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王富仁先生

蔡秋彦（汕头大学）

2017年5月2日晚上，我正在备课，突然收到谢师兄的信息：“小蔡，老师离开我们了。”我一怔，整个人愣住了。怎么会这样？最后一次见老师，是春节后，老师准备回北京检查，那时还那么精神。最后一次和老师通电话，是4月8日晚上，虽然说话的声气比以往薄弱，但老师依然挂念着要回汕头大学上课。然而，现实就是现实。每次和我笑呵呵说话的老师，的确是离开了。

第一次见到老师，大概是在2003年秋天，老师开始在汕头大学上中国现代文学课。中文系的老师说这是真正的大师，你们都得去听一听。那时的我已经是大四的学生，正忙于在报社实习，只能抽空去听。老师刚好讲的是新文化运动，两百多人的讲堂座无虚席。老师在讲台上**澎湃，时而振臂，时而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关键词。遗憾的是，我后来因为实习没有坚持听完整个课程，但老师讲课时对鲁迅的挚爱之情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再次听王老师的课，已是一年之后，2004年的秋天。我本科毕业后继续留在汕头大学读硕士，那时老师给硕士生上的课是“文学评论方法”，研一和研二的学生一起上，大概有15个人，每周一次。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听王老师讲课，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他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说是文学评论方法，但老师所讲的又何止这些，从新文学、新文化一直说到当代。虽然内容很多，但是有两点，是老师一直强调，也是让我记忆最深的，一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感受，带着自己的感受去阅读作品和了解作品；二是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学会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多年以后，当我自己当了老师以后，我又把这些话传递给了我的学生，其实我也是在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清醒，认识自己。

中文系是第二年分导师。很幸运地，我成了老师的学生。此后，我们开始进入了毕业论文的讨论。第一次谈话，老师在了解我的情况后，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用叙事学分析冯至的小说，重点是《伍子胥》。研究冯至的小说是老师的一个愿望。然而，对这个题目，我当时有点犹豫，我始终对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缺乏信心。第二个方向是研究现代期刊。那时，期刊的研究正呈迅速发展之势。老师挑选了几本期刊让我先了解，强调要带着自己的感受去看。这些期刊大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新潮》《洪水》《新生》。最终，我选择了《新潮》，一是因为我始终对五四时期充满兴趣，二是我很好奇五四时期大学生的生活，我以为大家年龄相仿，应该能有很多共鸣。老师语重心长地和我说，研究这本杂志恰恰是最难的，进入的时候比较容易，但是熟悉后要跳出来，站在自己的立场观察它，却并不容易。几年后，当我继续以这本杂志为中心研究中国青年文化的时候，才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无力和无奈，这才明白了老师当年的话。

针对学生不同的情况，老师有不同的要求。对于非中文专业出身的学生，老师会要求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尽量收缩，把目光聚焦在现代文学范畴；而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中文系学习又没有多少社会阅历的学生，老师则要求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的研究，要懂得延伸，多接触和体验不同的事物，以此打开视野和思维。在这样的基础上，老师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领域。硕士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继续当王老师的学生。这时，老师很明确地和我提出了这一点。记得每次谈话中，老师都会强调研究和写作论文的意义。“研究就是寻找自我、发现自己的过程”“只要找到自己的个性，就会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就会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要学会通过学术研究获得精神的力量，改变自我的意识和生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拥有自信心，成为别人无法撼动的专家，然后再慢慢地延伸到其他相关领域”“但是，不管怎样，不要忘记自己最精确的领域，切不可丢掉”。翻开我读博期间的笔记，老师说这些话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今，我同样把这些话带给了我的学生，通过做一件事情，发现自己的意义，建立自己的信心。我想，这是老师留给我的最好的教育。

