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有关曲环的身份，《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称“神策都知兵马使”，《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称“神策将”。

[110] 《陆贽集》卷15《兴元论请优奖曲环所领将士状》，第465页。

[111] 《旧唐书·曲环传》、《新唐书·曲环传》、《新唐书》卷7《德宗纪》误作“邠、陇行营节度使”，当从《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闰十月”条作“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或《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七月”条简称的“陇右行营节度使”。

[112] 《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月”条。

[113]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

[114] 参见《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

[115]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五月”条。

[116] 参见《旧唐书·阳惠元传》和《新唐书·阳惠元传》。

[117]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

[118] 参见《旧唐书·尚可孤传》和《新唐书·尚可孤传》。《新唐书·尚可孤传》与《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皆作尚可孤时率兵“三千”，《奉天录》卷2则作率兵“五千”，此处从“三千”之说。

[119]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收有冯越所作的一份《唐故左神策先锋突将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洋川郡王权君（秀）墓志铭》，墓主曾是扈从过肃宗的禁军将领，此后当一直在禁军中任职。墓志记载：“属西楚逆臣恃勇称乱，凭阻荒服，毒痡下人。彼疆列侯，未尽诛**。朝廷议以精禁之兵，乘威指灭。以君有勤旧干略过人之勇，领本军蓬头拔巨之伦，与同华镇国军合势，鼓行河南。又与副元帅、司徒李公计应。寻充宣武节度、神策同华行营右厢兵马使，加位骠骑大将军，封洋川郡王，食邑三千户。”（吴钢主编，1995年，第31页）此处之“西楚逆臣”当为李希烈，“副元帅、司徒李公”当为李勉。唯此军赴援河南的具体时间墓志没有明言，姑置于此。

[120] 《奉天录》卷1。

[121] 如《旧唐书·李怀光传》《新唐书·李怀光传》《资治通鉴》均记载其时李怀光率领的东征军队为一万五千人，而《奉天录》卷2称“五万”。又《奉天录》卷3载其时刘洽都统的河南军队与李希烈战于白塔的人数为“十五万”。这些记载恐怕均有夸大之嫌。不过《奉天录》关于当时军队人数的记载也有比较可靠的。

[122]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页注1。

[123] 《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建中三年：“及吐蕃陷陇右，德宗置行秦州，以刺史兼陇右经略使，治普润。”若照郝廷玉的情况来看，行秦州的设置不当在德宗朝，代宗年间就应该设置了。

[124] 普润县为神策军之屯驻地，参见本章第四节的论述。又《旧唐书》卷155《朱忠亮传》载：“（忠亮）初事（相卫节度使）薛嵩为将。大历中，诏镇普润县，掌屯田。”虽然朱忠亮传中没有明言其是否也为神策军将领，但就有学者将其归入神策军将领名单中（见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75页），这兴许是有道理的。

[125] 《奉天录》卷3及《新唐书》卷147《曲环传》均称曲环赴调河南前的本职为“幽陇兵马使”，《旧唐书》卷122《曲环传》则作“邠（幽）、陇两军都知兵马使”。

[126] 陈利贞是跟随郝廷玉一起来凤翔的，因此即便其不是神策将领，也应该是来自中央的军队，与凤翔当地的藩镇军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一点，无论在李抱玉还是朱泚时代都是如此。至于曲环，他是追随李抱玉由泽潞来到凤翔的，因此在李抱玉时代他或许还只是作为外系的藩镇军将，与神策军尚没有关系。他的隶籍神策很可能是“四镇之乱”爆发之后的事情。按曲环因自安史之乱以来长期作战有功，至晚在德宗即位之初已经任至金吾卫大将军。唐后期的金吾卫将军虽不是北衙禁军将领，但不同于其他南衙将领，其不但地位甚高，而且常可转为禁军将领或统率禁军，以及成为一方藩帅。曲环在德宗即位伊始已经凭借此身份率领幽陇兵和李晟的神策军一同抵抗吐蕃对西川的侵扰，可见已甚得德宗信任。因此其在“四镇之乱”爆发后被正式任命为神策将领也是可以想见的。

[127]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曰：“（哥舒）曜行至郏城，遇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希烈势小沮。”参照墓志，此处句读有误，正确之句读当为“遇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

