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春（聊城市音乐家协会）

我的梦醒了，我忽然泪如泉涌。

我最尊敬的王富仁老师走了，走了，永远地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教诲了。在绵长的悲痛之中，我想起了和王富仁老师交往的遥远而又漫长的点滴往事。

那是1970年1月，我按居住的片区，划到聊城第四中学上学，成为王富仁老师的第一批学生。那时，王老师刚刚从解放军农场锻炼回来，因父亲是当权派挨批斗，上级教育部门要把老实本分的学了五年俄语的山东大学高才生王老师分到边远的农村教学。赵育岚老师看不下去，试着找了县教育局的同学，于是王老师就被分到了刚刚组建的聊城东城墙内的第四中学任教。王老师当时28岁，我14岁。王老师是青年，我是少年。

王老师当时教五排和六排的语文，并兼任六排的班主任。我弟弟被分到六排，我被分在了五排。当时的学校，一律实行军事化管理，教学班不叫班，叫排。但班主任依然被称为班主任，不叫排主任。那时的学校，正处在“**”中期，学习环境非常恶劣。直到1970年年初，才按家庭分片，于是我被分到了聊城第四中学上学。那时有个好处，上学不用考试，爱上不上，反正到处都是斗私批修闹革命，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都是臭老九。这些谬论，成了社会的主要潮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学习，情况可想而知。记得开学已经半年了，英语课本还没有发到手。没发到手，学生们倒也不急，因为政治课老师说：“英美等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大坏蛋，我们要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听他们的胡言乱语。”我是很听老师教导的学生，尤其是政治老师，因为她是我们的班主任，她说的话就是圣旨。这就大大影响了我学英语的情绪，大多数同学都和我一样，认为英语是坏东西，谁也不愿意学，可是英语老师却急了。他说：“聊城一中几个月之前课本就发下来了，现在，我们已经被落下了一大截，同学们要抓紧学习，迎头赶上。”我很厌恶英语，比较喜欢语文。有趣的是，王老师和英语老师关系非常好，结果一年下来，我英语没学好，但和英语老师的关系却非常好，仔细一想，是沾了王老师的光。当时王老师教我们五排和六排的语文课，主要讲鲁迅作品。初中两年的学习时间，我们大多用于“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臭老九。那时，反潮流的上几届学生，有的奉命回校造老师的反，革教育的命；经常开老师的批斗会，让他们互相揭发各自的罪恶。1967年夏天，一些造反派就说我父亲在地委工作时有政治历史问题，他们在古楼北地委门口贴了我父亲的大字报，接着凶神恶煞般去抄我们的家。当时我年龄很小，不明事理真相，见了这些横行霸道的造反派，吓得我瑟瑟发抖屁滚尿流。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在懵懵懂懂之中，走近了王富仁老师的鲁迅作品里。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讲课，年轻的王老师手里经常拿着一本书读。往他的面部看，我首先看到的是，两道浓浓的剑眉，从额宇之上，横而竖直地泄了下来。他手里的那一本书，隔几天就会更换一本，手里永远是不空的。一般的动作是，左手拿烟，右手拿书。那时，批判会、政治会是不断的，第四中学的操场上，那几年几乎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我因个子矮小，排在最后。只要开会，我也是坐在最后，正好和六排班主任王老师挨着。他当时看的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这都是伟人的著作，可以随时阅读。如果看《红楼梦》等禁书，那就不行了。说实在的，鲁迅的文章，我是不太喜欢的，主要是作品太难懂了，看上一遍就不愿意看了。14岁的毛孩子，想读懂鲁迅，那真是开玩笑。我和同学一样，只会每天早自习背老三篇，别的什么也看不进去。说来奇怪，自从王老师给我们上鲁迅课，我就慢慢喜欢上了鲁迅的作品。现在想来，主要是王老师讲得好，讲得生动形象，一下子就把学生吸引住了。那时候，每一家大多都有四五个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家长只知道孩子姓什么叫什么，最多知道在哪个学校上学，至于孩子在哪个班哪个年级，家长就不知道了。在这样的处境中，能让学生听进去鲁迅的作品，说明老师的教学水平是相当高的。记得王老师那次上课，讲的是鲁迅的作品《祝福》，真是把我们这些小孩儿给震住了。那天，正好是下雪的天气，漫天飞舞的雪花从透风撒气的破窗户里飘了进来，同学们都冻得瑟瑟发抖，有的同学搓手搓脸还跺起脚来取暖。只见王老师微笑着说：“同学们冷吗？”大家都说：“冷。”老师说：“鲁迅的作品里有火，听听他就能取暖，马上就会不冷了。”大家一听鲁迅作品能取暖，都说太好了，随即鸦雀无声。之后的四十分钟，王老师连课本都不看一眼，充满感情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地讲起了祥林嫂的命运。大家从来没有这样聚精会神地听讲过一节课，都被王老师带到了鲁迅作品的意境中去了。好像在漫天风雪之中，祥林嫂真的来到了我们的教室之中。窗外，寒风中的雪花还在飞飘，天还是出奇的冷。可是，我心里，早忘记了寒冷，感到了一种莫名的麻木和沉重。直到现在，王老师那天讲的《祝福》里的一句话，还记在我的心里：“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就这一句话，我思考了几十年，每次都有不同的含义在心里出现。王老师当时特别喜欢抽烟，几乎每一次上课，到最后几分钟的时候，都会说：“同学们自己看看复习复习。”他边说边到教室前门的门后面，掏出烟来，把火柴一擦，点着烟就抽了起来。我们当时还小也不知烟为何物，以为烟是取暖用的。可是在夏天，王老师也吸烟，那肯定不是取暖用的了。我弟弟在六排上学，个子矮，坐最前头，但很爱学习。王老师经常叫我弟弟去校门口给他买烟，一般是掏出二角钱，买上两盒葵花牌香烟，九分钱一盒，还剩二分钱。王老师打趣地对我弟弟说：“你买个琉琉球弹着玩吧！”我弟弟羞涩地一笑说：“俺不。”

