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翠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017年5月2日，恩师王富仁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先生独自走向那有着“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的所在，而将我们——他所热爱的学生，留在和煦的春阳里。细细回想，与王老师相处的每一个日子，无论是在哪个季节，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天气，似乎都给人一种沐浴在阳光中的感觉，令人浑身暖畅。这阳光不仅为我抵挡了生命中许多猝不及防的寒意，也常常帮我在迷惘与困惑时辨清方向。先生虽然去了，但他留下的阳光，会永远照耀在我的心头。

一

第一次听先生讲课，是在1998年的冬日。记得那门课的名称是“鲁迅哲学思想研究”，授课对象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慕名来听课的，不仅有中文系其他专业的博士，也有我们这些刚读研究生，还未窥学术门径的“小硕士”，于是教二楼的那间教室总是被挤得满满当当，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比起那些年龄略长的博士生师兄师姐，我们这些“小硕士”尚没有养成熬夜钻研学问的习惯，故而常常能够早起跑到教室占到第一排的座位。偶尔，我们看到挤挤挨挨的教室里几位熟悉的师兄师姐苦着脸一脸懊悔地从旁边教室搬凳子进来的情形，心中常会有一份小小的得意，仿佛与先生的物理距离缩短了，便能更轻易地去吸取他的思想精华。先生之名如雷贯耳，但一开始面对先生的时候，看到他西服袖口露出的一截秋衣，或是在大家的凝视中兀自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手帕擦脸的情形，我们也常常忍俊不禁；但很快，先生极富穿透力和感染力的授课便使我们忘记了这一切，我们跟着他时而慷慨激愤时而低沉苍凉的声音进入另一个严肃的世界中。那个世界里，有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贤，有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也有尼采、叔本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有被先生视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标识”的鲁迅。他们集结在先生的课堂里，以比书本更强大的声势冲击着沉浸在“女文青”世界中的小小的“自我”。渐渐地，我开始重新打量本已习以为常的许多现象，并像祥林嫂一样地逢人就讲：“王老师擦亮了我的眼睛。”可以说，1998年跟从先生上课的日子，不仅更新了我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同时也启迪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及其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遗憾的是，尽管混沌的脑门已经投进了一抹光亮，但年少轻狂的我还是在接下来的毕业季里迷失了自己。

1999年冬，我们迎头碰上了汹涌的IT大潮。那个年头研究生就业还相对容易，同学中进高校教书的不在少数，但这样的就业去向在我们心中激不起一丝波澜，反倒是一位学古典文学的同学签约联想集团，一位学外国文学的同学进了当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首都在线”，让我们颇兴奋了一阵子。受这股大潮裹挟，我放弃了导师邹红老师推荐的几个在今天看来相当不错的工作机会，糊里糊涂进了一家叫作《互联网周刊》的媒体实习。几个月之后回过神来，再想重拾专业，却发现机会都已杳然无踪，这其中就包括博士研究生报名的时间早已截止，我错失了跟从王老师读博的机会。邹红老师念我“迷途知返”，推荐我到金宏达先生时任社长的中国华侨出版社工作。金老师是王老师读博时的同届同门，峰回路转，我与先生的距离就这样在冥冥中又走近了一步。两年之后，我如愿考取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先生在电话中告知我顺利录取的消息之后，我立即兴奋地跑到先生居住的望京花园小区去看望她，也因此有了与先生第一次的面对面谈话。虽然这次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具体的细节也已经模糊，但先生“找到自己，承担自己，发展自己”的十二字叮咛却使我永生难忘。

