还是当时的节度使李怀让。[32]但我想指出的是，同李怀让一样，骆元光也是以“宿卫”身份出镇华州的。[33]我们知道，肃、代之际的三任权宦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甚至包括骆奉先，他们之所以能左右宫廷及京畿局势的秘密，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都执掌着禁军。[34]而华州的高级将领又多出于禁军系统。[35]换言之，同华地区得因宦官、禁军这些要素大大强化了其与京畿的联系，也强化了其被京畿控制的程度。于是，正因为同华地区与京畿之间的这层地缘与亲缘关系，虽然在长安，权宦的人选在不断地变更，但不变的是，宦官势力对同华的渗透，本质上都意味着立国关中的唐帝国，对其政权中心渭河谷地的重视和谨慎。我想，这才是我通过对《李怀让墓志》及相关问题的考察真正想阐述的命题。[36]

[1] 《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巳月”条。

[2] 《旧唐书》卷184《宦官·程元振传》。

[3] 《全唐文》卷419。

[4] 《册府元龟》卷131《帝王部·延赏第二》。

[5] 有关论诚节事，参见《全唐文》卷479吕元膺《骠骑大将军论公（惟贤）神道碑铭并序》。关于论氏家族的事迹，亦可参见正文中的相关论述。有关钳耳大福事，可参见《旧唐书·哥舒翰传》和《新唐书·哥舒翰传》。

[6] 《旧唐书》卷10《肃宗纪》载：“癸亥（十九日），上自凤翔还京。”

[7] 《旧唐书》卷134《宦官·李辅国传》。

[8]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四月”条。

[9]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10]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11]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12]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2页；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篇十一《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第385～387页。

[13]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3页。

[14]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15]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旧唐书·代宗纪》、《新唐书·代宗纪》。

[16] 参见《唐会要》卷1《帝号上》。

[17] 不管子仪在接到诏命时是否在第一时间就赶往咸阳部署军队。

[18] 此事不可能发生在吐蕃不久后退出长安的过程中，因为吐蕃是从西面的凤翔方面撤出的。

[19] 其实郭子仪墓也很可能只是衣冠冢。且已有学者研究指出，唐陵陪葬墓自盛唐以后已全为皇族陪葬墓。（见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3～254页）

[20]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21]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22]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23]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一月”条。

[24] 参见《旧唐书》卷119《常衮传》。

[25] 有关孔光事，参见《汉书》卷81《孔光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有关邓弘事，参见《后汉书》卷16《邓禹附邓弘传》[（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6] 有关《代宗实录》的编撰，可参见[英]崔瑞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125～126页。

[27] 代宗是先在华阴得到鱼朝恩军队的迎驾，再一同东趋陕州的。（参见《旧唐书·代宗纪》、《新唐书·代宗纪》、《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28] 参见《唐方镇年表》卷8《华州》，第1145～1149页。

[29] 《新唐书》卷207《宦者上·骆奉先传》。

[30] 不过我们还不好确认上述史料中所谓“监凤翔军”，是指监临凤翔陇右节度使的藩镇军队，还是监临同样屯驻在凤翔的神策军。

[31] 具体职名为“潼关镇国军防御副使”（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杜确《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元谅）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李元谅墓志》]，第128页）。

[32] 《旧唐书》卷144《李元谅传》。

[33] 《李元谅墓志》中称其：“少居幽蓟，历职塞垣。否倾泰授，方归京邑。以才干见推，列在环卫；以将校是选，爰副戎昭。迁太子詹事，充潼关镇国军防御副使。”（第128页）

[34] 参见[日]小畑龙雄：《神策军の建立》，《东洋史研究》18：2，1959，第52～53页。

[35] 此外在代宗时代，华州应该也驻有神策军。《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曾载，代宗曾于大历初“诏（淮西节度李）忠臣与神策将李太清等讨平（周智光）”。而此“神策将李太清”者，应该就是在德宗初年“四镇之乱”时，被唐廷委派支援讨伐淮西李希烈的神策同华行营右厢兵马使权秀的表弟。[《全唐文补遗》第二辑冯越《唐故神策军先锋突将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洋川郡王权君（秀）墓志铭》最后记有“表弟奉天定难功臣、经略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五原郡王李太清刻字”，第32页]从代宗以神策将领李太清讨平同华周智光的叛乱，而李氏的表兄权秀在德宗朝初又是以神策同华行营将领的身份赴援河南的记载看，有表兄弟关系的李、权二人很可能出于同一支神策军中，而这支神策军就驻扎在同华一带。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这支神策军驻屯华州的时间是在周智光叛乱前还是后。又据权秀的墓志，权氏曾经和李怀让一样，也是扈从过肃宗的羽林射生将领。不过对其结束扈从生涯直至讨伐李希烈之间的十多年经历，墓志没有详细交代。

[36] 具体就李怀让墓志撰写的动机和过程而言，其实“附录”提供的只是类似于“罗生门”事件中的一种解释。在尚受制于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上文的推论仅仅是一种“说法”，而不一定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