王老师教我们的时候，身体不是太好，有些瘦弱，脸色发黄而白，一看就是长期熬夜，睡眠不足，营养不良所致。记得有一次是星期天，我去学校打乒乓球，刚走到校门口花池子边，就看见王老师正低头拉着地排车上沿儿，很吃力的样子。我以为拉的是蜂窝煤呢，就赶紧跑过去帮忙。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一车书，足足有几百斤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王老师从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现聊城大学）借的，是薛绥之教授推荐的一些书让王老师阅读的，主要是鲁迅的作品。从那以后，我又帮王老师从地排车上卸过几次书。夏天，在王老师居住的小北屋门口，我能经常看见他摊晾的一些书。地上铺着一些塑料膜，好像是盖棉花苗用的，上头是发着潮气的书。有几只麻雀，在书旁蹦蹦跳跳嬉戏着，高高的白杨树和低垂的柳树枝上，则有无尽的蝉声不停传来。

王老师不但教我们鲁迅的作品，更主要的任务是带领学生“学工”“学农”“学军”。1974年12月31日，皑皑白雪覆盖着聊城，我们在手表厂“学工”已经一个多月了，衣食住行，全部集结在那里。那天早晨，王老师在手表厂办公楼会议室，正在用中楷毛笔书写他创作的诗歌——《聊城过新年》。这首古体新作，足足用了五大张宣纸，内容我记不清了，主要是歌颂聊城的大好形势。字体应该是曹全碑汉隶字体，但字形结构偏长，很有书法意味，可惜没有保留下来。在手表厂“学工”完毕，接着就是“学农”。各排借地排车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当时的地排车是主要的道路运输工具，如果再配上几头毛驴，那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货车。大多数地排车都属于私人工具，分属于村里的各家各户，一般城里人家没有，所以每次借车，师生都很头疼，和现在的论文答辩一样，都感到难度很大。可非常奇怪的是，各排每次借地排车，王老师所在的班级，几乎每次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第三的时候很少。校领导经常在全校表扬王老师所在的班级，因为他们班在排行榜上总是位于榜首或榜眼。因为当时我任班级团支书，班主任就叫我去打探情况，问问王老师有什么高招，俺们班也学学。可是对方说，也没什么高招，只是王老师一动员，说的话让大家热血沸腾，于是千方百计去借车，就这么简单，可谁也学不会。当时“学农”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每周下午抽出三个自习时间分小组去街上拾粪，最后运往学校农场。这项活动学校不评比，而是班级每周末评比。为了争前几名，上进心强的学生中午也不休息，沿着古城满大街顺着驴车去找粪。“学农”告一段落以后，接着就是“学军”。由学校军代表上军事课，学拼刺刀，每个人都要自做一支木头长枪，上军事拉练课时，必须全部带着。在堂邑刘盐场和广平英雄村拉练时，还有夜间军事行动，一吹军号，马上从地铺上出发，直奔集合地点。每周还有挖防空洞的任务，统计挖洞进度。所有这些活动，王老师他们都得亲自跟着，忙得不亦乐乎。忙着忙着，就把学习给荒废了。加上我被选入地区射击队，每年要参加山东省的两次射击比赛，赛前集训总要数几个月，一年下来，好多课程基本没学，课本也没学几页。就这样，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毕业前夕，我把自己高中两年半的时间创作的几十首诗歌钉成一个大本子给王老师看，叫他指点迷津。因为我当时就感觉到，王老师思想有深度，非常厉害，到底有多厉害，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讲课，大伙都愿意听，他上课，那两道剑眉凸显得格外明显，教课严厉过人，从不敷衍。他下了课，走在校园的小路上，你只要一喊他，他马上从若有所思中醒过神来，笑眯眯地和你打招呼。记的1973年我上高一，王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叫《电影侦察兵读后感》，我写的读后感作为范文由王老师在全班宣读。他说：“孙振春同学，我已经说了两遍了，你把望字的望写错了，望的下面是王，不是主义的主，没有那个点，你要记不住的话，就想我叫王富仁，王在望下面，就好记了。”我真不好意思，吓出了一身冷汗，从那一次，望字的望我再也没有写错过。高中毕业二十多天后的一个黄昏，我去学校找王老师问问我写的诗的情况，他和赵老师及孩子正在吃晚饭。王老师坐在一个小椅子上，旁边还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半翻着放在一个小马扎上。王老师给我拿过来一个小椅子，示意让我坐下。赵老师给我倒了一杯水，王老师点着了一支烟，他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在：“干临时工，做泥瓦匠的活儿。”他问：“累吗？”我说：“很累，那天累的眼黑，差点儿从房顶上栽下来。”王老师皱了皱眉头，一会儿，他从屋里拿出一个大白纸本子，一看就知道是我的诗歌。王老师翻着本子说：“你写的诗我都看了，总体说还是有一点儿诗的感觉的。不过，下一步，要紧紧贴近现实生活，为工农兵而歌唱，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让工农兵认可。”他又说：“每一首诗的后头，我都给你提了意见并写了建议，你好好看一看，不一定对。”我说：“王老师，我一定按您说的，努力去写，写出好的诗歌再给您看。”那年9月，我就上山下乡了，来到徒骇河南岸的杨胡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随着高强度的社会历练和农村田野的摸爬滚打，我感觉到，王老师嘱咐的话是对的。那年的秋天，一个雨中的黄昏，我在王光宇桥头上又拿出那一大本诗歌来看，越看越不顺眼，感觉写的诗真不好，淋着飘飘的秋雨，忽然一阵子冲动，我拿出了一根火柴，呼的一声就把诗歌本子燃着了，顷刻间本子化为灰烬。多年以后，我又后悔了。一是这些诗毕竟是处女作，更为重要的是，王老师对每首诗的批语都在上头呢。那长形的红色字迹批语，醒目的谆谆教诲，我再也看不到了，我太后悔了。

