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北京师范大学）

传来王富仁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并不感到特别吃惊。去年8月下旬，我在京郊开会，集体合影的时候，从孙晓娅口中得知王老师生病的消息。孙晓娅是王老师的高足，也是我读博士时的同学，来自她的消息是不用怀疑的，但我还是本能地抗拒这种消息，耳边却也响起王老师剧烈的咳嗽声……

再次听到王老师的病况是三个月之后。那晚的聚会赵宪章老师唱主角，他从他那篇《怀念与童老师裸泳》[1]说起，讲述着他对童老师的认识过程，罗钢老师则不时矫正着他的看法。或许是因为谈到了童老师，罗老师接过话题时就转到了王老师那里。他说：“王富仁是肺癌晚期，但他很乐观，在化疗过程中还在看书，气定神闲。前一阵子我去看他，他一见我就说：‘你看我垂头丧气哭天抹泪了吗？别以为这个病能吓倒我！’”我问罗老师：“是不是王老师为给自己壮胆，做给你看的？”罗老师说：“不是。我觉得他是真不怕……”

在罗老师高亢的叙述中，王老师的那个吓不倒的身影也变得伟岸起来。据说，许多人是被癌症吓死的，而癌症遇到王老师，是不是会被他的大义凛然吓得退避三舍？就是那次聚会，我开始寄希望于奇迹的出现。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精神战士面前，任何疾病都应该懂得规避。

然而，疾病终于还是把王老师击倒了。5月2日晚，当王老师的辞世突然成为一个“炸群”的重磅消息时，我还算镇静，却依然心存侥幸，于是立刻私信李怡教授，想核实消息真伪，却久无回音。快零点时他才答复道：“我刚从医院回来，刚才一直在忙碌。这对王老师也是一种解脱。”我说：“李怡兄节哀……”

就是从那时起，我与王老师有限的几次交往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一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王富仁既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又是一个精神符号。他与同样研究鲁迅的钱理群先生一道，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精神气质。那个年代，我正以特有的方式搜集着属于自己的《鲁迅全集》，自然，鲁迅研究者的著作也在我的视线之内。我从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读起，一直读到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10年》。[2]但如今检点我的藏书，钱理群先生的有好多本，王老师的却只有一本《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而且，这本书还是2010年的新版本。这很可能意味着，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并没有读过王老师的书。

但为什么我却常常会生出了解王老师思想的错觉呢？是不是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他的文章？或者，是不是即便没怎么读过，他的思想已融入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叙事之中，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而我们这些后来者一旦在思想解放中接受启蒙，王老师便总是待在一处思想高地上，等我们上山？所有这些，我现在已无法核实。我能确定的是，在我见到王老师之前，他在我心中已是一种标高，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处思想风景。如果能当面向他请益，那该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这样的机会忽然就来临了。1994年10月上旬，我来北京参加“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的处境和选择”研讨会。会议期间，有人提议去拜访王富仁老师，我立刻报名响应。拜访者中，我记得有陕西师范大学的李继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李建华、《太原日报》的安裴智、吕梁高等专科学校（现吕梁学院）的郝亦民等，他们都与王老师有过交往，有的甚至过从甚密，只有我是慕名而去。我在《蓝田日暖玉生烟——忆念导师童庆炳先生》一文中写道：

我也夹在这些人中间，想一睹王老师的风采。只是与他们相比，我还多了一层私心杂念：请王老师帮忙打招呼，然后去拜访童庆炳老师，在考博之前先去他那里报个到。心里是这么想的，但王老师会不会引荐，童老师能不能接见，我却完全没谱。因为王老师不认识我，童老师也不了解我（此前我并没有联系过童老师，既没写过信，也没打过电话），他们完全有理由把我的请求拒之门外。我把我这个担心说给同行的朋友，与王老师相熟者说：王老师乐于助人，肯定没问题。拿不准的人说：那就试试呗。