2005年6月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先生对我们每人都有一句毕业赠言。轮到我，先生的原话是：“王翠艳，假若你以后在学术上成长不起来，那一定是因为你三心二意。”尽管先生依旧是笑呵呵的，但根据他说话的语境，我听出了先生温和笑语背后的责备和警诫，表情颇有几分尴尬。身旁的同门赶紧打圆场：“你看，王老师是在表扬你的学术能力呢，也就是说，你只要不三心二意，就一定能在学术上成长起来。”毕业后八九年的时间里，我也确乎因为一些客观的情势而做了一些行政事务，在专业上也曾经一度摇摆向其他领域，但每每思及先生的毕业赠言，总有一种当头棒喝之感，也总算没有旁逸斜出到离谱的程度。大约自2013年开始，我将自己四散的精力收回到现代文学，重新赓续了跟从先生读书时确立的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方向，也陆续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正当我欣欣然准备向先生报喜并请其为我的研究把脉问诊的时候，一场大病袭击了我的身体，而在苦辛备尝的疗愈进行到两个月的时候，我也得到了王老师罹患肺癌的消息。尽管心中焦急不已，但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也只能在自己结束治疗后才得以去看望先生。长达半年的治疗以及治疗中副作用的折磨，使我几乎中断了所有的阅读和专业研究，见到先生时我已无心再跟他讨论任何学术问题，而是只跟他交流疾病治疗中的感受；而先生则很少谈自己的病情，只是一会儿举例安慰说我的病完全可以治好，一会儿笑呵呵地夸我经历大难后比以前坚强多了。如今，惊魂甫定，当我重新捡起自己的研究再想跟先生汇报的时候，却已经阴阳两隔，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先生大去后，我读到培元师叔的纪念文章，知道先生在化疗间隙依旧伏在病床前的小桌上读《民主主义与教育》《历史哲学》，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读《萧军日记》。而我去看望先生的时候，他床头放着则是一本打开着的繁体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先生在自己生命的终点，又一次给我这遇困难辄逃亡的学生上了无声的一课。“我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

二

作为一位卓越的学者，先生终生保持着对学术的景仰与热爱；但与此同时，先生又从来不曾为学术而学术。在其严密厚实的学理阐述中，饱含着他对社会现实的深沉忧患，以及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爱与同情。这是先生的最伟大处，也是我在先生面前永远自惭形秽之处。作为忝列先生门墙的“不才弟子”，我常常自思与先生的距离：先生是心怀天下的，我却常陷于一己的悲欢；先生是坚毅勇猛、热烈爽快的，而我则脆弱敏感、胆小拘谨；先生思考力惊人，我却只能就事论事；先生著述，更多是“六经注我”，而我写东西，则只会“我注六经”……也因为这些差距，我常在先生面前流露自己的自卑与焦虑。而先生，则几乎像哄小孩一样呵护着我对自己的信心，既未勉强我按照他的学术理想去做学问，也不曾因为我的研究方法与他不一致而稍加挞伐。先生有一句名言：“一个人不是想成为什么人就成为什么人的。”这句话与他时时提起的“人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承担自己，发展自己”一起，成为我在此后的日子里不惮于前驱的精神支撑。先生以他的伟岸与慈悲，将“因材施教”的古老教育智慧与尊重个性、“首在立人”的现代精神结合无间，予弟子以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每每回忆与先生读博的日子，我总是沉浸在一股又温暖又愧疚的情绪中，既感动于先生的宽厚，又后悔自己的蒙昧给先生添了数不清的麻烦。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一波三折。开学第一天师门聚会，先生谈及我们的毕业论文选题，问我是继续做戏剧还是“换个点”。我当时除了想换个题目的思路比较明确外，其他事情尚在混沌中，于是只模糊地跟先生说想“换个点”，至于要换到哪里，自己却说不出所以然。先生便也只回答了一句：“好，那就换个点。”然后便转向了其他话题。一周后先生将博士培养计划书发给我们，我发现研究选题一栏里已经填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行疏朗苍劲的大字。当时我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我喜读历史学著作，接受师范教育多年并认真修读过教育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而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课题又在当时方兴未艾，作为一个博士论文的选题，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可一年之后，我好高骛远的脾性又犯了。我觉得“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题目太小，想做一个关于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的宏观研究，王老师也欣然赞成，并鼓励我“大题有大题的做法，小题有小题的做法”。于是，我以“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进行了文献综述并写了一个详细的写作提纲交给了先生，因为自认对学院派写作颇有心得，还特意在相应部分洋洋洒洒发挥了几千字。先生阅后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对学院派作家的理解是“拧巴”的，希望我再行斟酌。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领悟先生对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价值判断，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文学观念的局限性。几经权衡，我决定暂时放下这个目前学力尚不足以驾驭的题目，一切等个案做扎实之后再说。于是，我的论文又回到了原来的选题。这个时候我忽然惊觉，以仅剩的一年时间，要从原始资料出发处理好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三种不同的学校传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对我来说也并非易事。最终，在先生的循循善诱下，我找到了这个题目与自己既有研究积累的交汇点，遂将论文选题确定为“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考察”。无论是最初的由小题变大题，还是后来的由大题转回更小的题目，先生都耐着性子由我折腾，“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反复鼓励我放下包袱，找寻适合自己的学术之路。