1978年秋，王富仁老师考取了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这成了聊城第四中学的光荣，师生们奔走相告。那时我已参加了工作，并依旧爱好文学创作，和文化圈打交道比较多，所以经常打听王老师的消息。后来，我们之间主要靠书信和电话联系。王老师当时的生活学习状况，是我在看了王老师赠给我的著作《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之后，才知道的。他考取了西北大学研究生后，就学于单先生门下。因工资不高，他每到下半月，钱就所剩无几。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只剩下一两角钱，吃不上饭了，是单先生接济了他们。王老师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道：“我至今还欠着单先生70元钱。这何止是钱呢，我欠的是他的爱。”每每读到这里，我心里就非常难受。王老师读硕士的时候，已经37岁了，妻子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聊城。也就是说，赵老师每月34元的工资，成了她和两个孩子的全部生活费。而王老师呢，每月50元生活费，给老母每月18元，剩下的32元，他几乎都买了书和几条劣质烟，所以下半月吃饭便成了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老师才写起了小说，挣点稿酬，贴补费用。1978年和1979年，王老师在《小说月报》和《上海文学》，分别发表了《集邮者》和《长祥嫂子》，笔名用的则是王老师的爱人赵育岚的名字。当时，聊城文化馆的几位本土作家看了作者简介，知道是王老师的作品，都说写得太棒了，看来作者是有充分写作时间的，我在旁边听了非常高兴。岂不知，王老师写作，哪有什么时间，他是拼命透支身体写作的。因此我想说，凡是大文艺家，都是大悲剧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曹雪芹是，贝多芬是，凡·高是，路遥也是啊。王老师何尝不是这样啊，他在认准的文化道路上，默默耕耘，苦苦求索，为了思想的火炬能触接到太阳，他如夸父追日，一年一年，穷追不舍，穿越风霜雪雨，涉过春秋冬夏。他的身上有远古以来的灵光，他的脊梁有民族自信的精髓。所以，后来的王富仁老师，当之无愧地成了新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王老师1978年离开聊城后，我们的师生情谊不但没有失联，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的变化、岁月的变迁，变得更加浓厚了。几十年来，我们动用了所有的通信手段，进行各种联系。我每次出差去北京，只要时间允许，必去看望王老师。那座北京师范大学丽泽八楼，我也去过几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屋里那些存放的各种书籍，几乎成了旧书仓库，且散发着霉潮气的书香味。2000年国庆节我去的时候，一进王老师家的门，我几乎是得跳着走，绕着行。我想，这狭小的空间，一家四口怎么生活啊，王老师适应了，可赵老师不厌烦吗？但是看看王老师乐呵呵的，看看赵老师，笑眯眯的，再看看肇磊、肇琰，也兴冲冲地。