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庚致函总理衙门反映孙中山与《时务报》馆诸人相通的情况，是有一定背景和根据的。

孙中山在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清政府曾多次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与各国当局交涉，急盼将其引渡回国，但始终未能成功。1897年8月孙中山第二次到达日本后，清政府遂令驻日外交官员对其活动严密监视，及时具奏。裕庚此函便是对孙中山在日活动探查后的一次奏报。

裕庚此函的原件现在未能见到，但其内容的真实性可以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维新派的早期交往与合作中得到证实。甲午前后，孙、康两派势力都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当时康有为的政治改良思想已趋成熟，而孙中山的思想尚处于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阶段。孙、康两派虽然政治见解不同，但都主张学习西方，探索救国真理。仅此而言，他们又有相通之处。特别是“戊戌以前，康创强学会于北京，梁办《时务报》于上海，提倡新学，名动一时”，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与康、梁徒侣往还不绝”，联系密切，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派联合的意向。[4]

1897年冬，横滨华侨商人邝汝磐、冯镜如等人创议开办华侨学校，欲从国内延聘新学之士为教习。他们将此事就商于正在横滨的孙中山与陈少白。孙、陈因梁启超主笔《时务报》，名闻海内外，故力荐梁氏充任。11月初，邝汝磐持孙中山介绍函，专程赴上海谒见康有为。[5]康氏“以梁启超方任湖南时务学堂掌教，乃以徐勤代之”，[6]同时，“助以陈默庵、汤觉顿、陈荫农”等弟子。[7]康有为还对孙中山为该校代拟的校名“中西学校”持有异议，将其易名为“大同学校”，并“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8]经过筹备，横滨大同学校在1898年3月正式“启馆”。[9]可以说，横滨（中西）大同学校的开办，是孙、康两派共同协商和努力的结果。

大同学校成立之初，孙、康两派关系融洽，徐勤任中文教习，掌管校务。他与陈少白、孙中山时相过从，往还颇密，引为同志。[10]但是，到1898年春康有为渐得光绪帝赏识后，感到维新前景光明，深恐为革命党人所连累，于是函令徐勤与孙中山等断绝往来。横滨侨商风闻康有为将被委以重任，亦纷纷倾向徐勤一方，大同学校渐渐成为维新派在日本的一个据点。革命党人被完全排除在外。

孙、康两派围绕大同学校的合作与纷争，一直未能躲过清廷驻日官员的耳目。裕庚密函中说孙中山开大同学校一事，必然牵涉到徐勤等康门弟子，这正是康、梁闻讯后惊慌不已的原因所在。

同时，裕庚所言孙文“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与汪康年访日也有关系。汪氏在徐勤赴日任教大同学校不久，也扬帆东渡，考察游历。汪诒年在《汪穰卿先生传记》中记述说：

（丁酉）十二月，先生与湘乡曾敬贻君（广铨）游日本，遍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等处，匝月而归……，先生此行用意至远，于采访政治、风俗而外，兼寓有与其国之朝野名流联络声气之意义，非寻常游历之比。事前曾与梁卓如往还商酌（时梁君在湖南）。[11]

显然，汪康年赴日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维新事业不无关系。此时汪、梁因办《时务报》已发生分歧，但汪康年赴日之时，康门弟子仍以同志待之。到达横滨后，他与徐勤联络仍很密切。汪康年在日本所谈的维新言论也被日本新闻媒介连篇登载，一时间汪氏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闻人物。他与徐勤及大同学校的联系自然也被清廷官员所探明，所以裕庚函中便直接涉及《时务报》馆诸人。

从上可知，裕庚密告总署的情况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从事态发展看，此函没有引起大的风波。这与张荫桓的全力回护是分不开的。不过，当时北京还是出现了一些传闻。士人中风传《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逃往日本，“尽以报馆款畀孙文作乱”，[12]或云“徐勤等赴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13]这些传言虽不确切，却也耸人听闻。在这种形势下，康、梁为自保计，被迫退却，使保国会的正常活动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裕庚之函是致使保国会渐行解散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