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

孙科志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民族都会形成各种信仰。由于各民族群体活动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条件、经济条件等的不同，所形成的信仰也不尽相同，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或地域特色。对于这些具有浓厚的民族或地域特色的信仰，学者有各种不同的称呼，有的将其称为原始信仰，这主要是从其产生的历史阶段来定义的；也有的将其称为土著信仰，这种称呼主要强调信仰的地域特色，以便于和其他外来信仰相区别；还有的将其称为传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等。近年隨着学术界对原始信仰研究的进展，萨满教、巫、巫俗等名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无论何种名词，其所要表述的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即有着鮮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信仰。

虽然我们使用各种名词来强调各民族传统信仰的固有性、土著性或独特性，但这些信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定会受到其他外来信仰或思想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吸收其他信仰或思想的一些合理因素以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各民族传统信仰基本上都经历过与其他外来信仰或思想互相冲突和融合的过程。这种碰撞的力度和交融的方式便决定了双方之间的相互关系。韩民族信仰生活的发展也不例外。韩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时就已经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固有信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信仰也不断发生变化，同时外来的宗教和思想也逐渐传入韩国，与当地原有的信仰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外来宗教与韩国的土著信仰经历了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吸收了传统信仰的一些因素，原来的土著信仰也依托于这种外来宗教得以在韩国民众的信仰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而吸收了土著信仰因素的外来宗教更加贴近韩国民众的信仰生活，成为其普遍信仰的宗教。这种吸收了土著信仰因素的外来宗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与韩国的文化和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进一步融合，逐渐演变为韩国传统信仰生活的一部分，这在佛教和儒教l21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一些宗教信仰最初是作为外来宗教进入韩国，经过与土著信仰和当地的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的不断融合，最终也以本土宗教的面貌出现，佛教和儒教的情况便是如此。

韩国的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冲突与融合大体上来说有三次，第一次是佛教传入后佛教与土著信仰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次是儒教传入后与佛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次便是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与儒教等的冲突和融合。

在原始时代，与其他地区一样，韩国先民的信仰属多神信仰，且多崇拜自然神，即自然界的万物均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先民的这些土著信仰与其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在北部由于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因此在开始耕作和收获后都会举行祭天仪式，而在南部由于多山，山神信仰非常流行，而且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山神。在河川多的地方，河神信仰则很流行。这些土著信仰在佛教传入之后与其经历了冲突与融合的历程。

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期几乎同时传入高句丽和百济，由于高句丽和百济与中原王朝交流频繁，对中原王朝了解比较多，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佛教传来之前的各种信仰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佛教传入时与当地的土著信仰并没有发生多少冲突。佛教传入新罗是在5世纪中期，由于新罗的土著信仰势力相对较強，佛教在新罗的传播并不像在高句丽和百济那么顺利，与土著信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还出现了异次顿殉教等激烈的冲突，但由于王室的強力推行，代表土著信仰的贵族不得不妥协，开始接受佛教。新罗贵族在接受佛教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土著信仰因素融入了佛教之中。

新罗时期，每一个寺院的入口都设有代表着土著信仰的长生标，以阻止恶鬼进入寺院，其实是起着寺院保护神的作用。新罗时期寺院入口处设立长生标的记录有很多，这说明土著信仰的因素被融入了佛教之中。除了长生标之外，在韩国的很多寺院中，大雄宝殿附近都有山神阁和七星阁，其中供奉的都是土著神。在一些寺院中，山神阁和七星阁所处的位置比寺院的法堂还重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是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与土著信仰实现妥协，将土著信仰的因素融入了佛教之中。在高丽王朝，佛教作为国教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在众多佛事活动中都可见到土著信仰的身影，最重要的佛事活动燃灯会、八关会等便是如此。

韩国历史上第二次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冲突是在儒学系统传入之后出现的。

儒学何时传入韩国这一问题无论是在国内学界还是在韩国学界都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不过至少在汉四郡时期儒学就开始影响半岛北部地区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虽然儒学很早就传入了韩国，但是这种传入不是系统地传入，而是单篇地、断续地传入，传入之后也没有任何宗教的色彩，因此这个时期传入的儒学很难称得上儒教。不仅如此，儒教的很多信条特别是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或遵守，使得高丽王朝时期的社会面貌呈现出与现在韩国社会完全不同的一面。同时由于这一时期佛教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儒学则处于从属的地位，一些儒学者还提出了儒佛融合论以谋求儒学的发展。