我们走进了王老师家客厅。

见来者众，王老师大喜过望。他给我们倒茶水，散香烟，然后就笑哈哈地与我们聊起来。聊的内容如今早已忘得精光，但那个场景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几杆烟枪同时点火，不一会儿屋里就烟雾腾腾了。王老师似乎还觉得不过瘾，他又从沙发后边摸出一包万宝路，炫富般地嚷嚷：我这儿还有外国烟，来，尝尝这个，这个有劲儿。

终于，我向王老师提出了我的请求。为了得到王老师的理解，我在前面还铺垫了一番。王老师很爽快，说这个好办，我马上给童老师打电话。

电话拨通了，王老师说：我家里来了个考生，想去见见你，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童老师在那边回应着什么，王老师连说好，好。

放下电话，王老师给我发布命令：小赵你赶快去。童老师说前一拨客人刚走，后一拨客人要来，现在正好有个空，就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赶快下楼，我告诉你楼门号。[3]

现在看来，我那次的拜访属于搂草打兔子，动机似不纯粹，但实际情况要复杂许多。那时候我还在一所地方院校教书，三年前考博未遂后，正思谋着东山再起，目标基本上锁定到童老师那里。开会的时候，我心里已在打鼓：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要不要去见见童老师？能见的话当然好，但北京师范大学我两眼一抹黑，总不能盲人骑瞎马，把栏杆拍遍，然后硬着头皮往他家闯吧。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同学里传来了将去拜访王老师的喜讯。王老师是传说中男神般的人物，能见到王老师，我已不虚此行。但假如能通过王老师“摆渡”到童老师那里，我就成了李光羲，得高唱“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了。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若可得兼，果然美不胜收。

许多年之后，我初见童老师的记忆已模糊一片，却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王老师与我们交谈的那个下午。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烟雾就更是重峦叠嶂，缭绕得也越发分明。王老师始终笑眯眯的，锁在烟雾中忽隐忽现。他边说边笑边抽烟，尼古丁与山东普通话也糅合成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原本以为近朱者赤，王老师也该像照片上的鲁迅那样，面呈冷峻之色，却没想到他如此喜兴、随和。在一根接一根给我们发烟抽的过程中，我也彻底放松了。我这个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是不是一放松就在他家沙发来个“葛优躺”，还真是说不好。

童老师去世后，我向已在深圳供职的安裴智核实过这次拜访。如今，我又向已在上海大学任教的郝亦民（郝雨）询问此事了。我如此在意这次造访，是觉得它对于我，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生怕哪一天把它弄丢了，成了《软埋》里的丁子桃。

二

直到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后，我才逐渐意识到中文系里关系复杂，那是当年搞运动留下的后遗症。而在这种复杂的格局中，王老师与童老师恰恰是属于“感情深，一口闷”的那种关系。于是我便暗自庆幸，当年自己误打误撞，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假如他们不是铁哥们而是死对头，我岂不是又制造了一回“人民内部矛盾”？

但读博三年，我并没有再去拜访过王老师。原因很简单，王老师是个大忙人，本专业的老师、学生他都接待不过来，我哪儿好意思再给他添乱？我只是去听过他的一次讲座。

那是2001年10月16日。想到他气场强大，听众很多，我早早就去那个能放下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占了个座位。他讲的话题是《鲁迅与21世纪的中国人文精神》，内容却从古及今，纵横开阖，时有冷嘲热讽隔山打牛之语呼啸而至，台下顿时掌声一片。他说：“中国从宋代以后就丧失了人文精神，丧失到哪里去了呢？丧失到政治、经济中去了。”他又说：“权力是流动的。政治权力像货币一样可以在社会上流通。”他还说：“鲁迅的支柱是立人、爱人。不要以为今天是21世纪，鲁迅就过时了。鲁迅怎么会过时呢？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鲁迅……”

