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

与王富仁先生初次见面是在1986年的秋天。那年，我大学毕业，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广受关注。研究者打破禁区，拨乱反正，力求恢复作家的本来面目，并讨论一些思想文化的热点问题。现代文学学科生机勃勃，走在了当时人文社会学科的前列。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新潮中，涌现出了一批弄潮儿。他们多是北京、上海几所名牌大学最早的几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富仁和蓝棣之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报考研究生之前，我就熟悉他们的大名，可谓心仪已久。王富仁是北京师范大学培养的国内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个博士，蓝棣之则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的。

1985年，王富仁在《文学评论》上连载博士论文摘要《〈呐喊〉〈彷徨〉综论》而横空出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思想革命的角度重新阐释鲁迅的小说，并提出口号：“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创作意图！”文章中的材料我们大都似乎见过，观点与之前的研究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然而这些在他新的思想框架下却焕然一新。读作者的文章，想象中他该是一个高大俊朗的人。蓝老师研究新月派诗人带有唯美之风的诗歌，大概属于风流俊雅一类的人物吧。

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传说中的人物走进现实，说实在的，反差还是相当大的。王老师像个乡村小学教师，看起来严肃拘谨，脸上殊少笑影，显得很土气。蓝老师说：“王富仁早晨起床，是要吸完一支烟才下床的。”多年以后，我又从童庆炳先生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说法。蓝老师性格内向，说话低缓，目光让人感觉有些迷离。研一下学期，王老师给我们和本科生合开“鲁迅与中外文化”一课。他上课只拿几张纸，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偶尔瞅一眼材料，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关键词。他站在讲台上，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饱含**。强大的话语流把你裹挟进去，沿着关键词标识的路向，奔流向前。详细记笔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读硕士期间，我与王老师接触颇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来往才多起来。起初，我在北京教育学院的同事黄伟在王老师名下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他常宴请导师，我则叨陪末座。记得有几次，诗人王家新也同席。王老师一边抽烟，一边高谈阔论。由于注意力过多集中于说，烟灰长出了一大截，也没有磕下去。我提醒他喝酒吃菜，他才同大家碰碰杯，吃几口菜，然后接着讲。问他喜欢吃什么，他笑嘻嘻地说：“有饼吃就行。”到底是山东人，早就听说山东人喜欢吃烙饼卷大葱。我们都喜欢听王老师谈学问、论时事，觉得在王老师烟雾的熏陶下受益匪浅。有时也闲聊。我和王老师都出身农村，这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有一次说到小时候在乡下偷东西吃，我讲了偷甘蔗和西瓜等的经历。王老师说，他曾与同伙偷了人家一只小母鸡，开膛破肚后，糊上泥巴，放在火上烤……我一听，这不是传说中的叫花鸡吗？连声赞道：“佩服，佩服，到底还是师傅厉害！”众人皆笑。过后想来，弄叫花鸡，难度高，目标大，也许这就是王老师说着好玩儿吧。因为熟悉了，我偶尔也跟他开开玩笑。一次在他家客厅，我见玻璃茶几上放着一尊白色的断臂维纳斯——大约是别人刚送不久的礼物，旁边的简易书架上有一尊鲁迅的石膏胸像。我说：“这两个塑像代表了王老师的人生理想。”王老师的脸上绽放出温煦的笑，笑容里显露出些许妩媚。这笑容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太特别了。我明显地注意到，与我读硕士的时候不同，王老师脸上笑容多了，而且经常是开怀大笑。这也许是功成名就以后带来的精神变化吧。这以后他留下来的照片也大多是露齿而笑的。

1997年，我回母校读博士，有了更多接触王老师的机会。翌年春季，我去听了一次他给硕士生们开设的“鲁迅哲学思想研究”课。课上，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观点，强调鲁迅的哲学是与他的生命体验紧密结合的。这表明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苦闷、彷徨和自我调整后，王老师从现代知识者的生命体验，寻找到了鲁迅思想和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原点。从这一点再生发开去，可以构成评述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价值标准和逻辑线索。他**澎湃，时时语涉现实，讲到**处多用感叹句、排比句，还拍了两下桌子。王老师穿一件黄色的T恤衫，腰带不时往下耷拉，也顾不上提一提。下课了，掌声热烈。大教室里座无虚席，后面不少人是端着凳子来蹭听的。

