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江苏泗阳人。近代著名史学家。张星烺秉承丰厚家学，深通国故；早年又赴美、德留学，精通数国语言，史学根底深厚；曾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研究领域广泛，成绩斐然，曾讲授过“中西交通史”、“秦以前史”、“隋唐史”、“宋辽金元史”、“中国古代史”和“南洋史地”、“历史地理”等课程，尤以中西交通史研究最深，是我国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中西交通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张星烺一生勤奋好学，成就卓著。他先后在《辅仁学志》、《燕京学报》、《华裔学志》、《清华周刊》、《禹贡》、《中德学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还有专著《马可波罗》、《欧化东渐史》，译著拜内戴托（Benedetto）的普及版《马可波罗游记》、《历史的地理基础》等，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欧化东渐史》初版于1934年，后多次再版。2000年9月商务印书馆又在1948年版本的基础上略做修订、校正，予以重新排印出版，并将张星烺的另两篇论文增补于附录。

张星烺的代表作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全书共6册，约120万字。张星烺写作此书有其明确的爱国目的和学术目的。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不断，政治腐败，经济和军事明显落后，甚至连学术也常常不及西方。以中外史地研究为例，清代虽然不乏张穆、何秋涛、李文田、丁谦等名家，但因为多偏重书籍，辗转抄录，旧时谬误，能加改正者，非常之少。纵有改正确者，亦仅偶然。而西方人重实验，功夫少，而所得结果精。例如，对蒙古早期都城和林的考证，我国众多学者皆引古证今，议论纷纷，考其究竟，终无结果。1890年，芬兰、俄国探险家专往蒙古鄂尔坤河沿岸进行实地考察，最后确定了和林的具体位置。张星烺希望改变“中国地理，西洋人且来代吾清理”的被动情况，于是，“十余年来，不揣简陋，专心搜求中外史料，关于古代中西交通事迹。上起邃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贾游客，僧侣教士之记载，东鳞西爪，可以互证，无不爬罗剔抉，分门别类，汇次为书。颜其名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部集中西古代交通史史料收集与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巨著。此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料摘录，二是注释考证。史料摘录主要以文献材料为主，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以远而近，由少而多。全书整理并收录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众多资料，内容丰富，出处真实。注释考证则是作者自己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是作者自身智慧的结晶。作者充分利用已经辑录的大量资料，对其中的地名和史事进行考释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许多真知灼见。有些问题在书中已经得到了解决，有些问题虽未彻底解决，但也为后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大大地推进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深度，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用处极大。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规模宏伟，取材广泛。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上古时代中外交通”，实际上也就是讲汉以前的中外交通。第二，“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内容包括两汉时代、六朝时代、隋唐时代、宋代、元代、明代几个部分，附有名号考。第三，“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其中包括“汉及六朝时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唐时中国与非洲之通使”、“宋时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元时中国与非洲之交通”、“摩洛哥大游历家依宾拔都他”、“明时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等。第四，“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内容有“条支名称时代”、“大食名称时代”、“唐时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唐与大食在葱岭西之交涉”、“唐人所记大食国矿石及动植物”、“往大食道途”、“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中国史书证实阿拉伯人各种记载”、“唐宋时代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一部分治外法权”、“唐宋时代蕃汉通婚”、“阿拉伯人之受华化及入仕中国者”、“宋时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宋时阿拉伯人经商中国状况”、“宋人关于阿拉伯之记载”、“天房或天堂或天方名称时代”、“元时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元时阿拉伯人入仕中国”、“明时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等。第五，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及“犹太”之交通。内容有“元以前之交通”、“元代交通”、“犹太教之传入中国”。第六，“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内容包括“伊兰高原状况”、“安息名称时代”、“安息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波斯名称时代”、“波斯人入仕于唐”、“波斯人中国文学家”、“波斯人传布西方各种宗教于中国”（景教、祆教、摩尼教）、“唐人所记波斯国矿石及动植物”、“波斯人所知中国矿石及植物文字”、“宋时中国与波斯之交通”、“中国史书记蒙古人征服波斯”、“藩国交通”、“波斯军队驻中国”、“波斯人记中国事情”、“波斯历法之传入中国”、“明时中国与波斯各地之交通”。第七，“古代中国与西北土耳其斯坦之交通”。主要包括“西部土耳其斯坦状况”、“汉武帝通西域”、“汉与康居之交涉”、“汉与月氏国之通使”、“月氏康居人传布佛教于中国”、“六朝时代西部土耳其斯坦与中国之交通”、“隋唐时代西部土耳其斯坦状况”（西突厥、昭武诸国、拔汗那、勃律、吐火罗、帕米尔）、“唐人所记中央亚细亚动植物”、“隋唐时代中央亚细亚人入仕中国”、“隋唐时代土耳其斯坦人传布佛教于中国”、“宋时西部土耳其斯坦状况”（“西突厥国灭后其民族之历史”、“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回纥王国”、“西辽之建国”、“金之遣使西域”）、“中国史书记蒙古人之征服西部土耳其斯坦”、“藩国交通”、“元时中国西游诸家之记载”、“元时中央亚细亚人入仕中国”、“明时中国与西部土耳其斯坦政治上之往来”。第八，“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包括“印度概况”、“中印交通之起始”、“两汉时代中印交通情形”、“六朝时代中印交通情形”、“唐时中印交通”、“唐时印度人入仕中国”、“印度佛教之输入中国”、“印度东来中国传灯高僧传”、“中国西往印度求法高僧传”、“唐人所记印度矿石及动植物”、“宋时中印交通”、“元时中印交通”、“明时中国与印度陆上交通”、“明时中国与印度海上交通”。后中华书局朱杰勤校订本删掉或调整了部分内容，将其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二部分为“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三部分为“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四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第五部分为“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第六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第七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第八部分为“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但大部分内容未做变动。

从写作形式上讲，张星烺还是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注书方式。他先辑录一段原文，然后再注释一段，短者寥寥数字，长者累万余言，使读者看后一目了然。因作者国学底子深厚，又通晓数国文字，所以能将“中国记载，证以外国事实，或外国记载，证以中国事实”。而且外国文者“皆为前世汉土士人所未见”[2]，使读者耳目一新。此外，他还以当时考古学的成就来印证古代的文献。例如，希腊罗马著作家所记中国古事，有云“丝为贸易大宗，远贩至罗马”，他就用“近代西人在山西掘地，得罗马古钱”一事印证古史，不事穿凿，着实令人叹服。

该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274种中文书籍，42种外文书籍。资料涉及领域广泛，既有地理学，又有历史学，既涉及社会科学，又涉及自然科学。若没有广博的知识，精深的学问，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工作。

该书于1930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杨家骆把这部著作编入“中国学术名著”第五辑，于1962年5月由世界书局在台湾重新出版，此后，又多次再版。1977年7月至1979年5月，中华书局再次出版了由董必武署检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96年此书被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由此可见此书在学界的地位。所以冯承钧认为：“此书搜集关系中西交际材料之多，从前此类出版物莫能与之伦比。”[3]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名著《中国科技史》中，也多次引用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的材料。1985年他还亲自给作者家属写信，希望他的研究所能得到这部原著。[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治中西交通史的学者无不从张星烺的这部著作中汲取营养。《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不但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名著，是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而且也是一部非常成功的集交叉性和比较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巨著，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第1册，5页，北京，京城印书局，1930。

[2]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5～6页，北京，京城印书局，1930。

[3]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4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参见张至善：《记张星烺先生》，载《史学史研究》，1992（3），8页。