几经波折确定选题后，我在论文撰写中又出了问题，状况不断。眼看毕业日期临近，情绪趋于崩溃，遂隔三岔五哭哭啼啼打电话给先生。此时的先生，不仅承担了论文导师的职责，还顺带当起了心理疏导师，在我看来大如斗的问题，经他一点拨，立刻烟消云散。论文思路断了打电话求助先生，先生会说：“赶紧写吧。论文是写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初稿写完飘飘忽打电话给先生，先生会说：“好论文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赶紧改吧。”写着写着嫌弃自己的题目小了，先生会说：“自然界里，小草有小草的研究价值，大树有大树的研究价值。谁又能说研究微生物的，就一定比研究大象的没有价值。”写着写着嫌弃自己的题目偏了，先生会说：“就像刨土豆，你去人家刨了好几茬的地方刨，肯定刨不到几块；你自己找一块别人没有注意过的地方，也许一会儿就能刨出几大筐。”论文总算在跌跌撞撞中完稿了，我又忽然陷入虚无，觉得自己的论文史料多、理论色彩弱，答辩肯定无法通过，遂迟迟不肯将打印稿交至研究生办公室。先生在电话的另一头果断命令：“立即去交。没有理论支撑，你怎么能把史料梳理成这个样子？你那史料背后都是理论……”现在想想，我当时大概已经挣扎在抑郁症的边缘，如果不是先生处置得当，也许我就会变成抑郁症或干脆无法毕业。

说到毕业，对博士来讲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找工作。为了我们的去处，先生不免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电话、写推荐信，这对于素不喜求人的先生而言是件颇为困难的事情，而先生竟都一一硬着头皮做了，而且十分认真。先生打电话如何介绍弟子我不得而知，但推荐信，他必定都是亲自手写，信的内容、分寸、语气也根据收信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从不敷衍。每次面临一个新的工作机遇，我会打电话请先生面授机宜，而先生也不断以他的世事洞明给予我切实的指导。去某校试讲，先生会跟我说：“心里不要想着听众是谁，而只想着你讲的对象是谁。这个对象把你打动了，就能打动听众，你试讲的成绩就不会差。”但他接下来也会说：“除非×××讲砸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是你的。所以，不要抱太大希望。就把试讲当个锻炼，完了赶紧联系其他单位。”去某单位面试，负责的老师告诉我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我转述给先生听，先生沉吟半晌，并不说诸如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以百分百的努力去争取的套话，而是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了解这个老师，他这么说就意味着机会不大，你还是认真联系其他单位。”最后，去现在的学校面试，回来依旧把经过情形一一禀明先生，先生松了一口气，说：“这回成了，但是这个单位的学术气氛不浓，要时时刻刻自己给自己提醒，不要把学术放下了。另外，在这个单位做主流的大题也就难了，但可以盯牢一个小的方面，扎扎实实做下去，做到在这个领域无人能够超越为止。”出于深刻的洞察力和对学生的拳拳爱心，先生将学生“扶上马”之后，想的不仅仅是“送一程”，更是其十几年乃至一辈子的学术道路。其考虑之长远，往往在我们毕业多年后才恍然领悟。

