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知道，刘德信的这支军队并没有帮助解除“襄城之围”，相反，它与哥舒曜、李勉的联军在随后大败于李希烈之手，只能退守汝州。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宗在九月底无奈地诏发关中唯一一支没有被调动的军队奔赴前线，这就是泾原的四镇北庭兵。德宗最后才征发泾原兵，当然是知道这支军队向来不太稳定也不叫人放心。果然，十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泾师之变”，将德宗逼离了长安。而李希烈的攻破襄城，也在十月，就在“泾师之变”后不久。墓志所说的“戎帅苍皇自拔”就是指哥舒曜“弃襄城奔洛阳”[132]一事。

至此，我们可以将德宗初年朝藩战争时期关中军队的调遣情况通过表2展示出来：

表2 德宗初年朝藩战争时期关中军队调遣表

续表

（二）幽陇兵叛乱的问题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将要考察哥舒曜军队逃往洛阳后的情形。据《陈利贞墓志》后段称：

戎帅苍皇自拔，乱不能遏。叛将庭芝谋害之者数四，阴为之制，使不得发。俄而朱泚以关中僭逆，凡幽蓟河陇之卒尝隶于泚，千里之外应之。公与庭芝所统，皆泚之旧也，庭芝果以其众作乱。公之麾下亦带甲而从之，中宵难作，公仗剑当辕门而立，呼曰：“如有过此门者，当杀我而后过。”由是其众定，而庭芝逸。[133]

据此记载看，哥舒曜麾下的士卒在由襄城逃往洛阳后（或逃往洛阳时）发生了叛乱，叛乱的主谋墓志称为“庭芝”，而叛乱的部众是庭芝与陈利贞统率的幽陇兵。

墓志所称的“庭芝”，当为两唐书《朱泚传》中的“张廷芝”。关于后者的叛乱，《旧唐书·朱泚传》载：

凤翔、泾原（系衍文）大将张廷芝、段诚谏以溃卒三千余自襄城而至（京）。[134]

旧传显示，张廷芝叛乱的时间并非如《陈利贞墓志》所云，是军队由襄城逃往洛阳后（或逃往洛阳时），而就是在襄城。在张廷芝于襄城叛乱后，他便与另一将领段诚谏率领在河南叛乱不成的“溃卒三千”逃还了关中，投靠了长安的原幽州军统帅朱泚。

不过关于此事，《奉天录》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却与两唐书《朱泚传》有所不同。《奉天录》卷一的记载是：

朱泚既纳源休僭伪之说，又得幽陇三千人与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渑池县（河南府属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泚自谓众望所集，于是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留后。

这里的“幽陇三千人”当然就是上文的“溃卒三千余”，而且确如《奉天录》所显示的，他们正来自哥舒曜处。但是《奉天录》后半句“救援者行至渑池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的记载却着实让人奇怪。既然三千幽陇兵是由襄城的哥舒曜处逃归长安的，怎么又会有“救援者行至渑池县”的说法呢？按渑池是河南府的属县，且位于河南府与西面的陕州交接处，而襄城则是河南府东南面的汝州属县。这河南府一西一东的两地相距颇远，如此来说的话，若“幽陇三千人”是得自襄城的哥舒曜处，那么他们与所谓“救援者”就必然不是同一批人。

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将其视为两批人处理的。《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庚戌（六日）”条载：

凤翔、泾原（系衍文）将张廷芝、段诚谏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泚据长安，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溃归于泚。泚于是自谓众心所归，反谋遂定，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

同卷“十月丁巳（十三日）”条又载：

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有众数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很容易发现，首先，《资治通鉴》庚戌条关于幽陇溃兵的统帅为张廷芝和段诚谏两人的记载，明显是承袭自两唐书《朱泚传》，但其关于这支军队逃归过程的记载却与《朱泚传》完全相反。而参照《陈利贞墓志》，则《资治通鉴》所谓张廷芝“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泚据长安……溃归于泚”的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其次，尽管《资治通鉴》采纳了《奉天录》关于有两批不同的幽陇兵逃归关中的看法，但其编撰两事的时空关系要远比《奉天录》来得清晰。

既然《资治通鉴》的文本依据是《朱泚传》和《奉天录》[135]，那么为什么《资治通鉴》要对其进行截然相反的改写？既然《资治通鉴》有关陈利贞的记述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完全否定《资治通鉴》的撰述？《资治通鉴》的这两条记载是否就像黄永年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将“溃归于泚”一事错成了两起。[136]《朱泚传》的记载是否就可信？《奉天录》中关于幽陇兵逃归事件模棱两可的记载，其真相究竟如何？

我想，要揭示出幽陇兵溃归朱泚的真相，并解答上述的种种困惑，唯一的方法或许是从并非作为《资治通鉴》史料来源的其他史料入手。幸运的是，有关时任华阴尉李夷简的史料，就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册府元龟·令长部·明察》705：

李夷简建中末为华阴尉。德宗发豳（幽）陇戴兰、段成（诚）谏等数将兵东讨李希烈，逦迤进发，相次出关。朱泚既僭位，乃使以伪诏追令，却回至华阴县。夷简见泚使非常人也，言于知驿官李翼，令捕斩之。翼初未许，夷简再三言，乃令追及于潼关，即泚所使腹心刘忠孝赍书牒也。遂与关使骆元光立杀之，故泚所召兵不得时入关，骆元光得以整齐师旅，华州竟免陷贼。

又《新唐书·李夷简传》：

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东出关至华（笔者按：疑为东出华至关），候吏李翼不敢问。夷简谓曰：“泚必反。向发幽、陇兵五千救襄城，乃贼旧部，是将追还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还西，助泚送死，危祸也。请验之。”翼驰及潼关，东得召符，白于关大将骆元光，乃斩贼使，收伪符，献行在。诏即拜元光华州刺史。元光掠功，故无知者。

又《新唐书·李元谅传》：

先是，诏发豳（幽）、陇兵东讨李希烈。师方出关，泚使刘忠孝召还；至华阴，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追及关，（李）元谅（即骆元光）斩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华州独完。

