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建都后，仅派孤军北伐，小刀会占领上海后也未派兵策应，而是将重点放在天京上游。湘鄂赣皖四省遂成为血战玄黄的主战场。曾、胡、左三人合力苦撑战局，做到这一点颇为不易。

清政府内部存在不少矛盾，除满汉芥蒂外，还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僚与士绅，八旗与绿营，以及八旗、绿营与湘军的矛盾。在空前危机逼迫下，清政府上下不得不调整内部关系。咸丰帝在战争初期相继任用林则徐、李星沅、周天爵、徐广缙、陆建瀛、向荣等汉人大吏为钦差大臣，以及曾国藩重用满族军官塔齐布，胡林翼笼络湖广总督官文，胡林翼、左宗棠大量起用士绅，均说明了这一点。但矛盾不可能就此消弭，有时还会发酵。

湘军自募人马、就地筹饷，几乎等同于曾国藩的私家军。这成为清廷一大心病，何况曾国藩是汉人。咸丰四年（1854年）秋湘军克复武昌，咸丰帝大喜，表示“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军机大臣提醒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18]咸丰帝默然变色，遂收回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成命，改授兵部侍郎，擢胡林翼署理鄂抚。胡林翼原本依附湘军征战，资历与战功均逊于曾国藩。咸丰帝借胡抑曾，欲分而治之，避免曾国藩坐大；另大力扶持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以确保经制兵的优势，让湘军充当配角。而满族权贵官文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身份坐镇武昌，明显带有就近挟制胡林翼等汉臣的用意。

曾国藩、胡林翼没有纠缠于意气之争。曾年长胡一岁，致函时均称对方“润之宫保老前辈大人阁下”，以示敬重。江西激战正酣时，曾见湖北战局危殆，仍拨兵救援胡。两人联手攻克安庆后，曾推胡为首功，奏称“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胡林翼则投桃报李，悉心扶植湘军。曾国藩以侍郎虚衔在江西带兵征战，动辄受制于人，心境郁悒，咸丰七年（1857年）借丁忧之名返湘守制。他上书说，江西军事“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欲以退为进，谋巡抚一职。咸丰帝不为所动，将曾国藩晾了一年。驻赣湘军号令不灵，几成一盘散沙。胡林翼再三为曾国藩陈情。经他苦心抚驭，驻鄂湘军没有陷入纷乱。因战局吃紧，清廷于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起复曾国藩，派他赴江西督率旧部，头衔为“办理军务、前任兵部侍郎”，依旧有名无实。咸丰十年（1860年）夏，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正在北方抵御英法联军，江南大营继江北大营之后溃败解体，苏浙大震，危如累卵。咸丰帝别无选择，只好加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改为实授，并指派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曾国藩从戎七年，苦熬七年，终于被委以大任，得以放开手脚实施“四省合防，以剿为堵”战略。

曾国藩、左宗棠均与胡林翼交好，彼此则有龃龉。左与曾书函来往，每以兄弟相称，不肯稍自谦抑；对曾之用人用兵不以为然，有点盛气凌人。不过，这并未影响左鼎力接济湘军兵饷；曾也没有因遭对方挤兑而反目相向。湘军连年恶战却能够发展壮大，与拥有两湖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密不可分。对于两湖地区给予的支持，曾国藩念兹在兹。咸丰十年（1860年）夏移师安徽祁门后，他在致函胡林翼时，仍念叨胡、左经略两湖之功，表示“目下湖北得我公护持，湖南有左、郭护持，敝处诸事顺手，江西亦不掣肘，盖生平时运最亨之候”。不过，左宗棠特立独行、恃才傲物，得罪了颟顸无能的官文。官文唆使永州镇总兵樊燮指控左宗棠身为“劣幕”把持湘政，欲借奉旨办理此案之机，置左于死地。幸亏胡林翼、肃顺等人出面斡旋，左宗棠才躲过此劫，黯然离开抚署。曾国藩嘘唏不已，认为“湖南抚署自左季高出幕外，郭意城继领此席，军事不能如左之熟。吾辈桑梓之邦，极可危虑”[19]。风波过后，他与胡林翼合力保举左宗棠复出，并拉上官文会奏，内云：“其才可以独当一面，固已历有明征[证]。虽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20]左宗棠的命运遂出现转机，以候补四品京堂的身份襄办军务，先后在江西、浙江主持战局，确实起到了独当一面、屏藩曾国藩后路的重要作用。

