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东北亚区域战争与文化认同问题
陈尚胜
17、18世纪之交，日本德川幕府儒官林春胜(1618—1680)、林信笃(1644—1732)父子根据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乘员所提供的清朝情报，编纂成书并定书名为《华夷变态》。该书旨在告诉读者，中国出现的明清鼎革，已经不是通常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华文明已沦变为夷风狄俗。然而，如果从东北亚地区大变局的角度观察，清朝的兴起，正缘于日本所发动的壬辰战争(1592—1598)严重削弱了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那么,壬辰战争就是东北亚区域大变局的历史起点。实际上，早在17世纪初，明朝和朝鲜就是因为壬辰战争带来与日本政治互信的难题。而接着发生的清兵对朝鲜以及对明朝的战争，又在中、日、朝三国之间带来相互认识的重大变化。本文拟对17世纪中、日、朝三国围绕着对这些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做一关联性考察，以探讨近世三国儒学士大夫的文化认同与区域整体意识问题。
一关于壬辰战争的历史记录与不同认识
一般认为，古代东亚地区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对于这种国际关系秩序，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定义为“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其运行机制则是“朝贡”制度。口不过，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于16世纪初从海洋进入东亚，把原来彼此相对独立的世界各地区逐渐连接起来，东亚海域的贸易活动也异常活跃。由此，明朝所主导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开始受到混杂有中国商人、日本商人以及欧洲商人的海上走私集团的挑战，曾在中国东南沿海演变为“嘉靖倭患”(1552—1564)。而在“嘉靖倭患”被平定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史书中一般把这场战争称为“壬辰战争”,或称“明朝万历援朝御倭战争(1592—1598)”。其实，朝鲜和日本的史书通常把“壬辰战争”区分为两场战争，即朝鲜所称的“壬辰倭乱”(战争爆发的1592年，为干支纪年“壬辰”年)和“丁酉倭乱”(1597年战争再度爆发，该年为干支纪年“丁酉”年);在日本则称为“文禄之役”(1592年为日本后阳成天皇的文禄元年)和“庆长之役”(该年在日本为庆长二年)。1597年年底，侵略朝鲜的日本军人在获悉丰臣秀吉的死讯后，开始从朝鲜南部沿海陆续撤退，明朝万历援朝御倭战争也宣告结束。而这场战争由于持续时间长，使明朝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军队伤亡十分严重，尤其是辽兵减员达60%左右。
围绕着壬辰战争，在日、朝、中三国都曾留下大量历史记录。那么,这些战争在三国是如何被记录和记忆的?我们在此作一简要考察。
日本关于壬辰战争的直接记录，主要有《吉野日记》 (另称《吉野觉书》)及《高丽日记》《清正记》《朝鲜渡海日记》《朝鲜物语》《立花朝鲜记》《肋坂记》《西征日记》《朝鲜日记》《宿卢稿》等。战后不久儒者编修的重要史书有小濑甫庵的《太閤记》,堀正意的《朝鲜征伐记》,川口长孺的《征韩伟略》等。据日本学者观察，战时的日本人战争记录，尽管少数记录了壬辰战争中朝鲜民众之惨状，但大多数战争记录却是秉持赞美日本军人勇立战功的立场，丝毫没有对战争进行反省和批判。而战后由江户幕府儒者所撰修的《太閤记》(共二十二卷)和《朝鲜征伐记》(共九卷),虽然对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背景、经过、日明谈判交涉等始末做了比较系统的记述，但两书对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也是采取肯定态度，并对朝鲜采取比较蔑视的立场。I21而在江户幕府时期由官方编纂的日本将领家谱和人物传记，对这些参加壬辰战争的大武士，也是单方面强调他们的军功，而对这场战争因何而起以及所取得结果等问题则根本不提。
