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5月，孙中山为了解决日益紧迫的财政、外交两大问题，由新加坡启程前往欧洲，试图争取欧美商人的大宗贷款，促使美国华侨成为革命党的稳固财源，设法运动欧洲各国政府改变其在东南亚各地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以缓解革命党人面临的困境。然而，欧洲之行的目的未能实现，开辟美洲财源的努力只获得部分成功。1910年7月孙中山重返新加坡时，发现形势起了重大变化。革命党在西南边境屡起屡败，令南洋华侨感到沮丧，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进一步使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情绪低落。更有甚者，1907年年底，对孙中山的行动策略持有异议的同盟会骨干陶成章由东京来星洲，想从孙中山那里领取3000元作为《民报》的经费，并请孙中山介绍其在东南亚华侨中募捐，以为浙江发动起义之用。孙中山坚持华南首义的方针，不同意陶的要求。陶成章愤而周游南洋各地，散发反对孙中山的传单，组织光复会分会。新加坡同盟会对此保持沉默，只有《中兴日报》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

陶成章的言行令革命党的形象受损，暴露和加剧了内部矛盾和危机，导致东南亚同盟会人心涣散，曾经作为革命活动中枢的新加坡同盟会更加陷入瘫痪状态，使华侨大众对革命事业产生严重的疑虑。1909年年底，新加坡最大的革命书报社之一的开明演说书报社被迫关闭，东南亚最重要的革命宣传机关报《中兴日报》也于1910年2月停止发行。孙中山认为该报作用重大，一直力图重振，曾多次致函各地同志予以经济支援，要求新加坡方面努力整顿业务，聘请高才，主持笔政。该报的停刊无疑使孙中山深受刺激，他试图按照在美洲组建同盟会的方式改组新加坡同盟会，可是必须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的做法引起会员的不满。经过反复协商，孙中山决定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迁往槟榔屿。从此，东南亚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转到槟城，《中兴日报》的地位也被《光华日报》所取代。

孙中山虽然离开了新加坡，对这里的革命组织和活动依然满怀期望。1910年11月，他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在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为了筹集款项，他准备亲赴新加坡进行活动。后因英国海峡殖民地当局勒令其出境，不得不转往欧美，临行前将南洋筹款事宜交付胡汉民经理，请胡汉民代书一函致新加坡同盟会会员，告以数月间起义即将举行，颠覆满洲政府在此一举，希望新加坡同志迅速行动起来，不论是否同盟会会员，都应尽力赞助义师。胡汉民抵新加坡后，在晚晴园召集同盟会会员开会，到会者百余人。正面临经营困难的沈联芳等人慷慨捐款千元，加上其他会员的小额捐款，共筹得4000余元。

黄花冈起义的失败，给南洋革命党人的心头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而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则极大地激发了同盟会员的革命**和广大华侨的爱国热忱。黄乃裳等人闻讯，认为机不可失，星夜乘船归国，运动响应，并电请新加坡福建商人筹款接济。福建光复后，黄乃裳担任交通司长，坚决主张北伐，任内多所建树。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新加坡华侨的精神为之一振，革命党内部分裂的各派重新合作，维新派、保守派和中立派人士也开始向革命靠拢，成千上万的华侨剪去辫子，焚烧龙旗，踊跃为革命军捐款。

11月10日，在陈楚楠、张永福、沈联芳、陈嘉庚、陈子缨、陈先进、何德如等人的赞助下，举行第二次群众募捐大会，到会者达1000多人，由广府、福建、潮州、海南等社区的代表领袖依次发表演说，听众随时自由捐款50元至500元不等，一张孙中山的照片售价可达450元。除当场收到数千元捐款外，还决定成立正式的募捐委员会，以“中国烈士救济金”的名义，进行更周密的募捐活动。各社区华侨社团还积极支持原籍省份的革命光复，福建人社团在天福宫召开大会，决议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选出20名委员，当场捐款叻币20000元，电汇福州光复政府。广东籍各社团代表也在同济医院集会，成立由82名委员组成的广东省保安救济筹捐委员会，负责大规模的募捐，支援本省革命军。其中妇女组还发起挨户捐款运动，募得叻币两万余元。机工、学生、戏团也纷纷以各种方式筹款。