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那是一次思想的盛宴。王老师的演讲是充满**的，是生气灌注的。他从大处着眼，不纠缠于学术细节，却能把道理讲得通透明白，启人深思，令人感奋。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演讲风格，或者也可以说，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年代里，王老师依然磨砺着自己的思想锋芒，丝毫没让它蜕化变质。于是我就想，研究鲁迅者，尤其是像王老师那样研究鲁迅者，是孤独的，也是幸福的。因为他还通过学问忧国忧民，所以他孤独；也因为他居然还没把学问做成纯学术，所以他幸福。王老师曾把他的一本书命名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要我说，他就是鲁迅文化的守夜人。当学界的一些人士大大咧咧谈论着鲁迅已过气，胡适要吃香时，王老师却选择了一个如此不合时宜的演讲题目。这是坚守，也仿佛是他站在世纪之交的风口高声断喝：“不能走那条路！”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4]

然而，这次演讲之后不久，就传来了王老师将被汕头大学挖走的消息。那时候，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夏之放先生刚从汕头大学还乡，选择了落叶归根，而王老师却在同样的年龄远走南方。两相对比，我不好理解。但想到鲁迅当年离开北平，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我似乎又释然了，却依然有些失落。我觉得北京师范大学不能没有王富仁，少了他，这个校园总似乎少了些什么。

在王老师南下的十多年里，有关他的故事主要是童老师告诉我们的。童老师说：“王富仁是个大烟鬼。他早上醒来，待在被窝里的第一件事情是先抽烟，把自己抽精神了才起床。他烟抽得太厉害，不得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装了个排风扇。后来他换了地方，别人要住他的房子可遭殃了。为什么呢？烟味儿太重。那种味道都钻到墙里头去了。为了把烟味去掉，人家先得刮墙皮。”童老师还说：“王富仁这个人很有思想，他读书很杂。什么书他都要翻一翻，读一读。他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是他悟性高，另一个就是他读书多。你们应该向他学习。”

那些年里，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那个巨大的顶棚下，偶尔我也会看到一个手夹香烟，与几位老师边走边谈的身影。——王老师！我一激灵，也才意识到，繁忙的答辩季又一次到来了。

三

2008年8月下旬，“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我应邀参加。报到的时候发现王老师也来了，真是有点儿喜出望外。因在不同的专业，此前开会从来也没遇到过王老师。他能来，该是像我一样，也是冲着“我们新疆好地方”的吧。

第一天开会，王老师的发言正好安排在我前面。别人发言，时间基本都在规定的15分钟之内，王老师讲了半小时还意犹未尽。但他都讲了些什么，内容早已忘却了，我只是记住了一点儿感受。于是上网查，发现那次会议有三篇综述，只有一篇提到了王老师的发言题目《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而三位作者也仿佛约好了似的，概括其他人观点时浓墨重彩，却唯独对王老师的发言或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5]这也怨不得他们，说实在话，王老师的那次演讲并不是十分理想。他是宏大叙事，但观点似乎又有些落套。至少对于我来说，它的冲击力与七年前的那次讲演相比，已大为减弱。或许是大家都有同感，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跑到外面马路牙子上就着羊肉串喝啤酒的时候，王老师的发言就成了议论的话题之一。

但他与我聊天的内容却记忆犹新。第二天继续开会，上午茶歇时我坐到了王老师对面。几句话之后，他就转到了当下的问题上，说：“一个正常的时代往往是文学界充满了激烈的冲突，但你看看现在，正好反了个：社会冲突不断，文学界却一派祥和，这种情况很不正常。这哪里还称得上和谐，明明是伪和谐嘛。”说到这些时，王老师就有了一些不平之气。我则想起刚刚读过的一本书，就问王老师：“钱理群先生出了本《我的精神自传》[6]，您读过吗？印象怎样？他写的可是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顿史啊。”王老师说：“我没读。我们这代人经历相似，都是通过自己的感受说话的。用不着读他的书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考察开始了。达坂城—吐鲁番—葡萄沟。葡萄沟一家民居的葡萄干货真价实，稍一砍价，便成了100元3千克。库尔勒—千佛洞—库车老城。但我们与塔里木河和胡杨林却失之交臂。阳霞镇—孔雀河—托克逊。托克逊的拉条子可真好吃啊，面筋道，肉瓷实，密密麻麻的大肉块，状如核桃，不膻不腻。那一顿之后，所有的羊肉都黯然失色。

