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后，胡适对他的赞扬似乎多了一些，尽管前此发生纠纷时胡适也不抹杀孙的成功之处。他告诫青年学生应注重学识的修养，才能干预政治，“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了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就放弃了”。胡适所说“我们不能期望个个青年学生都做孙中山，但我们期望个个青年学生努力多做点学问上的修养”[61]，似为多谈问题少讲主义的旧调重弹，有故意将青年引向歧途之嫌，但他在许多革命伟人中突出孙中山，至少可见后者在其心目中的形象和位置。

然而，胡适与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没有因为孙的逝世而终止。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军事上节节胜利的国民党人政治上并未显示出应有的大度，反而计较起前此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公开批评孙中山，反对没收清宫，参加善后会议，及其与梁启超、丁文江等人关系密切等旧事来，加上北方军阀疑忌胡适左倾，弄得周游世界归来的胡适有国难回，被迫滞留日本，以观风向。其间不仅等待国内的朋友疏通关节，以保障生命安危和言行自主，同时也应对时势和弟子顾颉刚好意的提醒，胡适似乎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宣传口径。顾颉刚认为，国民革命“确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级社会的革命，这一次是民众的革命”。而胡适首倡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等功绩国民党未必记得，与国民革命相左的言行却常说在口头，希望胡适不要继续发表必然被加以“反革命”罪名的政治主张，而要沿着游俄时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的趋向，先顺从民众讲其所服膺的三民主义。[62]

胡适此行在欧美几次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题发表演讲，所讲重点与在国内时颇有不同，到日本后似进一步有所调整。1927年5月5日，胡适应东京帝国大学辩论部之邀，在该校34号教室再次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声称辛亥革命虽有革命之名，实际结果专制主义依然延续。自觉的领导者认识到，真正的国民革命必须首先教育全体国民，着眼于非政治的革命即文艺革命，废止在现代及未来生活中毫无意义的古典语言即文言，采用日常语言作为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这样的著述家努力普及，结果引起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革命，各学校的教科书均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语书写，民众教育开始得到实现，思想家努力介绍西洋文化，分析批评中国固有文化，中国的国民精神大为高扬，于是1917年以后再向政治方向发展。不用说大学生的运动，从来没有训练、毫无秩序的国民运动，也逐渐发展为训练有序的政治运动，实现了国民全体的教养。[63]

胡适一生多次演讲中国文艺复兴，但前后讲法有所不同。胡适关注中国文艺复兴问题，始于1921年至1922年帮助来华瑞士学者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撰写《中国文艺复兴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他不同意梁启超、丁文江等人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只限于清代汉学的意见，支持王克私将新文学运动视为文艺复兴重要阶段的看法。王氏的论文刊登于1922年4月至6月的《新华学报》（The New China Review）。胡适虽然为其提供过素材和意见，但认为其文不佳，1923年4月，自己用英文写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主张将中国的文艺复兴分为宋学、王学、清学和新文化四期[64]，重点在于文学或文化本身的发展变化。

到1935年，胡适批评人们将中国文艺复兴单纯视为文学的运动或者语文的简单化，指出它有“更广阔的涵义。它包含着给与人们一个活文学，同时创造了新的人生观。它是对我国的传统的成见给与重新估价，也包含一种能够增进和发展各种科学的研究的学术。检讨中国的文化的遗产也是它的一个中心的工夫”。[65]这也就是后来胡适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四重意义”，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66]，而这实际上是将写于1919年11月1日的《新思潮的意义》算到对中国文艺复兴问题认识的账上。这虽然符合胡适后来的认识，却与起初时限较长而着重于文学和文化的中国文艺复兴概念有所距离。

胡适注意中国文艺复兴与其涉足政治大体同时并且同步，自然会关注文学和文化革新与政治运动的关系。1925年9月胡适在武昌大学演讲“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开始将新文学运动说成是“中国民族的运动”。1926年至1927年欧美之行，胡适将中国的文艺复兴分为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政治动**两个阶段，承认当年宣称20年不问政治是一个错误，同时自称非政治的文化和知识变革将成为新一轮革命的奠基石。学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自发进行爱国运动，显示了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这引起各个政党的注意，纷纷吸收学生参加各种媒体的编辑报道，以吸引学生关注政治生活。最后，国民党在1924年正式采取登记学生为党员的政策。从此政党组织存在于全国各大专院校，在苏俄和第三国际的影响下，通过国民党的系统，学生成为具有高度组织的社会机体。这样一来，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又回到政治一面，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新的政治革命很可能取得成功。这实际上是将国民革命视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胡适甚至公开表态希望国民党人成功并且欢迎新的政治革命的到来。[67]1927年在东京大学的演说，底本应当与此相通。