跟先生读博期间，先生先后赴珠海、汕头任教，于是北京师范大学间或也有先生带学生乃“放羊”的说法传出。其实，只有我们身在其中者才深知先生带学生并非“放羊”而是“放手”，律己甚严的他从未轻慢过自己作为博士生导师的职责。先生带学生有自己的一套，他不会指定我们必须读什么书、交读书笔记或是做课堂报告，也不会限定我们什么时间发表几篇论文，他所做的，只是放手让我们探索适合自己的路，而他在这一过程中的指导，看似随意而为，实则极有计划性与针对性。这一点，也是我毕业多年后方才意识到。比如，先生张罗学术会议未必会招呼已经成名的学生但一定会带上在读的博士生，为的就是让学生在会议中磨砺能力；再比如，先生曾特意请钱理群、洪子诚、赵园等三位先生专为我们几位博士生开设小规模的讲座，目的就是为了请他们传授研究心得；而他每次跟同行好友聚会，也总会设法带上几个学生。跟先生读书的几年里，我们曾多次跟随先生就餐而得以近距离请益王信先生、王得后先生、钱理群先生、孙郁先生、王培元先生等前辈学者。而最重要的授课方式，当然是先生**四溢的聊天课，这也成为我们师兄弟姐妹永铭心间的深刻记忆。先生每次回京，都会召集我们吃饭或喝茶，地点有时候是在先生的家中，有时候是在望京小区的饭店或是北京师范大学北门、东门、西门附近的餐馆、咖啡馆，最远的一次，是西直门的“大粥锅”。不拘是在什么样的场地，先生都能把它变作我们烹制思想盛宴的所在。印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是2004年春在望京小区的一家餐馆里，先生从阳光刚刚照进来一直讲到夜晚的灯光亮起来，近十小时下来嗓音都嘶哑了。现在忆起这样的时刻，我常常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止先生让他少讲一点，他毕竟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但与此同时，我又知道，纵使时光倒流，这样的阻止还是无法发生，因为那是怎样令人神往的时刻呀，我们的思维与情绪随着先生的谈话而跃动，我们尽情地汲取先生给予我们的精神滋养，连我们自己也忘记了时间！

三

先生的个性，有其峻急的一面。面对权势和不平，他的确常常横眉冷对、金刚怒目。比如，他曾为了杨占升先生所受的不公而在领导面前愤怒地摔碎一个烟灰缸，也曾因为鲁迅思想的被误解而在一团和气的会议聚餐中拍案而起、拂袖而去。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先生为人的一个侧面。更多时候的先生，则是笑呵呵的。这种笑不是他故意做出来的低调和谦逊，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与亲切。接受《东方之子》访谈时，先生自谓在学术界是“一头狼”，勇猛无畏；在同事中是“一头羊”，少与人争；在家中是“一个大孩子”，服从于师母的“管理”；而对于学生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先生并没有讲。据我的体会，作为老师的先生有点像舐犊情深的“老牛”，或是惯于将学生置于翅膀底下保护起来的“老母鸡”。我曾不止一次看到他在答辩会上发言“替学生答辩”，或是将学生论文中出现的问题说成自己的责任；也曾看到他在一场答辩会上提出将几天前另一场答辩会上的某学生的论文评议结果由“比较优秀”改为“优秀”，并细心叮嘱答辩秘书改正。先生对自己的事情往往粗枝大叶，荣辱得失未尝略萦心上；对于学生的事情，却总是极为用心，生怕学生受到“委屈”。从先生读博期间，我曾两次随先生参加学术会议，也因此深深体会了先生温暖、慈爱而细致的一面。