就江户前期儒者对于壬辰战争的认识来看，著名儒者山鹿素行(1622—1685)曾在《武家纪事》中有如下表述：“秀吉晚年出征朝鲜，其勇古今无出其右。朝鲜本为我朝属国藩屏，上古神功皇后远征三韩，于此明示其制旧记。其后本朝王威渐衰，武家难能**平四海，故此朝鲜拒绝向我进贡久矣，其间唯修睦邻友好。当秀吉治国，武力收服东西南北不廷之贼臣，故秀吉急欲征伐朝鲜。朝鲜本懦弱之国，仅一战即大败，其王逃亡，王子被生擒。此时远征朝鲜诸将，忠肝义胆，且谓朝鲜不足挂齿，大明国也早晚败亡，众议不正，诸将不和，早晚落入异国之手。”3需要指出的是，山鹿素行的所谓“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和丰臣秀吉被崇拜的历史认识，后来直接影响到近代的明治政府，并成为明治政府“征韩论”的历史依据。41明治政府曾在1898年对丰臣秀吉进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而后来的日本参谋本部又在1924年将山鹿素行的上述言论，完全照搬到他们编纂的《日本战史·朝鲜役》之中。[51
朝鲜直接记录这两场“倭乱”的个人著作也不少，如《惩毖录》《琐尾录》 《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 《孤台日录》《乱迹汇撰》《壬辰乱记录》《龙蛇日记》《龙蛇日录》《龙湾闻见录》等。而官方编纂的《事大文轨》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则更为系统。此外，当时官员的文集如《李忠武公全书》《西屋集》等，以及僧人惟政的《四溟大师集》中，也收载有他们处理倭乱事务的重要文献。从这些原始文献所反映的对于壬辰战争的认识来看，朝鲜君臣认为壬辰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的侵略战争，丰臣秀吉一面派遣使节通交，一面却突发大兵侵略，奸诈无信；而日本军队每至一地，不仅大肆劫掠财物，**妇女，甚至挖掘坟墓，并且“勿论老少男女，能步者掳去，不能步者尽杀。以朝鲜所掳之人，送于日本，代为耕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换替为兵，年年侵犯”。L61因此，壬辰战争作为标志性事件，在朝鲜君臣以及社会中形成了“朝鲜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认识。所以，对日本“复仇”,曾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战后朝鲜人的对日心态。不过，面对强悍的日寇，朝鲜文献中也表现出一定的畏惧心理。而在战争爆发初朝鲜君臣对于向明朝请求军事援助问题，心存疑虑甚至担心J;一旦明朝派遣大军应援，朝鲜君臣又以为胜利指日可待；而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明朝与日本议和时，朝鲜君臣更心存忐忑并对明朝心存疑虑；而丁酉倭乱再起明朝果断派大军迎击日寇，直至将日军赶出朝鲜，朝鲜君臣遂视明神宗有“再造藩邦”之恩8I,并由此增强了朝鲜对明朝的“事大主义”。
明朝参加援朝御倭战争当事人的记录有《经略复国要编》 《经略御倭奏议》《唐将书帖》《艾主事主管》等。而《明实录·神宗实录》作为官方所修的编年体史料料，对于明代援朝御倭战争过程也留有较为系统的记录。而《东征记》《两朝平壤录》《万历三大征考》,也是晚明成书的关于援朝御倭战争的重要文献。此外，如赵志皋的《内阁奏题稿》、张位《张洪阳文集》、沈一贯的《敬事草》等主要官员文集，以及明末清初所修地方志书中，也有不少关于援朝御倭战争的重要文献。从明朝人对于壬辰战争的认识来看，伊始就认识到这是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虽然有些官员对于援救朝鲜存在异议，但多数官员认识到，朝鲜纲纪松弛，无法单独御倭。一旦“倭有朝鲜，则为门庭之寇；我无朝鲜，则失藩篱之国”。191既然朝鲜是一个最为“恭顺”的藩属国家，所以“欲安中国，须亟救朝鲜”10I。而在壬辰战争结束后，明朝君臣仍然认为，朝鲜国防衰弱，难以独自应对日本人的卷土重来，所以除派兵在朝鲜留守四年外，又安排军事教官对朝鲜将帅和士兵进行专门培训，并帮助朝鲜设险修隘，建造城池，添造军事器械，以帮助朝鲜提高应对日本军事挑战的能力。 而通过这场壬辰战争，明朝人已经认识到，在海外诸国中“倭为最强悍，其人轻战乐死，且黠而多智，自国初不以荒服治之。向者，入讧志在俘掠而已。今其形势张设，大非昔比，蹂践我属国，伪为乞封，而寻倍盟窥伺之心，殆将
叵测”[121。显然，明朝人经过壬辰战争，对于日本已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心理，所以后来就直接拒绝了江户幕府的通交请求。
二清兵对朝鲜和明朝战争所引发的“华夷之辨”