2000年夏，我毕业留校，有幸与王老师成了同事。没过几年，他南下汕头大学，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2006年，我参评正高职称不顺，年底意外地收到了王老师寄自汕头的明信片，我感念甚深。王老师去世不久，我向他门下的一个弟子提起：“王老师平时大大咧咧，没想到这样的小事还承蒙他挂念。”“像这样的小事情他倒反而清楚。”他回应道。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富仁老师就是我们师法的对象。那时崇尚理论，追骛新理论、新方法，王老师文章高屋建瓴的理论气势令人折服。较之于读其他老师的书，我读他的著作最多。其中，最用心读的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和《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更喜欢后者，受到的启示也更多。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内容曾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我当初是一期一期地阅读的。这本不厚的书与其他学术史类的著作不同，不重对具体的研究文献进行述评，而是把鲁迅研究史分成四个大的阶段，在每个阶段内，选出代表人物，标识出其思想界别，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分析其思想立场，评骘成就与不足，呈现出一部独具一格、风云激**的鲁迅研究史。第二章标题为“鲁迅研究的形成期（1929—1949）”，在这里作者像是召集了一个圆桌会议，来宾中有作为“政治革命家”的毛泽东，“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的郭沫若、成仿吾，“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冯雪峰、瞿秋白，“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的胡风，“人生—艺术派”的李长之，“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梁实秋、苏雪林，等等。各路豪杰，风云际会。作者既评价了别人，又充分地表达了自己。邀请的宾客众多，但却少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周作人，稍嫌礼数不周。王老师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书中对“思想家”概念和鲁迅是否是一个思想家的辨析是一个长段落，约三千字，不分自然段，一气呵成。这是话语的激流，学术识见在**的鼓**下，沿着逻辑的导引奔流而下，势不可当。本书梓行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一天我去舒芜家，他刚读完这本书，面带赞许的微笑说：“作者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很有思想家的品格。”童庆炳先生也说过：“王富仁有思想家的气质。”“很有思想家的品格”大约可以代表很多人对王富仁老师的评价。

作为学生，我很早就明白王老师做学问的大家风范是很难被追蹑的，画虎不成容易像狗。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重八十二斤，有人推算合现在的三十六斤，这么重的家伙不是什么人都玩得转的。王老师带学生则因材施教。他自己写文章不是很注重史料，书中连注释都寥若晨星。有几年，他门下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每次都请了同教研室精于史料研究的朱金顺先生。他说：“我对史料重视不够，只要朱老师愿意，每次都会请他来把把关。”王老师带过一个年轻的女博士，她无间隔地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这个师妹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一个不大著名的诗人，我跟她说：“杀鸡焉用宰牛刀，都读博士了，可以考虑选择一个宏观、复杂的题目，这样更可以锻炼自己的学术能力。”王老师不以为然，还是坚持让她做原来的题目。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一个没有多少人生经验和学术积累的年轻学人来说，做大题目难免空疏和捉襟见肘。

我自己缺少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平时搞研究注意多下些绣花针般的功夫，以勤补拙，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升理论水平。2015年，我出版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此书受到了王老师《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的启发。我差不多蒐集了周作人研究的所有中文资料，并且尽量使用原始文献，注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然而，我又十分向往王老师以人物挟带历史风云的写法。在梳理和评述周作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突出了几条“剧情主线”，其中之一为周作人是不是一个思想家的问题。其中谈到20世纪30年代对周氏不同的认识，重点评介了左翼作家许杰、苦雨斋弟子废名、自由主义作家苏雪林等对周氏思想价值截然不同的评价。我从王老师的书中寻求理论支持，引录他对鲁迅是否为一个思想家的辨析：“假若不把思想家仅仅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学说的营造者，而理解为实际推动了一个民族并由这个民族及于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的人，那末，鲁迅的思想家的地位就是不可忽视的。”我说：“这段话对周作人来说也大致适合。”不过，我有些担心，王老师在这样的语境中看到自己的话会不高兴，因为他不喜欢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