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春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正式颁布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内有部分文字涉及男婚女嫁之事。该文献宣布“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否定了买卖婚姻，设想由国库负责每家婚娶时的一切开销，采用统一的标准，即给钱一千文、谷一百斤，强调“用之有节”，反对铺张；同时突出了政治色彩，规定婚礼上必须举行祭告上帝的仪式，“一切旧时歪例尽除”。太平天国所拟定的婚礼专用奏章格式如下：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祷告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小女○○○迎亲嫁娶，虔具牲醴茶饭，敬奉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小女○○○家中吉庆，万事胜意。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1]

《天朝田亩制度》以16岁（含16岁）作为男女分田的年龄杠，但对男女的法定婚龄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在同期颁布的一份通告中，太平天国郑重宣布“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2]，明确提倡一夫一妻制。

不过，上述规定仅仅具有象征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却严重脱节，而且也不是一概而论。首先，早在金田起义之时，太平军就划分男行女行，用军事编制取代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组织，规定除洪秀全和后来被封为王爵的杨秀清等人外，一律严别男女，即使是夫妻也不得同宿，婚娶之事自然更是无从谈起。其次，一夫一妻制仅仅针对广大官兵和老百姓而言，至于首义诸王，从一开始便实行的是多妻制。以洪秀全为例，他在1851年春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后又逐年增加，最终达到了88个。

金田团营期间，鉴于各地会众都是举家举族参加起义，为了打破清军的围剿，洪秀全特意在金田颁布五大纪律，其第二条便是“别男行女行”[3]。严别男女、拆散家庭适应了当时流动作战的需要，为金田起义从星星之火转变成燎原之势提供了便利，无疑具有它的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在拥有了大片版图之后，太平天国领导中枢并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加以变通，相反，却执意要将这种应急举措一直延续到平定天下以后，并且还将之推广到整个社会，使得其境内的所有城市均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军营，从而走向了极端。以都城天京为例，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被编入男馆或女馆，不准私藏在家，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编制和管理。[4]太平军通常占据民房宿营，俗称“打馆”。在此意义上，男馆、女馆亦称“男营”“女营”。民女入馆后，“无论老少，呼曰‘新姐妹’，聚二十余人为一馆，老姐妹辖之曰牌长（职同两司马，受辖于卒长，引者按）。老姐妹者，广西女人也，亦不论老少。女馆多在西华门，比屋而居，谓之女营，分前后左右中为五军。军置女军帅一，亦广西女人为之；女巡查一，则男贼也。”[5]这些被组织起来的民女一律被勒令放足，且不得穿裙，以便于从事削竹签、搓麻绳、挖壕沟、盘粮等后勤劳务；善女红的女子则被编入绣锦衙，其绣花处曰绣花馆，算是上差。与女馆相比，男馆在军帅之下仍设师帅、旅帅两职，其成员则有牌面、牌尾之分，前者为青壮年男子，除在手工衙营务工或运粮搬物外，还随时奉调出征；后者为老人和幼童，主要承担煮饭、打更、放马、割草之类的轻体力活。

在不允许夫妻同居和暂缓谈婚论嫁的背景下，为了整肃军纪，太平天国特别强调严男女之大防。《天条书》专门就第七天条“不好奸邪**”的定义做了注解，强调“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6]。太平军《定营规条十要》第五条也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7]洪秀全在永安还专门降诏，吩咐“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8]。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得更为具体而又严苛：“凡犯第七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9]也就是说，无论是过夫妻生活也好，两厢情愿也罢，强奸也罢，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便一律属于犯下“**”罪，格杀勿论。出于以儆效尤的考虑，对老兄弟量刑尤重。“点天灯”是太平天国的一种酷刑，专门用来处决犯有重罪之人，具体方法是将犯人从头到脚缠上棉纸，再浸泡麻油，涂上松脂白蜡，倒悬后活活烧死。