曾、胡、左之所以能够同舟共济相互援应，在于他们有大局意识，深知唇亡齿寒、保大局即所以自保的道理，鄙弃败不相救、胜则相妒之恶习；更在于他们有忧患意识，在战略、治军、吏治等方面颇多共识，具有合作的牢固思想基础。说到底，在于三人均讲求“忠义血性”。在清政府内部矛盾丛生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具有战略意义。正是依靠曾、胡、左等人创立的湘军和两湖基地，清政府才得以抵挡住太平天国对湘鄂赣皖等省的猛烈攻势，在惨烈的拉锯战中逐渐稳住阵脚，并为后来大举反攻积蓄了兵力与人才。咸丰朝在全国18个行省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直隶、四川、甘肃三省巡抚各由直隶、四川、陕甘总督兼任。截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湘军系统及两湖官绅共计有2人出任总督，8人出任巡抚，其中两江总督曾国藩、贵州巡抚田兴恕还是钦差大臣，后者赴任时年仅25岁。祺祥政变后，这一势头依然得到延续，包括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

原题《曾国藩论“忠义血性”》，收入笔者散文集《家国山河》，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版。兹据原稿对内容做了增删，包括增写“四省合防，以剿为堵”一节，并补加了注释。

[1] 曾国藩：《复彭申甫》，《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105页。

[2] 曾国藩：《加左宗棠片》，《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704页。

[3] 曾国藩：《致左宗棠》，《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881页。按：为节省篇幅，以下凡曾氏言论，恕不逐一注明出处。

[4] 胡林翼：《致冯价人太守》，《胡林翼书牍》卷37，《胡林翼全集》中册，145页，上海，大东书局，1936。

[5] 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卷3，15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6] 胡林翼：《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胡林翼奏议》卷14，《胡林翼全集》上册，144页。

[7] 胡林翼：《胡林翼语录·用人第二》，《胡林翼全集》中册，5页。按：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有云：“益阳胡文忠公……其察吏之精，有‘草鞋委员’之目。”（引自《胡文忠公抚鄂记》排印本之“前言”）

[8] 胡林翼：《革除漕务积弊并减定漕章密疏》，《胡林翼奏议》卷23，《胡林翼全集》上册，65页。

[9] 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卷3，151页。

[10] 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11] 左宗棠：《答陶少云》，《左宗棠全集》第10册《书信》（一），83～8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12] 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11页。

[13] 刘蓉：《复温甸侯邑宰书》，《养晦堂文集》卷8。按：绅权过重也带来负面影响。清末湖广总督瑞澂有云：“湘省自咸同军兴以来，地方官筹办各事，多借绅力以为补助。始则官与绅固能和衷共济，继则官于绅遂多遇事优容，驯至积习成弊；绅亦忘其分际，动辄挟持。”（瑞澂：《恕斋尚书牍存·奏牍》卷2，13页）

[14]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2，光绪二十三年刊本，34页。按：咸丰八年十二月，咸丰帝召见入值上书房的郭嵩焘，特意向其询问左宗棠缘何不肯出来办事，才干如何。郭答曰：“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抚臣骆秉章办事认真，与左宗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能相离。”“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郭嵩焘日记》第1册，20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5] 曾国藩：《致李续宾》，《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637页。

[16] 咸丰三年十二月初七对曾国藩奏折的朱批，《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1册，352页。

[17] 参见《宋晋奏陈通筹东南大局请饬五省督抚合力规复江浙折》《官文等奏报遵筹五省合剿大概情形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3册，590～592、686～688页。

[18] 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卷下，光绪二十三年上海醉六堂石印本，5页。

[19] 曾国藩：《加陈源豫片》，《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1376页。

[20] 曾国藩：《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折》，《曾国藩全集》第2册《奏稿》（二），1181页。按：十余年后曾国藩病逝，左宗棠献挽联寄寓感念之情，文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