第一次会议，是2004年1月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那是先生去汕头大学后张罗的第一个会议，也是他履职中国现代研究会会长之后亲手组织的一次会议，规模颇为盛大。为了让我们有所历练，先生安排我们在读的博士生都去开会，而路费和食宿费用都由他一人承担。当时我们在读的学生有七八人之多，北京到汕头路途遥远，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因为还在出版社工作有固定收入，本不需要先生的资助，但先生坚持要一碗水端平，最后我拗不过先生，还是接过了他给我的信封。不幸的是，到汕头的第二天我即咳嗽并发起了低烧。先生得知消息后，颇为着急。他先是安排在汕头大学读书的师弟陪我去校医院开药，晚上10点多又带刘勇、邹红、钱振纲等几位老师和一群师兄弟姐妹们前往我住的公寓来看望。因为公寓没有电梯，老师们需要费力攀登若干层才能到达我的房间，我至今仍然记得踏踏的脚步声之后一大群人出现在门口时我惊诧的心情，也永远忘不了先生跟我说话时慈爱的神情。当时距离令人闻之丧胆的北京SARS事件不到半年，会前半个月香港又查出一例疑似病例，而我咳嗽、发烧的症状又与SARS颇为相似，汕头大学校医院口罩遮面的大夫听闻我是北京来的，立即开门推窗四处通风，一副如临大敌状。在这种情形之下，花甲之年的王老师居然在未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就这么跑来了，我又委屈又感动，眼泪不知不觉流了出来。王老师笑呵呵地望着我：“都多大了，这么点子病，还哭……就是个感冒，休息两天就好啦。”那神情、那语气，使我恍然觉得，我去世许久的父亲又坐在了我的床头……在王老师率众而来声势浩大的安慰中，我彻底放下了怀疑自己感染SARS的担心，安安稳稳地沉入梦乡。第二天一觉醒来，发现手机上有先生家的未接电话，还未及回拨，师母的电话又来了，嘱咐我洗漱完去家中吃早饭，她和先生都在等我。就这样，我接连在先生家吃了三天“病号饭”，在先生与师母的呵护中享受了回娘家一样的安然与幸福。先生大去后，我在黄子平先生的《“大师兄”王富仁》一文中看到先生为了操持这个“题目唬人，参加人数也吓人”的会议“忙得脚不沾地，根本说不上话”，想到每天在先生家吃饭的情形，想到先生爬楼梯去学生公寓看我的情形，想到先生一会儿安排学校司机送我去三甲医院检查化验、一会儿安排学生打车到学校接我去市里参加聚餐的情形，忍不住放声大哭。

第二次会议，是在先生家乡的聊城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中，我提交了一篇从《同学少年都不贱》看张爱玲后期小说风格的论文，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中发言。由于紧张和缺乏经验，我的报告十分拖沓，以至于刚交代完张爱玲著作的出版情况，主持人已经宣布“时间到”。发言结束后，我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先生看出了我的窘迫不安，但并不直接点破，而只是在聊天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说：“告诉你一个做学问的窍门，就是脸皮厚、胆子大，不怕人家笑话。多咱（山东方言，分别读阳平和轻声，意即“啥时候”）你脸皮厚起来了，你的学问也就能做好了。”会议结束后，先生在聊城任教时的学生请先生和我们这些小师弟小师妹吃饭。“感情深，一口闷”，这些热情豪放的大师兄轮番上阵，将聊城人所特有的劝酒文化发挥得淋漓紧致，也让滴酒不沾的我颇为紧张。正踌躇间，旁边坐着的一位大师兄低声告诉我：“你放心，王老师都叮嘱过我们啦，真不喝还是假不喝的我们都知道，不会喝的我们不会勉强的。”先生平时给人的印象是粗率和大大咧咧，但在一些细节上，他又委实细心到令人动容。

先生对后辈的呵护，并不限于对自己的学生。对于其他老师的学生，他也总是站在体恤对方的角度处置问题。我读硕士时曾经旁听过本专业两位博士生的答辩，他们的论文一篇是关于某作家的小说艺术风格的，一篇是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个性的，两者在选题、研究方法和行文风格上都颇有差异，得到的评价也不尽一致。轮到先生发表意见，他形象地将前者比喻成“老牛吃草”，说他吃得“认真仔细，连个草渣渣都没给人留下”；而后者呢，则像一头“到处跑到处瞧的小鹿，见有鲜嫩可口的草就吃一口”，二者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局限……先生的发言一出，答辩现场气氛为之一变，两位作者长出了一口气，旁听的我们也都有醍醐灌顶之感。王老师当时每年负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某一期的组稿工作，每在答辩会上看到精彩的论文，都会主动找到这位学生让其挑出某个章节修改然后在《丛刊》发表，并不以自己的学生为限。先生大去之后，数不清的读者和学生在期刊、报纸、网络、微信平台发表了情感深挚的悼念文章，这既是由于先生文章的思想感召，也关联着先生每每尽其所能提携后辈的情谊。先生恩泽，山高水长，我所体验和亲见的，不过是其中的万分之一而已。

永远怀念我们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