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民间抗夺佃、抗增租以及开仓劫粮等事件虽有发生，但广西社会总体上还是稳定的。嘉庆年间天地会的兴起成为一个转折点。当时，广东天地会成员一旦风声吃紧，多半逃到广西，投靠早先自广东迁徙入桂的亲友藏匿栖身。由于天地会迎合了人们互济互助、御侮保身的需要，所以得以传播开来。到嘉庆后期，全省已有近30个州县出现规模不等的天地会组织。据广西巡抚赵慎畛奏陈，“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15]。嘉庆道光之交，赵慎畛厉行查办，捕获“会匪”1200余名，将主要成员斩首示众或遣发新疆，使广西天地会滋蔓的势头暂时得到遏制。道光帝鉴于广西拜会之风甚炽，下令严缉余党，并查明地方官是否有肇衅激变情事。赵慎畛搪塞说并无地方官虐民肇衅情事，同时加强控制，一面编查户口、举办团练，一面大兴教化，颁行《乡约条规》。《乡约条规》告诫各家子弟“或读书，或耕田，或做生意，及早各习一业，父母妻子终身有靠。不许飘游浪**，交结匪人”；强调穷民就是做乞丐也算是良民，一旦结拜天地会便是朝廷罪人；严申凡书差、兵丁拜会，知法犯法，一概处死。[16]但在经济社会状况日趋恶化、州县官贪黩虐民的背景下，大多数人难以“及早各习一业”，尤其是穷民根本无田可耕。民生问题没有着落，单靠严刑峻法和推行教化，显然无法长期有效地维持社会稳定。

到道光中期，广西天地会组织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势头更猛，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力度明显加大。一些州县甚至出现盗贼纷起的局面。光绪二十年（1894年）修《贵县志》便有“吾邑之乱，媒孽于道光中年”一说。再如，桂平县“频年以来，为粤东游匪煽惑”，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右，已是“盗贼充斥”，聚众至千余人，从夤夜暗偷发展到白昼明抢，“凡遇有谷之家，排门劫掠，相习成风”，形成“土匪”与“游匪”里应外合的局面。[17]一旦官衙起兵弹压，土匪便暂时潜踪；游匪则行踪无定，“官来即鹰扬，官去复乌聚”。总体上说，在这一时期，广西下层**主要集中在毗邻广东的梧州府、浔州府等地，虽已明显升级，但官府仍有一定的威慑力，局面尚未失控。

早先处置劫掠事件时，各州县因“游匪”行踪飘忽不定，故各扫门前雪，只要事情没有闹大，心理上还不至于有太大压力。当民间**形式升级为聚众抗官时，随着性质的转变，事件本身已超越地方治安的范畴，从而使整个广西官府都绷紧了神经。在官府大举镇压下，雷再浩、陈亚贵等早期起事大多很快偃旗息鼓。但由于民不聊生，这种军事镇压并没有起到儆戒作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陈亚贵聚众数千人在武宣东乡再度起事；十月，雷再浩旧部李沅发率众攻陷湖南新宁县城，旋又攻入桂北。与此同时，桂省全境天地会起事也呈风起云涌之势，且纷纷打出“替天行道”“杀官留民”等旗号，其中声势较大者为啸聚浔州、梧州江面的“艇匪”[23]，以及驰突左江一带的张嘉祥部。面对民变事件层见叠出的局面，广西官府苦于驻军少、经费少，顿时陷入缺兵少饷的窘境，疲于招架。左江镇总兵盛筠见无力剿捕，便设法招抚张嘉祥，让其屯扎江路，保护行旅。此风一开，“各州县亦托为招抚之说，贿贼求去”[24]。这种“贿和”之举反衬了官府的孱弱，使民间抗官风潮更加高涨。

广西官府疲软固然与缺兵少饷等客观因素有关，但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吏治腐败的表现形式之一为文恬武嬉，致使官府在应对民变时效率低下，方寸大乱。大小武官平素或卖缺肥己，或扣饷虐兵，疏于军务，导致武备废弛，军队缺乏战斗力。最初进行剿捕时，这些惰将骄兵还狐假虎威卖点力气，但当民变四起、寡不敌众后，也就没了底气，下乡缉捕也大多虚应故事，且军纪败坏。有一首民谣嘲讽道：“贼去兵方至，兵来贼已空；不知兵与贼，何日得相逢？日日皆防贼，村村望发兵；谁知兵更恶，杀掠不容情。”[25]广西提督闵正凤是个银样镴枪头，“形貌魁梧，工于趋跄应对，颇通文墨，以儒将自居，见狼烽突起，惊愁恇怯，不敢出兵”[26]。左江镇总兵盛筠在招抚张嘉祥后，见局面仍难收拾，干脆找借口撂挑子，告病讨清静。闵正凤也四下活动调任一事，想一走了之。[27]