儒学系统传入半岛是在高丽王朝后期，即13世纪后期，高丽王朝的安珣和白颐正把《朱子全书》等众多儒学书籍带回半岛，并设学授徒，培养了众多儒学者，从此开始了儒学在韩国系统的、广泛的传播。在高丽王朝末期，大批出身于地方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人接受了程朱理学，并严格遵守其信条，儒学也开始出现宗教化的倾向，因此此时开始将儒学称为儒教似乎更为合适。这些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知识人逐渐形成了一股革新势力，对佛教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进行剖析和批判。这时佛教传入韩国已近千年，作为国教占据意识形态的顶端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因而说佛教已成为韩国传统宗教也并不过分，在面临儒教学者批判的情况下，佛教势力则极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提出了儒佛同源论等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在高丽初期是儒学者提出儒佛融合，而在高丽末期却是佛教势力提出儒佛同源。这一方面说明高丽后期佛教与儒教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另一方面则说明在高丽后期的儒佛冲突中，儒教开始占据优势。

依靠这一革新势力，李成桂实现了“易姓革命”,建立朝鲜王朝。朝鲜王朝建立前后，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编纂了一系列的法典，特别是集大成的经国大典为上自国王、官僚下至平民百姓制订了一个言行准则，而儒教知识人也在各地大力推行儒教信条，并得到了地方民众的响应，很多民众用极端手段表明遵守儒教信条的意志，儒教的宗教性质进一步体现出来。在以强大的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情况下，这场儒佛冲突以佛教遁迹山林、儒教大获全胜而告终。从此之后，儒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教信条也成为韩国人的行为准则，儒教开始深深扎根于韩国社会，使韩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原先依附于佛教的土著信仰也在儒教的强势传播中穿上了儒教的外衣，这一点在乡村社会特别明显。

到朝鲜后期，朝鲜前期还存在的那些来自高丽王朝的非儒教因素已经不见了踪影，儒教也成为韩国社会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教开始面临新的挑战，这便是天主教的传入，于是便发生了韩国历史上第三次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冲突与融合过程。

18世纪后期，由于倭乱和两次“胡乱”,朝鲜王朝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在重建封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一些知识人开始进行思想上的探索，这是朝鲜王朝后期实学出现的重要原因。而在这种思想的探索过程中，从中国传入的西学书籍吸引了不少知识人，而融于西学之中的天主教也引起了一些知识人的兴趣，因此韩国最初的天主教信者基本上都是知识阶层。

佛教传入时特别是传入新罗时，虽也出现了异次顿殉教等，但相对来说还是平静的、顺利的，而儒教在韩国的传播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也许与佛教和儒教根植于东方文化之中有关，与韩国文化应属类似或同质文化，因此在传播过程中惊起的波澜并不大。而天主教则完全来自异质文化，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因而在传入的过程中在韩国社会掀起了惊涛骇浪，发生了数次镇压天主教信者的事件，而殉教之人达数万人。基督教是在韩国开港之后传入的，一些中国学人的著述中常把韩国开港或与法国签订通商条约视为自由传教的开端，然而翻遍19世纪80年代朝鲜王朝与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也找不到自由传教的语句(直到1895年才允许自由传教),因此基督教只是在朝鲜王朝政府默认的情况下传播的。基督教传入后，虽然没有发生中央政府针对传教士和信徒的镇压事件，但地方上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冲突不断，各地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案”,一直到20世纪初仍有这种教案的发生。虽然这种教案有着不尽相同的背景和原因，但深究的话应该是传统价值观与天主教、基督教价值观的冲突，或者说是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冲突。

当然，天主教与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与传统宗教融合的方面，这不仅表现在一些土著信仰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天主教、基督教与儒教方面。

总之，在经历多次宗教冲突和融合的历史进程之后，韩国社会形成了多元化的信仰生活，但任何一种信仰中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其他信仰的痕迹。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