不过，仔细玩味胡适在英国演讲的意思，与后来的认识相比，对国民革命的肯定在措辞上还保持一定的审慎。他说：

运动的新的阶段是不同的，新兴的国民党已经采用了高度民主发展的组织，新的军队和新的纪律。军队成为党的一部分，而党是军队的指导者、导师、灵魂和头脑。整个军队和党的组织本身实际上是同一的，至少是紧密联系的。军队的每个单位均有一位党代表。同时，全党或多或少置于军事的纪律之下。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注意和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是从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判断，运动正在发展，组织良好的军队一定能够战胜组织松懈的旧军队。这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倾向于回到政治。也许这是必然的。政治极度混乱，令外部世界和年轻的中国难以容忍。也许我们试图回避政治是错误的，也许新的政治运动终究不象曾经感觉的那样不成熟。最近的事件似乎显示出在国民党领导下一场新的政治革命开始成功的可能性。被辛亥革命弄得松散的旧势力逐渐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无力抗拒具有组织优势和政治理想激励的新兴力量。作为不偏不倚和超党派的自由主义者，我希望他们成功并且欢迎革命的来临。[68]

比较而言，虽然演讲的内容大抵一致，但胡适在欧美着重于将国民党领导的新的革命（当时他尚未使用“国民革命”这一概念）视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日本则有意将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国民革命的思想准备和社会动员。主从秩序的微妙变化，不仅成为最适合国民党观点的表述，也可以视为对顾颉刚建议的回应。

到日本之前，胡适在旧金山曾对华人讲演《新文化运动的过去及将来》[69]，原文未见，从标题推测，存在与在东京大学的演讲一致的可能。胡适归国后，任白涛来信说：

你在南京的演讲，关于‘文学革命’的部分我是完全首肯的。并且希望你今后设法继续做未完的工作，免得失坠了你的前功！——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战争，就某点上说，算是白话与文言之战；换言之，新文化——尤其是新文学——的运动，从笔尖上移到枪尖上了（但一半要靠笔——政治部）。[70]

这简直像在给胡适的演讲做注脚。罗志田教授认为此函所说胡适在南京演讲事，或系任氏笔误，因为胡适在1928年5月17日的日记说他一年不到南京。[71]不过，胡适出国前并未到南京演讲过文学革命，而且任白涛所说内容具体。若是笔误，则南京应为东京之误（仍有时间、能否看见报道等问题），否则胡适确有到南京演讲之事，而为学人失察。果然，则胡适靠拢国民革命更显得主动。

诚如学人已经指出，胡适的政治表态并非违心之论或权宜之计，他在旅欧期间已多次公开称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让国民党完成统一的工作，来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可。并对留学英国的沈刚伯说，他本来反对武力统一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已爆发，只有助其早日完成，以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急需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要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革命救国、统一建设的宗旨，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加以支持。[72]

胡适的政治转向，除了时势的变化，李大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胡适赴欧，原计划乘船经希腊前往，后接受李大钊的建议，改由陆路经苏俄。胡适一路看去，感触良多，对于苏俄式的专政也能有保留地接受[73]，这大概是胡适能够改变对学习苏俄实行集权政治的国民党看法的重要原因。旅欧期间，胡适一直注意了解有关广州国民党的各种信息，他对苏联顾问鲍罗廷评价极高，认可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而且关心其有无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并希望宋子文等人在鲍罗廷的训练下能有大长进。[74]

回国之后，胡适与国民党人有所联系，后者不无拉拢的意思，胡适也有迎合的意向。1928年胡适在上海光华大学发表纪念五四演讲，声称国民党在当时的各政党中受五四的影响“益觉显著”，而“就中尤以孙中山先生最能体验五四运动的真意义”，其表现为吸收少年分子和尽量做思想上的宣传功夫。[75]可惜胡适对国民党的希望又一次变为失望，20世纪20年代末，围绕人权问题，胡适再度与国民党发生严重冲突。这时孙中山虽已过世，作为国民党的精神领袖，还是被胡适的言锋扫及。除了批评孙中山晚年放弃约法外，胡适主要是重新估价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及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而看法则与以前大异。此次胡适与国民党冲突的过程及其分歧的性质，已经前人详细讨论[76]，本文仅就胡适对有关问题评议的前后差异，力求把握其因应时势的隐讳与放大。