结合上述有关李夷简的史料，我们推测，当时逃归朱泚的幽陇兵确切地说应该有两批。十月六日左右逃归长安的是由戴兰、段诚谏率领的人马。李夷简的史料所记录的就是这批人马的情况。如果《新唐书·李夷简传》的记载正确，那么这批幽陇兵的人数当在五千。[137]从上述记载看，这批幽陇兵东行的目的与张廷芝部一样，也是为了救援襄城。我们知道，在哥舒曜、刘德信、李勉三帅于襄城大败于李希烈后，德宗不得不为之发五千泾原兵。在上文中，我们曾认为泾原兵是德宗征调的最后一批关中军队。不过在这里，史料隐约告诉我们，德宗很可能在征发泾原兵的同时或稍前，还征发过一支来自凤翔的幽陇兵。泾原兵在途经长安时发生哗变，拥立前凤翔统帅朱泚为主。而这支幽陇兵却已经顺利东行，并出了潼关。就在此时，朱泚派遣其心腹刘忠孝诏追这支幽陇兵回关，但已行至华州属县华阴的刘忠孝却被华阴县尉李夷简、驿官李翼、潼关关使骆元光成功截获，所以刘忠孝并没有出潼关（潼关位于华阴县东）。《资治通鉴》十月六日条是误把刘忠孝未出潼关错成了段诚谏部未出潼关。事实上，后者不仅出了潼关，并且如《奉天录》所显示的，已经过了陕州到了河南府的渑池县。不过，渑池或许是这支军队东行的最后一站，因为很可能也就在这里，这支军队听说了朱泚为泾原兵推戴的消息，并开始返回长安。在返回长安的过程中，这支幽陇军内部又发生了一起事件，这就是《资治通鉴》十月六日条说的“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幽陇兵之所以要杀戴兰，很可能是因为后者与襄城的陈利贞一样，既不属于幽州系，也反对他们逃归朱泚。

我们知道，朱泚为泾原兵所推任并不是事先预计好的行为。而从《奉天录》《资治通鉴》等记载看，在德宗因泾原兵哗变出逃奉天、朱泚为泾原兵推任（事在十月四日）后，对于迎驾还是自立，朱泚一开始并没有下定明确的决心。即使在源休劝朱泚僭伪后，《奉天录》仍称：“泚甚悦之，犹尚未决。”[138]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朱泚在几天后最终下决心僭伪呢？《奉天录》卷一的这条“朱泚既纳源休僭伪之说，又得幽陇三千人与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渑池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泚自谓众望所集，于是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留后”的记载，暗示了正是得因于幽陇兵的回师相助，才促使原本“犹尚未决”的朱泚最终下定僭伪的决心。但此时回师相助朱泚的幽陇兵，只是此前刚刚离开长安、正在赶赴襄城途中的戴兰、段诚谏部众，并不包括早已在襄城作战的张廷芝、陈利贞部众。

我们知道，朱泚是“失权废居”[139]的前幽陇统帅，虽然其因“昔在泾有恩”[140]的缘故，被当时群龙无首的泾原兵推戴为主，但对于前者来说，泾原兵毕竟不是他的嫡系。而且正如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当时除了泾原兵外，围绕在朱泚身边的“不是手无寸铁的朝官，就是久已失去兵柄的光杆军人，并不能给朱泚补充什么实力”，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朱泚在此时急于罗致党羽，尤其首先要罗致其时亦废权在京的前泾原统帅段秀实的原因。[141]这样来说，我们也就同样可以想见，为什么直到获得本系的数千幽陇兵支持后，朱泚才最终觉得是“众望所集”，并随即以“奉迎乘舆”[142]为名，“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143]谋袭德宗（事在十月六日或七日），并于八日正式称帝，放心大胆地反叛唐廷了。因此，上引《册府元龟·令长部·明察》称朱泚在僭位后，才“使以伪诏追令”的时间顺序并不正确。不过，史料关于朱泚欲追还旧部的记述倒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朱泚的“犹尚未决”可能并不是在犹豫是否该僭伪，而是在观察和等待他的嫡系幽陇兵的动向。而对于幽陇兵来说，它的回归不是朱泚僭伪后锦上添花的一笔，相反，正是促成后者僭伪的关键砝码。

到了十月十三日左右，也就是朱泚自称大秦皇帝的数天后，他又得到了第二批幽陇兵的支持，这就是由张廷芝从襄城带来的幽陇士卒。据《陈利贞墓志》记载，哥舒曜麾下的张廷芝部与同属前者的陈利贞部（也就是《资治通鉴》十月十三日条所说的“普润戍卒”）在河南发动了叛乱。虽然墓志称张、陈所率领的幽陇兵叛乱很快就被陈利贞平定了下来，但“庭芝逸”三字还是显示了张廷芝在乱后逃离了河南。至于他逃离时是否带走了叛乱的幽陇兵，带走的幽陇兵人数多少，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144]但可能不至于像《资治通鉴》描述的“有众数万”，两唐书《朱泚传》或《奉天录》卷一所说的“三千”也许是更为可信的数字。[145]

从墓志所谓“俄而朱泚以关中僭逆，凡幽蓟河陇之卒尝隶于泚，千里之外应之”与《资治通鉴》十月十三日条所谓“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的记载看，河南的幽陇兵应该是在得知朱泚僭位的消息后才在河南发动叛乱，并企图逃回关中投奔原主的。诚然，朱泚的僭位应该是引发襄城部众逃归的导火线，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了墓志此前的一句话：“戎帅（指哥舒曜）苍皇自拔，乱不能遏。叛将庭芝谋害之者数四，（陈利贞）阴为之制，使不得发。”尽管现存史料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张廷芝欲数度谋害哥舒曜的记录，因此墓志的这条记载很可能只是墓志作者为凸显陈利贞功绩而对张廷芝所作的欲加之罪。但它也可能正表明，作为朱泚嫡系的幽陇兵，它与禁军统帅哥舒曜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很可能在幽陇兵得知朱泚僭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至于两者矛盾的原因，虽然史料没有明载，不过我们从《新唐书·哥舒曜传》的下述记载中或许还可以找出一些线索：

襄城陷，曜走洛阳。会母丧，夺为东都畿、汝节度使。迁河南尹。曜拙于统御，而锐杀戮，士畏而不怀。贞元元年，部将叛，夜焚河南门，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珏代之，召入为鸿胪卿。

