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火四处蔓延，凡被兵省份被迫暂停举行乡试，通过科考选拔官吏之途壅塞。不过，由于捐纳以及军功保举人员激增，仕途反而更加拥挤。

作为合法、有限度的卖官鬻爵，捐纳是缓解财政压力的权宜之计，客观上有辱斯文、败坏风气，故颇遭诟病。道光帝曾明确表示对捐班“总不放心”，认为“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到了咸丰朝，清廷迫于筹饷压力，一再动员捐输，鼓励捐纳。其抛售功名的力度远超前朝，只要交足银两，平民可捐得贡监、封典、虚衔，官阶九品以外者可捐升至道员，降革者可捐复原职。名为劝捐，实为勒派，导致人言籍籍。据柯悟迟《漏网喁鱼集》记述，苏南常昭官方劝捐布告录有一副对联，文曰“官衔翎顶荣施如愿以偿 银米钱洋捐数以多为贵”。一时间，绅富之家虽襁褓婴儿已得功名，“假有身不清白如数捐输者，亦居然衣冠中人矣”。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奏陈用人之策，认为吏治日见颓废、民心尚多摇惑者，则惟捐输一事最足以伤国脉而扰民生；主张停止捐输，简用忠良，委任才能，搜罗寒畯，以求仕途清、民心靖。然而，因财政入不敷出，清廷欲罢不能，后来甚至降低门槛、打折收捐，并简化手续，将空白“执照”发给各藩司和军营粮台，由后者自行开捐，可谓斯文扫地。

军兴之后，军功保举成为常态，一些人才借此脱颖而出。但保举同样过于冗滥，导致泥沙俱下。曾国藩很看重保举。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在咸丰三年因战功一岁六迁，官至总兵衔。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函请湖广总督官文将在鄂湘勇“择尤拔补实缺数人”时，曾国藩特意指出，“是亦奖励士气、固结人心之一道”[1]。五月，又提及此事，认为“湘省弁勇近日能战者多，必须令补实缺，既可坚各弁久征之心，又可变营伍惰弱之习”[2]。此外还有火线封赏。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杨载福募三百人冒死夜袭外江太平军水师，许诺“成功归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两阶，白丁拔六品实职”[3]。不过，大肆封赏虽能收到立竿见影效果，但不利于塑造“忠义血性”，更留下官多职少，难以消化的弊端。在同治元年（1862年）末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反省说，“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