《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写于1929年5月，胡适承认行易知难学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但指出其存在两个根本错误：其一，把“知”与“行”分得太分明；其二，知固是难，行也不易。由第一个错误产生两大危险，即青年只认行易，不问知难，轻视学问，打倒知识阶级，而当权执政者强调服从，钳制言论出版自由，取消舆论。第二个错误则使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借“行易”为护身符，阻碍专家政治的实现。这两个根本错误是1919年及此后十年间胡适所不曾指出的，而为1927年以后国民党执政的实际所暴露。至于因此所产生的危险，是“从这些错误连带发生的恶影响”，胡适还能分清楚并非行易知难说的本意。而他认为“行易知难说”的真意义只是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这在此前尤其是陈炯明事变时期主要是从国民党组织的秘密结社性来看待，没有联系到孙中山本人的思想。可以说，由于胡适既不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之中，又不处于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之下，上述分歧，孙中山在世时尚未导致双方的思想冲突。这时坦白道来，也还保持几分客观或客气，能够区分学说本身的正误及其导致的利弊。

半年后撰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的批评更趋激烈，他指责“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孙中山对于中国固有的文明抱一种颂扬拥护的态度，他和许多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汪精卫、王宠惠等都不了解、不赞成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中国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美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的多。”而孙中山虽然欢迎科学，推崇民治，却抬高中国的旧政治思想和旧道德，其议论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理，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五四以后，国民党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大震动，以新文化运动为政治革命的有力手段，参加其中，历史的守旧性质和卫道态度暂时被压下去，1924年国民党改组，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得到全国新势力的同情和革命的生力军。

胡适的意思很清楚，接受新文化以前的国民党具有保守的反动性，此后与新文化运动进行思想和组织结合，才能成功。一旦恢复保守，只能渐渐变成反时代的集团，绝不能做时代的领导者，绝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胡适的西化观念能否使中国革新走向坦途，另当别论，所说的确是胡适与孙中山一贯以来思想分歧的要点，双方的分合异同，都能从中找到线索。只是在孙中山生前，除因陈炯明事变而起的政治主张与行为之争涉及精神差异外，胡适几乎从未公开表述过自己内心根本和整体上不赞成孙中山及国民党思想文化观念的看法，而将宣言留给了参政议政的行动。

近代人物的思想与行为，常有许多根本的矛盾，政治革命与文化革新之间，也并非总能协调。胡适从政，难免为政治所惑，一旦回到思想者的立场，则多少有些正义在握的无畏。如果说胡适的世界主义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构成中华民族近代文化思想的有机成分，那么胡适的自由主义与孙中山的革命至上则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相辅相成的因素。当事人的思想与政治冲突实属自然，后来者力图分出个此是彼非，甚至用一方否定另一方，则不免失了胡适和孙中山共同具有的现代精神，滑进旧正统的价值评判陷阱。

[1] 专文有秦家林：《孙中山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段交往》，《历史知识》，1986（6）；南剑：《孙中山与胡适》，《中华英烈》，1989（2）。传记论述较详者有胡明：《胡适传论》上下卷，第7章之三十九《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冲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 《现代评论》第2卷第42期，1925年9月26日。

[3]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58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按《孙文学说》初版本未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建国方略》系依据1922年上海民智书局再版本，《孙文学说》第4章中已无胡适所说质证于杜威的内容。

[4] 蒋梦麟：《西潮》，10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5] 1919年7月11日廖仲恺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蒋梦麟：《西潮》，105页。

[7] 《孙中山全集》第6卷，158～159页。

[8] 《怎么可以推翻二读会的宪法案？》，《努力》第17期，1922年8月27日。

[9] 此节未标明处均见《胡适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影印本。

[10] 1919年7月19日廖仲恺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4页。

[11] 1919年8月2日廖仲恺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6～67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6卷，180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6卷，182～183页。

[14] 1919年7月19日廖仲恺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4～65页。

[15] 1919年10月20日廖仲恺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74页。

[16] 1919年11月8日胡适致廖仲恺，见《井田辨》，《建设》杂志第2卷第1号，1920年2月。

[17] 1919年12月19日廖仲恺致胡适，《建设》杂志第2卷第1号，1920年2月。

[18] 《白话文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3～10页。

[19] 1919年12月16日《沈定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77页。

[20] 《孙先生病状详载》，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2日。引中医为孙中山治疗，当缘于陆氏此函。

[21]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73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

[22] 罗尔纲：《胡适琐记·名医陆仲安》，《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103～110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此事多有记为患糖尿病，其实胡适疑患糖尿病在1922年年底至1923年年初，后经诊断，排除是糖尿病。参见《胡适先生到底怎样？》《胡适启事（二则）》，《努力周报》第36期，1923年1月7日。一说陆氏为胡适所治为蛋白质尿和心脏病（《中山先生停服中药》，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4日）。