募捐活动得到普遍支持，表明新加坡广大华侨由衷地希望中国革命获得成功，他们抛开顾虑担忧，充分展示自己对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的向往和拥护。当地革命党人利用这种热情，迅速恢复一度停顿的宣传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就有40多位革命党人组织了一个露天演说团，由周献瑞领导，每周出动五个晚上，到处公开演讲，鼓吹革命。起义爆发后，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劳工的工寮进行宣传，在下层社会聚居的珍珠坊，每晚有数百劳工环绕听讲。革命党人卢耀堂、黄吉宸、卢苇航等于1911年10月创办《南侨日报》，报道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新加坡等地华侨社会的革命活动，受到普遍欢迎，两星期后销量达到2000份。各地剧团也开始公演革命剧目，他们把“孙中山始倡革命”这样的题材编成剧本，搬上舞台，使革命领袖的人格与风貌深入大众心中。这些宣传进一步推动广大华侨了解中国的现状，关心中国的未来。

在革命党人的努力和形势的推动下，新加坡革命派势力迅速扩大。在此之前，新加坡同盟会共有会员500余人，加上直接支持者，约有1000余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派人数激增，1911年11月，风传革命军占领北京，革命派集会庆贺，当场有一万人剪掉辫子，表示与清政府决绝。孙中山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后，据中立派人士估计，新加坡直接参与革命运动者达一万人之众，另有外国支持者数千人。革命党外围组织同德书报社的社员人数也有大幅度增长。一些激进分子还归国参加革命运动。[21]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新加坡的活动，对华侨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革命派民族主义宣传的启发鼓舞下，华侨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大为增强，这不仅激励他们参与历次反帝爱国运动，而且成为他们长期支持祖国进行反抗列强侵略的重要思想支柱。革命党人的组织发动和建设，则使华侨社会由原来的四分五裂逐渐走向联合统一，华侨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不断增长。同时，革命派的民主宣传促进了华侨社会新观念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忠孝及男女有别的观念逐渐为牺牲精神、爱国、平等、自由等观念所取代。妇女也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女校陆续设立，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

新加坡华侨给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巨大的支持，同盟会第一个东南亚分会建立于此，不仅长期作为东南亚华侨革命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度成为整个海外中国革命运动的指挥中枢和组织中心。孙中山本人曾九次到星洲，黄兴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也大都来过星洲。新加坡又是中国革命流亡志士的汇聚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形成一支生力军。1911年广州黄花冈起义时，香港同盟会机关组织了数百名选锋，其中不少是来自新加坡的流亡者。原来担任同盟会《星洲晨报》司帐员和收帐员的劳培、周华，以及黄鹤鸣、罗则军、杜凤书等人还亲自参加了起义行动，有的为共和国大业英勇捐躯。新加坡革命党人鼎力支持了《中兴日报》，使之成为东南亚华侨社会革命宣传的重要机关，并一度成为同盟会的主要喉舌。为了支援同盟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和其他革命活动，新加坡华侨至少捐献了数十万元巨款，不少人因此散尽家财，贫苦的下层群众更不乏毁家捐献者。武昌起义后，上海、广东、福建等省的革命政权得以巩固，财政上得到新加坡华侨的大力援助。

1911年12月16日，孙中山归国途经新加坡，与张永福、林义顺、邓泽如等人秘密会见，这是他最后一次到星洲。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多国民党重要人物逃往新加坡，受到林义顺等人的热情款待。在反袁、护法斗争中，孙中山多次派人到新加坡筹款。1917年，陈楚楠归国，在广州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大元帅府参议。林义顺等人还捐出巨款，支持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尽管在长期共事中双方有过分歧甚至冲突，但孙中山“华侨是革命之母”的评语中，新加坡华侨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1]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会见康有为的动议，宫崎寅藏称是路经香港时由他提议，得到孙中山和同行诸人的赞同（［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82页）。实则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前，已经有赴新加坡会见康有为的计划（明治三十三年6月10日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300号）。

[2] 康有为指此案系林文庆主动，其函告女同薇曰：“日人之事，系发难于林君，此事于日本邦交极有碍，故我欲忍之，而林骤告督，遂为大案。然无如何，又不敢言其非，恐得罪林及英官也。其人为宫崎，诚是戊戌九月与我返日本者。但伊不合与孙同行，且为孙办事。日本有两电五信言其谋害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77页）其致柏原文太郎函称：宫崎寅藏先找到邱菽园，邱告以康有为不在新加坡，宫崎遂托邱转交康有为一函。康以故人来访，甚喜，即日回信，并托门人送去百金，约宫崎相会，又向英国殖民当局要求回新加坡。不料日本某僧密告林文庆，宫崎寅藏一天接数封电报，上有康有为、邱菽园名字，又与人密谈，称刺杀康有为可得赏金数十万。林文庆转告邱菽园，恰好邱菽园接到电报，指孙中山为筹款事来新加坡，慎防生变。林文庆闻讯大惊，报告新加坡总督，请其密查。林又告知《天南新报》翻译陈德逊，陈转告日本人，宫崎寅藏得知，致函责康有为故意回避。康有为听说此事，即要林文庆请总督中止查办。康自称与宫崎故交，保证绝无行刺等事（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653～655页）。其实康有为当时的确疑心宫崎寅藏的到来与行刺有关。