[128] 《全唐文》卷785。

[129] 黄永年先生曾考证此处之“十”字当为衍文，否则与《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丙戌”条所记刘德信兵止“三千”相差过远。（见《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页注2）黄先生以“十”字当为衍文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奉天录》此句下文接着记载道：“敕大梁节度司徒李公勉发师，掎角而攻之。军书往来，同会于汝州之薛店。军令不严，为伏兵所败，三将之师望旗大溃，戎器委数百里，铁马一万蹄没焉。”据其文意，刘、高二人外加李勉的永平军才“一万”左右，所以不可能有“一十万”之多。

[130]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条。此句上文载：“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言、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沪涧。”《考异》引徐岱《奉天记》曰：“大将唐汉臣、刘德信、高秉哲自大梁合统兵一万，屯于汝州。三帅各领本军，城小卒众，致饮不一。”据此来看，唐、刘、高三人合统兵为“一万”左右。《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亦载：“唐汉臣、高秉哲以兵万人屯汝州。”这其中，唐汉臣是李勉属下的将领（不过估计不是“宣武将”，而更可能是直接来自汴州的永平军将领），而刘、高二人则是由关中派遣来的神策军将领。这也就是为何在此役失败后，唐汉臣会逃奔大梁，而刘德信、高秉哲则逃奔汝州。

[131]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424页。

[132]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癸丑（九日）”条。

[133] 《全唐文》卷785。

[134] 黄永年先生已指出，此处之“泾原”二字当为衍文。（见《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8页注1）

[135] 据《考异》，司马光在撰述“奉天之难”这段历史时，似乎并没有直接利用赵元一的《奉天录》一书，而是参考了徐岱的《奉天记》和崔光庭的《（德宗）幸奉天录》。此二书虽与《奉天录》均见著于《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不过现已不存。但据笔者比勘《考异》所引《奉天记》及《幸奉天录》的文字与赵元一《奉天录》中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三者的文字叙述极为接近，部分文字甚至完全雷同。不过有两处《考异》所引《幸奉天录》的内容并不见于《奉天录》中，因此《幸奉天录》所载的事迹可能要比《奉天录》更多一些。所以，尽管《资治通鉴》的撰述可能并没有直接利用过《奉天录》，但《奉天录》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经由可能基于同一批材料撰述的《奉天记》和《幸奉天录》，已经为《资治通鉴》所采纳了。

[136]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8页注1。

[137] 但也可能如两《朱泚传》、《奉天录》卷1所记载的为三千。具体原因见下文的分析。

[138] 《奉天录》卷1。

[139] 《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

[140] 《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朱泚传》。

[141] 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9～410页。

[142] 《奉天录》卷1。

[143] 《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奉天录》卷1只言：“（朱泚）发锐卒三千奉迎乘舆，阴起逆谋。”《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辛亥（七日）”条称：“遣泾原兵马使韩旻将锐兵三千”，似乎韩旻是泾原军中的将领。但《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则称韩旻为“幽州军士”。旧纪的记载应该更为准确，因为朱泚将袭谋奉天的任务交由本系将领领导，更为可信。而据唐末人苏鹗《杜阳杂编》卷上记载，韩旻亦为此后随朱泚败逃的“心腹卫士”（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页）。

[144] 我们无法推知陈利贞墓志中“由是其众定”的“其”是单指陈利贞所部，还是包括张廷芝所部。同样也无法推知所谓“其众定”仅仅是指陈利贞在河南平息了幽陇兵骚乱，还是包括他在随后又成功阻止了幽陇兵跟随张廷芝一起逃还关中。

[145] 但这里的“三千”溃卒也可能是《旧唐书·朱泚传》和《新唐书·朱泚传》及《奉天录》卷1误把第一批逃归关中的段诚谏部众人数算作襄城士卒的结果。

[146]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147] 据《陈利贞墓志》看，陈利贞在平息幽陇兵叛乱后被任命为汝州刺史，换言之，他并没有在随后与哥舒曜一起驻扎洛阳。

[148] 《陆贽集》卷11《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第329页。

[149] 《奉天录》卷1。

[150]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151] 两唐书《朱泚传》的记载错误最大。《奉天录》的记载尽管提供了一些不见于他书的细节，但也许是由于赵元一本身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两次幽陇兵逃归关中事件的始末原委，所以他的记述也很模糊。有关李夷简的三条史料其实也有错误，不过主要集中在史料最后关于骆元光的记载上，与本文的论述暂无关系。