在壬辰战争严重损耗明朝财政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努尔哈赤率领女真人在东北迅速崛起。131而明朝为了消灭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曾要求朝鲜出兵协助，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1621年，后金基本控制了辽河以东地区；1625年，后金定都沈阳。而朝鲜协助明朝围剿后金的行为，也招来努尔哈赤的不满。皇太极在成为后金大汗后，于1627年派兵伐朝鲜(因该年为“丁卯”年，清朝史书称为“丁卯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为“丁卯胡乱”)。金兵连取义州、定州、安州、平壤和王京，迫使朝鲜准许边境互市。丁卯之役的发生，使朝鲜君臣感到要急需修复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以便巩固自己的后方。1636年夏，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并称“皇帝”,要求朝鲜称臣，遭到朝鲜拒绝。于是，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朝鲜(该年为“丙子”年，清朝史书称为“丙子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为“丙子胡乱”)。朝鲜仁祖王在兵败后被迫至三田渡向清帝称臣，缴纳“岁币”,并向清朝遣送质子，清兵则从朝鲜撤出。
1644年3月，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推翻明朝统治，清兵趁机入关夺取北京。清朝接着举兵南下，一一消灭先后出现的四个南明小朝廷，1683年又占领台湾，从而完全确立了在中国的统治。清兵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尤其是明清鼎革，不仅给明朝和朝鲜两国士大夫带来了直接的思想冲击，而且在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之间还引发了“华夷之辨”。
从中国方面看，清兵南下残酷推行“薤发令”“屠城”等民族征服措施，使儒家文化中的“华夷之辨”又有了极为现实的语境。如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和王夫之(1619—1692),他们都曾强调“华夷之辨”。黄宗羲曾说：“中国之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于兽，兽不可杂于人也。”[14其意在于表明，满族人作为夷狄，统治中国缺乏正当性。顾炎武曾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对南明诸政权抗清斗争失败的深刻反思。在他看来：“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L151可见，此处的“天下”是指华夏文明。显然，他是通过华夷之辨，来阐述普通人的社会责任，以反抗清朝的野蛮统治。在王夫之看来：“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161所以，“天地之纪，乱而不可复理”17l。他是把华夷之辨置于一种至上地位和拥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他甚至主张：“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181显然，王夫之希望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
明朝“遗民”朱舜水(1600—1682)在1661年定居日本后，也向日本友人表达他的反清复明情结。他一方面控诉“清朝夷狄”“清朝无道”的种种罪恶，并向他们倾诉自己的“仇夷”心态；另一方面，他又向日本儒者阐释“变夷为华”的道理：“若以贵国褊小，为东夷，谦让不遑，则大不然……至若以风物礼仪为歉者，则建学立师，乃所以习长幼上下之礼，申孝悌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也。何歉焉?唯期锐志举行之。仆生于越而贯于吴，周之东夷也，摈而不与中国会盟也。断发文身，侏离椎结，以御蛟龙魑魅者也。仆荒陋不足数，然自汉以来，文物轨章何如者?今日之吴越，则天下不敢望其项背矣。”191由此可见，他是借吴越由“夷”变“华”的史例，来阐明通过文教措施达到“变夷为华”的道理。所以，他的弟子栗山潜锋(1671—1706)即认识到：“华夷何常之有?华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华，则华之，古之制也。I201这种从文化上判别华夷的观念，正好为江户幕府观察清朝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