[3] 冯自由记：“林为星洲著名医学博士，极得当地英吏信用，宫崎得以无事出境，即赖其斡旋之力。”（《华侨开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57页）“时医师林文庆在马来群岛负盛名，甚得当地政界信仰，总理于彼为旧交。……英官判宫崎离境，即林文庆为之说项也。”（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林义顺事略》，176页）康有为则称林文庆向总督说情系其指示。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云：康有为“宗旨在保皇，拥护满清，以酬其富贵封王之愿。而孙中山在推倒专制之满洲政府，以效美利坚之共和民主为国。谓我与若合而为之，事成，任全国人民选举民主，我与尔皆不必居此位。康闻之，大拂其意”。

[5] 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引自程光裕：《常溪集》，1980～1981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6。

[6]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31页。

[7]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此间来言甚多，在总抗者公听而慎察之耳。……每念公之毁家，各埠义士之捐资，一丝一粟皆由血汗，若大事不成，何以见天下？何以见圣主？而后饷不继，隐忧兢兢，近者切戒。港澳无所不至，故与任密筹，已防后事，须蓄大款。今仪侃自港来书，亦议请雪梨款尽以寄公，免港澳为众人所分牵，管数者难于破除情面，则大款难蓄，而为零支所累，因以误事，已决计如此。经贻书与任，及复书与侃。特以公近来甚困，忽以告公，虑公以为一埤相遗，故不敢先告。今公慨然任粮台之事，仆既得就近支拨商量可否，此仆所欲请而未敢者。”（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33页）1901年6月3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初，款之汇星也，乃因星电来言，彼时汉狱之焰，方波及于粤。弟子窃疑港、澳局皆站不住，有大变动，又以为岛之此电，必曾与师商者，故得电后即照办（因弟子在星、槟时，见岛极殷勤，必不疑其遽决裂），而岂料其如是哉。……计汇岛处，一次系美利伴款七百镑，一次系雪梨款一千镑，其西粤款度三百镑左右，计二千镑。”（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61页）邱菽园登报事有应付清政府的一面，与保皇会关系恶化，也是事实。

[8] 1905年7月23日《致陈楚楠函》，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81页。函谓：“今春道过星洲，在港起程时，世仲再三言公见义勇为，嘱必奉访，并致书乃兄伯耀介绍。不料抵星后，骤因病发，滞仁济月余，从未尝出门；又因言语不通，公邸复远，俟病瘥后，匆匆下船，但以一书交邮道歉，想已达览矣。”与春间另一函意思有所不同。后者谓：“微闻内地志士南来，志在运动者不鲜，以是多扰及公，弟以旨趣略殊，恐人一见而以为挟有同等之目的来也。故不复再来见公，公可谅鄙苦衷，毋以鄙为倨傲，则幸矣。”前引书，99页。

[9] 《孙中山全集》第1卷，275页。

[10] 关于此行孙中山到新加坡及组建同盟会分会的时间、参加人数等，各种记载歧误颇多。1905年冬，孙中山从越南西贡前往法国，次年3月4日由马赛东返，冯自由自香港函告陈楚楠等人准备接待会商（《革命逸史》第6集，171页）。孙中山赴法国途中是否经过新加坡并与当地人士有过接触，不得其详。冯自由《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均记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于乙巳（1905）冬，首次加盟者12人；陈楚楠《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记为1905年年底，首盟者3人；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则记为1905年旧历七月中旬，首盟者3人。但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在新加坡入会最早者为谢己原，署期丙午三月初九日，即4月2日，而各骨干如黄耀庭、邓子瑜、尤列、李竹痴、陈楚楠、林锦秋、许子麟、萧百川、刘鸿石、蒋玉田、林义顺、张永福、吴业琛、何心田、林航苇等，均系三月十三日即4月6日入会。

[11] 新加坡广帮的七大商翁，即对革命派深恶痛绝。参见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25页，台北，海外华人研究学会，1993。

[12]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109～110页。

[13] 1907年10月15日《复张永福等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348页。

[14]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180～182页。参见［日］崎村义郎著，久保田文次编：《萱野长知研究》，69～73页，日本，高知市民图书馆，1996。唯该书将阴历记年定为公历。

[1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177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1卷，380～389页。编者将《平实尚不肯认错》误置于《平实开口便错》之前。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436页。

[17] 胡汉民：《分帮之原因》，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120～121页。

[18] 参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19]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112页。

[20] 陈楚楠：《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39页。

[21] 参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