鉴于我的硕士论文对《新潮》的初步研究还比较顺利，老师也就希望我在此基础上继续挖掘，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关于这个选题，老师一是希望我能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分化重组的背景中，研究“新潮社”在新文化中的位置；二是希望我能以“新潮社”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从中观察中国青年文化的发端和流变。老师认为，我可以由此开始，从宏观和微观上观照并延伸扩展到学院文化、青年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渐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开拓自己的研究道路。于是，我的阅读和研究也从“新潮社”开始扩展到学院派文化。知识分子也成了我和老师此后经常谈论的话题。

那时我每次和老师见面或者打电话，都会很兴奋地说到我对这群年轻学生的了解，谈到他们和陈独秀、鲁迅的关系和区别，言谈之中，对这些年轻学生多少带有崇拜的语气。老师或许觉察到了，担心我在研究中偏离客观的态度，开始和我强调，深入了解他们是好事，但是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且，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也是有短处的。老师常用孔乙己做例子，在咸亨酒店里，在上等人、下等人和商人的世界里，孔乙己都成了“多余者”，原因就在于文化应该是共享的，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及其文化却远离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自然也就抛弃了他。因此，观察知识分子的时候，既要看到他们对学术的意义，也要了解他们对人和世界的意义。有一年寒假，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回汕头大学看望老师，老师非常认真地和我说，我们今天必须聊一聊，聊知识分子和学院文化。那天的老师说了很多，有些记忆尤深的话还仿佛就在耳边：“站在五四创造新文化的立场来看，他们从事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他们忘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忽略了对下层的关注”，“对于人的价值的实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起到解决作用”。末了，老师强调，研究知识分子，一定要警惕知识分子抬高赞美知识分子的现象，要不断地反思，问题大小与否、思想大小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还有一次，我们聊到了周作人，并由此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老师有点激动，强调不能因为周作人文化上的贡献和意义，就不顾其后来的行为，不能用文化来为政治翻案。

很可惜，老师的提醒和要求，对于我来说，有时却很难达到。我的博士论文一直写得磕磕碰碰，让我感觉有点别扭，或者有劲使不出来，最后完成得不尽人意。答辩后，老师一直催促我修改，而我却由于教学工作繁重而耽搁了。前两年重新整理修改过一次，老师写了一段评语，字里行间仍希望我能将问题想得更透彻和深入。如今，这已经成为我的惭愧和最大的遗憾。

博士毕业后，我回到汕头大学工作，但却是去了新闻学院，接手一些自己专业领域外的课程。老师和我之间的话题，开始从学术变成了教学。对于第一年的教学，我有点诚惶诚恐。于是，我常和老师一起散步，请教如何才能上好课。老师说，上课就像游泳，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寻找游泳的姿势，你需要经过尝试和磨合，才能找到舒服的、适合的姿势；教书和做学术一样，都需要慢慢地摸索，找到一条道。他一再告诫我，青年老师要有自信，但也不能张狂，一定要记得为学生着想。大学的教学，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课程内容，而是要从学生的未来着想，思考你的教学对学生的以后有什么帮助，最终是要让学生学会一种终生学习的能力。有一次，老师告诉我一个上课秘籍，不管你对教学内容有多么熟悉，每次踏进教室前，一定要花几分钟想想，为什么要上这个内容，然后再把整个上课过程预习一遍。我这才恍然大悟，老师每次上课前，都会在教学楼前抽烟徘徊，我一直以为他是要在上课前过足烟瘾，原来却是在思考上课的内容，是在整理思绪。这是老师的为学，严谨而朴实。而老师的生活，却是另外一番情景，简单而有趣。

刚成为老师的学生的时候，我有点拘谨，也有点害怕，总想着这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一定是很严肃的。后来去老师家次数多了，紧张的心情也随着老师的谈笑风生慢慢消失了。记得第一次去老师家，除了惊讶于藏书之多，我还很吃惊于书柜里摆得整整齐齐的各式各样的烟盒。看我嘴巴张大的样子，老师笑了，竟和我聊起了这些烟盒的历史，还说这是他的一个兴趣，喜欢抽烟顺带也就喜欢上了收集烟盒，也觉得蛮好玩的。说实话，正是这些烟盒，消除了我第一次登门拜访的紧张感。原来，老师也是很有趣的。