日本人直接将明清鼎革称为“华夷变态”,是江户幕府儒官林春胜(1618—1680)。林春胜为江户初期著名儒学者林罗山(1583—1657)第三子，他本人曾是幕府教育和外交方面的负责人，手头上握有从长崎送到江户的“唐船风说书”(中国情报)。1674年，他听说中国发生“三藩之乱”,担心这些中国情报资料流失，于是开始将这些“唐船风说书”编辑成册，并定书名为《华夷变态》。据他解释：“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夷变态也。”121他病故后，其子林信笃(1644—1732)又继续编辑此书。“华夷变态”一语表明，当时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因为清朝代替明朝统治，已从先前的“华夏”沦落为“夷狄”。
将清朝斥为夷狄，把日本当作知书达礼之国，本是南明“乞师”者到日本后的外交话语。但明朝遗民的这种话语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儒者构建对于本国文化的自信。最初，林罗山在解释《论语·子罕》篇中的“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时，认为“九夷”就是“日本”,而日本就是“君子之国”。他并且宣称：“本朝(按：指日本江户幕府)文物之隆盛，与中华可以抗衡。”1221林罗山的这种江户文化优秀论，又为后来儒者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理论，准备了必要的基础。1669年，山鹿素行就在《中国辨》中直接言明：“愚生中华文明之土，未知其美，专嗜外朝之经典，嘤嘤慕其人的，何其放心乎，何其丧志乎，抑妙奇乎，将尚异乎。夫中国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纮。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焕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1231按，山鹿素行在这里所说的“中华”,已是指日本；而文中的“外朝”,则是指中国。在他的观念中，日本已是人文昌盛而弥久的国家。如此一来，“华”已移换成“日本”,而“夷”则判定为清朝统治中国。显然，日本部分儒者已借“明清鼎革”事件，大体构造出了一种“华已夷彼”的华夷观。[24]
而在朝鲜士大夫看来，“丙子胡乱”的危害要甚于“壬辰倭乱”。如曾先后在朝鲜兵曹、刑曹和工曹任职的罗万甲(1592—1642),因担心有关“丙子胡乱”的史料遗失，在战争结束不久就编修《丙子录》,并在书末跋文中说：“丙子之祸惨矣，尚忍言哉!豕突之变，旬日之间，三都**覆，万姓鱼肉，大驾去邠，江都失守，抢掠焚燹，公私赤立，有甚于壬辰倭乱。而至于二圣出城，东宫、大君又絷异域，士族妇女之污蔑，上下贵贱之俘系，此皆前古之所罕有也。”[251实际上，清兵这次对朝鲜的战争，基本上是在平壤、王京和江华这“三都”地区展开，清兵对逃避到南汉山城的朝鲜君臣只是采取了困而不攻的战略。因此，无论是从战争的残酷程度观察，还是就战争的持续时间仅一年而论，“丙子胡乱”都要远远小于“壬辰倭乱”。那么,罗万甲的上述言论则表明，“丙子胡乱”对于朝鲜士大夫的心理冲击，其程度要高于“壬辰倭乱”。
而当清兵入关并南下血腥镇压汉人的抗清武装消息传到朝鲜，朝鲜士大夫均感到中国已“沦没腥膻”1261。1649年，曾在沈阳作为人质的凤林大君继承朝鲜王位，他随即起用反清儒者宋时烈，并暗中进行对清朝的“北伐”准备。宋时烈(1607—1689)曾从春秋大义角度，对孝宗王阐述了向清朝“复仇”思想：“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之义于天下后世。凡有血气之类，莫不知中国当尊，夷狄之可丑矣。朱子又推人伦、极天理，以明雪耻之义……其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1271文中所说的“君父”,是指明朝；而“君父之仇”,并非指李自成农民军而是指清朝。宋时烈曾对其门生说：“盖夺取中国之地，左衽中国之民，非仇而何?况闻弘光皇帝被戮于虏云，则复仇之义为主而重矣。”128l由此来看，朝鲜儒者宋时烈的对清朝“复仇”思想，首先是站在维护春秋大一统和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来强调复仇，其次才是站在明朝藩属国的立场来阐述报君父之仇。
