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洪秀全尚未萌生反清意向时，广西社会便已民变蜂起，急剧动**；“动乱”的源头并不是来自洪秀全。相反，正是在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的驱策下，洪秀全才最终走上反清道路。

洪秀全的早年经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热衷科考、皈依上帝、立志反清。科场失意的确对洪秀全刺激很大，但这只是他选择新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起点或诱因。通过阅读《劝世良言》接触到基督教，进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传播上帝信仰，这是洪秀全的一大转折。[42]洪秀全劝人拜上帝，其主旨无非是劝人做正人、行善事。这不但对清政府统治构不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益的。在洪秀全同期撰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诗文中，非礼四勿、忠孝廉耻、富贵浮云、知命安贫之类的文字俯拾即是，并且明确表示“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丝毫没有鼓动造反的意识。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发展信徒，虽然在形式上触犯了私下“拜会”之大忌，但就其具体行为分析，并没有对抗官府的意图。

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现存体制和统治秩序而言，洪秀全及其信徒毕竟属于离心力。基于独尊上帝的信条，洪秀全反对孔子崇拜和偶像崇拜，这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习俗是相冲突的。二次入桂后，洪秀全又开始采用激进手段排斥偶像崇拜，亲自率人到象州捣毁甘王庙；紫荆山区的雷庙、土地庙等也被打毁。此外，随着入会人数越来越多，上帝会在紫荆山一带逐渐坐大，成为一股新兴势力。所有这些均对现实社会秩序形成冲击，从而引起当地乡绅的不安和敌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紫荆山生员王作新在率众捉拿冯云山未逞后，向官衙指控冯云山等人“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吁请将其“严拿正办”。冯云山与骨干信徒卢六遂被解送到县。卢六不久在羁押中病亡。冯云山一案延宕半年之久才告了结。时隔数月，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冬，洪秀全等人正式立意反清。

从冯云山事件的具体过程和结果看，上帝会在这场冲突中并不落下风：王作新事后因害怕遭到报复，被迫离家避风；官府对冲突双方也没有偏袒，最终宣布以“无籍游**”之名将冯云山递解原籍，草草结案。洪秀全等人之所以在事后不久萌生反清念头，与此时广西局势的急剧变化有直接关联。作为当地乡绅对上帝会的一场蓄意挑衅和迫害，该事件使洪秀全明白一个道理：用道德说教的和平方式来改造社会，即便在紫荆山也行不通。另一方面，在广西“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的背景下，已在周边数县拥有数千信徒的上帝会无法超然物外，不得不针对动**的时局做出调整或抉择。洪秀全在确立反清意向后断然表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43]这正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变化。而杨秀清、萧朝贵均出身贫寒，在紫荆山以种山烧炭为生；上帝会成员也以穷苦人居多，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蓄积已久。洪秀全等人称起义建国时为“太平时”，以及后来立国号为“太平天国”，均反映了他们对“太平”光景的向往。洪秀全起兵之所以得到积极响应，其根源在于越来越多的百姓因天灾人祸的双重挤压而走投无路，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故而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投奔金田，使金田起义很快便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44]

总之，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伴生物，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说，金田起义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另一方面，广西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广西的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统治力量又最为薄弱，所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才率先在这里爆发，成为清政府统治长堤上被撕开的第一个缺口。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这股激流才得以冲出广西，漫溢长江流域，乃至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45]

原载《福建论坛》2007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摘登。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1] 相关论著主要有：王庆成《金田起义记》（收入《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龙盛运《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广西试探》（《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彭大雍等《论清道光朝以前广西人口增加和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广西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兴起》（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湘桂局势初探》（《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凡上述论著已有较多论述的内容，本文从略。

[2]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0、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按：清顺治年间广西耕地面积约500万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达1000万亩以上，随后基本持平并呈减少之势，咸丰元年为896万亩。另一方面，顺治十六年（1659年）广西纳赋丁口为11.6万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人口为197.6万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骤增至629.4万人，咸丰元年为782.3万人。参见李文治前引书，9～10、60～61页。

[3] 社会的急剧分化和穷民、流民的大量出现，是嘉道年间全国的普遍现象，是社会动**不安的前兆。龚自珍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辑，1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汪士铎亦慨叹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他还分析说，“患起人多，人多故弥望皆村庄，弥望皆穷人，急之则生变，任之则掣肘”；“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需]人”，“地不足以养之，不为乱不止”（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16页；卷3，26、27页，1936年明斋丛刻本）。