哥舒曜在建中四年十月九日由襄城逃往洛阳后不久，就被免去了“东都畿、汝节度使”一职。不过德宗在当时并没有另行任命他人担任该职，而且哥舒曜在被罢免是职后，又被任命为“河南尹”，也就是说，其与部众仍旧驻扎在洛阳。直到贞元元年其部众发生叛乱，德宗才正式征调其入朝，同时“以工部尚书贾耽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都畿汝州防御使，以汴州刺史薛珏为河南尹”[146]。从上述史料看，哥舒曜并不是一个得军心的统帅。而且如果说张廷芝的幽陇兵在建中四年的叛乱是哥舒曜所部的第一次叛乱的话，那么贞元元年的这次“部将叛”就应该是哥舒曜所部的第二次叛乱了。而倘若在此前的叛乱中，哥舒曜尚因得到陈利贞等的协助逃过数劫的话，那么贞元元年在洛阳，他唯有“挺身以免”的一条出路了。[147]这样说来，在建中四年的张廷芝事件中，哥舒曜的“拙于统御，而锐杀戮”是不是也可能成为一部分诱因呢？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考察史料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哥舒曜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还不少。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所有这些被德宗派遣出去的关中军队中，哥舒曜率领的这支行营军队的构成是最复杂的。它其实是由屯驻在关中不同地区的禁军，并夹杂着外系藩镇军共同构成，而它的统帅“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也是临时被德宗任命指挥这支军队的。所以陆贽在不久后会向德宗提出警告说，哥舒曜是“以乌合之众，捍襄野豺狼之群”[148]。这样的杂牌军较其他整齐划一的军队显然更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此外，虽然《奉天录》一书关于此军的论述有限，然而在为数不多的两处记载中都提到了以下这一问题：

时哥舒曜孤军无援，粮储不继。贼得其便，重围数周，甲士日惟半菽，马淘墙皮而刍焉。潜表请济师。

初，公（指哥舒曜）驻军于襄城也，希烈莫不慑惧焉，有枝梧之象……但国军多故，粮尽援绝，三将败绩于薛店，城中战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凶众中，飞矢抛木者，壕堑俱满。公坚守孤城，粮竭于内，援绝于外，军志曰：“设有金城汤池，带甲百万，无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149]

所以正如《资治通鉴》所说的：“哥舒曜食尽，弃襄城奔洛阳。李希烈陷襄城。”[150]襄城其实不是被李希烈攻破的，而是哥舒曜食尽粮绝主动放弃的，而后者逃奔洛阳的主要目的就是食粮。

以上的分析为我们重新检视建中四年十月的张廷芝逃归事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背景。尽管引发襄城幽陇兵叛乱的导火线应该是其众“闻泚反”而欲“归泚于长安”，但军队的作战失利、主将的为帅不仁，尤其是粮饷的耗竭却都可能对幽陇兵的叛乱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而且如果像《陈利贞墓志》所说的，幽陇兵果真想要谋害哥舒曜的话，后述的几个理由或许对解释其谋害动机更具说服力。德宗的谋士陆贽在不久后所作的《兴元论请优奖曲环所领将士状》，为我们上述的分析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状文称：

曲环所领一军，悉是朱泚部曲，或顷在凤翔所管，或本从河朔同来，后因汴、宋用兵，权抽赴彼应援，所以行营将士，犹举幽、陇为名，今之元凶，乃其旧帅。岐下则楚琳助乱，蓟门则朱滔党奸，独此偏师，漂然河上，其营幕则寄于他土，其家属则陷于匪人。又属汴路奸（艰）虞，浚城陷覆，粮饷屡绝，资装久殚，士卒常情，固难安处。是宜溃归旧管，否则散适乐郊……愿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势可相资，唯有江左完实，恐须密敕韩滉，切令赡恤此军，器甲衣粮，咸使周足。因赐刘洽手诏，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绩。

陆贽的这篇状文是在得到曲环因其军“穷匮转甚”而“告急朝廷”的奏章后，向德宗递呈的。状文明确指出了，“粮饷屡绝，资装久殚”是士卒“溃归旧管”的一个重要诱因。或许陆贽的此番言论已暗示了与曲环部众同出一系的襄城士卒，当时就是因为军资出现问题而发生叛乱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曲环的上奏有借此前的幽陇兵叛乱来为己军谋福利的用意，但一则资粮紧缺确是当时勤王军队普遍存在的问题；二则曲环奏章中的“穷匮转甚”即便只是一个借口，也必然有其成为借口的事实依据；三则，若器甲衣粮不是大问题的话，在曲环上奏后，陆贽也不会有复上状文之举，并急谏德宗要“密敕（两浙观察使）韩滉，切令赡恤此军，器甲衣粮，咸使周足”。

分析至此，我想我们可以解答上文提出的一些问题了。尽管《资治通鉴》关于幽陇兵“溃归于泚”的记载也存在一些错误，但大体而言，它的撰述仍是最完备和可信的。[151]在建中四年十月三日“泾师之变”发生后，先后有两批幽陇兵逃归朱泚。十月六日左右逃归长安的段诚谏部众对促成朱泚反唐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十三日左右来到关中的张廷芝部众则再一次为朱泚攻打奉天注入了强有力的兵源。[152]这正是为什么本已丧失兵权、身边亦无嫡系军队支持的朱泚，不仅能够在短短几天内就对奉天的唐廷展开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还有余力派其部下仇敬忠、李日月、何望之等人四处出击，试图控扼蓝田关、潼关等京东关隘的原因。[153]

综上，我想我们可以对德宗朝前期的关中政治走向，以及“奉天之难”发生的原委等问题进行一下总结了。我的结论有三点：第一，从关中军队的构成情况，及其在“四镇之乱”中的调遣顺序来看，以神策军为主的禁军的崛起，已经成为德宗朝初期关中军事发展的一个显著动向。经过代宗一朝逐渐发展壮大的神策军，到德宗初年正式成为帝国应对内外危机的首要支柱，并且成功取代了朔方军成为唐廷新的嫡系部队。朔方军虽然丧失了它的嫡系位置，但鉴于其实力与传统地位，仍不失为关中三大派系中最受德宗重视的一支力量。而神策将领与凤翔的幽陇军队之间微妙的统属关系，则显示了我们在上文中多次提及的凤翔一镇军事结构多元化的特质。凤翔也因此成为仅次于朔方的可以为德宗所利用的外系力量。至于泾原，则是关中三大派系中最不为德宗所信任的，所以也是最晚派往关东的。当然，这支最不为德宗信任的泾原军果然在此后发生了变乱，并将德宗赶出了长安。