就宋时烈对清朝复仇的首要立场而言，意味着朝鲜士大夫开始强调，朝鲜作为中华仅存之硕果，肩负有扫清中原并恢复中华的神圣使命。它表明，朝鲜社会先前已经存在的“小中华”意识，在“明清鼎革”的情况下，它的内涵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已从先前的那种文化归依意识，转变为朝鲜已转承中国文化之正统。如申维翰(1681—1752)在送友人赴燕所作序文中称，自己虽未能去中国，“但所读之书皆中国也。中国之书以万数，我必取六经四书。周公我师，孔孟我仪，洛闽我先导，是我也中国人也。巾吾章甫，服吾逢掖，弦用二南，舞用九韶，夫子步与步，颜之趋与趋，是不唯中国而殆洙泗人也。中国之人以亿计，其不读六经四书，缨曼胡服，短衣瞋目而事刃，彼乃非中国之人也。呜呼，使吾而诗书中国，衣带中国，泱泱乎大风也者。自箕圣之东封肇焉，与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宠未衰。中国有圣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然者，天下以春秋之柄，不与中国，而与东方也，章章哉!”1291申维翰所论，一是根据韩愈的中国与夷狄变化论，阐述了作为“东夷”的朝鲜已成为文化上的“中国”,而地理上的“中国”由于沾染胡虏习俗已沦为“夷狄”;二是随着中国文化转移到朝鲜，朝鲜已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显然，这已显示出朝鲜士大夫的文化尊我意识。而这种文化尊我意识，也被后者的朝鲜儒者成大忠(1732—1812)、吴熙常(1763—1833)、洪直弼(1776—1852)等人所继承。
三17世纪中日朝三国民族意识增强与文化认同危机
从首节所考察的日、朝、中三国对于壬辰战争历史记忆来看，日本人记忆的多是武士在朝鲜战场上的勇敢，丰臣秀吉的征韩伟绩和朝鲜国家的懦弱；而朝鲜人记忆的则是日本军队的残暴与可怕，明朝的救国之恩以及明朝内部党争的复杂；而在明朝人的记忆中，则是日本侵略朝鲜意在进攻中国，日本已从原来少数海盗对中国沿海地方的武装骚扰，发展到国家层面的武装侵略行为，诚如壬辰年的南京进士王在晋所说：“昔之防倭，防其傥然；而今之防倭，防其必然。”301显然，以壬辰战争为标志，原来以明朝为主导的，朝鲜和日本两国皆参与的东亚世界，从国际秩序体系上已开始分解，并影响到相互之间的政治认同。
而清兵对朝鲜以及入关后对南明小朝廷所展开的战争，在中、日、朝三国儒者间更是普遍引起“华夷之辨”。而17世纪日、朝两国发生“华夷之辨”,我们从前面所考察的日本儒者山鹿素行和朝鲜儒者申维翰的思想中，已经看到他们不仅对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进行强烈质疑，而且着力阐述他们自己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而这种文化上的尊我意识，也就意味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如日本的山鹿素行等人强调日本天皇世系的连续性，从来未被外族和外国占领以及支配，以此来证明日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日本崎门学派的浅见炯斋(1652—1711),虽然不赞同山鹿素行的日本自称“中国”观点，但他却明确反对把日本称为“夷狄”。他在《中国辨》中说：“中国、夷狄之名，儒书由来已久。因吾国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尤有甚者，以吾生夷狄而悔泣者有之。此如何之甚?失读儒书者之样，而不知名分大义之实，可悲之至也。夫天，包含地外；地，往而无所不载，然各有其土地风俗之限，各有一分之天下而互无尊卑贵贱之别。唐之土地，有九州岛之分，自上古以来风气自然相开，言语风俗相通，自成其天下也。其四方之邻，居风俗不通之处，各国自为异形异风。近九州岛者，需有通译之因，由唐视之，自然视为边土之邦。此即以九州岛为中国，以外围为夷狄之由来。不知此而见儒书称外国为夷狄，以诸万国皆思为夷狄，全不知吾国固和天地共生而无待他国之体，甚谬也。”在他看来，“中国”“夷狄”之称，本是以中国视角的一个称呼，日本人断不可引来自贱。他提出：“唯以吾国为内，以外国为外，辨明内外宾主。而若称吾国为异国，无论如何，皆无其道理。”31显然，浅见炯斋借华夷之辨，强调的是日本的自我主体。而朝鲜儒者指出原来那个“中华”已经不复存在，强调自己国家的“小中华”,言下之意则是要表达朝鲜已从文化上的次中心地位晋升到文化上的中心地位。而日本和朝鲜两国儒者所建构出来的自国文化优越论，恰恰构成了后来两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资源。
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中国清初“华夷之辨”的影响问题。由黄宗羲等三大思想家所发动的“华夷之辨”,直接否定了清朝统治的正当性。因此，雍正皇帝在获悉曾静投书策划反清案件后，专门著书对“华夷之辨”进行批驳。雍正以儒家“德”的思想，对“华”“夷”内涵和正统观进行了重新诠释，以清朝是中国盛世来证明“有德者得天下”,从而来消解“华夷之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一统”观，即摒弃华夷之辨，合中外于一家。由此可见，雍正“大一统”观正是在明清之际“华夷之辨”的直接刺激下产生的，促进了清代的民族融合，它对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不过，从壬辰战争到“明清鼎革”等一系列战争事件，却使得中、日、朝这三个汉字文化国家陷入相互间的文化认同危机。