对于卖**嫖娼现象，太平天国尤为深恶痛绝，明令取缔娼妓。早在定都初期，太平天国便在京外颁布一份以“革除恶习，禁遏浇风”为主旨的告示，内将娼妓现象列为“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之一，宣布“娼妓最宜禁绝”，严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开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10]后来，洪秀全还明确地将娼妓划为19种“生妖”之一。

对于官兵与民女之间的正常接触，太平天国也严加防范。前引告示便专门谈到这一问题，内称官兵有时候将脏衣服送给民妇洗浣，或者请民妇缝补衣服，“既已私相授受，难免眉目传情，不可不防微杜渐，以儆歪风”，宣布“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情事者，男女并坐”。[11]

男女亲属之间正常的走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隔绝男女，太平天国对女馆实行严密的监控，使之成为男性的一块禁地。男子即使赴女馆探视自己的家人，也一律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有一则时人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12]。这与太平天国官方的陈述十分吻合。1854年刊行的《天情道理书》就此明确规定：“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13]

这样一来，男女关系便成为太平军中最大的禁忌，动辄得咎，几乎令人谈虎色变。

太平天国之所以推行严别男女政策，除了出于适应战时需要的考虑外，与洪秀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或态度也有着很大关系。

当年，正是基于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和愤慨，科场连番失意的洪秀全深为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一书的内容所打动。他痛感世道人心之堕落，便将作者梁发那一番引起他共鸣的“良言”奉为劝世、救世的真理，呼吁世人淑身淑世、正己正人，视道德自省方式为重建古代大同社会的途径，进而从一名眷念仕途的乡村士子转变为一位悲天悯人的宗教说教家。在洪秀全所严正批判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中，男女**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广州作为中外商贾云集之地，卖**业十分兴盛。据载，“广州艳迹，以珠江为最，风月繁华，尤聚于谷阜”[14]。洪秀全曾数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耳濡目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在早年撰写的宗教宣传品《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列数了世间六种“不正”的行为，强调“第一不正**为首，人变为妖天最瞋；**人自**同是怪，盍歌麟趾咏振振”，告诫“自古善正无异德，只将正道淑其身”，奉劝人们返璞归真，不可“乱常而败伦”。[15]洪秀全将“**”列为六恶之首，认为这是人变为“妖”的标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的敏感和憎恶程度。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策下，洪秀全在广西贵县赐谷村布道期间，还做出了诗斥六乌庙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六乌庙坐落在赐谷村附近的六乌山口，相传曾有一对青年男女在此邂逅，互对山歌，两情相悦，然后双双殉情；当地人纷传两人是得道升仙，便立像祭祀，尊奉其为六乌神。洪秀全则认为，这对男女本非夫妻，“**奔苟合，天所必诛”，所谓得道一说过于荒谬，便作诗斥责道：

举笔题诗斥六乌，该诛该杀两妖魔！

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

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16]

事后，“迷信的土人，哗然鼓噪，纷起反对，几闹出大事”[17]，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六乌庙的传说原本是一个凄婉伤感的爱情故事，而洪秀全却由此“乃悟广西**，男女和歌，禽兽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18]，流露出他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误解或偏见，以及在对待男女关系问题上的偏执心态，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时下污浊的社会风气。起义立国后，洪秀全又进一步将这种思想制度化。

客观地说，严别男女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既有利于太平军整肃军纪，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广大妇女的作用。在攻占南京之初，一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结果随即就被拿获，“讯明枭首示众”[19]。就连敌视太平军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贼禁**最严，**曰‘犯天条’，立杀，虽广西老贼不贷。”[20]正因为法令森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所以，太平军早期的军纪比较严明，强奸民女之事极少发生。起初，南京城里的妇女人人自危，不少人为保住名节而纷纷自尽，旋见太平军“但掳掠而不**，见女馆则不敢入，于是觅死之念遂息”[21]。这对稳定民心、迅速控制局面不无帮助。