[4] 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1，《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5] 覃玉成：《宜北县志》第八编，民国二十六年刊。

[6] 黄志勋、龙泰任：《融县志》第六编，民国二十五年刊。

[7] 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17页，光绪四年京师刊本。按：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有该省“通计土著十之三四”一说。可见，到咸丰初年，广西土著的总人口已低于客民。

[8] 魏笃：《浔州府志》卷4，同治十三年刊。

[9] 温德浦、曾唯儒：《武鸣县志》卷10，民国四年刊。按：土客械斗客观上刺激了民间的尚武之风。广西后来民变蜂起，官方应对时颇感棘手，与此有一定关联。

[10] 邹鸣鹤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奏折，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227～22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11]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6页。

[13] 欧仰义、梁崇鼎：《贵县志》卷4，民国二十三年重修。

[14]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79页。按：在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奏折中，鸿胪寺卿吕贤基亦认为，“今日胁从之民皆前日之赤子也，其势迫于无可奈何，遂苟且以延残喘耳”（《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8页）。

[15] 《清实录》第33册《宣宗实录》第1册卷12，道光元年正月壬戌，2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按：因为广西林峦甚密，易于藏匿，且官府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广东、湖南等省民人犯事后，常避实就虚，选择广西落脚。就此而论，广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邻省的社会矛盾。又，文中“添弟”系“天地”之避改字。

[16] 《乡约条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9～21页。

[17] 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首、《带江园杂著草》卷5，《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31、34页。

[18] 相比之下，后来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以及李文茂率广东天地会武装在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其影响与冲击力远在此之上。

[19]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20] 杜受田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奏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6、207页。按：道光二十七年二次入桂时，洪秀全就曾在途中遇劫，事详《太平天日》。

[21]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8页，光绪十五年刊。

[22]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23] “艇匪”拥有枪炮器械，主要劫掠浔、梧江面的商船和沿江圩市的当铺、富户，并不时攻掠城池。主要首领为张钊（绰号“大头羊”）、田芳（绰号“大鲤鱼”），均为广东水手出身，金田起义后一度投奔太平军，旋因不能接受纪律约束而倒戈，后分别被地方团练和官府所杀。太平天国刊行的《天情道理书》对张钊有零星记述，称其“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5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24] 袁甲三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奏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6页。按：张嘉祥受抚后，改名张国梁，官授把总，后随战局发展，从广西一直追击太平军至南京，成为清军一名悍将，官至提督，咸丰十年（1860年）在丹阳阵亡。

[25]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6]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5页。按：所谓“不敢出兵”，指会党武装逼近柳州府城时，闵氏在城内按兵不出一月有余。

[27]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盛筠因“畏葸无能，又先期告病，规避取巧”被革职，不久病死。闵正凤一度打通关节，于同年九月奉文与向荣对调，任固原提督，旋以“畏葸无能，纵贼养寇”的罪名被革职查办，后被遣戍新疆。参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8、56、110、233、239页。

[28]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7、68页。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广缙后来顶替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但同样迭遭败绩，太平军攻克武汉后被革职拿问（咸丰八年病死）。咸丰帝怒斥徐广缙“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表示“自愧自恨用人失当”。舆情更是一片哗然，指斥徐氏“拥兵观望，尾贼徐行”“畏死倖生，巧于推避”，纷纷吁请将其处斩。其实，此时的清政府弊病丛生，整个军政系统都已运转失灵，其根源并不在某个大臣疲玩泄沓，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定都金陵，一路势如破竹，与此有很大关系。

[29]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30] 在某种意义上，郑祖琛是在替他的前任梁章钜、周之琦背黑锅。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即云：“赭寇之祸，先由历年官吏惜费纵奸，后误于粤督某制府见危不救，非郑公一人之过，粤人皆知之。公受任于艰难之日，疆事为前官所坏，地方疲弊不堪，伏莽之患已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7页）严正基也认为，广西吏治之不饬，“则由于十数年前，院司以文酒征逐为豪举，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以摈斥。有司讳匿不报，遂至盗势益张，涓涓不塞，终成江河，厥有由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6页）。又，广西藩司张云藻久病，不在任上。这客观上也加重了郑祖琛的负担。

[31] 徐广缙对广西局势作壁上观，除与郑祖琛有隙外，与广东自顾不暇也有关系。据罗惇衍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奏陈，“广东盗风素炽，而近来横行尤甚”，公然围城勒赎、设厂收税；在新会、四会、清远、韶关、南雄、廉州一带，“贼匪往来如织，商旅不行，各处道路阻艰，几与广西无异。屡年以来，凡掳人勒赎不下百数十次，从未闻严办一案；凡打劫典铺、渡船不下千数百次，又未闻参劾地方官一案。驯至贼匪无所畏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9～50页）。