第二，在“奉天之难”中，向来的研究多集中在“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两事上。我们的研究却指出，在这两起事件之间，其实还发生过两起“幽陇兵叛乱”的事件。尽管后者的发生地可能都在河南，但它的影响却在关中。正是由于幽陇兵的逃归，最终促使了朱泚的僭伪。因此，朱泚的僭伪是泾原的四镇北庭兵与凤翔的幽陇兵合力促成的结果。有趣的是，这三起叛乱的发动者分别来自关中的三大派系。“泾师之变”是由泾原的四镇北庭兵挑起的，“幽陇兵叛乱”则是由凤翔的幽陇兵挑起的，至于李怀光事件，则是来自邠宁的朔方军集团的一次“叛乱”。

第三，黄永年先生的论述已经指出，“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的原因主要是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不信任。[154]至于这种不信任的表征，既体现在德宗对于泾原与朔方两镇元老重臣的罢职，也体现在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犒赏不济或禀赐不均。[155]京西北地区差强人意的经济环境，以及“四镇之乱”爆发后关中的财政困窘，当然是导致上述犒赏不济或禀赐不均的最终根源。但在这种局面下，唐廷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它的嫡系神策军的军饷供应，而不太在意外镇的生存状况。而这些外镇，又恰恰曾是安史之乱时代唐廷的股肱。这种际遇落差难免会使外镇将士的心理产生波动，并最终诱发其做出不利于唐廷的过激行为。

至于“幽陇兵的叛乱”，其实也导源于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不信任这一点。幽陇兵的首领朱泚在建中三年因失去德宗信任而被罢免兵权。他的“失意”无论对于德宗君臣、泾原兵[156]、幽陇兵，还是朱泚本人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157]所以朱泚的僭伪与这层心理因素应该有关。而赴援襄城的幽陇士卒，其叛乱动机虽未必与泾原、朔方两军完全相似，但得不到禁军将领哥舒曜的善待，以及更为严重的粮饷耗竭因素，也可能在促成襄城的幽陇兵叛乱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此来看的话，这三起叛乱背后的原委，以及所反映出的关中政治、经济的矛盾或许具有一致性，并且都可以找到其历史根源。

（三）德宗出幸奉天后关中军队的新动向

得泾原与凤翔两军的支持，朱泚随即向奉天的行在发起攻击。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是德宗逃往奉天后关中军队的新动向。史称德宗仓促巡幸奉天，所带部卒极为有限：

上料近藩兵马可以赴难者，颁下手诏谕之，皆如期至。[158]

最先赶来的是邠宁留后兵马使韩游瓌与庆州刺史论惟明，他们约带了三千人马在十月十二、三日左右赶到奉天。[159]不久后，灵盐节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同鄜坊节度李建徽也率兵奔赴奉天。不过他们在由邠州去往奉天的漠谷道中遭到朱泚部众的伏击，不得不暂时退还邠州。[160]

对于唐廷来说，由于为应付两河叛镇，关中的精锐部队已经全部抽空，且其时凤翔已站在朱泚一边，留守泾州的泾原军实力有限，唯有在军资上提供唐廷支持，因此唐廷所能依仗的，除了为数有限的行营人马，只有邠宁留后、灵盐以及鄜坊三镇的军队。然而这三者都是朔方军的别支，力量不强，在与朱泚的对抗中始终未占上风。这也正是四十余日的奉天保卫战之所以激烈的原因。

奉天之围的最终解除，仰赖的是李怀光所率朔方军主力的及时回归。李怀光于十一月中旬回军泾阳（京畿属县），并败朱泚于醴泉（京畿属县），迫使后者不得不抽兵却收长安，所以时议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奉天）城不守矣。”[161]

作为“功无与议”的解围奉天第一功臣，李怀光因无法得到唐廷的信任，在随后带领朔方军发动了变乱，迫使德宗再迁梁州。值得注意的是，邠宁留后、灵盐、鄜坊虽然都是曾属朔方军系统的势力，但在此后的“李怀光叛乱”中，他们却都没有参与到朔方军主力的这起叛乱里。即使在邠宁和灵盐一方曾有过短暂的徘徊和骚乱，但很快就都被支持唐廷的将领镇压了下去。[162]所以在兴元元年秋护送德宗还驾长安的“麟阁功臣”名单里，我们依旧会看到杜希全、李建徽、韩游瓌、论惟明、戴休颜等人的名字。

在得知德宗身陷奉天的窘境后，关东的四支禁军也在第一时间回撤长安。最早回到长安的是刘德信、高秉哲部，他们在十月十日就已拔离汝州，星夜奔赴沙苑监（属同州），并因天下转输食粮在东渭桥之故，于十月中旬成功收复此地，并就昭应（京畿属县）移军于此。[163]阳惠元部很可能是在十一月中旬与李怀光的朔方军一同回到长安的，并且或许同朔方军一起先驻扎在泾阳，后移镇咸阳（京畿属县）。十一月下旬，神策军李晟部自赵州回师，军次栎阳（京畿属县）。不久李晟斩刘德信，合并其军，移师东渭桥。[164]与此同时，襄阳的尚可孤亦“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泚将仇敬（忠），遂取蓝田（京畿属县）”[165]。

由于这些禁军的及时回撤，成功遏制了朱泚向京东的发展。虽然他们对于奉天之围的解除没有起到直接作用，但由于他们与其他一些藩镇军队及时占据了长安东、北面诸县（包括东、中、西三渭桥），尤其是掌握了对潼关与蓝田关的控制，孤立在奉天的唐廷至少可以获得东部的军事与物资援助，不至于困死关中。尽管这些禁军及其统帅的命运在此后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关中乱前与乱后始终忠奉王室的表现，无疑都证明了作为唐室嫡系，他们与外系藩镇的迥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当李怀光叛乱后，京东与京西北的勤王军队便由听命于李怀光转向受李晟节制。至此，李晟与神策军正式奠定了他们作为“奉天定难”第一功臣的地位。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关中的三大派系在乱中的表现。无疑，德宗初年关中的三起变乱就是由泾原、凤翔、朔方三镇的军队发动的，变乱几乎颠覆了唐祚，将帝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三镇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举镇投入反叛的行列中。不仅如此，三镇内部还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不同集团。比如在泾原一边，赴援关东的姚令言部虽然在长安发生哗变，将德宗赶出了京师，但留守泾州的冯河清、姚况却“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166]。凤翔方面，虽然救援襄城的幽州兵返旆以助朱泚，岐、陇两州的幽州将领也在袭杀张镒后投降了前者。但是，幽州兵中仍有曲环这样的部众，后者在德宗初年的整个战事中一直恪守其职，帮助唐廷对抗淄青和淮西。朔方的情况则更为明显，且不论上述几个朔方支系的藩镇，就在李怀光直接统率的军队里，他的将领、幕僚，甚至其子都曾否定和抵制过他的决定。而那些普通士卒，即便拥护怀光撤归河中的抉择，但也大多不赞成他与勤王军队对抗的想法。况且我们知道，朔方军唐朝臣部在战乱始终一直坚定地站在唐廷一边。