但是，上述现象仅是相对而言。事情的另一面是，隔绝男女政策无论在军中还是民间，都曾经引起极大的心理反弹，并由此触发了一连串令洪秀全等人预想不到的问题。

南京城男女分馆的命令是于1853年3月22日——太平军完全占领该城后不到3天——颁布的，“于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全城居民一时人心惶惶。情急之下，“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这的确是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有一家数十口者，有同居三四姓者，望衡对宇，烈焰日夜不绝。水面浮尸或仰或仆，拥挤莫辨。其闭户仰药悬梁者，更不知纪极”。次日，“分析男女愈急，而乘夜遁归自尽者连日未休”。[22]

与民间的极度恐慌和过激反应相比，太平军内部的不满与抵触情绪也在日渐滋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而太平天国的隔绝男女政策毕竟不合人之常情，同时也缺乏最起码的人道。因此，尽管法令森严，动辄得咎，但铤而走险者仍不乏其人。《天情道理书》就此透露出一些相关信息。该书重申“现下残妖尚未灭尽，成家合好尚未及时”，许诺一旦“扫尽妖氛，太平一统，那时天父开恩，论功封赏，富贵显扬，使我们一班兄弟室家相庆，夫妇和谐”，规劝广大官兵“各宜坚耐心肠，勿因夫妇一事，自图苟合，不遵天诫，以及**营中姐妹，大犯天条”，并以梁郭溱与妻子韦大妹屡次私行合好，功勋谢三**营中姐妹为例，正告“自一路以来，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自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23]据末句分析，自金田起义以来，夫妻冒死同居的事件时有发生。

与梁、谢两案相比，同期发生的陈宗扬、卢贤拔事件震动最大，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对此也有所耳闻。1854年3月2日夜三更时分，东王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召集各官，下令锁拿镇国侯卢贤拔和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并立即亲自逐一审讯。陈宗扬供认曾与妻子谢晚妹私合过四五次，但否认曾对别的姐妹动过邪念，直至天父（杨）厉声逼问，才承认“果起此心，犹未成事”。卢贤拔也如实招认曾与妻子犯过天条三四次。于是，天父当场宣判：陈宗扬夫妇“屡犯天条，已经获罪，又欲诱秽他人，罪无可赦”，一并斩首示众；卢贤拔“身居显职，不知自检，竟致夫妇同犯天令”，姑念其“原有真心对天事主，且自知悔罪，直认不辞”，故赦免其死罪，听候发落。不久，卢贤拔被削去侯爵，戴罪立功，免予枷号游营，算是网开一面。事后，天父还特意告诫众人“切不可学此榜样，自取天诛”。[24]由此不难看出，在太平军中继续推行严别男女法令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局面趋于失控，乃至于天父为了处理夫妻同宿事件，不得不在深更半夜劳师动众地下凡。陈、卢两人都是身居要职的开国将领，仅仅因为过了几次夫妻生活便被诛被罚，足见当时处置此类事件的严苛程度。

然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婚的将领来说，他们即便有偷食禁果的念头，也没有陈、卢那样的机会或条件。业已成家的将领也不免对严刑峻法心存忌惮。于是，禁欲主义的氛围，与异姓完全隔绝的环境，难以排解的性压抑、性苦闷，终于滋生出病态的性行为，即同性恋现象。时人写有“狎娈童”一诗描述道：

人心不同各如面，水炮不如铜鼓便。

招邀游**两雄俱，玉貌朱唇大线辫。

噫嘻！老兄弟带娃崽，甘言诱之娃崽悔。

少年莫逞好颜色，城外兵如城里贼。[25]