去老师家的次数多了以后，慢慢发现客人还真不少，他们大都是慕名前来请教的，有学校里不同专业的学生，有市里的作家、文学爱好者，还有从外地远道而来的文学青年。老师对客人，总是热情、和蔼的，请他们喝茶、吃水果，然后坐在他专属的小圆凳上，抽一根烟，认真地听客人的聊天，思索，再在袅袅烟雾中缓缓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有时，讲到兴致起的时候，老师也会拍案而起；但有时，老师也会突然停下来，说：“我是不是讲太久了，打扰你们太多的时间了？”说完自己就很憨厚地笑了。我们这些人，正听得痛快之时，突然随着老师停下，我们也愣了，随即也一起嘿嘿地笑起来。这个时候的老师是蛮风趣的。

和老师熟悉后，聊的话题也渐渐多了。老师有时也会和我开玩笑。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博士考试之前，我把头发剪短了，碰到老师，他立马就打趣我：“你这是打算削发明志了？”我只能使劲地点头。老师偶尔也会和我抱怨汕头的饮食，比如，这里没有玉米粥，这里的馒头竟然是甜的，他想念北方那种大大的带着点咸味的馒头。而我也变得有点调皮，有时也会好奇老师小时候的生活。老师当然也会很慷慨地聊起他读书时的故事；比如怎么学抓臭虫；比如因为不想在家乡读书，和同伴从聊城骑自行车到济南和德州考高中；又比如，小时候背着爸爸偷偷地抽烟等。这个时候的老师，是有点可爱的。

每天早晚，老师都会在校园里散步，这几乎是他雷打不动的活动；同时，有一个忠心不二的小伙伴陪着——他那只调皮的小狗胖胖。散步的时候，老师从来都是让胖胖决定路线，胖胖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有时，胖胖会很欢快地跑着，老师也随之一起在校园里慢跑。我们曾担心老师跟着它这样跑，难以把握节奏，对身体不好。老师却说，这就权当他平时的运动了。渐渐地，老师与胖胖成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有学生会在老师遛狗的时候前来聊天，也有学生喜欢上前逗胖胖玩。但胖胖总是一副保护主人的姿态，遇到陌生的人，就叫得特别响亮，久而久之，胖胖的声名也远播了。只是到了2010年年底，老师因高血压住院，之后，就很少带胖胖出去散步了。他说自己的步伐已经赶不上胖胖了。此后，校园里的风景变成了老师独自散步沉思的画面。

老师在汕头大学的生活大致是安静而忙碌的，而近年来，我也渐渐感觉到，老师的话语里似乎还夹杂着他对生命流逝的惋惜。老师谈起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的时候，会叹气，说自己的思考和写作速度变慢了；偶尔，老师会伤感地和我说，他真的老了，路上遇到熟人，他总想不起这人的名字。2016年5月底，老师因肺炎发烧住院，和我说了一段很伤感的话。他说，以前高血压、心脏病住院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么怕，但这次他特别害怕肺部出问题，他想起了王瑶先生，也想起了鲁迅先生。及至2017年春节前见老师，他说：“大概我也就这样了，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一向拙于安慰人的我，听此，眼眶模糊，也不知如何回答。

老师在悼念杨占升先生的文章里，用了“欲哭无泪”四个字，对于我来说，老师的突然离去，也是同样的感觉。2017年5月6日在八宝山的时候，看着静静地躺在花团中的老师，不知怎么，我想起了《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虽然老师的生活和境遇与魏连殳如此不同，但他们在精神深处却有着相似的共鸣，都有一个执着的追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不易被人理解的孤独与纯粹。

六年前，父亲的突然离世让我措手不及。老师说，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这才是对你父亲最好的报答。六年后，老师也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了。我们应该好好地生活和工作，这才是我们对老师最好的怀念与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