同时，只就三镇叛乱一方的表现来看，三镇也始终没有联起手来一致对付唐廷。史称当朱泚受李怀光攻击退守长安后，

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泚，不果而止。[167]

而黄永年先生也早已指出，在朱泚叛乱中，相继倒向朱泚的凤翔、泾原二镇，看似应该全力支持前者，但伪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不但没有实际发兵援助朱泚的军事行动，更是在叛乱始终都表现出举棋不定、首鼠两端的特质。[168]最为学者所注意的，当然就是李怀光在叛乱中的表现了。实际上，李怀光最终选择了“既不与朱泚联军，更没有进逼奉天、梁州，而只是退守河中这个朔方军根据地以自保”[169]。这自然也就成为不少学者质疑怀光是否“叛乱”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朔方军是平定安史之乱与抗击吐蕃的第一大功臣，但其不为唐廷信任的命运，也早在其平乱伊始就奠定了。对于朔方将士来说，他们自乱起就一直面临着被重用与被怀疑的双重考量，这是这支军队始终徘徊在自傲与自卑双重性格中的根本原因。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曾经是帝国的股肱，也必然永远是帝国的股肱；他们有责任为帝国的前途拼命，但也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和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搞清楚，或许在一开始，帝国就没有想将他们作为股肱来对待的意思。对于一支过于强大而又不属嫡系的勤王军队来说，“狡兔死，走狗烹”或许是其必然的归宿。贞元元年八月，在勤王军队的围逼下，

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及怀光死，（其子）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170]

李怀光的悲剧命运，也许只是为这支曾经强势的军团跌宕起伏的经历再加一重哀乐与挽歌而已。

四镇北庭军的身份与朔方军相似，虽然其实力与地位要逊于后者。诗人杜甫曾经这样描述当年四镇、北庭军千里迢迢赶赴关中待命赴援的情景：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171]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妖氛拥白马，元帅待琱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172]

正史关于此军的军纪，也曾记载说：“安禄山反，肃宗追之，诏至，即引道，（李嗣业）与诸将割臂盟曰：‘所过郡县，秋毫不可犯。’”[173]就是这样一支军资充实、军容光鲜、军纪整肃的军队，到大历三年十二月移镇泾州时，史料已称：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后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174]

四镇北庭军的变乱频繁，在安史之乱后的节镇中可谓罕见，而这又与其生存状况的恶劣极有关系。不能不说，唐廷的漠视对导致四镇北庭军性格的转变有决定作用。四镇北庭军没有朔方军那样的军政实力和资本，他们作为唐室匡扶之臣的荣誉感也没有后者强烈。同时由于得不到唐廷的善待，四镇北庭军较早便显现出了自私与自利的性格。勤王与反叛已经不再是泾原士卒关心的重点，维护与固守自身利益才是他们价值观的核心。

《旧唐书·冯河清传》称德宗驾幸梁州后，泾原将“田希鉴潜通泚，使结凶党害河清”。但新书本传却说：

兴元元年，浑瑊以吐蕃兵败贼韩旻等，泾人妄传吐蕃有功，将以叛卒孥与赀归之，众大恐，且言：“不杀冯公，吾等无类矣。”田希鉴遂害河清，（姚）况挺身还乡里。

据新书的记载看，田希鉴是否主动“潜通朱泚，以结凶党害河清”倒是值得推敲的。《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称：

吐蕃既破韩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鉴厚以金帛赂之，吐蕃受之。韩游瓌以闻。

除了受朱泚指使外，田希鉴厚以金帛赂吐蕃的举动会不会也有从本镇利益出发的考虑呢？田希鉴节镇泾原时，既没有公开出兵支持朱泚，也没有威胁在逃的德宗[175]，他最终在乱后为巡边的行营副元帅李晟处死。史称：

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攘吐蕃……（兴元元年闰十月，晟托巡边诣泾州）……晟置宴，希鉴与将佐俱诣晟营。晟伏甲于外庑，既食而饮，（晟将）彭令英引泾州诸将下堂。晟曰：“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让之曰：“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斩之。希鉴尚在座，晟顾曰：“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希鉴曰：“唯。”遂引出，缢杀之，并其子萼。[176]

也许，仅就代言与维护本镇将卒的权利与意志，就已经决定了田希鉴必死的归宿。

凤翔的幽州军身份当然无法与前两者相提并论，但当年朱氏兄弟首开河朔藩镇朝谒先河而为代宗所激赏的胜景也是近时未有的。不过，深烙于渔阳将卒身上的叛军印记，恐怕终究无法轻易抹去，也无法真正让唐廷释怀。史称建中三年四月，当幽州朱滔意欲拉拢时为凤翔节度使的朱泚合力反唐的蜡书被唐廷截获时，德宗立即召朱泚于凤翔，“命还私第，但绝朝谒，日给酒肉而已。以内侍一人监之”[177]。所以当一年多后，时已僭位的朱泚在写给朱滔的家信中就说：

吾顷典郡四镇，藩夷战慑。唐王不察，信谄谀之说，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诏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178]

这其中固然有为协谋反唐夸大自身不幸境遇的一面，但“情怀恍忽，百虑攒心”八字，也未尝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泚当时真实的生存状况。史又称当德宗受泾原乱兵所迫仓促离宫时，翰林学士姜公辅就曾叩马谏曰：

“朱泚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贻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179]

而如果朱泚也在当时奔赴行在、谒见德宗，他的命运会不会就比僭位后的结局更好一点呢？如果我们联系一下与朱泚境况类似的原西川节度使崔宁奔赴行在后的遭遇：

上至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始至，上喜甚，抚劳有加。宁退，谓所亲曰：“主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但为卢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闻之，与王翃谋陷之……（十月）乙卯，上遣中使引宁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后缢杀之，中外皆称其冤。上闻之，乃赦其家。[180]

就不免让人对朱泚的命运也捏一把冷汗了。对于朱泚及幽州军来说，孤注一掷地消灭奉天的行在，也许是作为出身叛军集团的范阳将士们所能进行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因为唯有这样，他们身上不被信任的烙印才能被一劳永逸地彻底抹去。