一家子这样的喜庆祥和，其乐融融，真是知足者常乐啊。我去看王老师和赵老师，每次都是他请客。有一次，大概是2000年10月，王老师领我去吃饭，同时还有辽宁大学和湖南大学的他的博士生，好像是在离丽泽八楼不很远的小饭馆里，我们还喝了酒。王老师很高兴，叫我给他当副主陪。我有些汗颜，也有些飘飘然。于是，我借着王老师的充实和我的空虚，主动敬起酒来，喝了一杯又一杯，没完没了地敬。结果，人家没事，我倒有些晕乎乎的了。王老师开始还笑眯眯地，高兴得像个大孩子，可一见我喝酒这个疯狂劲儿，就微微皱起了眉头。我一见王老师皱眉头，就说：“王老师，您哪里不舒服，我给您买黄连素去吗？”因为我知道，王老师胃里一直不太好，教我们的时候，我就亲自看见他在校路边呕吐过，脸色蜡黄。王老师赶紧打圆场说：“我这个学生很实在，第一次见你们高兴，喝多了，别在意。”又说：“振春，不能这么喝酒，会把身体喝坏的。”说着，拿出一支烟，接上原来手里的烟头，深深抽了几口。我确实喝多了，但是还没迷糊。一看王老师抽烟，知道报复他的机会来了。我就反唇相讥说：“王老师，你也别光说我，你也少吸烟，吸烟还不如喝酒好呢。喝酒喝到肚里去了，吸烟呢，吸到天花板和墙缝里去了。”王老师看着我酒后顽皮失态的样子，不知想起了什么，说了一句：“我这学生也不听我的话了，他今天成了我的老师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那几位王老师的学生一看王老师大笑，也跟着哈哈笑了起来。饭后，王老师怕我迷路，亲自把我送到公交车上，又嘱咐开车师傅，提醒我在哪里换车去北京广播学院。

王老师在2000年前后，几次来聊城，我们都是早早在火车站等候，生怕错过车次。当时，中银大酒店和昌润大酒店总经理王继华是我同学，很有文采。他一听说王老师来了，就抢先对我说：“叫王老师住我这里，我接待，好好和王老师聊聊。”有几次，我们是在聊城八一宾馆和大地宾馆听王老师讲座的，听众多是由我邀请组织前来的聊城本土诗人作家。他们对王老师的文化思想佩服得五体投地，从心里愿意接受洗礼。王老师则是谦逊幽默地说：“我没有什么思想，我是胡说八道，大家不要做笔记。”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早准备好了笔和纸张，在如饥似渴地听着，用笔快速地记着。在聊城大地宾馆那一次的文学爱好者座谈会上，王老师回答了文艺创作爱好者的问题，左右逢源，对答如流，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大家如沐春风，听得如痴如醉。我一看表，已是凌晨两点，又是一个雪夜，天气寒冷。这时的王老师已经疲惫，烟灰缸里，烟头已经爆满。有一个记者问：“王老师，您最近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了，您高兴吗？”王老师说：“谢谢你的提问，时间不早了，下次再回答你好吗？”我大声说：“好。”随后，我赶紧叫王老师下楼，送他回三院的住处。2000年7月19日，王老师的母亲病故。7月21日下午，我和几个同学搀扶着王老师，护送灵车，走在去城南安葬的路上。王老师作为王家的长子，为母亲俯地摔了老盆，他浑身颤抖，满脸是汗，放声痛哭，我们也是泪流满面。正如王老师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得那样，把母亲的老盆摔碎了，母亲对我全部的爱也摔碎了。