清军与太平军中均流行着不少隐语，内有一些隐语是通用的，如“打水炮”又作“打水泡”，指**妇女；“打铜鼓”即“打童股”的谐音，指**。从上诗可以得知，无论是南京城外的清江南大营还是城里的太平军，当时都普遍存在着**现象。太平军中被**的对象是那些被收养的男童。按照规定，凡是军中的老兄弟，均可以将民间的俊美子弟收为义子、义弟或负责勤务的侍童，名曰“带娃崽”。[26]一些娃崽因此而遭到性侵犯。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带娃崽”一诗有“昼随马后夜床笫”[27]句，即隐指此事。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太平军禁律专门就此厉行规定道：“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皆斩。”[28]关于具体查处情形，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一书有所记载，内称“去春（指咸丰三年癸亥春，引者按），群贼中多有犯**者，贼目审系用强，即将其人五马分尸；和即皆杀。嗣后有指被**者，遂将该童毒打，必致认诬而后已。从此即未闻有**之事矣”[29]。张德坚《贼情汇纂》则云：“**之禁，贼令甚严……然男子强奸、和奸之案，则从无犯者。盖贼多无赖恶少，此风最甚，凡见俊美子弟如获至宝，或认为公子，或带为老弟，同居一室，虽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静，其谁察之？况夫比比皆然，互相回护耶？”[30]可见**现象在太平军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因为查处工作流于虚应故事而不了了之。

上述夫妻同宿、同性恋等现象的出现是严别男女政策物极必反的结果，标志着该政策业已受到来自太平军内部越来越大的冲击，进而加大了太平天国管理、约束军队的难度。该政策不协调的另一面还在于，洪秀全、杨秀清等首义诸王身体力行的却是多妻制，与军中所实行的禁欲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

1851年11月28日，洪秀全在永安降诏宣布：“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31]即天王的后妃总称“娘娘”，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妃子通称“王娘”。除元配外，首义诸王起初仅在两广随军女子中选妃，后又打破了这种地域界限，改在征伐途中就地从民女中遴选，其女眷人数遂随之不断增多。天历壬子二年（1852年）除夕，太平天国便曾经在武昌阅马厂选妃，一共挑选了60名有殊色的少女。[32]定都以后，这种选妃方式被进一步固定化，每逢首义诸王寿诞之日，照例要在城内女馆中选妃。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一书记载：“各王寿则洪贼选妃赐之，谓以酬其功，伪王固辞而受其一。洪贼及贼子寿，则各王选妃进贡，贼亦辞而受其一。选妃法，各军女巡查将本军中幼女，自十二岁至十五岁眉目清楚者，择出十余人，交女军帅装饰，送之检点；检点复于数百人中选择数十人进之伪王。伪王或留一二人，余各令回军。天王亦如是。”[33]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的说法与此大体吻合，内称“贼伪各王生日，必先逼选民女百余人，由伪丞相蒙得天再选，约需十五人以进各贼。每次天贼六人，东贼六人，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怜各人劳心过甚，赐来美女也”[34]。于是，继男女分馆之后，选美之举再度在南京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搅得民间鸡犬不宁，“号哭之声，呼天抢地”[35]。时人有诗一首描述道：“今日不幸为女子，尤不幸为女子子。列王传令选王娘，母女相持面如死。巡查勒马立门前，军帅握鞭搜馆里。大者逃出馆外颓垣阴，小者逃入阿母破床底。无论痴与黠，逃之不得脱。面目稍平正，居然中简拔，衣裳罗绮骤装束，脂粉馨香肆涂抹，从之亲戚叨笑言，不从骨肉受鞭挞。女官迫使驴驮去，阿孃肉向心头割，薄送出门忍泪归，吞声哭说掌珠夺，得宠为妃荐床笫，失势为奴埽室闼……”[36]另有一则记载亦云：“去秋（指咸丰三年癸亥秋，引者按），贼又有伪令在女馆中搜求童女，初名选美女，继称选王娘，因系代洪、杨、韦、石诸逆选也。其父母百计收藏，终难经其穷搜苦索。自秋至今，将有千百，仍无已时。”[37]