总的来看，虽然都是强藩，朔方、泾原、凤翔这关中三镇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是两河藩镇所没有的。这种矛盾既体现在本镇内部对于勤王还是反叛存在差异，也体现在对自我认同为功臣还是叛贼存在犹豫。归根结底，这种矛盾性是它们无法在唐廷的重用与怀疑间摆正自己的位置。身处关中，又过于在意和受到唐廷的影响与制约，使得它们无法像两河藩镇那样早早确立自己的独立性格。因此在与唐廷的关系中，关中三镇其实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此外，由于不像两河藩镇那样同出于安史集团，因此三镇彼此间没有过多的牵连。基于各自独立的系统，它们没能像两河藩镇，尤其是河朔藩镇那样深根蟠结、肱髀相依，也使得它们最终能为唐廷所各个击破。

对于德宗来说，两度出逃的尴尬以及爱女唐安公主的病逝，已经让他为自己对功臣的不信任付出了代价。[181]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德宗初年对关中藩镇进行改革的意义，因为及时赴援的杜希全、李建徽、戴休颜等人就是在当年的改革中被杨炎提拔的。而神策军在乱中的表现，更是肯定了德宗极力培植此军的重要价值。而正是经由“奉天之难”一事，关中的三大派系正式瓦解。因此从长远来看，这反倒是帮助帝国彻底解决了关中的派系危机，为关中此后的权力重构铺平了道路。

（四）派系的瓦解

兴元元年七月，朱泚败亡，德宗还驾长安，随即“以（李）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182]，着手处理朱泚乱后的京西北事宜。李晟上任伊始，即“治杀张镒之罪，斩裨将王斌等十余人”[183]。自李晟料理凤翔事宜后，凤翔的幽州因素基本上被彻底清除掉了。不仅如此，由于李晟是以神策将领的身份出镇凤翔，而且吐蕃不久后的再度侵袭又以凤翔为进攻主线，因此李晟统率的部分神策军实际上已要常驻当镇。贞元三年，李晟以太尉、中书令归朝，其将邢君牙“代为凤翔尹、凤翔陇州都防御观察使，寻迁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州观察使”[184]。凤翔一镇正式成为神策行营节镇。贞元十四年（798）邢君牙死后，德宗又“以右神策将军张昌为凤翔尹、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右节度使，仍改名敬则”[185]。因此直到元和二年（807）张敬则死前，凤翔始终是以神策行营节镇的身份存在的。神策因素影响凤翔的状况虽然早在代宗初年就已出现，但直到“奉天之难”后，它才真正成为凤翔的主导力量。

和凤翔一样，泾原的军事力量因“泾师之变”也大为削弱。兴元元年闰十月，李晟又以巡边之名至泾州，“诛节度使田希鉴，罪其杀冯河清也”[186]，并斩泾州“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187]。同时表以元从功臣、右龙武大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188]贞元四年（788）正月，德宗“以宣武军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189]。刘昌在上一年曾率八千宣武兵于泾州防秋[190]，这可能是其在李观死后被委以此职的原因。不过当刘昌任职泾州后，防秋的宣武兵已大多撤归汴州。[191]防秋兵的加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泾原的军事缺损，但其特质决定了防秋兵必然不可能在关中的军事格局中扮演主要角色。[192]因此刘昌镇边十六年“军储丰羡”[193]、“兵械锐新，边障妥宁”[194]的功业，多半还是依靠泾原本镇的军事力量完成的。在刘昌死后，“四镇北庭行军”的职名还是一直为泾原节帅所兼领，直至武、宣之世似乎都是如此。[195]但是作为一支曾经相当活跃的政治力量，四镇北庭军的这种性格在“奉天之难”后却着实冷淡下来了。其在此后仅仅是作为京西北边镇中的普通一员。即使最可让人铭记的事迹，亦无非如刘昌在镇时所做的丰羡军储、锐新兵械、妥宁边障而已。

受“奉天之难”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朔方军。贞元元年九月平定“李怀光叛乱”后，德宗任命朔方旧将、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浑瑊出镇河中，统辖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邠、蒲”[196]两地。浑瑊统辖的河中之众无疑集中了朔方军的主力与精锐，史称怀光死后，“河中兵犹万六千人”[197]，实力尚不弱。贞元三年的“平凉劫盟”可能又使朔方军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损失还不至于太大。[198]不过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朔方军”作为一支在关中极具影响力的军政实体，由其左右关中政治走向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浑瑊理蒲十六年，因其在世，朔方军或许还保留着名义上的光环。但在贞元十五年（799）浑瑊死后，“朔方军”这一名号既没有为河中的节镇所保留，也没有重新落在邠宁的军队身上，而是再次回到了朔方的起始地灵州，为灵盐镇所继承。显然，这一回归并非意味着朔方军的“王者归来”，恰恰是其政治地位没落的象征。因为正如学者所言，其已“从一个控幅一方的节度大镇，蜕变成一个管辖若干州县的普通节镇；由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集团缩小为防区集团当中的一个分子”[199]。

如果我们说，在河南，安史之乱影响的消退是以平卢系藩镇的瓦解为表征，而这一转变要到宪宗朝后期才正式完成的话，那么在关中，安史之乱影响的消退则是以三大派系的瓦解为表征，并且这一转变在德宗朝初期，随着“奉天之难”这波危机的最终顺利平息，就已经基本宣告完成了。同样与河南有所区别的是，在消除了旧有的关中势力后，帝国重构关中地缘政治的进程也比河南来得更早。这种重构的趋势学者将其概括为：“在西北边地形成了以京西北八镇为核心、神策军进行统御和控制、长安东部各节镇组建的防秋兵支援三者相互配合的防边新体系。”[200]其实，这种重构的趋势不仅限于西北边地，整个关中都可以囊括在内。我的言下之意是，京东地区的发展同样也可以纳入这一趋势中。而“神策军的统御和控制”自然将成为这一发展趋势的关键。不过在开始神策军的话题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谈谈京东的问题，谈谈这一连接关中与关东的枢纽地带。

[1]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2]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3] 参见《旧唐书》卷10《肃宗纪》，《全唐文》卷42肃宗《授李鼎陇右节度使制》、卷429于邵《田司马传》。

[4] 《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贞元三年”条。按此条当在“兴凤陇”下，新表误系于“泾原”下。

[5]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6] 《资治通鉴》卷223。

[7] 《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贞元三年：“初，陇右节度兵入屯秦州，寻徙岐州。”