就是在那几天里，王老师成了我近距离观察的对象。他饭量可真大。早餐有包子，我们吃两三个已志得意满，他能一口气吃六个。托克逊那顿拉条子，一大碗已把我打发得沟满壕平，他居然干掉两碗。我还注意到，他吃馒头时不用筷子夹，而是一手拿着一手掰，一块一块往嘴里送。见他吃相如此“斯文”，我就觉得我那种筷子串馒头又咬又啃的“山药蛋派”吃法太老土了。

还有抽烟。我们都知道王老师烟瘾大，往往是车行一小时左右就有人嚷嚷：该停车了，让王老师下去过把瘾。于是我们集体下车，跟着王老师沾个光。在十来分钟的时间里，王老师通常要连抽两三支。香烟点燃时，他第一口往往吸得很深，仿佛要吸到骨头缝里。烟雾被他吐得断断续续的，似乎他在肺里、呼吸道里、嗓子眼里、鼻腔里已层层设卡，要雁过拔毛。有一次，看着王老师快活的样子，我忍不住问道：“您就没打算控制一下？”他嘿嘿一笑，说：“我现在是保烟限酒。酒可以控制，烟不能动。”

我想起了萨特。萨特也是瘾君子，他甚至把抽烟这种行为融入他的哲学之中了。在他那里，香烟是“虚无”，烟斗是“存在”。当我们点燃一支香烟，大口吸入，再缓缓地把烟雾吐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为了拥有世界而做出的‘破坏性的占有行为’。为了能够占有整个世界，我们将世界‘简化’为单纯的火＋烟＋灰烬，甚至简化为可以吸入到我们的肺中的一团空气”。[7]王老师同意这种论断吗？当然，王老师不抽烟斗。抽烟斗太绅士气了，估计王老师不喜欢。他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也是常年吸食纸烟的。但如果失去了烟斗这个“存在”，“虚无”又如何附丽？或者，是不是鲁迅式的“虚妄”无须“存在”出面？是不是王老师也信奉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8]这句名言，而那里早已隐藏着烟熏火燎的高级机密？

也许，王老师确实因为抽烟去世。但在我看来，当王老师如此执着地、大剂量地、百折不挠地迷恋着烟草时，抽烟之于他已非一般的俗见所能解释。那是他的生命美学，是他在虚妄中书写出来的另一种存在哲学。

当最后一站参观完天山牧场之后，我们坐上了回程的大巴。一上车大家就热闹起来了，“三老委员会”决定趁热打铁，给这次表现好的同志评奖。奖品嘛，一瓶矿泉水，表现好的一整瓶，表现差的给空瓶。主持人开始发话了：“朱大可拍了2500张照片，摄影最多奖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齐声吆喝：“同——意。”主持人又说：“朱竞被照得最多，购物最多，给她两瓶水怎样？”“亚——克——西。”“最佳唱歌奖给谁呢？”大家嚷嚷：“《我的太阳》——杨小滨。”“那赵宪章老师呢？他一路上指点江山，叽叽喳喳没闲着，应该给他评个奖。”有人开始控诉：“在葡萄沟，他起劲儿煽动大家买葡萄干，结果他一粒没买。赵老师应得最佳忽悠奖！大家觉得……”还没说完，大家就笑作一团，鼓掌通过。

主持人忽然严肃起来，说：“下面我们要揭晓本次考察的最后一个大奖：最佳饭桶奖——王富仁老师。获奖理由：吃早餐，六个大肉包子，粥一碗，奶一杯；吃拉条子，两大海碗不尽兴，又加了两个羊肉串。王老师是典型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请王老师接受奖品并发表获奖感言。”

在爆笑中，好几瓶矿泉水举起来了。王老师起身，嘿嘿乐得合不拢嘴，他接过一瓶水，清清嗓子准备说什么。我急忙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因为王老师，那一次的欢乐之旅完美落幕。