[23]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3日。

[24] 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3））论述颇详，唯称1924年许世英在韶关与孙中山议定先开善后会议，继开国民会议的程序，尚可斟酌。在国民会议之前必须开一预备会议，以解决事实上的问题，固然在情理之中。名称却不一定明确叫善后会议。孙中山北上宣言提出预备会议，或许正是商谈的结果。这也可能是他在天津拒不表态的原因。

[25]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5年1月17日。

[2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560～5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7] 《国民党究竟应当和谁合作》，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8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孙中山逝世后，安福系声称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可能与之握手提携，“现在善后会议，国民党系中除汪兆铭等三人外，皆有列席之状态。”（《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859页）关于国民党内部围绕善后会议的争议变化以及部分党员参与善后会议的详情，参见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3）。

[28] 白吉庵著：《胡适传》，220～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9]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5年1月17日。

[30] 《努力》第7期，1922年6月18日。

[31] 《这一周》，《努力》第12期，1922年7月23日。是文为胡适口授。

[32] 《这一周》，《努力》第18期，1922年9月3日。

[33] 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改题《一个平庸的提议》。

[34]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4日。

[35] 《一年半的回顾》，《努力》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

[36] 《胡适致许世英（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292～2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7] 1923年7月22日、1924年11月14日《任鸿隽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211～212、273页。

[38]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2069、2075页。

[39] 《孙中山全集》第11卷，516页。

[40] 《胡适之与江亢虎》，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7日。

[41] 《鲍罗廷〈关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566～57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鲍罗廷等人对于国民党参加善后会议的态度，承蒋永敬教授指点。

[42] 详参［日］横山英：《国民革命期における中国共产党の政治的统合构想》，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24～56页，广岛市，溪水社，1992。

[43] 关于中共对孙中山北上的态度及其变化，参见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309～3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4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261～26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45]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573页。

[4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263～264、320页。

[47] 《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834～836页。

[48] 《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840页。

[49] 《国民会议组织法提出》，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5日。

[50] 渊泉：《评胡适修正案》，《晨报》1925年3月5日。该报对第7条的异议为，各团体长期被少数人所占据，已成当局走狗，不能代表民意。

[51] 1925年3月15日《金家凤、毛一鸣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315页。

[52] 1925年1月26日《陈伯庄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308页。

[53] 胡明：《胡适传论》下卷，621页。

[54] 双林：《胡适之与善后会议》，《向导周刊》第106期，1925年3月24日。

[55] 1925年2月23日汪孟邹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314页。

[56] 《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17～518页。

[57] 白吉庵：《胡适传》，221～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善后会议》，59～60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马君武与胡适的联名函日期不详，汤漪的复函写于2月27日。据胡明《胡适传论》下卷（6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胡适函草于2月24日。

[58] 《胡适辞善后会议会员》，《晨报》1925年3月6日。胡适辞去代表身份的具体日期，参见胡明《胡适传论》下卷，621页。

[5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善后会议》，151～156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四位联署人为：马君武、王伯群、汤漪、褚辅成。

[60] 双林：《胡适之与善后会议》，《向导周刊》第106期，1925年3月24日。

[61] 刘熙：《爱国运动与求学》来信附言，《现代评论》第42期，1925年9月26日。

[62] 1927年2月2日《顾颉刚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423页。胡适在正式演讲中未见使用“三民主义”，沈刚伯则称其私下谈话时多次用到该词（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冯爱群编：《胡适之先生纪念集》，7～8页，台北，学生出版社，1962）。

[63] 《胡适氏の帝大に於ける讲演》，《斯文》第9编第6号，1927年6月。

[64]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3日。参见拙文《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1）。胡适后来将自己讲中国文艺复兴与《新潮》相联系，倾向虽然一致，过程与内容却显然有所不同。

[65] 《中国文艺复兴》，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41页。

[6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71～18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7] The Renaissance in China，Journal of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6.Vol.5.No.6.pp.265-279。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4）；《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学人》第4辑，7～6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知识分子与革命》，耿云志编：《胡适评传》，68～1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认识的系统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如将中国的文艺复兴分为广义和狭义，是胡适后来的观点，而非1923年的看法。

[68] The Renaissance in China，Journal of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6.Vol.5.No.6.pp.265-279。

[69] 耿云志：《胡适年谱》，100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

[70] 1927年5月23日《任白涛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432页。

[71] 罗志田：《知识分子与革命》，耿云志编：《胡适评传》，111页。

[72] 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冯爱群编：《胡适之先生纪念集》，7～8页。参见胡明：《胡适传论》下册，667页。

[73]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17日。

[74]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14日。

[75] 《五四运动纪念》，《胡适文集》12，728～730页。

[76] 详参杨天石：《胡适和国民党的一段纠纷》，《中国文化》，1991（4）。此后续有若干学人就此题目撰文，范围及议论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