[152] 《奉天录》卷1称：“初，十日，朱泚自统众攻奉天。”《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则系此事于“丁巳日（十三日）”下。《奉天录》卷1十月十三日则称：“十三日辰时，贼军大合城下交战。”两唐书《德宗纪》的记载也显示，奉天唐军与朱泚军队的正式交战始于十三日。而《资治通鉴》系“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一事亦于十三日下，并且明言“归泚于奉天”，看来张廷芝部众在来到京师后，可能直接被朱泚用于攻打奉天了。

[153] 参见《奉天录》卷1、《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丁巳”条、杜确《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元谅）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154] 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1～431页。

[155] 关于后一点，除了黄永年先生的论述外，陈寅恪先生在《论李怀光之叛》一文中也曾经指出，“禀赐不均”是导致李怀光统率的朔方军叛乱的主要原因，其时的“禀赐不均”具体体现在朔方军与李晟所率领的神策军的对比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7～319页）其实，唐廷对于朔方军的禀赐不均不仅体现在朔方军与神策军的对比上，也同样体现在朔方军与关东藩镇的对比上。《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就载，其时赴援徐州的朔方军唐朝臣部就曾因“资装不至，旗服弊恶”而为宣武军所嗤。至于因犒赏不济而引起的泾原兵叛乱，虽然黄永年先生说“泾原的安西北庭兵本来就是极不安稳惯于闹事作乱的部队”，但如果我们对四镇北庭兵自安史之乱以来历次的“闹事”作一下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它的“极不安稳惯于闹事”多半是与军实不济和生存状况恶劣相关的。上文说的宝应元年四镇北庭旧帅荔非元礼在翼城被害事件即由“将士粮赐不充”而致。白孝德由鄜坊移镇邠宁、奉天之时，四镇北庭军亦因“乏食”、“公廪亦竭”等原因，发生“所过掠夺”、“群行剽盗”等行径。大历三年，马璘徙镇泾州，刀斧将王童之亦因当军“侨居骤移，颇积劳怨，人心动摇”之故欲导以为乱而未成。建中元年宰相杨炎请筑原州城一事，亦招致“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的泾原将士不满，并最终引发刘文喜的叛乱。

[156] 《奉天录》卷1称：“上（指德宗）乃出白苑北门，六军羽卫才数十骑。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怀侥幸，不如遣十骑捕之，使陪銮辂。若脱于泉，为害滋甚。不然，以卒诛之。养兽招祸，立可俟矣。’”又，“既而群盗（指泾原兵）与（姚）令言谋议，虑难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异志，若迎而为主，事可捷矣。’”

[157] 《全唐文》卷526朱泚《遗弟滔书》中称：“吾顷典郡四镇，蕃夷战慑；唐主不察，信谄谀之说。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诏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

[158] 《奉天录》卷1。

[159] 参见《奉天录》卷1、《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丁巳”条。

[160] 参见《奉天录》卷1、《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161]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奉天录》卷2亦称：“李怀光返旆，解奉天重围，实救雁门之急，功无与议也。”

[162] 《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三月”条：“上（指德宗）之发奉天也，韩游瓌帅其麾下八百余人还邠州……都虞候阎晏等劝怀光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乃说其众曰：‘今且屯泾阳，召妻孥于邠，俟至，与之俱往河中。春装既办，还攻长安，未晚也。东方诸县皆富实，军发之日，听尔曹俘掠。’众许之……怀光遣使诣邠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泾阳，仍遣其将刘礼等将三千余骑胁迁之。韩游瓌说昕曰：‘李太尉功高自弃，已蹈祸机。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贵，游瓌请帅麾下以从。’昕曰：‘昕微贱，赖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负也！’游瓌乃谢病不出，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时崔汉衡以吐蕃兵营于邠南，高固曰：‘昕以众去，则邠城空矣。’乃诈为浑瑊书，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惧，竟不敢出。昕等谋杀诸将之不从者，游瓌知之，先与高固等举兵杀昕，遣杨怀宾奉表以闻，且遣人告崔汉衡。汉衡矫诏以游瓌知军府事，军中大喜……四月，壬寅，以邠宁兵马使韩游瓌为邠宁节度使……灵武守将宁景璿为李怀光治第，另将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杀之。”

[163] 参见《奉天录》卷1。

[164] 参见《奉天录》卷2。

[165]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166]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167]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168] 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0～411页。