[8] 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3～74页。

[9] 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4页。作者认为《唐大诏令集》卷107大历九年《令郭子仪等出师制》中的“河湟义徒”指的就是孙志直的这支安西北庭兵。不过我认为这里的“河湟义徒”当是泛指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这些入调进凤翔的西部军队，而不仅仅只是孙志直的这支安西北庭兵。

[10] 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4页。

[11]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12] 《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13] 《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14] 《新唐书》卷138《李抱玉传》。

[15] 《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16] 参见《旧唐书·李抱玉传》和《新唐书·李抱玉传》。

[17] 《新唐书》卷138《李抱玉传》。

[18] 《全唐文》卷48代宗《命郭子仪等备边敕》。

[19] 虽然《资治通鉴》卷223将此事系于永泰元年正月抱玉、抱真兄弟初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与泽潞节度副使时，但这看来只是司马光为了更好地交代抱真培植泽潞步兵的背景所采取的叙述策略，并不说明抱真此举就必然始于其兄弟二人初被任命之时。

[20]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正月”条。

[21] 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1《鄜坊》，第81页；《全唐文》卷413常衮《授杜冕开府仪同三司制》、卷425于邵《贺破渭北党项状》。后两文所作时间当在代宗初年。

[22] 出于对安禄山的憎恶，唐朝在至德二载“更安西为镇西”（《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条），但这种一时冲动的举措毕竟没有持续太久，到大历二年的时候又“复以镇西为安西”（《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二年”条）了。（参看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23] 《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卯月”条。

[24] 《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

[25] 《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卯月”条就称：“绛州诸军剽掠不已……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发京师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以给绛军。”很可能安西、北庭军队就在此后索性被调至了离京师较近的鄜坊食粮，避免了衣粮的转输之烦。

[26]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3页。

[27]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28]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一月”条。

[29]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考异》。

[30] 《旧唐书》卷109《白孝德传》。

[31] 《旧唐书》卷102《马璘传》。

[32] 《旧唐书》卷11《代宗纪》。《旧唐书·马璘传》和《新唐书·马璘传》作“南道和蕃使”，略误。

[33] 《全唐文补遗》第六辑常衮《大唐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兼泾原颍郑等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府君（璘）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马璘墓志》），第98页。

[34]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35] 参见《柳宗元集》卷8《段太尉逸事状》，第175页。

[36]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一月”条。

[37] 《马璘墓志》与新书本传、《旧唐书·代宗纪》均载马璘卒于大历十一年底，旧传误作十二年。

[38]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九年二月”条。

[39]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四年六月”条。

[40] 《旧唐书》卷11《代宗纪》及《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八年八月”条皆载此时朱滔率领五千骑赴京防秋，而《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作“二千五百人”，《旧唐书·朱滔传》和《新唐书·朱滔传》则作“三千”，现从“五千”之说。

[41] 《旧唐书》卷11《代宗纪》及《资治通鉴》卷225“大历九年六月”条皆载此时朱泚亲率五千骑防秋，而《旧唐书·朱泚传》和《新唐书·朱泚传》则作“三千”，现从“五千”之说。

[42]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八年八月”条。

[43] 《旧唐书》卷143《朱滔传》。

[44] 《旧唐书》卷143《朱滔传》。

[45] 《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第五》原文作“八月”，现据《资治通鉴》卷225改为“九月”。《旧唐书·朱泚传》和《新唐书·朱泚传》所载有所不同，其皆称李抱玉所统为“决胜军、杨猷兵”，按“杨猷兵”当指时为陇右节度兵马使杨猷所领之兵，后者不久前刚由澧朗镇遏使调至凤翔，则其归李抱玉所统当也自然，或也可归于防秋兵之列。“决胜军”的情况则不清楚。两处记载何以不同现在还不得而知。其时凤翔兵为何由马璘所统而不归李抱玉所统，且被归于防秋兵之列也是个问题。

[46]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47] 《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朱泚传》。

[48] 其实就在李抱玉去世的前几个月，也就是大历十一年底，泾原节度使马璘也刚刚去世。但新任泾原节度使却只可能从本镇中寻找合适的人选，于是泾原节度副使、四镇北庭军队的元老段秀实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新任泾原节度使。唐廷可以以朱泚代替李抱玉，而不能以前者代替马璘，更不可能将幽州兵投入泾原，这未尝不是因为四镇北庭系统历史悠久、结构单一的原因。

[49]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5页。不过我并不认为黄先生说的河西军队也被撤归了泽潞。不过无论怎么说，河西军队在凤翔的比重当是不大的，故而其对此后凤翔军队结构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50]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6页。

[51] 《唐代墓志汇编》永贞007李伯良，第1945～1946页。

[52] 《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朱滔传》。

[53]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正月”条。

[54] 此据牟发松先生提示，特表感谢。

[55] 《唐刺史考全编》卷15《关内道·陇州》可能因墓志中“（永）贞元年十一月廿五日庚寅，窆于幽州良乡县阎沟山原”（《张道昇墓志》，第1946页）的记载，系张道昇任陇州刺史时间为“贞元末”，于郝通、韦皋等人之后。（第305页）但参校诸史书，张道昇任职陇州的时间必在郝通、韦皋之前。作为在德宗初年叛乱的朱泚亲信，道昇即便当时还在世，也绝不可能在叛乱平定后出任幽州军曾经的据点陇州的刺史。而墓志中也未提及道昇在朱泚叛乱时及叛乱后的情况，这倒不是避讳的原因（一则墓志前文就称朱泚为“朱公”，二则墓主的葬地在不受唐廷控制的幽州，墓志撰文不需要考虑唐廷的态度），而是在朱泚叛乱前，道昇已经不再担任陇州刺史，甚至已经去世了。

[56] 募兵制时代下的职业军人家属大多随营，这是唐代后期军制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官方史料与私人碑志在记录军队人数方面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即官方史料往往只记载实际的士兵人数，而碑志等私人史料在记载人数时则会将士兵家属一并包括在内。本书第四章第四节讨论徐州将领张子良引兵归浙的人数时就会涉及这一问题。而在这里，朱泚所领防秋兵人数在正史和墓志中的差异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现象。可以说，官方与个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撰述习惯记录军队人数，并且在各自的范畴内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

[57] 大历九年五月定诸道防秋兵马数的诏文称：“每道岁有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义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东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剑南西川三千人。东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其岭南、江南、浙东，亦合准例。”（《全唐文》卷47代宗《命诸道入钱备和粜诏》）