第二天就要各奔东西了，回到房间之后，王老师忽然拎着一兜东西找过来了：“小赵，你看童老师生病了，我暂时也没时间去看他。这是我在葡萄沟买的葡萄干，我尝着还不错，麻烦你帮我带给童老师，表达我的一点儿意思。”

我心里热了一下。接过葡萄干的那一瞬间，他们这对老朋友的情谊一下子“实焦”了。

四

2010年2月底，我儿子从学校回来后与我正儿八经地商量起一件事情：“你能不能找个名人，给我们的书作个序？像这本书一样。”

他们忙活的那本书我早有耳闻。那时候，我儿子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文科实验班念高中。每到高二，他们都要把自己的作品汇集成书，找地方出版，这已成为一个传统。只是我没想到还有作序一事。

他塞过来的书是上一届的作品集。封面的书名题字“沧浪”出自舒乙之手，打开瞧，序是于丹写的，名为《青春是一种传奇》，我就乐了。我说：“儿呀，你们想找怎样的名人作序，作家还是学者？作家的话，莫言、铁凝、阎连科都是名人，但这些我一个也不认识。学者嘛，我觉得要找关心中学语文教育的资深教授，这样才压得住阵。比如，我身边的童老师就很现成。王富仁老师我还算有点儿小交情，也可以找。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老师更合适，但我跟他没交道。你们要是非找他不可，我得拐个弯，抹个角。这样吧，你和你的同学商量下，给我个目标，我再想办法。”说这些时，我想起了童老师带着我们编写高中语文教材的日子，也想起1999年就买过并读过的一本书——《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编者王丽后来成了我们这个编写组的一员，但此前她就很有能耐。为编这本书，她挨个采访童庆炳、钱理群、王富仁等诸多名家，一并把他们“捉拿归案”了。[9]

儿子很快给了我答复，就王富仁老师。

接受下任务后我才觉得头皮有点儿发麻。我与王老师也就是新疆之行才稍稍熟悉起来，仅凭这么点儿交情，我能求来王老师的这篇序吗？更麻烦的是，我听说王老师作序非常认真，常常会写成长篇论文。他的弟子梁鸿曾赠我他的大作——《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开篇就是王老师的五万言长序。[10]据她言，让王老师作序不能着急，通常得等个一年半载。而我这倒霉儿子给我的期限还不到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让他老人家闪展腾挪？还有，据说请王老师作序的人排着长队，即便他能应承下来，我这么加塞儿合适吗？

忐忑之中，我还是鼓起勇气，给王老师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明白我的意思后，很痛快就答应了。儿子回来后听到喜讯，立刻嬉皮笑脸道：“唉吆喂，没看出你还这么有面子。”我正色道：“是我有面子吗？是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有面子。你们要不是花骨朵，别想让我求到王老师的序。别废话了，明天赶快把书稿打印一份，我给他寄过去。”

过了些日子，我给王老师打电话。他说书稿的材料收到了，也正琢磨着写，只是怕写不好，写好后是不是寄到文学院？我说：“王老师是手写还是用电脑写？您不用电子邮件吗？通过电邮发过来，岂不省事？”王老师答复我：“用电脑，但不用邮件。这样吧，到时候我让学生帮着发送过去。”我说：“这样好。寄材料时给您写了封信，那上面已留有邮箱地址。”

但几天之后，我又接到出版社史编辑电话。她问我序言进展一事，说何杰老师在催她，希望这本书在招生时能派上用场，所以4月必须见书。她问能不能让王老师加快进度？我说：“求王老师这篇序本来就不容易，这么催他恐怕不大合适吧。”她说：“王老师给我们上过课，人很好，你不妨试试。”我无奈，只好打电话向他说明实情，意思是还得往前赶。王老师说：“这几天因为接待伯克利来的一个学术访问团，还没顾上写。本来我想多写几句，谈谈我对中学语文教育的看法，看来只能长话短说了。这样吧，我明天上午就写，不出意外的话，晚上就能发给你。”