[169]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9页。

[170]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元年八月”条。（唐）李冗《独异志》卷下称：“（怀光）有子七人，其长曰铦。谓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于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执剑俱斩弟首，堆积叠之，立剑于中，以心淬剑，乃洞于胸。闻者伤之。”（张永钦、侯志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页）李怀光之子名及人数与《资治通鉴》记载有所不同，但这则出于唐末士人之手的记载较之正史，却更为形象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怀光之子弑弟及自裁的惨烈情状。

[171]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6《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88～489页。

[172] 《杜诗详注》卷6《观兵》，第507页。

[173] 《新唐书》卷138《李嗣业传》。

[174]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二月”条。

[175] 这诚然如黄永年先生所推测的，可能是对朱泚能否成功没有太大的把握（见《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1页），但也可能是因为泾原本镇当时实力已有限。

[176] 《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八月”条。

[177]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四月”条《考异》引《幸奉天录》。

[178] 《奉天录》卷2。

[179] 《旧唐书》卷138《姜公辅传》。

[180]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181] 这正是为什么德宗在听闻不为朱泚所用，又施计及时阻止朱泚军队攻击奉天的泾原旧帅段秀实在长安被朱泚手下杀死的消息后，“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了。

[182] 《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八月”条。

[183] 《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八月”条。

[184] 《旧唐书》卷144《邢君牙传》。《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贞元三年：“罢保义节度，置都团练观察防御使。未几，复置节度，兼右神策军行营节度使。”

[185]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86]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187] 《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闰十月”条。

[188] 《旧唐书·李晟传》和《新唐书·李晟传》将表李观为泾原节度使事系于李晟诛田希鉴等人后，而《旧唐书·德宗纪》则系李观为泾原节帅事于李晟诛田希鉴前。

[189]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90] 《权德舆诗文集》卷15《唐故四镇北庭行军兼泾原等州节度支度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使持节泾原诸军事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川郡王赠司空刘公神道碑铭并序》称：“贞元三年，以偏师八千承诏护塞。”（第241页）不过对“护塞”的地点神道碑没有明言。两唐书《刘昌传》皆言宣武士众是“北出五原”。按“五原”是盐州属县或其郡名。《册府元龟》卷445《将帅部·军不整》则言：“刘昌为宣武军兵马使，德宗贞元三年，昌率其众自坊州赴灵台。”按“灵台”则是泾州属县。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宣武兵是在泾州防秋。

[191] 《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十一月”条：“刘昌分其众五千归汴州，自余防秋兵退屯凤翔、京兆诸县以就食。”

[192] 贞元三年刘昌以宣武兵防秋时，史料已称：“军中有前却沮事，昌继斩三百人，遂行。”（《旧唐书》卷152《刘昌传》）《册府元龟》卷445《将帅部·军不整》的记载倒是为我们揭示了这次军乱的真实情况：“德宗贞元三年，昌率其众自坊州赴灵台，既次三原，遂纵掠一夕。时淮西散兵百余人隶于昌，及是，昌归罪淮西兵，尽杀之。”刘昌诛杀的其实不是本镇的宣武兵，来自叛镇的淮西兵成了此次事件的替罪羊。而刘昌严惩军士的原因恐怕也不是他们的“逗留沮事”（《新唐书》卷170《刘昌传》），“纵掠”可能才是他们受到制裁的原因。关东防秋兵原本的经济条件就要好于边军，因此其远离本镇赴京防秋的时间不可能太长，否则“纵掠”等不稳定的情况就很可能经常发生。

[193] 《旧唐书》卷152《刘昌传》。

[194] 《新唐书》卷170《刘昌传》。

[195] 参见《唐方镇年表》卷1《泾原》，第61～71页。

[196]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元年八月”条。

[197]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元年八月”条。

[198] 平凉之盟以浑瑊为唐一方的主盟者，史称“瑊将二万余人赴盟所”（《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五月”条）。因此朔方军的成员，尤其是护盟的士卒将在其中占较大比重。《唐代墓志汇编》贞元121《大唐故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言：“贞元三年，吐蕃乞盟，诏朔方节度使（指浑瑊）即塞上与之盟，宾客皆从。”（第1925页）平凉之盟的结局是吐蕃劫盟，浑瑊“狼狈仅免，陷将吏六十余员”（《旧唐书》卷134《马燧传》），“余将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驱掠者千余人”（《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199]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56页。

[200]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