[58] 参见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103页。

[59] 朱泚的情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贞元年间同出于幽州系、同样在节帅位置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刘澭。史称：“澭为瀛州刺史，（澭兄济）亦许以澭代己任（指幽州节度使）；其后济乃以其子为副大使。澭既怒济，遂请以所部西捍陇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直趋京师。”（《旧唐书》卷143《刘怦附刘澭传》）《新唐书》卷148《刘澭传》即只言“悉发其兵千五百驰归京师”，省略了对家属随军及其人数的记录。若朱泚来京本是一般的防秋，而不是已与朱滔存在矛盾，那为什么在离镇伊始就要携带军士家属一起赴任呢？这一问题笔者目前还无法作出很好的解释。

[60] 《陆贽集》卷15《兴元论请优奖曲环所领将士状》，第465页。

[61]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62]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63] 参见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104页。

[64] 大历九年五月定诸道防秋兵马数的诏文中就称：“虽属此人和，近于家给，而边谷未实，戎备犹虚。因其天时，思致丰积，将设平粜，以之馈军。然以中都所供，内府不足，粗充常入之数，岂齐倍余之收。其在方面荩臣，成兹大计，共佐公家之急，以资塞下之储。”（《全唐文》卷47代宗《命诸道入钱备和粜诏》）

[65] 《旧唐书》卷129《韩滉传》：“又属大历五年已后，蕃戎罕侵。”

[66] 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1《鄜坊》，第81页。

[67] 《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渭北鄜坊》永泰元年：“渭北鄜坊节度使罢领丹、延二州，增领绥州，以丹、延二州别置都团练使，治延州。”

[68] 《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神道碑铭的主人是臧希让的父亲臧怀恪。

[69] 参见《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70] 《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渭北鄜坊》大历六年：“渭北鄜坊节度使更名渭北节度使，复领丹、延二州，废丹延观察使。”

[71] 《唐方镇年表》卷1《鄜坊》，第83页。《唐刺史考全编》卷8《关内道·坊州》（第232页）从此说。

[72] 这一考证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鄜坊节度称“渭北”之名主要在大历时代。贞元以后尤其在官方文书中“渭北”之名就几乎不再使用了。

[73] 参见《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第五》。

[74]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九年二月、四月”条。

[75] 《全唐文》卷413。

[76] 《全唐文》卷413。常衮的这份制文很可能是与上引《授辛德谦丹延团练使制》差不多时间作的。

[77]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78] 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2～418页。

[79]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闰五月”条。

[80]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8、409页。

[81]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闰五月”条。

[82]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83] 《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渭北鄜坊》大历十四年：“罢渭北节度，置都团练观察使。”

[84] 《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九月”条。

[85] 《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

[86]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87] 《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记载略误，现从《资治通鉴》。

[88] 《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

[89]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01页。

[90] 参见《旧唐书》卷127《张光晟传》、《旧唐书》卷12《德亲纪上》。

[91] 《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怀光传》。

[92] 《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

[93] 《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怀光传》。

[94] 《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

[95] 《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

[96]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02页。

[97] 《旧唐书》卷147《杜黄裳传》关于李怀光得以代郭子仪出任邠宁节度，及怀光诛杀邠府宿将一事称：“（杜黄裳）为郭子仪朔方从事，子仪入朝，令黄裳主留务于朔方。邠将李怀光与监军阴谋代子仪，乃为伪诏书，欲诛大将温儒雅等。黄裳立辨其伪，以告怀光，怀光流汗伏罪。诸将有难制者，黄裳矫子仪命尽出之，数月而乱不作。”《资治通鉴》卷225系此事于“大历十三年十二月”条。而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又言上引李怀光代郭子仪后，杀邠府诸将事。推测杜黄裳保诸将与李怀光杀诸将实为前后相继之一事；而《资治通鉴》所据《杜黄裳传》言李怀光“阴谋代子仪”之语，则属“李怀光叛乱”后士人诬枉怀光之辞；至于监军在此中的表现亦并非前后矛盾。此事之经过，如下解释或许比较妥帖：以怀光代子仪乃是德宗即位后之事，而此事又必出于受德宗信任的监军之首肯，此处的监军当即翟文秀。但后者并非如《新唐书》卷169《杜黄裳传》所说的，与李怀光“阴谋矫诏诛大将等，以动众心，欲代子仪”。“矫诏诛大将”之举或许只是李怀光的个人所为，因此在被杜黄裳识破此事后，怀光亦颇为紧张。按此事若有翟文秀共同参与，纵然有杜黄裳的揭穿和反对，怀光也大可不必过于担心（实际上，《资治通鉴》卷225在转引此事时就没有涉及监军的文字。当然，“怀光流汗伏罪”之语不排除是《杜黄裳传》作者为抬高黄裳之绩而贬抑前者）。事实上，翟文秀在此事中的态度和杜黄裳是一致的，他们都要求怀光将这些与之不协的朔方高级将领调离邠府。当然，最后的结果，李怀光还是在半途诛杀了这些将领，只是此举没有引起朔方军的动乱。不过没有引起动乱并不是杜黄裳的功劳，而且我认为，杜黄裳“后入为台省官”也正是因为经历此事后已经无法在怀光任帅的朔方军中继续任职了。至于翟文秀，可能也正是因为诛邠府宿将一事与怀光结下梁子，并在此后德宗出逃奉天时，因德宗意欲安抚其时救驾的李怀光而为德宗所杀。

[98]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99]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二月”条。

[100] 《旧唐书》卷129《韩滉传》称：“又属大历五年已后，蕃戎罕侵。”

[101]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五月”条。

[102] 之所以说吐蕃势力的起伏将影响到京西南北地区的形势，是因为其实在大历十四年十月吐蕃与南诏联兵十万进寇西川时，对于是否要恢复崔宁的西川节帅、重新派遣其入蜀，德宗是有过很大犹豫的。

[103] 《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

[104]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05]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06] 黄永年：《“泾师之变”发微》，《唐史论丛》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3～201页。后收入《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1～431页。

[107]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页。

[108] 《资治通鉴》卷229称建中四年十一月李晟自河北率兵奔赴关中救援时，有言：“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济，军于东渭桥。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人乐从之，旬月间至万余人。”估计李晟两年前率领投身到北战场的士卒约在四千。《资治通鉴》此条中的“四千”当还包括张孝忠借于李晟的“锐兵六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