从中国方面来看，经过壬辰战争，明朝士大夫对于日本已经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心理。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朝突然对澳门的葡萄牙人颁布的《海道禁约》,起因就是葡萄牙人在澳门雇佣日本武士，引起了明朝广东地方政府的严重关注。于是，明朝强迫澳门的葡萄牙人交出123名日本武士，并在《海道禁约》的第一条中就严厉禁止他们雇佣倭人。清朝乾隆时期官修的《明史·日本传》中，也明确记载，壬辰战争后，“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禁其小儿女云”。这样，日本就从《宋史》所描述的一个喜爱儒学经籍而且君臣相处有道的国家，从文化上沦落为《明史》所描述的一个海盗在外横行滋事的国家。不过，“明清鼎革”的清朝，多尔衮在摄政期间即秉承其兄皇太极的政治遗志，期望将日本招入以清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秩序之中。I321顺治二年，清廷将救助的日本海难船民送到朝鲜，期望朝鲜国王从中转达顺治的敕谕意图：“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飘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悯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L33顺治四年，清朝又以平定浙闽大部分地区而“颁诏天下”:“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L34]然而，日本江户幕府对于清朝两次诏谕并未回应。此后，清朝就放弃了这种政治努力。
事实上，日本自丰臣秀吉开始，即开始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秩序。丰臣秀吉在发动壬辰战争前夕，曾遣使招来琉球国、高山国等国，并在相关国书中表示出对明朝的蔑视。1351即至清兵入关，日本儒者则直接视中国为“华夷变态”。日本儒者的这种对华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日本社会。如18世纪画家伊东龟年在长崎对中国商船以及船员进行绘画时，就对清朝船员们的髡头辫发和上衣下裳极为蔑视，专门在画面上写道：“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辫发腥膻之俗也极沦溺。”而另一位叫关龄修的日本人，还曾拿出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L361上面两例，显示了日本社会人士对于“华夷变态”观念的接受，以及对于清代文化的鄙视。
在日本对于朝鲜的认识方面，虽然江户幕府从1636年起与朝鲜建立起平等的“通信使”关系(1636—1811年，朝鲜曾向日本派遣九次“通信使”,以祝贺新的幕府将军袭位),但江户幕府却视“朝鲜通信使”为向日本“朝贡”的使者。也就是说，壬辰战争后江户幕府对于朝鲜的轻视态度，与丰臣秀吉相较并没有多大程度改变。我们在第一节所讨论的山鹿素行的有关朝鲜言论就是证明，而17世纪后日本儒者所宣讲的“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故事，也反映出当时日本知识界贱视朝鲜的思想倾向。
然而，朝鲜对于与日本江户幕府的“通信使”关系，却是本着儒家的“交邻以信”的理念。前文对“丁卯之役”的考察表明，朝鲜与日本恢复政治交往，目的是为了摆脱后金兴起后腹背两面受敌的危险局面，但壬辰战争之后朝鲜社会的“仇日”情结并没有消解。而“丙子之役”的发生，却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朝鲜社会的“仇日”情绪，前面所引朝鲜人罗万甲的言论可谓典型。
朝鲜君臣在清朝入关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一直把清朝视为“胡虏”,对清朝文化上予以贱视甚至蔑视。他们每年固定向清朝派遣朝贡使团，而朝鲜使者在中国旅行过程中，却不免要对清朝汉人的“薤发易服”予以鄙夷甚至讥讽。在17世纪以及18世纪前期的朝鲜士大夫看来，只有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汉人穿清朝服装就是文化沦落的象征。1371上述情况表明，17世纪东北亚区域的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已经出现对邻国的文化认同危机。