我最难忘的一次，是1996年王老师来聊城。那是9月26日，阴历八月十四，星期四。我下午接到了一个电话，一听，是王老师的声音。他说：“振春，我到聊城了，只给你打了一个电话，咱见见面，我晚上就得坐火车回北京。”我一听是王老师回来了，高兴万分，可一听他晚上就走，又感觉时间太紧了。我马上约了几个文友，叫他们迅速往我家里赶。一边火速骑自行车，去三院接王老师。那时，聊城只有一辆公交车满城转，更没有出租车。我的自行车又没有后座，这可麻烦了，没法驮王老师。我很不好意思地说：“王老师，你骑着吧，我跑着。”王老师说：“那怎么行，还是你骑着，正好我散散步，看看聊城街景。”我怎么好意思骑呢，就说：“王老师，我骑着可以，你不能走着，要不你坐到车前头大梁上，我驮着你。”王老师一听就笑了，说：“那怎么行，小孩儿才坐车大梁上呢。我这么大个人坐前头，人家以为咱是杂技团的呢。”就这样，我俩走在九月的秋天里，走过四里地，到了我的家里。当时我在任庄的县委第二家属院居住，是一排平房，走到大门口，王老师忽然问：“你家里有狗吗，我怕狗。”我一听王老师这么幽默的问话，不禁笑了起来。我说：“这个家属院有两大特点，一是老人多，二是狗多，不过我家里没养狗，您不用害怕。”一文友说：“王老师，你研究鲁迅还怕狗吗？鲁迅就不怕狗，痛打落水狗。”另一文友说：“鲁迅不怕狗，怕猫。”王老师一听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自然，那么开心。文友到齐后，上了几个菜，就听王老师谈了起来。那天，王老师闹肚子，不能喝酒，我说：“王老师，让他们喝酒，你喝水，我上药店给你买黄连素去，吃三片准好。”说完我就叫上了一个文友走了。我对文友说：“王老师今天晚上就回北京，现在都晚上六点了，咱好不容易见到王老师，得多聊聊啊，要是王老师不走就好了。”回来后，我就说：“王老师，还有几小时就是中秋节了，你来一次也不容易，就看看老家的圆月亮，明天早晨再走吧。”几个文友一听就明白了我的意思，都劝他明天再走，在聊城过早晨，在北京过晚上。王老师稍一沉思说：“好吧，今天不走了，明天再回北京陪老母亲过节，给我退票去吧。”我们一听，都高兴地鼓起掌来。就这样，我们又和王老师聊了将近一晚上。有两个文友聚精会神地记着，都记了大半本子，我也记了二十几页信纸，直聊到凌晨三点多，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第二天中秋节，一大早我和杨卫星、王昕送王老师去火车站。在进站口例行检查时，我发现王老师只有一个网状尼龙绳提兜，里面装着两块月饼，几盒烟，一本书，书名好像是《超越自我》，除此，再无随身携带的物品了。1996年这一次听王老师谈话，对我启发很大。在《易经》研究方面，王老师通过他身边的一些实例告诫我：“《易经》可以研究，但是，不要搞一些不必要的预测；可以从理论的一个角度，用线条把珠子穿起来，以备以后出书之用。”事实证明，王老师的观点也是正确的。王老师为什么这么有预见性呢，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王老师当年阅读了大量的此类书籍，做了长时间的思考对比和研究，所以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王老师是一个心怀大爱、关心学生、谦虚坦诚的人。记得1972年，我弟弟报考聊城第一中学高中，因报名有误，没被录取。此前，王老师是我弟弟的班主任，已经提前问过我和弟弟，为什么不上第四中学的高中。我说想参加工作。我弟弟说想上第一中学。去读高中。王老师又问我弟弟：“你真被一中录取了吗？”我弟弟说：“真被录取了。”可是，第一中学黄了，现在又去找王老师，好意思吗。当时，王老师已兼教务处主任，知道了我俩的来意，考虑了一会儿，把录取登记表拿出来看了一番说：“好了，我给你调整了一个备用名额，开学来就行了。”那时虽然不兴考试，但是，如果王老师看我们如此反复无常，生了气拒绝录取也是正常的，第四中学还缺你这一个学生吗。2004年夏天，我准备出一本歌词集，可叫谁给我作序呢？想来想去想了好几个月，我选择了王老师。因为他最了解我的情况。可又一想，王老师现在名气这么大，学术这么忙，能答应吗？我惴惴不安地在电话里向王老师表达了我的意思，王老师接着说：“好啊。你给我把歌词集复印一份邮来，说明什么时候出版，我写完给你邮去。”那年底，我的歌词集出版了，正是王老师给我作的序。后来我得意扬扬地问同学：“我的歌词写的怎么样啊？”同学说：“歌词没看出好来，王老师的序写得真不错。”