[32] 龙启瑞：《与梅伯言书》，《经德堂文集》卷3，22页。按：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亦云，某相国致书郑祖琛，“再三告诫切勿以贼多入奏”，并附注“某相国与郑公同年至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8页）。有论者推测“某相国”系指潘世恩（乾隆状元），误；应为穆彰阿（穆、郑同为嘉庆进士）。

[33] 龙启瑞：《上某公书》，《经世堂文集》卷6，5页。

[34] 广西局势惊动朝廷后，郑祖琛想有所补救，曾在省城外督师四个多月，先后平定陈亚贵部和攻陷迁江县城的钟亚春等部，并率先派兵进剿金田村。但这并没有平息清廷对他的怨愤。同年十月，咸丰帝谕令将郑祖琛着即革职；时隔五个多月，又下令将他谪戍新疆，“以为封疆大吏玩误者戒”。郑氏不久在原籍（浙江乌程）病逝。

[35]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5～6页。

[36] 《杜受田奏陈两广起事情形并剿捕方略单》，《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6～207页。

[37]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4页。按：周氏在信中还有一些具体细节描写，颇堪玩味。据载，咸丰元年二月初一，他自省城赴武宣县督师攻打太平军，“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勇一百名，又如石壕驿，未走先哭”；正式交战时，“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周氏还就该县官吏的表现写道：“方到时县官一人，一县皆空，而纷纷向西逃者渡江船无歇时。问县官刘作肃有何准备，答云‘只有一绳’，则大哭。”

[38] 参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36、37、39页。

[39]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40] 龙启瑞：《上某公书》，《经世堂文集》卷6，5页。

[41] 《杜受田奏陈两广起事情形并剿捕方略单》，《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7页。

[42] 关于洪秀全皈依上帝的具体原因，以及太平天国宗教是否是“邪教”，详参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4～18、438～45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3] 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Hongkong，1854；Reprinted by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1935，p.43.译文采自简又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6册，86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44] 如火如荼的天地会暴动吸引了广西官府视线，牵制了其军事力量，为洪秀全等人酝酿起义提供了便利。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咸丰帝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赶赴广西镇压太平军。此说不确。在获悉平乐府两座县城失陷后，清廷终于意识到广西事态的严重性，赶紧调兵遣将，欲从速镇压攻城劫狱的天地会众。此时，清廷对广西的具体情况仍是一头雾水，洪秀全等人的活动还没有进入其视野。在给林则徐及继任钦差大臣李星沅的谕旨中，咸丰帝只字没有提到上帝会和金田村。郑祖琛最早注意到金田团营动向，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奏称桂平县属金田村等地“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十一月十三日又奏报调兵进剿情形，称金田等地“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内有老幼妇女，被其诱胁从行”。十二月初八日，署理广西巡抚劳崇光奏报副将伊克坦布攻打金田阵亡一事，称“贼势浩大”，已知会广西提督向荣率部赶来会剿。同月二十日，李星沅奏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断言金田“实为群盗之尤”（以上引文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79、97、100、104、116、131～132页）。正是从这时起，清政府才终于意识到洪秀全等人才是广西最具威胁、最难对付的力量。按：文中“尚弟会”系“上帝会”之避改词，“伪号”指太平天国国号。

[45]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并没有从战败中警醒，积极求变，而是无视危机和挑战，继续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中昏昏欲睡：传统的夷夏观念没有变，祖宗成法（兵制等）没有变，吏治腐败、文恬武嬉的现象没有变，土地与人口问题没有减缓，等等，从而使中国积弱积弊的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不得不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接受一些变化，诸如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设立租界、领事裁判权、传教士的涌入等。这些变化既引发了新矛盾新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以东南沿海地区最为直接和显著），同时又使旧矛盾旧问题进一步激化，两者交汇，最终导致咸丰朝内外危机的总爆发，即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除太平天国外，同期国内还接踵爆发了其他一些较有声势的反清起事，诸如广东天地会、上海小刀会、两淮捻军，以及贵州苗民、云南回民、西北回民起事等，整个中国几乎成为一片火海。倘若撇开清政府的因素，忽视当时空前激化的种种社会矛盾，单纯从个人角度来推究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那就难以做出正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