3月26日晚10时许，我等到了王老师写来的序言：《生命活水汩汩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2011届文科实验班〈文心·问心〉序》，打开读了两遍，不由得击节叹赏：王老师真不愧是对中学语文教育素有思考的“老革命”，在1300字的篇幅里，他把生活、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拎起来，举重若轻，既深入浅出，又句句在理。如今，当我重新面对这篇文字时，依然忍不住要从中拿出一段：

为什么生活本身不能构成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成长形式呢？因为人在生活中总是被动的，形成的只是一个个模糊的印象，并且像黑瞎子掰棒子一样，捡起一个便必须扔掉另外一个，到头来剩下的仍然只是最后的那点朦胧的感觉，成不了思想的形式。显而易见，这就是阿Q到死也没有自己的思想的原因。一个人要想有思想，至少要对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模糊的心灵感受和生活印象想一想。这一想，我们的心灵就展开来了，像孔雀展屏一样，原来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刹那，都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的，都不是空洞无物的。但是，想，往往想不多深，想不多广，并且常常想得很乱，没有头绪，特别是在童年、少年时期，不知应当想什么、怎样想。要想形成“想”的习惯，想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越来越有意义，有价值，就得写。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写出来的，只想，是想不出这么深、这么广的。[11]

这是王老师在“只读不写容易成书呆子”这一观点之下形成的妙论。童老师晚年就经常给我们念叨“想与写”的关系，我对这一话题也兴趣颇浓，甚至后来读叶兆言的小说时还抄录了其中的一段文字：“很多年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着多年写作经验的父亲告诉我，写作就一个字，就是……‘写’……文章就是用文字将思想的火花固定下来，想得再好，不写出来都白搭。”[12]平心而论，这番思考也颇为出彩。但同样的道理，王老师谈得朴素自然，发乎情止乎礼，为什么作家一写就直逼下三路呢？于是我就有些后怕：幸亏当年作序找到的是王老师，如果找的是某位作家，他一“性”趣盎然，我这里可如何收场？

但是，我像黄世仁一样逼着王老师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交出了一篇好序文，这件事情却一直让我心生歉意。如果从容一些，王老师是不是会写出万字美文？当然，那样一来，我除了更加感谢，或许就歉意更浓了。

我无以为报，只能向王老师学习了。去年9月，一位朋友要帮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人文班的一位高才生出书，找我作序，急如星火。那一阵子我特别忙乱，拒之亦未尝不可。但想到当年求王老师作序的情景，还是应承下了。我把王老师的序文找出来欣赏一番，揣摩一番，然后提神运气，写了篇将近3000字的文章：《成长是一门终生的功课》。[13]现在想来，我当时敢大包大揽，除了抹不开面子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向王老师致敬吧。

五

2015年6月中旬，童老师在攀登金山岭长城时，永远倒在了下山的途中。办完丧事开过追思会后，我们决定出版一本怀念童老师的纪念文集，并以“中心”的名义发出了《诚征有关童庆炳先生纪念文章》的邀请函：

学界诸君、文坛同人：

童庆炳先生于今年6月14日溘然长逝，学界叹惋，文坛同悲。为承继先生遗志，抒发缅怀之情，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拟于今年10月前后出版关于先生的纪念文集。

人云长歌当哭，有待痛定。诸君皆操觚之士，宜将悲伤感念之情宣诸翰墨；我们则在此恭候，期待您的大作翩然而至。

诗文辞赋，众体皆宜。

截稿日期：2015年7月底

征稿信箱：[email protected]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2015年6月28日

这一邀请函先是挂在“中心”和文学院的网站上，后又通过“中心”掌握的邮箱地址发送给了学界朋友。8月初，调整了一番心情之后，我也准备写这篇怀念文章了。从何处起笔呢？回忆着与童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王老师的那次引荐便闯了进来。一想到王老师，我才意识到坏事了。记得请王老师作序时，王老师并无自己的邮箱，而“中心”保存的也大都是文艺理论界的学者信息。为郑重其事，我们当时还商量出一份拟邀请作者名单。我急忙去那份名单上瞧，那里也没有王老师的名字。这意味着他并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后续动作。