2008年9月，王老师的学生，我的同学湛江学院教授杨卫星博士病故。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老师，王老师听了，声音非常沉重，好长时间才说：“你替我给杨卫星同学买个花圈，写上我的名字，回去我把钱给你。另外，你代我向他的家属问好。如果需要钱，你和我说一声地址，我给他寄去。”我把王老师的意思转达给了卫星的家属，他们都非常感动，叫我转达对王老师的谢意。王老师平时很低调，从不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他怕耽误做学问。我几次见到王老师，和他要名片，他都笑着摇头不给，并说：“学问是做出来的，磨出来的，悟出来的，用心血换来的，而不是用场面换出来的，也不是用关系炒出来的，我不够资格，请不要宣传我。”他从来不让别人说他是这专家那学者，这博导那教授。他非常平静地说：“心静如水，比什么都好，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物，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和大家一样，我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干工作的人，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今年7月中旬，我去北京看望赵育岚老师，她也讲起王老师不善张扬的性格和乐于关心学生的事情。有很多次，王老师给学生作序，常常一两顿不吃饭。赵老师给他端上了饭菜，过了几小时后，赵老师走过去一看，饭菜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赵老师有时就急了，催促说：“你都饿了半天了，吃了再写不行吗？”每到这时，王老师赶忙摆手说：“你别打断我的思路，写完这一点儿再吃。”说完，他又埋头在那里写了起来。赵老师说：“王老师经常这样，不是熬夜，就是不吃饭，赶写文章，透支身体，说他也不听。”我认为，王老师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一个踏踏实实为了学术苦苦探索的人。他是一个甘于奉献乐于助人的人，他是一个从不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的人。他是一个爱护后学的好人，他是一个拿着学生真当学生的亲人。他是一个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真人，他是一个独自跋涉醒着飞翔的纯粹的学人。诚如我理解的：你去了一次扬州，你可能不会成为李白；你到了一次泰山，你也不是杜甫；你葬过一次花，你敢说你就是林黛玉？你发配海南，你也不是“明月几时有”“但愿人长久”的苏东坡。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是你。