四余论：近世东北亚的区域意识与国际秩序变态
上述考察表明，从壬辰战争及其以后50年间东北亚地区的五场战争，不仅造成中、朝、日三国间政治互信的降低，也导致“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障碍。按照当代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文化因素(包括其价值规范和集体认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建构作用。因此，对于东北亚区域的国际秩序来说，“文化认同”则是维系区域秩序的社会心理基础，因为“文化认同”作为群体认知倾向，能直接产生相互亲近或者相互排斥的意向性反应。所以，“文化认同”不仅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黏合剂。而17世纪东北亚区域三国间出现“文化认同”障碍，则是缘于儒学思想体系中的“华夷之辨”理论。“华夷之辨”通过辨“华”“夷”而严格区分“我者”与“他者”,显然分解了东北亚的共同区域意识。而到19世纪，一些人还曾根据儒学的“忠孝”观念，作为构建民族主义的有用资源。因此，我们在构建东北亚区域秩序过程中，儒学在多大程度上起黏合作用，或许还是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17世纪东北亚区域三国间儒家士大夫们强调“华夷之辨”,都是针对清朝的兴起。实际上，清兵对朝鲜的战争以及入关后对南明势力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冲淡了人们对于中、朝两国关于壬辰战争的反思。譬如，在朝鲜儒者罗万甲看来，皇太极发动的只是要迫使朝鲜称藩的“丙子胡乱”,危害要大于丰臣秀吉发动的一心要吞并朝鲜的“壬辰倭乱”。或许正是儒家的“华夷观”,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于“丙子胡乱”的痛苦感受。在朝鲜儒者看来，清人作为出身于北方的“夷狄”,也曾被纳入朝鲜王朝的朝贡体系。现在清人反而使用武力，强迫自己向他们称臣纳贡，这种君臣关系完全被颠倒的局面，完全不符合“华必统夷”的伦理纲常。而日本，一直是朝鲜的邻居(交邻关系)。因此，对于朝鲜儒者们所造成的心理痛苦，“丙子胡乱”就要强烈于“壬辰倭乱”。在中国，明清之际士大夫们对清兵南下及其战争的关注，也迅速冲淡了人们对于壬辰战争的历史记忆。一些南明的反清人士，甚至把借兵勤王的希望寄托于日本，完全遗忘了壬辰战争的发生。而清朝在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后，出于自身统治的政治目的，曾把明朝御倭经略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等列为禁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人对于壬辰战争的历史记忆和反思。在日本，由于朝鲜于壬辰战争结束不久，基于索回所俘人口等需要，江户幕府与朝鲜随即建立起通信使关系，移除了日本人反省壬辰战争的压力；而通过南明遗民和朝鲜人在日本的宣传，日本社会也担心清兵会像蒙古人那样袭击日本，从而使华夷变态与华夷之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显然，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近百年时间内，清朝的战争行为被放到了东北亚三国的焦点位置，客观上遮掩了日本人的壬辰战争行为。
如果撇开清初的战争焦点，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明朝人和朝鲜人关于壬辰战争的历史记忆，虽然未以“华夷之辨”论日本，但却对日本普遍缺乏政治信任。而从壬辰战争以后清朝兴起和江户幕府建立以及双方未能构建统一的区域国际政治秩序情况看，壬辰战争无疑是东北亚变态的一个起点。如果进一步考察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的某些商业背景和努尔哈赤所部女真人兴起的商业化背景，那么近世东北亚区域国际秩序的变态则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一个结果。因此，东北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整合和国家间的区域合作(regionalcooperation),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就愈加艰难。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