作为总揽全省军政的最高长官，广西巡抚郑祖琛显然是坐在火山口上。眼见广西大局糜烂，朝中言官和地方大吏对他颇多诟病，指责他欺罔畏葸，养痈贻患，酿成大乱。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先发难，参劾郑祖琛自抵任后，“专事慈柔，工于粉饰，州县亦相率弥缝，遂至酿成巨患”，并说郑氏“世故太深，周旋过甚，只存市恩之心，全无急公之义，且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知畏服”[28]。后来接替郑祖琛职位的周天爵也认为，“今之祸根不止一省也，而粤西为最”，“而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酷似梁武欲不杀一人以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矣”[29]。徐、周所言均带有感情色彩，未免流于偏颇。郑祖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调任广西时已年近七旬，并患有咯血病，而此时的广西已是一片纷扰动**。刑部侍郎彭蕴章《得梦白书》一诗有“多病临戎幄，衰年入瘴乡”句，当时就对郑氏的命运表示同情和担忧。至于广西官僚队伍疲玩泄沓、畏葸无能，也绝非郑氏上任后才有的现象，而是属于官场积习。[30]郑祖琛虽然暮气重、城府深，但对民变并没有掉以轻心，曾先后督师配合湖南血腥镇压雷再浩、李沅发起事，并因功加太子少傅衔。不过，以广西现有的统治力量，显然难以应对境内民变蜂起的局面。他曾向广东求援，但徐广缙不予理睬[31]；拟据实奏报朝廷，又被军机大臣穆彰阿劝阻，“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32]。郑祖琛投鼠忌器，不敢照直禀报本省实情，也就注定最终难逃“欺饰弥缝”的罪责。在籍翰林院侍讲龙启瑞多少道出了郑氏的苦衷，认为他“苦于兵力有限，经费无多，顾此失彼，仓皇无措”，又说他“存心仁厚，揣度贼势，控制亦颇周详，但苦经费别无筹措，复因目前无陷城失守之事，不得以请调大兵为辞靡费太多”[33]。郑祖琛曾以堵剿“楚匪”事竣、地方肃清为由，奏请俟藩司张云藻回任后“来京陛见”，也想一走了之，但不久便发生陈亚贵部连破平乐府修仁、荔浦两座县城事件。郑祖琛只好于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1850年9月3日）据实奏报，并请兵助剿。但无论是广西的局面，还是郑祖琛个人的命运[34]，此时都已难以挽救。

州县官同样进退维谷，如坐针毡。由于局势急剧动**，各州县连现状都已难以维持。时人描述道：“近年盗贼充斥，人民离散，除蠲缓外，完纳不过十之五六，愈形不足。……近年左、右江面不靖，关税短缺，大吏亦不能自给，州县疲惫日甚。军兴时借公济私，尚可支持。今请领无款支发，盗多民困，征粮则民多抗欠，失事则官即逮褫。州县不愿到任视事，每下檄严催，始行登程。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可为太息。”[35]州县官面对郑祖琛，就如同郑祖琛面对朝廷，处在一种两难境地：既要保地方安定，又无力剿捕“盗贼”；欲据实上陈，则担心触犯时忌引火烧身。于是，各州县对境内骚乱或隐匿不报，或讳“盗”为“偷”，一味敷衍了事。郑祖琛欺蒙朝廷，州县官欺蒙郑祖琛，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局面越发不可收拾。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秋之际，广西已大局糜烂。杜受田在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就此描述道：

贼匪多至数十股，每股各有渠魁。……所有被害之处，如迁江一县，三被贼掠，县官令民括尽财物，与贼求和。上林县官被执勒赎。武缘县官，贼至自裁。来宾官吏逃亡，监狱尽脱。藤县城守自缢，知县被伤。柳州逼近府城都咸堡地方，贼至与官接战，杀死武员八人，兵丁数百。太平知府王彦和被贼逼死。龙州同知王淑元父子殉城。此皆去年夏秋间事。自是以来，贼视攻城剽邑几如反手。[36]

总之，广西官府此时已运转失灵，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周天爵后来喟叹道：“一言兵，则省城仅有懦劣八九百名之兵；一言饷，则藩库拨来朝不继夕之饷；一言官，则通省皆是求参不得之官；一言将，则通省皆是石郎之将；一言案牍，则无一不是被杀被焚之案牍。呜呼！此席是何等造化得此。”[37]

“被杀被焚”指民间打家劫舍之风，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乡绅富户。他们急如星火地向各级官府求救，但官府已无法控制局面。无奈之下，广西南宁、柳州等六府12名绅士和庆远府23名绅士分别联名具呈，遣人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从海道赶抵北京，另有南宁府宣化县生员何可元自行来京，均向都察院陈述局势已危如累卵，吁请朝廷派大兵平乱。三件呈文分别写道：

现在官势愈弱，贼势愈张，群逆分屯者各以数千计，民家被劫者动以数万计。村居纷纷入城，府居纷纷入省，田野荒废，道路梗塞。逆匪水陆并踞，官饷不行，商旅可想。

柳、庆、思恩所属，六月之间，七遭寇乱，妇女逃避山林，老幼流离道路，终年常警，十室九空。

……民冤沉海，贼焰弥山。所到之处，旗号悖逆，所不忍言。[38]

随着农事、商业陷入停顿，再加上土客械斗以及瘟疫等灾荒的冲击，普通民众的处境也更加恶化。为了生存，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铤而走险，加入造反者行列，使民变规模不断扩大。民变风潮已席卷广西绝大部分地区。全省天地会武装多达数十支，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有自行旋起旋散者，有兵勇击败而散、兵勇撤而复起者，有此股甫经扑灭、彼股又另起事者，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39]。龙启瑞叹曰：“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烂不可收之一日。”[40]杜受田也忧心忡忡，认为揆度情势，“不惟一方之糜烂可忧，他省之蔓延尤为可虑”[41]。结果这番话果真成为咸丰初年的谶语。

概括地说，到道光末年，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官、绅、民均感到朝不谋夕，即所谓“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社会已近乎解体；以天地会为主体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全省已是一片火海，局面完全失控。这在南方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广西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其根源在于它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