我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师，是2009年5月19日。应高唐县委县政府邀请，他来家乡高唐，在县委党校礼堂给县科局领导干部上党课。因为我从聊城市早晨坐车去高唐县，有一百多里路，司机开车又走错了路，迟到了，礼堂人已爆满。我就在主席台右侧门外坐在石头阶梯上，听了一上午。王老师那一次党课讲得太精彩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全部脱稿，中间就休息了十分钟。在讲课过程中，整个礼堂非常安静，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最后报告结束，全体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向这位有着真才实学且心系家乡的著名文化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王老师出了礼堂门，一下子看见了故意站在过道中间等待他的我。他高兴地说：“振春，你怎么才来。快快快，咱一起去吃饭，下午在房间里好好聊聊。”可是那天中午，我在聊城有一个安排，不能脱身。我很遗憾地说：“王老师，对不起，我得马上回聊城，中午不能陪您了。您明天能去聊城玩儿一天吗，我全程陪您。”他说：“没时间去了，今晚的机票已定好了。”我说：“咱以后再见吧，我有时间去看您。”我目送王老师走远后，就上车回聊城了。谁知道啊，这一次和王老师见面，竟成了最后的一面。从那一次起，到现在的2017年，八年间，我再也没有见到王老师。逢年过节，我必须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几十年雷打不动。非常奇怪的是，在通电话的八年里，我从来没听见王老师咳嗽过一声。在我的印象里，王老师身体一直比较弱，但没听说有什么大病，加上王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才二十几岁，后来又一直在外，所以就一直认为，王老师永远是年轻人。直到去年春节，我听出了一句话，越来越感觉不太对味。从前打电话，我问王老师何时来聊城，王老师总是笑呵呵地说：“看看吧，有时间就回去。”可从去年春节起，我问王老师何时来聊城，他改变了口吻，弱弱地说：“老了，回不去了。”放下电话，我就感觉这句话非常刺耳，就琢磨这句话的含意。但是，我也没往别处想，后来几次见肇磊，我问询王老师的情况，肇磊总是很自然地说没事。肇磊说王老师没事，那就是没事，对肇磊的话，我是绝对相信的。再者，在电话里，我也没听出一点儿王老师咳嗽或者难受的声音，所以，我更加坚定了我判断的准确性。去年中秋节前夜的阴历八月十三，我又拨通了王老师的电话，并预祝他中秋节愉快；同时，鲁迅作品的研究者刘若曦也和王老师通了电话。王老师说了较长时间的话，嘱咐了许多有关鲁迅研究方面的事项，并鼓励刘若曦好好研读鲁迅作品，在理论上做出一些成绩。刘若曦非常感动，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祝王师爷好，祝王师爷中秋节快乐。”我又接过电话，还是有意地问：“王老师，你何时来聊城看看啊。”接着，王老师又说起了那句话：“老了，回不去了。”这一次，我放下电话，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望着运河岸圆圆的月亮，我哭了。

2017年3月初，《聊城晚报》记者林志滨给我打电话，意思是为了宣传聊城的文化成就，《聊城晚报》要做一个系列采访，宣传介绍聊城籍的文化名人大师，出几个专版，总题目叫《聊城走出的大家》。他说目前已经做了两期，第一期写的傅斯年，第二期介绍的季羡林，第三期以后，准备介绍李苦禅和王富仁。志滨说：“都知道你是王老师的学生，想麻烦你和王老师联系一下，我做个电话采访。另外，你邀请几位了解王老师情况的聊城本土作家，每人写上几百字的回忆文章一并发表。”他说：“时间很紧，请你快一些联系。”我对志滨说：“我很长时间没见王老师了，只是经常通话，我问问情况再说吧。”当时的我，心里很忐忑，王老师是文化大家，远在千里之外，带着研究生，还要著书立说。据说高端媒体采访他，他都会很低调地拒绝，这次他会答应吗？就这样，我犹豫了一天，也没给王老师打电话。心想，只要志滨不问我这事就算过去了。可是志滨意志很坚定，次日晚又问我打电话没有，说时间很紧张了。我一看志滨态度如此诚恳，第二天就给王老师打了电话。王老师二话没说，马上答应采访。我立即把老师的号码给了志滨，他一面叫通讯员刘岩组稿，一面对王老师做了半小时的电话采访。岂不知，这时的王富仁老师，已病入膏肓，生命行将走到尽头。就是在这种让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状态中，坚强而又乐观的王富仁老师接受了家乡媒体记者的采访，这令记者林志滨感动不已。据我所知，这是王富仁先生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

2017年5月3日早九点，我正在安阳出差吃早餐，忽然接到了记者林志滨的电话。他吞吞吐吐地说：“孙老师，你听说了吗？王富仁先生昨天病故了。”“什么？什么？志滨你说什么？”我猝不及防，放声大哭起来。我根本不相信，但我还是在哭，可又不敢问别人，就这样闷了一天。直到第二天，我才敢拿起电话问了肇磊，肇磊一说，我俩在电话中失声痛哭起来。5月5日下午，我和执意要去吊唁的林志滨、马国君去了北京。5月6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们向敬爱的王富仁老师告别，聊城大学、聊城第四中学也去了很多王老师生前的好友和他的学生。见了赵育岚老师后，我们都是泣不成声。我强忍着悲痛，缓步来到王老师身边，向敬爱的王老师做最后的告别。我的泪水还是不听使唤，一直哗哗地流。

王老师走后的日子里，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总是不自觉地流泪，自己根本控制不住。我想，在王老师思想的影响下，今后我可能不会在文化大漠里迷路了。

2017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