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庚致函总理衙门一事对康、梁的活动影响很大。这又涉及保国会第三次大会是否召开过的问题。

康有为、梁启超均言保国会曾三次开会，开会地点依次为粤东新馆、嵩云草堂和贵州会馆三处。但二人所言三次开会的时间颇有出入。经过考证，第一次开会时间是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第二次开会时间是闰三月初一（4月21日）。[14]只有第三次开会时间不可考知。现在我们根据裕庚之函到达总署的时间，和康、梁当时的境况断定，第三次大会很可能没有举行。

对于裕庚之函到达总理衙门的时间，汪大燮在闰三月初五的函札中说：“昨日菊生来言，译署接裕朗西函……”，可证裕庚之函最迟在闰三月初四（4月24日）已经到达总署。张元济是24日将此消息告诉汪大燮的。汪闻讯后“当即往见樵（野）”，也是在这一天。另外，查《张樵野戊戌日记》，张荫桓确实于此日午后去过南海会馆，[15]那么汪大燮所言“清河告康”，“密嘱长、卓诸人弗再张皇”，也应在24日这天。康、梁通过张荫桓在4月24日得知裕庚之函的内容，这与第二次开会结束时间（4月21日）只隔两天。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所记两次开会间隔为四天的说法，第三次开会不可能在24日之前。而24日后的康有为与梁启超惊恐不安，急于自保，绝不会冒险再去组织开会活动。因此，从情理上讲，保国会没有开过第三次大会。

从现存保国会文献资料来看，也没有涉及第三次大会者。根据《保国会会例》，每次大会演讲皆有“书记人”记录。康有为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演讲由麦孟华记录为《三月廿七日保国会上演讲会辞》；梁启超在第二次大会上也作了演讲，并有《演说保国会开会大意》一文传世。但是，后来刊载于《国闻报》与《知新报》上的保国会文献中，毫无涉及第三次大会者。[16]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保国会没有开过第三次大会，否则不至于未留下丝毫的文献资料。

另外，从《申报》的两则报道中亦可证明保国会只开过两次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三十日《申报》刊载的《缕记保国会逆迹》说：

本年春间，逆首康有为及其党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京师广东新馆开会，同乡许筠庵尚书、杨蓉浦侍郎，以其惑众敛钱，行为不正，严加斥逐，不准再开。康乃移至贵州会馆等处，公车到者甚多，京官亦有与其列者，然大抵来看热闹，且当时仅曰讲学，仅曰茶会，未尝告人以保国也。讵料心怀不轨，竟将三次来会者之姓名，强刻入《国闻报》中，以为劫制众人之据，当时有名诸人，各怀愤恨，多致书诟詈之。[17]

文中提到康有为在粤东新馆（广东新馆）开会后，因许应骙等人的阻挠，被迫移至贵州会馆等处，且有开会三次之说。

但是，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又刊登《逆焰余闻》，对上述说法作了纠正和补充。这篇报道说：“前报所记康逆曾在京师会馆开设茶会，诱人入党，敛取分金，实则开会处初在广东新馆，乃被逐，则有迁到嵩云草堂，事与贵州会馆并无干涉。”[18]这里纠正前说，指出第二次开会是在嵩云草堂，这与康、梁所说相符；同时，又明确强调没有在贵州会馆开过会。这篇文章似乎是黔籍人士为澄清事实而投诸《申报》的，所言应是真实的。既然未曾在贵州会馆开过会，康、梁所言开过三次会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对于“在贵州会馆开会”的说法，或是第二次开会结束前已将下次地点定为贵州会馆，但因发生意外变故而未能举行，由此遂有传讹之说。康、梁所言在贵州会馆经三次开会之说，应属误忆。

裕庚向总署密告孙、康两派往来“交通”之事，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均未提及，显然不是漏记，而是故意隐讳不言。这同他们在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以保皇、勤王相标榜，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相抗衡的政治立场是紧密相关的。幸好在汪大燮致汪康年的函札中记有此事的原委和内幕，使我们得以了解事情的真相，并发现了促使保国会解散的直接原因。

当然，守旧派的攻击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御史潘庆澜、李盛铎、黄桂鋆等人先后在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闰三月十三日（5月3日）和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上疏严参保国会，请求查禁。这些接连不断的弹劾、诽谤与恫吓，使参加过保国会的官员和爱国知识分子大都畏而却步，不敢再积极参与开会活动了。不过，从时间上看，守旧派的纠弹均在4月24日以后。当时，作为组织者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已主动放弃了开会活动。

原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 本文承徐凤晨先生、曲晓凡老师指教，谨此致谢！

[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75页。

[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76页。

[4]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0页，上海，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本，1990。

[5] 据《郑孝胥日记》第2册，1897年11月8日康有为、康广仁、曾敬贻等，已与邝汝磐在沪会晤。

[6]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3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7] 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48页。

[9]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增订本），215页。

[1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1页。

[11]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入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224页。

[1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78页。

[13] 《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7页。

[14] 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317～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 王贵忱、王大文整理：《张樵野戊戌日记》，载《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93页。

[16] 参见《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396～416页。

[17] 参见《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418页。

[18] 《逆焰余闻》，《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