按照礼制，洪、杨、韦、石女眷的人数依次递减。前已说明，早在1851年春，洪秀全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最终达到88人之多。至于各王女眷逐年的具体人数，现已无从考证。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杨秀清1854年时已拥有36名王娘，到两年后死于内讧时，其王娘总数为54人。[38]由此可以断定，定都初期是各王女眷激增的一个高峰期，其主干人群正是通过此时的频繁选美而产生的。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翼王石达开，本无家室，天历癸好三年（1853年）七月蒙天王、东王破例恩准，娶一安庆天足少女为妻，号称“贞人”，“随后又选服侍妇女多人”，从此也成为少数几个不受严别男女政策约束的特权人物之一。[39]

尽管多妻制与荒**纵欲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或者说因人而异，但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由于史料匮乏，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私生活扑朔迷离，令人难窥其详，但仍有一些线索可寻。时人笔记中就有不少关于东王杨秀清生活骄奢**逸的记载。杨秀清原本体质较弱[40]，定都以后又被眼病所累，至迟在1854年时已有一目失明[41]。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有北王韦昌辉于同年5月13日颁布的一道招延良医诫谕，内称“眼科为天朝所尤重”，许诺“果能医治见效，即赏给丞相；如不愿为官，即赏银一万两”。[42]可见东王求医之心切。据替杨秀清治疗眼睛的医家事后私下里透露，东王“只缘色欲太重，致肝肾两亏，因有是疾也”[43]。一说杨秀清喜服肉桂、高丽参、鹿茸等温补药物，“因热毒上攻，两目俱昏”[44]。两说可互为参证。过去，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诸如太平军中的同性恋现象和杨秀清等人选美、纵欲之类的史实，曾被简单地定性为地主文人的“诬蔑”，不予正视或承认。实际上，这些文字不确或夸大之处在所难免，但所叙述的事实大体上还是可信的，绝非凭空捏造。

可见，太平天国的婚姻政策上下有别，其反差之大令人咋舌。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显然无法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一名曾经身困城中的士子就此愤愤不平地指出：“夫妻相处亦为奸，惟逆贼逼夺民女则不犯。……贪**贼之本心，但禁人而已。”[45]在天历甲寅四年（1854年）四月的一道诰谕中，就连杨秀清也不得不承认，天京民人“以为**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以至于“嗟怨之声，至今未息”。[46]

军中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为了安抚人心，太平天国官方解释说，目前夫妻团圆和男婚女嫁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47]。那么，照此推理，天王、东王等人实行多妻制是否名正言顺呢？稍后来访的英国使节便就这一问题质疑。杨秀清回答说：“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48]此言听起来冠冕堂皇，却丝毫经不起推敲：一方是妻妾成群，美女如云，而另一方却是怨女旷夫，妻离子散，如果说“婚姻天定”，那么，这位上帝为什么竟然如此偏心呢？上帝的公正又体现在哪里呢？曾有士子就此评述道：“以上洪、杨、韦、石、秦等五贼各该犯处均有妇女在内，或千百人，或百余人……除此五贼以外，余贼虽伪官至丞相名目，不许有妇女同处，即母子亦必别居，违者即为犯天条，贼法当斩。何以群贼肯甘心输服？此等贼理殊不可解。”“何以群贼即不准稍犯，而五逆可以犯无底止，诸贼转肯甘服？亦殊不解也。”作者觉察出了其中所潜伏的危机，进而设想：“倘有间谍者使之因此内讧，俾大兵得以乘机剿灭，亦殊快事也。”[49]总之，严别男女政策在太平军内部受到不小的冲击，在民间更是难乎为继，远非单凭严刑峻法和苍白空洞的说教所能奏效。倘若继续执意推行下去，势必会搅得人心浮动，怨声载道，导致局面失控，甚至引发不测。

迫于内外的压力，为了稳定人心，太平天国决策层被迫进行妥协，改弦易辙。1854年10月1日，杨秀清托称自己在梦中接到天父圣旨，天父吩咐他说：“秀清，尔好铺排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排得定定叠叠，我天父自有分排也。”[50]至此，严禁家庭存在的过激法令终于宣告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