不成。王老师与童老师私交甚好，文集中岂能缺了他的怀念？

不能再公事公办了，我决定亲自邀请王老师写文章。

电话打通了，简单的叙旧之后我开始检讨，说：“童老师走得太突然，当时我们这里乱作一团，也没顾上单独跟您讲，后来网站上有征文邀请函，是不是您也没见到？”王老师说：“没见到。确实没见过你们那里的通知邀请，童老师去世的消息还是李怡告诉我的。告别仪式我本来是应该去的，但我像童老师一样，现在的心脏也有毛病了，所以我不敢去现场。”我说：“那事情过去之后，您能写篇怀念文章吗？童老师可是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您。”他说：“怀念文章我暂时也不准备写，一是现在身体不太好，不像以前写东西那么快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写童老师，有两件事情最值得写，但又不好写。”我说：“您现在不方便写也没关系。不管您何时写，我对您这篇文章都充满期待。”

实际上，这次通话并不是十分流畅。在将近20分钟的时间里，王老师每说几句，就要咳嗽几下。因为是在咳嗽中说，在说中咳嗽，或是强忍着不咳嗽憋着说，语音在他那里也变得或高或低坑坑洼洼了。谈得差不多时，王老师突然又咳嗽起来了，而且似乎还止不住。我赶忙问：“您咳嗽得这么厉害是不是因为抽烟？”他说：“不是……咳咳……不是……。”我说：“那王老师咱们就别再往下说了。”

听筒的那边传来一阵更加惊心动魄的咳嗽声。他似乎要答复我，却终于还是被咳嗽声淹没了。就是在那种长咳不止的轰鸣中，王老师把电话挂断了。

那是他留在我记忆中最后的声音。

如今，想起这声音，我心中依然隐隐作痛。我痛惜于王老师的英年早逝，也痛惜于他记忆中的往事随风飘散。时光漫漫，本来就“软埋”了真实的一切。[14]而现在，随着知情者的相继离世，历史也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聊可**的是，他与童老师可以在天国相聚了。那里是一个可以自由言说的世界吗？

应《文艺争鸣》杂志社之约而作，2017年5月24日

[1] 参见《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上），313～31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 这段往事，笔者曾在《我的〈鲁迅全集〉》一文中有过记录，参见拙著：《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61～7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 参见拙作：《蓝田日暖玉生烟——忆念导师童庆炳先生》，载《山西文学》，2016（1）。亦见《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下），615～616页。

[4] 此为清朝黄景仁（字仲则）《绮怀·其十五》一诗中的颔联。王富仁先生曾把此联写至《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一书的扉页，可见他对这句诗的喜爱。

[5] 三篇综述的题目均为《“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研讨会综述》，作者分别是吴华峰（载《苏州大学学报》，2008（6）），于强（载《文艺研究》，2009（1）），张亚峰（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1））。

[6] 该书有两个版本，一是《我的精神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二是《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08。谈及大陆版时，作者在“台社版”的后记中说：该书在大陆出版，“读者的反应出乎意外地强烈，我自然高兴，心里却隐隐作痛：因为有许多的删节。最想和读者交流的心窝里的话，读者看不到，读不懂，这是怎样的悲哀呢”。参见该书第435页。

[7] ［美］理查德·克莱恩：《香烟》，乐晓飞译，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 鲁迅：《野草·希望》，见《鲁迅全集》第2卷，1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1998年，《北京文学》开始了“语文教育大讨论”，这次讨论在全国反响较大，而王丽则是这一讨论的推动者之一。她当时采访了施蛰存、王元化、郑敏、童庆炳、钱理群、王富仁等20位学者，访谈录就发表在当年的《北京文学》上。参见王丽编：《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1～5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10] 五万言长序名为《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见梁鸿：《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1～5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1] 王富仁：《生命活水汩汩来》，见《文心·问心》（下册），1～2页，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0。

[12] 叶兆言：《很久以来》，载《收获》，2014（1）。

[13] 冉天枢：《给杳冥的信——成长札记》，1～5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

[14] 方方：《软埋》，2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